《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1940年9月發(fā)給東北黨和抗聯(lián)領導人的邀請信中，王新林（蘇聯(lián)遠東軍負責和東北抗聯(lián)對接負責人，本人是蘇聯(lián)白人，原名瓦西里，抗聯(lián)人叫順嘴，叫成王新林）除重申抗聯(lián)應保存實力、加強集中統(tǒng)一領導，還提出要幫助訓練隊伍的問題。

他敦促東北黨組織將鍛煉干部作為基本任務，避免與日偽軍進行大規(guī)模作戰(zhàn)以保存實力；同時提出可以接收一批干部到蘇聯(lián)受訓。

為此，王新林建議從東北抗聯(lián)中遴選15-20名最優(yōu)秀的人員，遴選標準主要是忠實可靠與知識水平，而不必是軍官或黨員，訓練的目的是使受訓者將來獨立執(zhí)行東北黨組織下達的指示。王新林還在發(fā)給周保中的信中重申此點，囑咐周保中在協(xié)助聯(lián)絡到南滿方面的人員時，也要他們選拔10-15人派到蘇聯(lián)受訓。

這封信還特別提到，蘇方正在考慮由趙尚志和陳雷負責在蘇境內的訓練工作。王新林指示北滿方面選拔學員的信，早在1940年夏就發(fā)給了張壽篯（李兆麟化名），要求的人數(shù)也是20名。

1、以培養(yǎng)干部的名義

王新林意在表明自己的目的是為東北游擊運動培養(yǎng)干部，實際并非如此。

在王新林發(fā)出指示之前，蘇軍就已經在非正式地訓練抗聯(lián)官兵，目的是要他們執(zhí)行蘇方指示。在趙尚志參加第一次伯力會議期間，隨他越境的陳雷、劉鳳陽、于保合等20余名官兵就被蘇軍安置到一個集體農莊（蘿北縣對岸的邊境深處）接受訓練，訓練科目包括射擊、投彈、刺殺三大技術。

期間蘇軍還命令陳雷到伯力市郊的農莊協(xié)助對安置在當?shù)氐目孤?lián)官兵做政治工作。1940年4月，于保合和李再德被調到伯力進行為期半年的無線電技術和政治理論學習。

夏初，劉鳳陽、陳雷等十人被集中到伯力附近的深山，編組小部隊進行射擊、投彈、照相以及簡單的測繪技術的學習，學習結束后被蘇軍派到奇克縣、北黑鐵路北段以及璦琿一帶做軍事偵察。1940年9月，王新林還就北滿方面派來學員的訓練情況通報張壽篯（李兆麟化名），稱訓練進行得順利，可以再派人來。

在發(fā)出的參會邀請信中，王新林一再叮囑參會人員啟程時盡可能多地帶上掌握的各類情報，包括所轄各部詳細情形的材料，以及日偽方面的情報資料。

在給周保中的信中，他要求周保中在動身前通報有關各部情形、戰(zhàn)斗活動，以及日偽軍事策略和行動的資料，包括繳獲的各類文件資料（無論印刷的或手寫的）與俘虜審訊記錄。

在給張壽篯（李兆麟化名）的信中，他還詳細列出蘇軍所需的情報類型與內容，包括日偽駐防、行動、文件、地圖、以及機場、倉庫、道路、橋梁和軍營等資料。他也提到對俘虜?shù)膶徲崋栴}，要求在捕獲日偽俘虜后首先通告蘇方并嚴加審問，在未得蘇軍的指示之前不得釋放。

會議開始前，蘇軍代表同前來的參會代表進行多次私下談話，詢問關于東北游擊運動的各種情況。

周保中在抵達伯力的第二天，就被蘇軍代表找去做東北游擊運動情形的匯報，他還被囑咐“寫情報圖案及對滿洲腹部中心地帶之諜報法檢討”。

11月21日蘇軍代表還專門給他送去繪圖紙；11月25日，蘇軍三名代表再到周保中住處聽取寶清、勃利、富錦、密山一帶之交通建筑情形；11月26日，蘇軍兩名代表到周保中住處，就軍事地理方面的問題做了三個小時的會談；27日，蘇軍兩名代表找周保中，“繼續(xù)作富、寶、勃、密交通談話”；11月29日，蘇聯(lián)某代表找周保中了解東北地區(qū)的軍事地理狀況；11月30日，蘇軍兩名代表到周保中處再做關于軍事地理狀況的談話；12月2日，蘇軍兩名代表到周保中處談軍事地理問題；12月4日，蘇軍兩名代表到周保中處，要求周保中推薦幾個可以做情報工作的人；12月7日，蘇軍某少將到周保中處，聽取了關于東北游擊運動工作的匯報會議開始后，蘇方進行的主要工作就是統(tǒng)計、甄別與調查。

除了收集參會代表帶來的各種情報資料，王新林還要周保中、張壽篯（李兆麟化名）及金日成等南滿代表圍繞他事先擬定的十九個問題分別提交詳細報告?；蛟S為了確保報告的真實性，王新林還特意指出這些報告將被轉交給中共中央。不過，沒有任何跡象或史料能夠證明，王新林、蘇聯(lián)遠東軍以及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領導人，曾將這些報告轉交給了中共中央。

周保中、張壽篯依照王新林的要求準備報告的同時，也抱怨未能如期見到中共中央的代表。他們要求王新林在中共中央不派代表參會的前提下，重新說明召集這次會議的性質和任務。

他們也表明立場：既然中共中央沒有派來代表參會，那么，東北黨組織在處理對蘇關系問題上將繼續(xù)執(zhí)行“三月十九日提綱”的原則。他們還請王新林幫助促成前來參會的東北黨代表召開一次預備會，討論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全局性的重大問題，包括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前途以及對蘇關系問題，他們的理由是，如此重大的問題必須要經東北黨組織領導繼續(xù)討論并加以批準。

當時在伯力的東北黨軍負責干部正在被分別隔離安置，彼此很難見到，甚至周保中和張壽篯（李兆麟化名）見不到金策和馮仲云。

2、共產國際的介入

1941年1月1-2日，吉東、北滿、南滿的代表分別圍繞王新林擬定的十九個問題提交報告。由于代表南滿黨和第一路軍的金日成、安吉和徐哲只是部隊的中階軍官，既不掌握南滿黨組織和第一路軍的整體狀況，也提不出任何緊要的、全局性的問題，他們提交報告的字里行間充滿了“不詳”“沒有正確的統(tǒng)計”“我們不詳”“不能作具體的答復”等等表述，而報告開頭就明白地寫道，“報告中不免有不確實或以后有變動的可能，因為我們三個都不是第一路軍最高負責人或全權代表者”。

1月5日，周保中主持召開了“滿洲全黨代表會議”，吉東、北滿、南滿分別派三名代表參會，蘇軍代表列席。會議討論了東北黨的組織、路線、集中領導，以及東北抗聯(lián)的編制、戰(zhàn)略戰(zhàn)術與政治生活等問題，一致認為東北游擊運動的前途與蘇聯(lián)息息相關，決定求得蘇聯(lián)遠東方面軍有力的指導與援助。

周保中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對未來東北政權形式的設想，指出東北人民將在蘇聯(lián)直接對日作戰(zhàn)的情形下得到解放，屆時東北將建立“外蒙古式之人民共和國（但由中國東北共產黨領導），抑建立陜甘寧邊區(qū)式的政權”。從法理上講，這次會議關于東北游擊運動前途命運的討論決議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實際上并非最后決定。正如周保中在會后發(fā)給魏拯民的信中所指出的，“可惜得很！我們這樣打算要從中共黨東北組織系統(tǒng)一致入手，進而解決其他一切問題，沒有做到。只是在王新林工作關系下召開了單純的東北游擊隊軍事、政治會議”。

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密切關注了會議進程。1941年1月3日，他在莫斯科專門聽取了有關中國東北問題的匯報。1月16日，他同蘇聯(lián)情報機構官員以及駐伯力的遠東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一起討論了東北黨組織與東北抗聯(lián)的問題，決定是敦促中共中央“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局和派遣黨的工作者至東北“。

無獨有偶，此時在莫斯科養(yǎng)病的八路軍第115師師長的林彪，也在給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提出加強東北工作的需要，他說東北地區(qū)只有日軍和中共領導的游擊隊，提出中共軍隊未來的主要行動方向是東北地區(qū)，尤其是吸收、幫助和指導東北所有中共武裝，強調中共中央將“研究滿洲的情況、游擊隊的斗爭經驗和通往滿洲的所有交通要道”。

兩天之后，季米特洛夫將林彪的信提交給了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和鐵木辛哥。

2月24日，王新林召集周保中、崔石泉、馮仲云、金策、金日成等人會談，部署派遣與任務。

會議商定了蘇軍對東北抗聯(lián)的服裝、經費、馬匹等援助數(shù)額及相關事項，并決定派120余人到伏羅希洛夫城駐地進行集中訓練，金日成則被派回東北尋找魏拯民。

同一天，季米特洛夫專門研究了東北問題，并向共產國際干部部與蘇軍情報機構官員發(fā)出指示。此時他的主要工作是敦促中共中央加強東北工作，尚未決心將東北抗聯(lián)交還中共中央。

一個重要表現(xiàn)是，對中共中央派到東北地區(qū)的交通員王鵬（即彭申年）的處理：

考慮到當時日本情報間諜猖獗，周保中獲悉王鵬已經抵達吉東地區(qū)后，立即報告王新林，同時命令第二支隊支隊長王效明親自審問。在確認王鵬的身份后，周保中再次向王新林匯報，同時提交了審問記錄。然而，隨后王新林就將王鵬帶走，理由是派他到莫斯科公干。王鵬再無消息。周保中后來數(shù)次詢問王新林有關王鵬的下落，均無結果。

3、抵制蘇聯(lián)的吞并

1941年1月初，周保中在就王新林的十九個問題提交的報告中，關于“工作生活中游擊隊及聯(lián)共黨組織之一切要求”問題，提出了三步建議：

第一步，在蘇軍直接領導與援助之下完成東北黨組織的統(tǒng)一集中領導；
第二步，解決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統(tǒng)一指揮問題；
第三步，執(zhí)行與完成蘇聯(lián)邊防偵察工作。

周保中設想的對蘇關系是：

將東北抗聯(lián)總司令部設在伯力，蘇軍通過這個總司令部領導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包括對東北黨組織提供政治領導和工作援助?？梢钥吹?，周保中設想對蘇關系的前提是保留東北黨和抗聯(lián)原有系統(tǒng)。不過，會議期間，蘇方一度提出要取消東北黨和抗聯(lián)的原有系統(tǒng)。

蘇軍一些負責同志甚至公開講，如果沒有蘇軍的援助，東北抗聯(lián)不可能同日軍作戰(zhàn)。這一建議在東北黨內引發(fā)爭議，一部分人強烈反對，認為蘇方此舉目的是將抗聯(lián)收歸己用，也有一部分人建議接受，甚至還要求由王新林公開擔任東北抗聯(lián)總司令，直接指揮東北抗戰(zhàn)。

周保中屬于前者，他提出可以發(fā)揚國際主義精神幫助蘇聯(lián)做情報工作，但絕不能給蘇聯(lián)人做偵探。他強調東北抗聯(lián)首先是愛國主義者，然后才是國際主義者，如果只是給蘇聯(lián)人當偵探，就是頭朝下腳朝上走路。據(jù)季青回憶，周保中當時還拍了桌子，說“我們死也要腳朝西！”意思是死也要戰(zhàn)死在東北戰(zhàn)場，因為伯力位于中國東北的東北方向。

實際上，周保中在第一次伯力會議已表現(xiàn)出一種高度的愛國主義立場，堅決要求保證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獨立性。他當時是將東北黨對蘇關系界定為根據(jù)工作需要建立的臨時性的“秘密工作聯(lián)系”，給出的理由是，相關決定未得中共中央或共產國際的直接指示。

直到1941年5月26日，在吉東北滿省委干部會（參會者有：金策、馮仲云、崔石泉、王效明、周保中），周保中還不指名地批評北滿領導人在處理對蘇關系問題上違反了黨性原則和組織紀律，講的就是這次在第二次伯力會議上的爭論。

周保中提到，“北滿某些個別領導干部曾經認為，王新林同志是我們東北抗日聯(lián)軍統(tǒng)帥機關，同時也是黨組織的上級領導機關。王新林同志在進行工作指示上，可以直接進行（不經過黨的關系，可以用命令、規(guī)定，對于游擊隊總指揮或部隊）。并且把抗日聯(lián)軍路軍總指揮部對遠東軍的工作關系，視為獨立的不受黨組織范圍規(guī)定而可以由王新林同志方面得到一切問題的解決。這樣的了解和這樣的工作進行，顯然是誤解，并且在國際黨的政治上組織上都會發(fā)生錯亂的?！彼u的主要是張壽篯（李兆麟化名）。

新中國成立后，周保中則是多次點名批評張壽篯（李兆麟化名）。他指出，正是張壽篯（李兆麟化名）在第二次伯力會議上提議取消東北黨組織和東北抗聯(lián)，將東北抗聯(lián)按地區(qū)分屬蘇聯(lián)遠東方面軍。他還提到，張壽篯（李兆麟化名）的提議獲得一些蘇軍負責人的贊同，但遭到了吉東和南滿方面代表的堅決反對。他自己是堅信東北游擊運動的前途，認為必須堅持到底，堅決反對取消東北黨組織和東北游擊運動。

無獨有偶，馮仲云在新中國成立后接受訪談時也表達了對張壽篯的不滿，稱一些蘇聯(lián)情報干部提出由東北抗聯(lián)官兵擔負偵查任務并取消東北黨組織，立場發(fā)生動搖、愿意接受蘇方要求的只有張壽篯（李兆麟化名）。他還提到，正是由于以周保中為首的多數(shù)人的堅決反對，蘇方這一提議沒有被采納。

最終，在周保中的努力下，東北黨內首先就拒絕與遠東軍合并問題達成共識，并迫使蘇方放棄先前的要求。此后，蘇軍代表不能不重新考慮問題，至此會議停留了半個月。

根據(jù)周保中的說法，這一問題最終被傳到共產國際領導層，共產國際指示稱周保中的意見是正確的，張壽篯的意見是不正確的，而那位蘇聯(lián)同志是可惡的（隨后被撤換）。

4、蘇軍的審查以及派出的任務

盡管季米特洛夫對某些問題感到“極不順利”，會議總體上是依照蘇軍的意志進行：

第一，會議最終重申了1940年“三月十九日提綱”確立雙邊關系原則，即蘇方繼續(xù)維持對東北黨和東北抗聯(lián)非正常的、臨時性的指導地位。早在1940年11月剛剛抵達伯力時，周保中就得到了蘇軍代表的明確通告，被告知遠東方面軍總司令對東北抗聯(lián)的指示（即“三月十九日提綱”）原則規(guī)定沒有變更。

關于這種關系的基本特征，周保中在5月10日給王新林的信(189)有過專門闡釋：

一、遠東紅軍之對余東北抗日聯(lián)軍游擊隊之領導，是根據(jù)中國共產黨中央現(xiàn)階段的政治路線；
二、工作進行，保持中國共產黨之組織系統(tǒng)，同時工作進行，主要的是要適合東北游擊運動本身的要求；
三、遠東紅軍對東北游擊隊要求情報偵查和材料搜集的統(tǒng)治，是要經過游擊隊的指揮部而實現(xiàn)；
四、遠東軍與東北抗日聯(lián)軍游擊隊中間的工作聯(lián)系，是利用技術通信和交通員派遣等等來建立連系，必要時派遣全權代表。

1941年5月26日，周保中在吉東北滿省委干部會議上要求深入理解1940年“三月十九日提綱”，稱蘇聯(lián)遠東方面軍對東北游擊運動的指導，只是根據(jù)中共中央當前階段的革命任務進行臨時與必要的指導，不會改變中共東北黨組織系統(tǒng)與中共中央的政治方針。

他強調，遠東方面軍對東北游擊運動的指導是經過路軍總指揮部進行的，而路軍總指揮部的工作及領導關系則從未有過變更。

第二，蘇軍通過召集會議，基本完成了對東北游擊運動的全面調查，包括對主要領導人的詳細審查。

周保中、馮仲云、金策等人都填寫了蘇方擬定的履歷表。填寫內容包括姓名、籍貫、民族、教育程度、家族職業(yè)、住址等；1925-1927年大革命期間在何地和擔任何種工作（詳述其組織和人名）；何時何地和在何軍隊中服務、擔任什么職務和在誰的指揮之下；何時在何地、什么情形下加入中共那個組織和誰為證人；是否遭受過日偽滿及國民黨的追捕和追尋，何時何地怎樣得到自由；是誰派到東北黨和游擊隊工作；是否犯過錯誤、動搖、受到黨的處罰，什么時候由誰處罰過以及處罰原因是什么；是否參加過其他的政黨和派別；何時及由誰選舉做黨的工作；是否結婚，夫人的履歷；除上面所述，請補充一切須要之問題等等。

履歷表均被譯成俄文提交給了共產國際干部部。

共產國際干部部則會同蘇軍情報機構，對以周保中為首的主要領導人進行專門核查。

1941年3月，共產國際干部部還專門征詢了曾經負責東北工作的蘇聯(lián)情報人員的意見，調閱了許多歷史資料，包括周保中1930年代初在莫斯科留學期間，因參加托洛茨基小組被開除黨籍的資料（如清黨委員會對周保中的審訊材料和結論）、楊松(在東北工作期間的報告等。

3月14日，共產國際干部部維爾科夫和久津給季米特洛夫提交了鑒定報告，報告指出周保中應對吉東黨組織的問題及東北游擊運動的低潮負責，但考慮到極其缺乏軍事干部，仍建議任命他擔任某些部隊的指揮官。

報告建議繼續(xù)調查周保中的一些問題，包括：

一、1932年在王德林部隊時的日本間諜嫌疑問題；二、與馬英（即王潤成，被蘇聯(lián)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的關系問題；三、被趙尚志懷疑是日本奸細的問題；四、對崔石泉的重用問題（蘇軍情報人員認為崔不可靠）。

從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參會代表還遵照蘇方要求提交了各種類型的報告，如野營人員表，指戰(zhàn)員陣亡統(tǒng)計表，黨員名單，可以繼續(xù)工作人員、殘廢人員、人員調查表，犧牲人員名單，越境人員武器表等。

王新林還指示周保中編寫簡略的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史。這些資料和報告加深了蘇軍對東北游擊運動的了解，為蘇聯(lián)遠東邊防軍防范日本間諜的滲透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也為日后整編東北抗聯(lián)以及派遣小部隊從事情報工作奠定了基礎。

這些報告連同蘇方各種調查報告被陸續(xù)提交到莫斯科。共產國際領導人、蘇聯(lián)情報機構以及遠東邊區(qū)相關黨政機構領導人，多次開會研討東北黨與東北抗聯(lián)的問題。

正是在組織主要領導人在伯力開會期間，自1940年冬，蘇軍開始為他們的隨行官兵籌建臨時駐屯所，即“游擊隊駐屯所”。

陳雷、劉鐵石、吳保安、張祥幾人就是這個時候被蘇軍帶到維雅茨科村以東的山林里籌建北野營（亦稱“A野營”）。維雅茨科村位于伯力城東北方向70千米的遠郊，瀕臨黑龍江。營地籌建負責人由陳雷和蘇軍情報機關中尉軍官薩鮑夫斯基擔任。

此后不久，野營就迎來了第二路軍和第三路軍部分官兵。南野營（亦稱“B野營”）位于海參崴與雙城子之間一個小火車站附近，中國人稱之為“蛤螞塘”的丘陵地帶，這里原是蘇聯(lián)職工的療養(yǎng)地，后來作為第一路軍抗聯(lián)官兵的駐屯所而被擴建。

未及會議結束，蘇軍已開始根據(jù)自身需要從這些抗聯(lián)官兵中挑選人員派回東北執(zhí)行情報任務。此時由于雙方確立的相互關系的原則尚未完全確定并向部隊官兵明確傳達，蘇軍在調派東北抗聯(lián)官兵的過程中，還與基層官兵發(fā)生了一些糾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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