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大觀園》雜志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山大學歷史系主辦的月刊，旨在面向社會，傳播、介紹中外歷史知識，歷史學家陳勝粦、蔡鴻生分任雜志社社長與主編，邱捷、林亞杰、林悟殊為責任編輯。[1]自1985年7月創(chuàng)刊，至1994年12月停辦，十年之中登載文章五千余篇。

筆者因偶然的契機，獲讀整份刊物，覽其全貌，感想良多。其中的學術(shù)內(nèi)涵，自有值得鉤沉抉隱之處；當年學界搭建橋梁、服務社會的熱忱，編者、作者與讀者間的密切互動，均反映著時代氣息；學人群體的理想信念，在現(xiàn)實中的境遇、取舍，本身亦是可審視的“歷史的切片”，故稍加梳理，以述其要。

《歷史大觀園》創(chuàng)刊號封面，和陳勝粦先生所作“發(fā)刊詞”

一、創(chuàng)設

陳勝粦先生在《歷史大觀園》“發(fā)刊詞”略謂，該雜志的發(fā)行，本意是“為歷史工作者面向社會開辟一個場所，為讀者們學習歷史提供一個園地”。基于這種愿望，并且深信“歷史知識能使人們擴大視野，開拓思路，增強走向世界的信心”，這份刊物得以問世，以在“中華民族正在打開國門，走向世界”之時，為造就“有能力面向現(xiàn)代化、有實力面向世界、有魄力面向未來”的“當代中國人”略盡綿力。開始的計劃，是設置“中國與外國”“南國春秋”“港澳史話”“華僑史話”“古今人物”“名跡攬勝”“紅旗譜”等28個欄目，隨后聲明：“舉凡中外歷史的有關(guān)知識，均屬本刊介紹之列，不受已定欄目的限制?！?/p>

雜志規(guī)格初為16開48頁，每期刊文40篇上下，自1991年起增加一個印張，改為64頁，文章也增至每期50來篇，“各地都有來稿刊登”。作者群體中，既多有知名學者，也有在讀的中學生。借助各個時間節(jié)點，編輯部對各方面的工作時常作有回顧和總結(jié)，由相關(guān)展望中，亦可見其熱情與自珍的程度。

1987年7月，雜志創(chuàng)辦兩周年時，特登出了王季思、陳錫祺、金應熙三位先生的親題賀語，有“蔚為大觀”、“開卷受益”、“惠及后學”等勉勗之語，并以“編者的話”簡短酬答，謂：“兩年來，本刊得到海內(nèi)外專家、學人和廣大讀者、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熱情的關(guān)懷與幫助，同時，我們還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其中有的給我們熱情的鼓勵，有的則提出善意的批評或各種有益的建議。這對我們辦好刊物，無疑是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期待繼續(xù)攜手共進。

1988年3月，刊物出滿三十期，雜志社舉行的座談會上，各方均表達了對工作的充分認可，稱道“創(chuàng)辦這樣的雜志，是大學文科直接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種嘗試”。從社會反饋看，當時“很多雜志訂數(shù)直線下降，但《歷史大觀園》卻不斷增長”，可見反響熱烈。一位讀者來信這樣提到，“每當《歷史大觀園》一到學校，其他歷史教師就將她搶去，先睹為快”，可見摯愛之情。

1988年第3期，登載“慶祝出版三十期”座談會消息

創(chuàng)刊兩周年、五周年時，雜志所登載的題詞與致謝

1990年，正值創(chuàng)刊五載，《歷史大觀園》在明顯位置刊登陳樹鐘、林堅殊、鄭炳衡三位先生的題辭：“弘揚祖國優(yōu)良傳統(tǒng)文化”、“聲播海外”、“萃集中外歷史弘揚華夏文化”，既是內(nèi)外評價，也是自我期許的表達。又過三年，在1993年第10期，刊物特設專欄，慶?！俺鰸M百期”，登載張豈之、夏書章、胡守為三位先生的文章，各陳所見。張豈之先生稱：“人們需要普及性文化學術(shù)刊物，《歷史大觀園》有較高的發(fā)行數(shù)額證明了這一點。”[2]胡守為先生也提到：“《歷史大觀園》在普及歷史知識的工作上，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我聽到一些歷史學專家和普通老百姓對本刊的評價，都說辦得不錯，應該是雅俗共賞的了。”并進一步地闡述其義：“我們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根據(jù)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特點和現(xiàn)狀，建設不同于他國的社會主義。要掌握中國的特色，必須研究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以至近代觀念等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做大量工作，并將研究結(jié)果廣為傳播，使大家了解。改革開放，我們面臨著要同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國家、民族交往，除了他們的現(xiàn)狀以外，對他們的歷史也應有所了解。”從內(nèi)容來看，雜志也始終踐行著當初“發(fā)刊詞”里所闡明的宗旨。

1993年10月《歷史大觀園》雜志出滿百期時，所載夏書章先生的文章，和主編蔡鴻生先生《園丁說園》一文

在“慶祝出滿百期”專欄中，主編蔡鴻生先生以《園丁說園》一文，作了整體的審視反思，認可“《歷史大觀園》是一塊傳播歷史知識的園地”，同時也坦言：“傳播易說，普及難言”（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而可“略感寬慰”的是，刊物沒有因為迎合市場、“招徠顧客”而自降格調(diào)，能夠堅持“惟文是從”。最后強調(diào)：“讀史是為了求真，也是為了奮進。歷史知識是通向明天的。愿百期之后的《歷史大觀園》，永遠與時代同步，走向未來，走向世界?！蓖谒禽d的征訂廣告，也提到“《歷史大觀園》自1985年創(chuàng)刊，至今已滿百期。在廣大讀者、作者支持下，這個刊物克服重重困難得以生存，并辦出了特色和影響”，表示未來“將繼續(xù)堅持為廣大讀者服務的宗旨”，以更高質(zhì)量回饋各界的期待。然而該刊此后只維持了一年之多，在1994年底出版至第114期便匆告?？?。后面看來，“克服重重困難”，“辦出特色和影響”，既是高度的贊許，也是沉重的勉勵。

二、論學

陳勝粦先生提到，《歷史大觀園》雜志“凝集了我們中山大學歷史系師生們的心血和愿望”，因而也自帶有學術(shù)淵源的深刻印記，幾乎每期，都有中大校內(nèi)師生所撰寫的文章。作文最多的是歷史系教師黃義祥，先后發(fā)表文章65篇，多為近代革命史、青年運動史的內(nèi)容，其中與中山大學直接相關(guān)的便有24篇。黃義祥先生對中大校史的研究卓有建樹，其當年講述中大校史的眾多文章，登載在受眾面更廣的刊物上，也增進了讀者群體對這所學校的了解。

《歷史大觀園》主張走向大眾，定位面向“初中以上的廣大讀者”，最初所設欄目，甚至也包括了“自學輔導”“高考題解”等項，后續(xù)亦有相關(guān)文章發(fā)表，體現(xiàn)廣泛的興趣與關(guān)懷。但如主編蔡鴻生先生所言，該刊實際并非通俗讀物所可自限：“已刊的大小數(shù)千篇文章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很專的，材料也是很罕見的?！辈滔壬救藶樵摽短扑螘r代的廣州與阿曼》《〈皇清職貢圖〉中的瑞典人》等文（1990年第6期；1991年第11期），即可為此作一注腳。

基于編者的學術(shù)關(guān)照，該雜志也時常登載較前沿的學術(shù)信息。如《摩尼教碑刻新發(fā)現(xiàn)》一文（1989年第1期），作者陳長城稱：“1988年6月間，我在福建莆田市涵江區(qū)發(fā)現(xiàn)一塊斷碑，經(jīng)拓印、拍照，寄請專家們鑒定，咸認為是摩尼教碑刻?！辈υ摫陌l(fā)現(xiàn)經(jīng)過、周圍環(huán)境、型制及內(nèi)容作了整體介紹。在該文后，編者加了大段按語，進一步向讀者介紹摩尼教的背景，和此碑被發(fā)現(xiàn)的意義：“陳長城先生所發(fā)現(xiàn)的這塊斷碑，就目前所知，便是世界幸存下來的獨一無二的摩尼教碑刻。其文物價值和學術(shù)價值確實不可估量！”呼吁有關(guān)部門善加保護。

當時中外學界的交流，也在《歷史大觀園》多有體現(xiàn)。1990年第1期，編者特設專欄，提到：“今年1月初，瑞典著名歷史學家、哥德堡大學約根·韋布爾教授一行5人訪問中山大學，與歷史系同行進行學術(shù)交流。下面三篇文章，是本刊為向讀者介紹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mào)易而約寫的?！睂谖恼吕铮然仡櫫酥腥饍蓢鴼v史上的交往情形，也道及當時學界的互動。讀者可了解到：十八世紀前期哥德堡與廣州的交通，“往返航行平均要用698天”；在當時的43次遠航中，瑞典商人從中國“至少運回瓷器2800萬件”；1986年起陸續(xù)開展的“哥德堡號”水下考古中，“最令人興奮的是找到了一箱50公斤重的茶葉。經(jīng)過240年的泡浸，這批當年從廣州外運的武夷茶依然色味尚存”。[3]

《歷史大觀園》曾籌劃有“紀念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陳寅恪教授”“紀念廣東歷史學會成立四十周年”專欄，反映了主辦方的學緣與交往。所載多為學界信息，如《杜國庠與廣東歷史學會》，詳細介紹廣東歷史學會的成立經(jīng)過與后續(xù)影響，提到1950年8月，已回廣東工作的杜國庠在得知郭沫若、范文瀾、吳玉章等人將在北京籌建中國史學會后，即“乘全省大專院校教師集中在嶺南大學辦暑假研究會之機，召集各大專院校歷史系的教授開會，共商成立‘中國史學會廣州分會’事宜，得到熱烈響應，并推選杜老、陳寅恪、容庚、劉節(jié)、梁方仲、商承祚、李稚甫等教授為委員，這就是解放后廣東成立的第一個學術(shù)團體。后來易名為‘廣東歷史學會’”。此后的“廣東中共黨史學會”“廣東華僑歷史學會”“廣東孫中山研究會”等團體，均是由“廣東歷史學會”分出。1991年，正值辛亥革命80周年，《歷史大觀園》連續(xù)兩期以多版面登載“辛亥革命在廣東”主題圖片展，并有周興樑先生所作專文，介紹廣東學界在該領(lǐng)域的成果，如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的《孫中山年譜長編》《辛亥革命運動史》等著。

1988年第5期“紀念陳寅恪教授”專欄

1988年第5期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專欄，登載林亞杰、胡守為、張榮芳三位先生一組文章，從各方面介紹陳寅恪的學術(shù)造詣與相關(guān)歷程。胡守為先生更從親歷者角度，回憶了陳寅恪在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時期的往事，談到不少細節(jié)之處，譬如當時“嶺南大學的規(guī)模不大，學生總共一千人左右。讀歷史專業(yè)的更少，1950年那一屆只有三人。有一個學期他講授《唐代樂府》，僅有一名學生選修。雖然如此，陳先生照樣上課，而且絕無半點馬虎”，還講到了：“陳先生一貫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當我國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公布后，他深有感慨地說道：‘我國有了足夠的自衛(wèi)能力，便可不必依賴他人的保護傘了。’”

1989年第6期，發(fā)表黃萱《憶陳寅恪先生談〈全唐詩〉》

曾任陳寅恪先生助手的黃萱女士，也有憶述文章發(fā)表，述及：“近日重讀陳寅恪先生從前講授的唐代史筆記，其中談到《全唐詩》，使我想起陳先生生前的往事，他于工作余暇，常給我講學術(shù)上的問題。”因記錄下陳先生對《全唐詩》的見解，并加求證與詮釋，“希望為將來修訂《全唐詩》提供參考”。文稱，陳先生曾謂：“?！度圃姟窇獏⒂妹鞒尽！度圃姟坊蛟窘?jīng)錢牧齋整理過。其中好的地方，都是牧齋做的。后歸錢曾，然后由曾賣給季振宜。季乃鹽商，清初人，很富有，是藏書家，但他恐無此學問?！度圃姟冯m只鈐季的印，但無明言是他整理的?！庇盅裕骸叭圃娭辛詈泻驮姡`為令狐楚詩。裴度《睡》詩，是他做的。整理《全唐詩》應先搜集明代各集的版本。因間有漏掉了作者的名字，因而誤為前一作者之作品的情形?！盵4]“以詩證史”是陳寅恪先生所倡立并廣受推崇的治學理路，黃萱女士此處所述，則提示了“以史治詩”的相關(guān)取法。這些學術(shù)史料，因《歷史大觀園》而得保存，也體現(xiàn)其“學緣”與“學境”。

三、存史

蔡鴻生先生在《園丁說園》中介紹道：“稿件來自四面八方，作者分布各行各業(yè)。這樣的‘雜’，正是《歷史大觀園》的活力所在?！比灰詫I(yè)學者主編“雜志”，或許不無內(nèi)在矛盾——學術(shù)注重推陳出新，而面向公眾“普及”知識，則更需要循循善誘。這樣的落差，也確曾引起過編者的困惑，故有“啟事”提醒作者：“文章務必盡量依據(jù)較原始的資料，或較權(quán)威性的著作，對只依據(jù)通俗讀物撰寫的文章，本刊將慎用?！保?988年第9期）強調(diào)依據(jù)“原始資料”，是治學態(tài)度的體現(xiàn)，也是針對稿件質(zhì)量而表露的擔憂，由于通俗性與大眾化的定位，這種期許顯然難求普遍落實，但該刊所登載的文章，往往含有較珍稀的素材。

如1988年第10期《胡適與鄧絜的友誼》一文，作者即提到：“下面幾首詩是我在整理祖父鄧絜詩文時發(fā)現(xiàn)的?！辈⒆鹘庹f，加以刊布。鄧絜，字佛衷，胡適早年作舊體詩，1908年有《寄鄧佛衷日本》一首，既已收入胡適文集。這篇文章所介紹的背景，及所發(fā)掘鄧絜《春去贈適之》《海上懷績溪胡適之》兩詩，則提供了更豐富的背景信息。又如，1992年第5期的《燕子磯頭的勸世碑》，其題記曰：“家父邵仲香，當年追隨陶行知創(chuàng)辦曉莊師范學校，任該校農(nóng)事指導員，對陶行知當年在曉師的活動、軼事知之甚多。去年7月8日老父以98歲高齡謝世，生前寫就有關(guān)陶先生辦曉師時文章多篇，本篇是其中之一，讀來頗饒興味，茲經(jīng)整理于下，以饗讀者。”這些溫情的記錄，讓歷史更加真切可感。

在此類的新文獻中，名人史料往往更受學者矚目，陳寅恪先生佚詩的發(fā)現(xiàn)便是一例。《歷史大觀園》1992年第8期，發(fā)表中山大學古文獻所陳永正研究員的文章，提及自己一段獨特的詩畫因緣：“1968年秋，畫家李筱蓀君深夜過訪，持羅雨山《藤花別館詩鈔》鈔本一冊，囑為收藏。其封面有陳三立老人題簽，扉頁有陳寅恪先生題辭二章，為中華書局版《寒柳堂集》所未收?！?992年春，偶與書畫家連登語及陳先生兩首佚詩之事，連君大喜，謂曾從迂翁學詩詞，《藤花別館詩鈔》為己親筆抄錄。”陳寅恪先生《題藤花別館詩鈔》二首，原先并不為人所知，正是由于這篇文章，才得以發(fā)表流傳，產(chǎn)生反響。[5]

1989年第6期，發(fā)表陳永正研究員的《陳寅恪先生的兩首佚詩》，錄陳先生《題藤花別館詩鈔》二首：“招叟琴聲猶在耳，羅君詩句又來投。老夫困臥炎蒸地，頓覺清涼似暮秋”；“鄉(xiāng)邦風雅久陵夷，況復而今異昔時。借問多才羅雨子，不知持此欲何之”。

因與孫中山先生的特殊淵源，中山大學的研究傳統(tǒng)，也奠定在學界的影響力。這層聯(lián)系，亦體現(xiàn)在《歷史大觀園》上，常有相關(guān)來稿，交流新見文獻。如該刊1987年第1期，發(fā)表翠亨村孫中山故居陳列館張佩茵的文章，介紹：“最近孫中山故居收藏了中山先生給兩女兒的一封信，信中父親對女兒的深情和慈愛溢現(xiàn)于紙上。該信是孫中山先生1910年12月往歐美籌款，將抵巴黎前寫的。這時，孫娫、孫婉與其母留在馬來亞檳榔嶼。遠隔重洋，孫先生仍抽空寫信將自己的行程告訴女兒，并沿途選購一些名勝風景畫片，托朋友千里迢迢給她們送去?！毙偶惨搽S文公布。1994年第12期，又發(fā)表日本神戶孫中山紀念館蔣海波的文章，披露兩則孫中山先生在海外的資料，并解說道：“1913年2、3月間，孫中山赴日本訪問，受到日本朝野的歡迎，他的大多數(shù)活動與言論都被記錄下來，成為研究孫中山的重要資料。……當時作為基督教徒的孫中山曾出席東京（2月23日）、大阪（3月11日）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頗具規(guī)模的歡迎會，均發(fā)表了演說。兩次演說都不長，但從內(nèi)容看卻相當重要。特別是在大阪的演說中，孫中山首次公開地使用‘大亞細亞主義’的概念，并作了‘亞細亞主義不外乎世界主義’的說明。對孫中山出席這兩次歡迎會，臺灣出版的各版《國父年譜》均無記載。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孫中山年譜長編》有簡略的記載，但沒有收入演說的內(nèi)容。筆者因偶然的機會讀到日本基督教會的書刊，發(fā)現(xiàn)了孫中山這兩次演說的記錄?，F(xiàn)試將有關(guān)報道和孫中山的演說譯成中文，以便更多的學者了解這些珍貴的資料。”并附上兩篇孫中山先生當時演說報道、記錄的中譯文。[6]

《歷史大觀園》多有文章介紹孫中山研究的新史料

對孫中山先生流存民間的文獻，《歷史大觀園》也常起到搜集、刊布的作用。該刊1989年第2期的文章，便介紹了廣東省斗門縣井岸鎮(zhèn)泥灣村孫國強家珍藏的墨跡——“是目前保留下來的唯一的一幅孫中山為百歲老人的親筆題字”，謂：物主的祖父有兄弟4人，作為僑商，曾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yè)，深得器重。1919年孫中山獲悉其家母百齡大壽后，在照片上題寫“淑德高齡”、“孫母周太夫人百齡晉一榮慶”（落款“孫文敬?！?，并鈐“孫文”朱?。?。孫中山先生所作《孫周太夫人期頤祝詞》，共六句54字，也隨該文登載。[7]另有一些文章，則是對于已公開文獻的重要補充。如1994年第11期，陶維墀的《孫中山題寫“經(jīng)緯萬端”紀事》一文稱：“近見《孫中山集外集》中有1916年8月20日贈先曾祖陶蔭軒‘經(jīng)緯萬端’的橫幅，為道其始末。該橫幅乃是日晚，先曾祖在紹興花巷布業(yè)會館宴請后，先生當場揮毫贈予的。并非‘陶蔭軒先生屬’而是‘蔭軒先生正之 經(jīng)緯萬端 孫文’，下無鈐印?！蔽恼虏⒅v述了更多相關(guān)信息，提到：“蔭軒公為光復會會員，自其父琴士公起，開設陶泰生布店，世長布業(yè)與商會，富于財又喜交革命人士，公與先生相交，尚在清末，為革命籌款事，由族叔陶成章（煥卿）介紹而頻通魚雁的。今可知者：1912年中山先生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quán)，11月9日專程來杭，會見實業(yè)鉅子，進行籌款，公應邀而往，后同謁秋瑾墓，照片猶存?！蔽闹性敿毭鑼懏敃r（1916年8月19日）孫中山與陶蔭軒的交談，涉及了對陶成章遇刺的評議，所載孫先生言論，稱：“仆與煥卿（陶成章）早年共事，奔走革命，驅(qū)除韃虜，雖間有齟齬，其志則相同，決不愿置其于死地！……英士（陳其美）雖與仆同事，易獨行，易相左，果英士所為，今英士亦遭暗殺，冥冥相報，可解恨乎！”并記述了8月20日孫先生出席布業(yè)會館活動時的談話。[8]作者在文末自言“（孫中山）先生于紹興留三日之偉蹤，父老傳之，家乘記之，而先考戊辰年日記記之猶詳”，其提供給該刊的，實際是甚獨家的內(nèi)容。

夏書章、李錦全先生回憶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國立中山大學

除歷史文獻外，保存當代口述史料，也是該刊的關(guān)注點。在“出滿百期”紀念專欄里，夏書章先生撰文呼吁加強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搜集工作，認為：在過去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這方面有價值的內(nèi)容已大量損失，“有的機會稍縱即逝，難再捕捉。特別是某些帶關(guān)鍵性的人物，若在喪失記憶或離開人世以前，未能將鮮為人知或不為人知的事實、真情、細節(jié)等口述傳世，便必然會在歷史上留下不少難以索解的‘謎’”。而其本人先前已有現(xiàn)身說法，曾作《解放前夕“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活命大拍賣”雜憶》，講述自己所知悉的情形。

文章很快便得到回應，幾個月后，同為當年中大學子的李錦全先生，也在該刊發(fā)文稱：“前幾天看了1992年第6期《歷史大觀園》里登載夏書章同志一篇雜文，題目是《解放前夕“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活命大拍賣”雜憶》。夏老所寫教授活命大拍賣的情況我是親見的，當時我是中大歷史系學生。讀過夏老的文章后也使我浮想起一些往事，就是這里說的兩副對聯(lián)的雜憶。這件事情太小恐怕不會有多少人注意，但對解放前的中大，我認為也算留下了一點歷史印記?！辈褪隽?949年元旦在中大文學院宿舍樓及食堂前掛出的充滿抗爭色彩的門聯(lián)。[9]這些當事人所留存的記憶，都豐富并生動化了對相關(guān)歷史的認知。

此外，還有一些不經(jīng)意的敘述，也透露了可留意的歷史細節(jié)。如有一篇講述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歷史的文章，提到園中“紀功坊”頂部的自由女神像，原為護法運動時期美洲華僑所雕贈，在后續(xù)的時代潮流里，曾被多次撤去，多次恢復，直到“1980年國家和廣東省政府撥出大批款項對陵園進行了全面修復，1981年新塑的自由女神像再次樹立，新像比舊像增高一米左右，顯得更加雄偉”。（1988年第8期）這些描述，為后人記下饒有趣味的史實。

《歷史大觀園》還記錄著一些文學交流，如1986年第7期，有“編者按”稱：“香港名作家梁羽生先生以創(chuàng)作武俠傳奇小說著稱于世，其作品早已膾炙人口，近年來，梁先生在創(chuàng)作之余又寫成關(guān)于楹聯(lián)掌故的佳作百余篇，本刊將從今期起陸續(xù)刊出，以饗讀者?！贝撕笕曛g，相關(guān)內(nèi)容連載了14次。梁羽生先生本名陳文統(tǒng)，1944年入讀嶺南大學，1949年畢業(yè)后赴港發(fā)展。嶺大在后來院系調(diào)整中與中大合并，改革開放之初的稿約，也使這段舊時淵源得以再續(xù)。

名作家梁羽生在《歷史大觀園》連載多篇楹聯(lián)掌故

四、辯疑

《歷史大觀園》既是旨在傳播知識的“園地”，也是編者、作者、讀者之間密切交流的平臺。陳勝粦先生即提到，當時“愛好歷史的朋友從國內(nèi)外給我們來信，要求解答各類歷史問題，對我們表示信賴，鞭策我們面向社會”。（《發(fā)刊詞》）這種互動性，亦為該刊創(chuàng)設的重要背景。雜志最初設有“咨詢答題”“大眾信箱”等欄，便是這一取向的體現(xiàn)。此后讀者紛紛來函，提出各類疑問。編輯部安排專家學者分別給出細致的解答，但隨來信日益增多，這種交流方式不免受到制約，逐漸難以為繼。[10]然而圍繞已刊文章及相關(guān)議題，讀者依然踴躍尋求交流，形成許多自發(fā)的探討，刊物因而另為安排“讀者園地”“爭鳴園地”等欄。

不能斷言所有讀者都很認真，但是《歷史大觀園》確有一個極細致的讀者群，時常就所發(fā)現(xiàn)的疏漏提出指正，甚至標點、插圖，均在“審查”之列。[11]另有一些話題，由于具有較廣泛的關(guān)注度，相關(guān)爭論往往持續(xù)較長時間，譬如有關(guān)觀世音的討論，《歷史大觀園》數(shù)年之間登載多篇來稿，從不同方面展開論說，并多針對先行文章的欠妥之處，不斷發(fā)掘、展示論據(jù)，反復提出商榷。經(jīng)此過程，將有利更多讀者獲得更全面的認知。如蔡鴻生先生所介紹的，“絕大多數(shù)作者，與編者素昧平生”，《歷史大觀園》并非“同人刊物”，而有較高的開放度，此類“爭鳴”得以持續(xù)開展，反映的是編輯部的開明態(tài)度，也體現(xiàn)刊物的吸引力。

“讀者園地”欄目的開辟，提供了重要的表達空間。除去不勝枚舉的細節(jié)勘誤，很多討論實兼具著學術(shù)批評功能，這是難能可貴的。如該刊1991年第8期，有作者提到：“拜讀了《歷史大觀園》1991年第3期所載蔣同明先生的《總前委在瑤崗》一文，獲益匪淺。然而略感不足的是，該文在史實上有好幾處明顯存在錯訛，使本來一個很好的題材出現(xiàn)了不應有的缺憾。比如，把顯然不屬于總前委做的工作，或者把總前委在其他地方做的工作，都寫成是總前委在瑤崗所為，使人難免會產(chǎn)生牽強附會和張冠李戴之感。”并引證材料，匡正相關(guān)問題。又如1994年第10期的《“白馬會盟”地址正誤》，作者提到：“最近重讀《孫中山年譜》（中華書局1980年7月版），發(fā)現(xiàn)該書第1922年12月26日條記載：‘受孫中山以大元帥府名義委任的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中央直轄桂軍第一路總司令沈鴻英、中央直轄桂軍第二路總司令劉震寰等，各派代表在廣西藤縣大湟江白馬廟舉行會議（‘白馬會盟’），會商討陳戰(zhàn)略和合作條件?！瘯h地點的地名有混淆錯誤?！痹撐慕?jīng)考證指出：“這一長串地名，其實是廣西三個不同的地方，各各相去甚遠”，“會盟”地點的準確表達，應訂正為“廣西平南縣白馬墟”。

《歷史大觀園》也常有行家里手來文，針對已刊文章加以補正。1993年第6期便有刊登來稿稱：“貴刊1992年第11期刊發(fā)了《巨奸梁鴻志伏法記》一文，詳細講述了梁逆在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伏法的過程。我長期在提籃橋監(jiān)獄工作，近幾年又一直在編寫監(jiān)獄史，查閱過大量的資料，并訪問過槍決梁逆時在場的看守長柏其林先生，感到《伏法記》中有些情況（如地點、時間、細節(jié)）與事實不符。而有些不確切的說法多次出現(xiàn)在書刊上。為免以訛傳訛，今特將有關(guān)情況記述如下?！边€有一些文章，引來同好者的熱忱發(fā)聲，如所登中國社科院哲學所衷爾鉅研究員的來文，即談到：“讀了王勇先生在《歷史大觀園》1994年第2期發(fā)表的《陳元赟與日本柔道》，感到十分高興，這位在國內(nèi)被湮沒無聞近400年之久的明清之際杰出的學者、詩人與方伎家時至今日畢竟還是有人注意到了。”并從專業(yè)研究者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介紹與說明。（1994年第7期）

此外，雜志中也?？梢娮髡咧g建設性的討論，或告知以更前沿的資訊，或發(fā)掘出更一手的文獻，或提出更公允的論斷。經(jīng)多方的論難與驗證，先前許多有意無意的誤解，以及不足為信的錯謬，也得到了必要的澄清。對于作者，自是一種切磋砥礪，對于其他讀者，則在獲知具體信息內(nèi)容以外，還有更重要的慎思明辨的思想啟迪，如王國維的詩句所言：“知識增時只益疑。”而實際上，《歷史大觀園》多有文章注重此義，如在談歷史教學法時，有作者即強調(diào)對“知識性差錯”應保持有敏銳性，甚至對于教科書中某些說法，也應當有懷疑態(tài)度，才能“培養(yǎng)嚴謹治學精神”。[12]其“創(chuàng)刊號”的文章，便已論述“讀書與懷疑”的關(guān)聯(lián)，引證《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與陸九淵“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的警句，反對不加思辨的信從，[13]這些都是深有見地的。相比于具體問題的答疑解惑，刊物日常所傳遞的意識與思維習慣，將使讀者有更好的心領(lǐng)神會。

五、終章

《歷史大觀園》雜志自創(chuàng)刊后，每年都發(fā)布有“征訂啟事”。由其內(nèi)容可知，訂閱業(yè)務是由全國各地郵局辦理，一般于每年11月間，辦理第二年的征訂工作。故當節(jié)點臨近，該刊都會登載消息提醒讀者繼續(xù)訂閱，已成多年慣例。1993年第10期，該刊照常發(fā)布公告，“請各位讀者注意郵局收訂時間”，然這已是最后一次有關(guān)通知。到了1994年第12期，雜志末頁登出宣布?？膯⑹拢?/p>

《歷史大觀園》自1985年創(chuàng)刊以來，承蒙廣大讀者、作者的厚愛和支持，在普及歷史知識、弘揚中華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目前高等院校正在深化改革，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搞好教學與科研，我們再無力兼顧這個刊物的編輯。征得上級主管部門的同意，《歷史大觀園》于1994年12月以后停刊，1995年不再發(fā)行。已辦預訂手續(xù)的讀者請到郵局退款。在刊物即將停辦之際，謹對幾年來熱情支持我們的讀者、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謝：并對因本刊停辦而增添了麻煩的讀者和郵局工作人員表示歉意。

《歷史大觀園》最后一期封面與末頁所登“?？Q謝啟事”

主辦方是何時、如何作出這個決定，外人難以得知，但由其登載的一些信息，已可看到些許鋪墊。主編蔡鴻生先生曾言：“憶自創(chuàng)刊以來，慘淡經(jīng)營，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chǎn)，想更上一層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無論“普及歷史知識，弘揚中華文化”，還是“為歷史工作者面向社會開辟場所”，這些高遠志向，在刊物開始具體運作之時，即不得不受現(xiàn)實的制約。人力吃緊等方面難題，很快便有顯現(xiàn)。創(chuàng)刊之初，編輯部曾設想過“來稿不用即退還”，后續(xù)則明顯有其難處，先是委婉告知，“為集中力量搞好編輯工作，本刊決定今后一般不再退稿”，繼而再三聲明：“本刊人手不足，無法退稿”；“限于人力和經(jīng)費，對不用稿不能一一退還”；“限于人力、財力，本刊無法退稿，望見諒”。是為其中一個側(cè)影。

另是財力與物價的因素，有當事者認為，《歷史大觀園》的停辦，主要由于“經(jīng)濟條件等原因”，指出當時歷史學等“創(chuàng)收無門”的專業(yè)，“一度處于求生存的困難境地”。[14]《歷史大觀園》前后創(chuàng)辦十年，也留下了有意思的印記。1985年創(chuàng)刊時，定價0.45元，此后幾乎每年都有增長：1986—1987年為0.52元，1988年0.62元，1989年0.95元，1990年1元，1991年1.3元，1992年1.5元，1993年1.8元，1994年2.5元——前后相差五倍有多。據(jù)主流媒體的大體分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漲價幅度為：1985年9.3%，1988年因“價格闖關(guān)”，達到18.8%，1990年曾急降到3.1%，1994年則又達到24.1%，“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物價峰值最高的一年”。[15]即使是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況，編者卻仍在為刊物的漲價，盡其耐心解釋的義務，或謂“由于紙張的漲價與印刷加工費的提高”，或稱“為盡量做到收支平衡”，表示情非得已，也隱含著些許歉意。

至于“?？瘑⑹隆彼赶虻摹澳壳案叩仍盒Ｕ谏罨母铩?，或可援引另一學者之說以為旁證，大體談到：當時學界內(nèi)外環(huán)境變化，一方面是“面對著迅速的通貨膨脹，國家用于高等教育的經(jīng)費明顯不足”，一方面是“來自行政部門和社會各界對教學與研究的干預明顯增加，尤其是在增強競爭意識、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之下，各種各樣的檢查、評估沒完沒了，學校內(nèi)部的管理體制和行政運作機制也變動頻繁。這種情況，毫無疑問會對正常的教學和研究秩序產(chǎn)生沖擊，對人文學科的學術(shù)傳統(tǒng)和研究習慣更是嚴峻考驗”。（《陳勝粦教授紀念集》，第102頁）如此一來，本就“慘淡經(jīng)營”的學刊，最終選擇退出市場，大概就是當時大環(huán)境下的最優(yōu)解。這種風氣轉(zhuǎn)變，影響及今如何，則是各人冷暖自知的體會。

回過頭看，《歷史大觀園》雜志的創(chuàng)辦，更是對于一種信念的勇敢踐行。在百業(yè)待舉的時代情境下，在“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的開放氣象中，一群學者主動面向公眾，以自覺的啟蒙意識，作真誠的平等交流，旨在推動國家、社會的進步，增強面向未來的信心與素養(yǎng)，得到作者與讀者的厚愛，得以延續(xù)十年時間。后來面對現(xiàn)實考量，面對高校改革所帶來的教研秩序的重組，在“無力兼顧”的自白里，其最終的抉擇與取舍，也是留給今人的一個思考。

目前可見的資料中，鮮有對《歷史大觀園》的直接提及，但由為數(shù)不多的憶述，依然可見其一定范圍的影響。如有文章講到，“那時（20世紀80年代末）大學念歷史學系又喜歡動筆的學生一定知道《歷史大觀園》”；[16]停刊多年之后，“仍有讀者過問”。如今翻閱這份“過刊”，其中隨處可見的閑情逸趣的雅致，批判精神的鋒芒，文化傳承的擔當，依然鮮活可感。強調(diào)學術(shù)求真的本質(zhì)，堅信歷史知識的功用，寄寓面向未來的期許，無不體現(xiàn)高層次的精神關(guān)懷。

《歷史大觀園》1993年第2期，所登出的“永芳堂”舊影，以及“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將樹立十八位近代先賢銅像人物簡介”

該刊1993年第2期，特以紀念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永芳堂”）的竣工，所載專文里，寫到其獨特的建筑特征——“循序而上的六十級臺階喻示國家的發(fā)展與進步；舒展的兩翼象征著開放的國門”——恢弘氣象躍然紙上；介紹捐建者的情懷——“他銘記父親（姚永芳）的遺訓：‘中國人在海外無論怎樣有錢有地位，如果祖國不富強，也是抬不起頭來的，更不要說揚眉吐氣了’”——寥寥數(shù)語，赤心可鑒。[17]該“專號”上，還報道了“十八近代先賢銅像”將落成的消息，對林則徐、魏源、洪秀全、馮子材、鄧世昌、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譚嗣同、嚴復、容閎、張謇、黃興、孫中山、章炳麟、秋瑾、蔡元培、詹天佑分別作了介紹，并有史家陳錫祺先生撰文、書法家廖韞玉先生書寫的《永芳堂記》拓影，其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研究近代中國，振奮民族精神，以利國家建設，此誠海內(nèi)外炎黃子孫所認同者也?！焙笫澜?jīng)歷變遷，景觀早已不在。時隔多年，再從這份存世十載的刊物，回首一代學者曾有過的壯志、熱忱與品格，不由令人想起黃庭堅的意境深遠的一句詩，“江湖夜雨十年燈”，其上句是“桃李春風一杯酒”。后世人們有多少的感懷，當初人們就當有多少的欣悅。

注釋：

[1]據(jù)該刊1988年第1—7期所署。

[2]張豈之：《加強道德倫理遺產(chǎn)研究》，《歷史大觀園》1993年第10期，第2頁。

[3]這一沉船茶葉樣品現(xiàn)藏廣州博物館。

[4]黃萱：《憶陳寅恪先生談<全唐詩>》，《歷史大觀園》1989年第6期。

[5]后來學者為陳先生詩作箋釋，論及這兩首詩，所據(jù)便是當年《歷史大觀園》的這篇文章。見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卷，第444—445頁。

[6]蔣海波：《新發(fā)現(xiàn)的孫中山在日本的兩次演說》，《歷史大觀園》1994年第12期。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的《孫文全集》中,收入了這兩次演講不同風格的譯文（蔣海波譯，石川禎浩校），可為參照。見《孫文全集 第十冊·演說》,第241—243、256—258頁。

[7]區(qū)達權(quán)：《孫中山為孫周太夫人的題照題詞》，《歷史大觀園》1989年第2期。陳旭麓、郝盛潮先生后來主編《孫中山集外集》，收入上述文獻時，依據(jù)的便是《歷史大觀園》最初發(fā)布的內(nèi)容（見《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2—633頁）。

[8]陶維墀：《孫中山題寫“經(jīng)緯萬端”紀事》，《歷史大觀園》1994年第11期。據(jù)筆者較有限的涉獵，學界新近成果如《孫中山史事編年》（2017年）、《孫文全集》（2021年），均未收錄這些內(nèi)容。

[9]李錦全：《“兩副對聯(lián)”的雜憶》，《歷史大觀園》1992年第10期。文學院宿舍樓門聯(lián)內(nèi)容為：“聽戰(zhàn)鼓雷鳴，遷都乎？搬校乎？萬事休提，且咬菜根辭舊歲；看陽春霧靄，民主也！自由也！一腔抱負，還將心意寄來年?！笔程瞄T聯(lián)內(nèi)容為“但愿來年菜有肉；莫如去歲飯滲沙”。

[10]1987年7月，編者已稱：“由于人力有限，對于讀者的來信，我們無法一一作復?！?988年9月，該刊登載的通告也提到：“不少讀者來信提出問題要求解答，對其中較有普遍性、可讀性的，本刊盡量組織專稿公開答復；其他問題，限于人力、版面，不能一一回答，望讀者諒解，請就近請教老師?！?/p>

[11]如有讀者來信指出：“讀貴刊1988年第10期，發(fā)現(xiàn)第26頁—27頁《新四軍皖南兩次“反掃蕩”》一文的標題有誤，應為反‘掃蕩’。引號只能將‘掃蕩’引住，否則貶低了新四軍的反‘掃蕩’斗爭?！绷硪蛔x者的來信則提到：“貴刊作為一本歷史刊物，插圖一貫比較精確，……但筆者最近發(fā)現(xiàn)1990年11期《現(xiàn)代醫(yī)學的奠基人——韋薩留斯》一文插圖與1989年12期《精湛的醫(yī)術(shù)，高尚的醫(yī)德》一文插圖一模一樣，其實兩者內(nèi)容并不相同，一是介紹出生于比利時的16世紀解剖學教授韋薩留斯，一是介紹公元前古希臘名醫(yī)希波克拉特斯。顯然，這兩處用同樣一幅插圖是不負責任的，難道該圖中人物既是韋薩留斯又是希波克拉特斯嗎？歷史插圖應有科學依據(jù)，要符合史實，否則就會鬧出宋人戴烏紗、明人戴幞頭的笑話。”（見《糾正標點錯誤》，《歷史大觀園》1989年第2期；《歷史插圖應有科學依據(jù)》，《歷史大觀園》1991年第4期）對此類意見，編輯部多以“來函照登”的方式表示接受。

[12]潘任巨：《激發(fā)學史興趣 培養(yǎng)嚴謹治學精神》，《歷史大觀園》1988年第10期。

[13]王文亮：《掩卷之后三題》，《歷史大觀園》1985年第7期。

[14]黃義祥：《與勝粦相處的日子》，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編：《陳勝粦教授紀念集》，2004年，第67頁。

[15]陳樂一、張丹：《改革開放以來物價周期波動及啟示》，《人民日報》2016年4月18日，第16版。

[16]柏峰：《船靠岸與岸靠船——回憶蔡鴻生老師的教誨》，林悟殊主編：《脫俗求真：蔡鴻生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5頁。

[17]關(guān)曉紅：《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和它的捐建者姚美良先生》，《歷史大觀園》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