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12日傍晚，去縣委會場前，再繞一條村路?！避嚴?，萬里低聲吩咐司機。時間卡得緊，他卻執(zhí)意臨時改線。身邊工作人員愣住，只得照辦。車燈劃過山坳，映出一排排破敗草舍，風聲透冷。沒人料到，這短短十分鐘的“走偏”，會讓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徹底坐立不安。

半年之前，萬里從北京奉調(diào)合肥，桌面上是一疊疊“請撥救濟糧”的急電。文件冰冷，他要的是溫度。于是，大別山成了第一站。金寨舊稱立煌，紅軍時代12支主力部隊在此誕生，十萬人血灑戰(zhàn)場，留下的卻是石縫里頑強鉆出的瘠薄梯田。萬里對大別山貧，但那天的親眼所見還是刺痛了他——一路下車，群眾面黃肌瘦，鞋底破到露指，孩子干脆光腳踩著霜土，咳聲此起彼伏。

更讓他揪心的場景出現(xiàn)在河灘邊一座草屋。老奶奶抱著柴草取暖，兩名十七八歲的姑娘縮在角落。見干部進屋，她們只用破棉被遮住下身，怎么都不肯站起來。原因簡單又殘酷：家里連一條完整的褲子都沒有，輪流用。灶臺冷，米缸空，三人已兩日未進熱食。萬里說不出話，只摸出身上僅剩的幾塊錢塞給老人，轉(zhuǎn)身時眼眶通紅。

當晚縣委會議，他把帽子重重摔在桌上?，F(xiàn)場靜得可怕?！耙患宜目谥挥幸粭l褲子，我們臉往哪兒擱？”話音顫抖，淚水奪眶。有人試圖解釋物資困難，他抬手制止：“金寨二十萬口，犧牲十萬換來今天。我們有任何借口嗎？”幾行字的記錄，凝固成會議紀要，卻遠不足以承受在場人的愧疚。

情緒宣泄過后，是行動。萬里連夜拍電報，讓省商業(yè)廳查庫存。當時安徽成片減產(chǎn)，庫存所剩無幾，他硬是從省級儲備中擠出五十萬斤糧、十四萬斤棉，優(yōu)先運往金寨。有人擔心省里其他缺口，萬里擺手：“先救命?！边@是權宜，也是擔責?！熬燃薄币?，“除根”難，他心里明白，這批糧棉帶來的是一個冬天的溫飽，卻擋不住來年的荒。

緊接著，調(diào)研隊沿淮河平原、江淮丘陵一路走。數(shù)據(jù)顯示，僅鳳陽就有一萬三千多農(nóng)民外出討飯，人口流失驚人。有意思的是，省城座談會上，一名干部輕描淡寫：“那邊歷來有要飯的習慣?！痹捯粑绰洌f里拍桌：“能吃飽誰愿意伸手？”會場鴉雀無聲。那一瞬，他不只是為鳳陽辯護，更是向沿襲多年的慣性思維亮劍。

問題的根子在生產(chǎn)。1978年元月，安徽省委擴大會議推出“農(nóng)村工作六條”。文件不長，卻句句扎肉：農(nóng)民可自定生產(chǎn)計劃，允許搞家庭副業(yè)，產(chǎn)品可進集市。說白了——把干勁和收益重新還給農(nóng)戶。當時，全國還在“學大寨”，集體“大呼隆”一言九鼎。六條甫一亮相，質(zhì)疑聲如潮：私心會不會泛濫？集體怎么得以鞏固？萬里頂著壓力一句話：“不讓農(nóng)民吃飽，一切議論都是空話。”

六條落地，效果比想象中快。春播剛動土，小崗十八戶率先簽“生死狀”包干到戶，糧食產(chǎn)量翻番。附近縣鄉(xiāng)聞風而動。不到一年，安徽絕大部分地區(qū)告別饑荒，社員口袋里第一次握到了余錢。值得一提的是，中央也在觀察。第二年，文件明確認可包產(chǎn)到戶屬于社會主義責任制，改革由點到面，如火燎原。

短短兩年，安徽糧食總產(chǎn)由四百多萬噸升至六百多萬噸，農(nóng)副產(chǎn)品供應好轉(zhuǎn)，討飯隊伍不見了。鄉(xiāng)間流傳一句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闭f法樸素，卻是對政績最直白的標記。我在金寨采訪老紅軍后代時，老人提到那場會議仍唏噓：“書記把帽子拍桌上那一下，比槍炮都響?！?/p>

客觀地說，萬里并非一人力挽狂瀾。中央的支持、基層的勇氣、時代的契機，相互疊加才有突破。但不得不說，如果沒有那聲“何顏以對”，沒有對貧困現(xiàn)狀的赤裸震動，安徽改革的引信也許還會被埋得更深。歷史不會開口替誰辯護，卻會把責任和擔當銘在細節(jié)里——一頂帽子，一行淚，一句哽咽的質(zhì)問，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