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蘇常州一個沒落的書香世家。

父親瞿世瑋是個窮酸畫家，母親金璇是傳統婦女，家里窮得經常揭不開鍋，1916年，瞿秋白母親因債務纏身，絕望自殺。

這件事對瞿秋白的打擊太大了，小小年紀的他，第一次深刻體會到社會的殘酷和不公。

為了謀生，瞿秋白去過武漢，后來又來到北京，1917年，他考入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五四運動爆發(fā)后，新思想像潮水一樣涌入北京城，瞿秋白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

1920年，瞿秋白迎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折，他以《晨報》記者的身份，前往蘇維埃俄國采訪。

在蘇俄的兩年時間里，他親眼目睹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的景象，也親身感受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澎湃力量。

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瞿秋白的人生軌跡，讓他從一個充滿彷徨的知識分子，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

1922年2月，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國共產黨剛成立不久，像瞿秋白這樣有學識、有見識的黨員可不多，像《國際歌》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都有他翻譯的參與。

1923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瞿秋白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國共合作的設想。

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瞿秋白當選為中央局委員，后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他更參與創(chuàng)辦了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領導了五四運動，聲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愛國斗爭。

但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中國共產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也就是著名的“八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瞿秋白旗幟鮮明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主張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這次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給正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瞿秋白也因此成為繼陳獨秀之后，中國共產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

然而，革命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瞿秋白領導中央期間，也經歷了一些挫折，他先后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一系列武裝起義。

這些起義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但由于敵我力量懸殊、缺乏斗爭經驗等原因，也遭受了不小的損失，有人批評瞿秋白在革命策略上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

1931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王明等人推行了一條“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

瞿秋白因為堅持正確的意見，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批判和排擠，被解除了中央領導職務，逐漸在黨內失去了權力，被邊緣化。

1934年1月，瞿秋白抱病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qū)的首府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當時的中央蘇區(qū)正面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嚴峻考驗，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在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失利。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撤離中央蘇區(qū)，開始艱苦卓絕的長征，瞿秋白因為身患嚴重的肺病，身體極度虛弱，無法跟隨大部隊一起轉移，只能留在中央蘇區(qū)堅持斗爭。

主力紅軍撤離后，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央蘇區(qū)進行了更加殘酷的“清剿”，留在蘇區(qū)的紅軍和地方干部陷入了極其險惡的環(huán)境之中。

藥品、糧食等物資極度匱乏，敵人的搜捕越來越頻繁，瞿秋白拖著病體，帶領一部分同志在閩西山區(qū)堅持游擊戰(zhàn)爭。

1935年2月，瞿秋白、何叔衡、張亮、周月林等一批留在蘇區(qū)的干部，在轉移途中，因為在福建省長汀縣被國民黨第36師包圍，不幸被捕。

瞿秋白被捕后，國民黨當局如獲至寶，妄圖從他口中得到更多的黨內機密，以便徹底摧毀中國共產黨。

國民黨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yè)生，他曾是瞿秋白的學生。宋希濂得知瞿秋白被捕后，親自趕到長汀囚禁瞿秋白的房間，假惺惺地說：“先生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貫耳，先生若能幡然悔悟，選擇光明的道路，前途不可限量。”

瞿秋白平靜地看著宋希濂，斬釘截鐵地回答：“我青年時代讀過你的文章，那時你是一個有熱血的青年，但現在你走錯了路。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既然已經參加了共產黨，就要為共產主義事業(yè)奮斗終身，決不會中途變節(jié)?！?/p>

宋希濂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他對瞿秋白進行了殘酷的審訊，動用了各種酷刑，企圖逼迫瞿秋白屈服。

然而，瞿秋白始終堅貞不屈，嚴守黨的秘密，保護了其他被捕的同志，敵人沒有從他口中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在獄中，瞿秋白雖然身處絕境，身體狀況日益惡化，經?？妊廊槐３謽酚^的革命精神，他利用這段時間，回顧自己的一生，思考革命的經驗教訓，寫下了兩萬多字的《多余的話》。

盡管國民黨當局對瞿秋白威逼利誘，許以高官厚祿，但他始終不為所動，宋希濂見勸降無望，只好如實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惱羞成怒，于1935年6月2日親自下令：“瞿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驗身?！?/p>

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換上了自己干凈的衣服，整理好床鋪，然后平靜地走向刑場，他拒絕了敵人給他準備的馬車，自己步行前往，不久槍聲響起，瞿秋白倒在了血泊之中，時年36歲。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沒有忘記瞿秋白這位為革命犧牲的先烈，1955年，中共中央將瞿秋白的遺骨從長汀遷葬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并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儀式。

毛主席為《瞿秋白文集》題詞：“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并沒有挫下來。

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然而，到了1962年，事情卻發(fā)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這一年，香港的一些報刊重新刊登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話》。

毛澤東主席看到了這些報道后，作出了“以后少紀念瞿秋白，多紀念方志敏、劉胡蘭這樣的同志”的批示。

為什么毛澤東主席會突然作出這樣的指示呢？這背后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當時，新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國際和國內形勢。

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的分歧日益擴大，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進行攻擊和誹謗。

在國內，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大規(guī)模的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黨內和國內仍然存在一些錯誤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主席擔心，如果過多地宣傳瞿秋白，特別是過分渲染《多余的話》中的一些消極情緒，可能會被國內外的敵人利用，歪曲和攻擊中國共產黨，說我們黨的領導人革命意志不堅定，在困難面前動搖了，從而動搖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事業(yè)的信心。

方志敏和劉胡蘭是革命烈士中的杰出代表，方志敏在獄中堅貞不屈，寫下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等充滿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的篇章，激勵了無數后人。

劉胡蘭年紀輕輕就英勇就義，面對敵人的鍘刀，她大義凜然，喊出了“怕死不當共產黨”的豪言壯語。

他們的事跡和精神，更加直接、更加有力地體現了共產黨員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崇高品格，更適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用來教育和鼓舞廣大人民群眾。

毛主席的這個批示，并不是要否定瞿秋白的歷史貢獻和革命精神，而是從當時的政治大局出發(fā)，考慮到宣傳工作的策略性，避免給敵人留下攻擊的口實。

這是一種策略性的考量，是為了更好地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歷史是公正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也越來越客觀、越來越全面。

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撥亂反正，根據大量的歷史資料和當年同瞿秋白一起工作過的同志的證明，瞿秋白同志被捕后，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氣節(jié)，堅持革命立場。

國民黨當局的審訊和迫害，沒有能夠使瞿秋白同志屈服，瞿秋白同志是英勇就義的，他是黨的好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好戰(zhàn)士。

198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同志就義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紀念瞿秋白同志誕辰90周年座談會。

如今，在福建長汀，有一座莊嚴肅穆的瞿秋白烈士紀念碑和紀念館，每年都有無數的干部群眾和學生前來瞻仰學習，緬懷他的豐功偉績。

在江蘇常州，瞿秋白的故居也已成為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瞿秋白同志的革命事跡和精神，永遠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