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的一個深夜，何明德點著油燈，小聲對妻子說：‘信一定要寫給鄧大姐，北京她最認得我?！?/p>

妻子聽得一頭霧水——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漢，為何偏偏要給全國聞名的鄧穎超寫信？何明德卻只是抿嘴一笑，把薄薄幾頁紙折好，揣進棉衣內(nèi)袋。第二天一早，他步行二十里路到縣城，把信投進綠色郵筒。信封上，落款“原紅四方面軍何明德”。這奇怪的舉動，很快在鄉(xiāng)里成了茶余飯后的談資。

信走了十來天，先送到國務(wù)院辦公廳，再轉(zhuǎn)到中南海西花廳。鄧穎超拆開信，只看了“警衛(wèi)員小何”幾個字，立刻對秘書說：“原來他還在！我和總理一直以為這孩子犧牲了?！碑?dāng)天傍晚，她提筆寫下一張證明，蓋章后回寄四川通江縣。北京的秋風(fēng)里，這封寫著“同志仍在”的信，帶著久別的溫度南下。

可在川北山坳的小院里，妻子依舊半信半疑。她認得丈夫能吃苦，會木工，也會修農(nóng)具，卻難以把他與“首長警衛(wèi)”四個字聯(lián)系起來。何明德見她搖頭，干脆把塵封十五年的往事一股腦兒說出：“我真跟周總理混過，槍法還行，當(dāng)年腰里插兩把勃朗寧哩！”

時間撥回二十四年前。1933年春天，15歲的何明德揣著一口粗茶淡飯的倔勁兒，跟著紅四方面軍翻山越嶺。那年，他腳底磨出血泡，也沒掉隊——因為他聽小商販講過“革命能讓窮人翻身”。餓著肚子走夜路，他對自己說：只要活下去，總有機會替窮人撐腰。

三年后，西安的寒風(fēng)里，機會來了。1936年12月中旬，他被臨時抽調(diào)到周恩來身邊擔(dān)任警衛(wèi)。第一次見到周總理，他愣是沒敢抬頭。周總理卻拍拍他肩膀：“小何，別緊張，跟我時間長了就習(xí)慣。”一句話，讓他憋著的那口氣一下松了。

真正考驗在1937年4月的勞山伏擊。周恩來一行乘卡車下山，突然槍聲四起，塵土飛揚。司機中彈，汽車沖進路溝。周恩來低聲命令：“散開，還擊！”何明德滾下車，一手短槍，一手攥著周總理的衣袖，硬是護著首長從彈雨里鉆向荒草坡。事后他常感嘆：“那天要是慢半拍，咱倆都交代在溝里了?！?/p>

緊張日子一件接一件。1938年，他們轉(zhuǎn)往武漢做統(tǒng)戰(zhàn)。周總理忙著會見李宗仁、馮玉祥，合縱連橫；間隙里卻關(guān)心小何的婚事：“組織會給你介紹文化人，你自己也得多念書?！焙蚊鞯录t著臉答“是”。他說后來自己能認得報紙，就是那陣子被總理逼著學(xué)拼音字母。

轉(zhuǎn)折發(fā)生在1942年。周總理去延安辦公前，準(zhǔn)許他回老家探親一個月?！奥飞先粲屑笔?，來信！”臨別囑托還在耳邊，意外卻先降臨。國民黨特務(wù)盯上了這個突然返鄉(xiāng)的壯漢，先抓父親，又日夜監(jiān)視。為了救爹，他典了房子，掏空家底，才換得自由。可代價是無法再返回延安。寫信求援？一落筆就可能連累全家。思前想后，他決定“先茍住”。這“茍”就是五年。

1949年，解放軍進駐通江。鄉(xiāng)親們夾道歡迎，何明德望著新四軍番號，喃喃一句：“自己人終于回來了?！彼掀盘崞鹜?，她當(dāng)玩笑聽。他也懶得辯，白天帶民兵練槍，晚上幫公社記工分，就這樣過到1957年。

組織關(guān)系卻一直是他的心病。縣里摸底黨員，他報了名，沒有人能夠核實。一連幾年，他像被丟失的檔案，既不是“假黨員”，也不是“真黨員”。拖到那年秋天，他咬咬牙，給北京寫信。信不長，寥寥幾頁，卻列舉了當(dāng)年西安、武漢時周邊同志的姓名職務(wù)，末尾只寫一句：“愿以生命擔(dān)保，字字屬實。”

鄧穎超的回信到達那天，通江郵差一路小跑，邊跑邊喊：“何明德，大首長來信啦！”妻子捧著信封，認得那醒目的鋼筆字：鄧穎超。她再看丈夫，眼里多了三分敬重。幾個月后，縣委正式為他恢復(fù)黨員身份，還想大張旗鼓宣傳。何明德擺手：“別折騰，地里莊稼還等著收呢?！彼燕嚪f超的證明夾在《新華字典》里，鎖進木箱，只在過年時拿出來擦擦灰。

有人問他，失去十幾年組織關(guān)系，值嗎？他想了想，說：“保住一家老小，也保住了咱黨的秘密，值！”話音不高，卻擲地有聲。

晚年，他依舊早起種地、晚來讀報。偶爾有村干部請他講“西安事變”“勞山脫險”，他總先沖大家擺手：“不是我能耐大，是總理指揮得好?！闭f罷便哈哈大笑，皺紋里全是踏實的光亮。不得不說，這樣的榮光，比鎂光燈下的掌聲更耐人尋味。

鄧穎超后來提起“小何”，常感慨一句：“忠誠的人，從不需要太多言語。”一句話，說盡那封信的分量，也說盡一個老警衛(wèi)員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