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對軍國主義耳熟能詳，卻并不真正了解它的含義。

那我問一個問題，二戰(zhàn)時期的德國、日本人民，知道自己國家的政府正在奉行軍國主義嗎？

答案是不知道。

因為軍國主義是有很大欺騙性的。納粹并不會對外宣傳“我們是軍國主義國家”。他們強調的是“德國覺醒！”“打破凡爾賽恥辱”“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宣傳中充斥的是“正義戰(zhàn)爭”“保衛(wèi)民族”，而不是“軍國主義”。

日本也是如此，天皇制下的宣傳同樣把戰(zhàn)爭包裝成“圣戰(zhàn)”“自衛(wèi)”“解放亞洲兄弟”，而不是對外承認“軍國主義”。日本社會的官方口徑是“尊皇護國”“東亞共榮圈”，聽起來幾乎像是理想主義。

當然，德國確實有部分知識分子、反戰(zhàn)人士、宗教人士看清楚納粹的擴張性與暴力本質。比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曼、萊比錫市長卡爾·格爾德勒，以及著名的愛因斯坦等人。但他們往往被壓制、迫害乃至處決，沒有機會在社會上廣泛傳播這種認識。日本也是類似，內部有反戰(zhàn)聲音，要么被壓制，要么影響力有限。

所以二戰(zhàn)前后的德國、日本人民，并不清楚他們的政府在奉行軍國主義。德日的民眾知道政府在擴軍備戰(zhàn)，但被灌輸的解釋是正當防衛(wèi)或民族復興等等。當事人在這種環(huán)境下，多半覺得自己在支持國家生存與榮光，而不是在支持軍國主義。

等到德日戰(zhàn)車隆隆開動，尤其是初期的勝利，更容易讓人沖昏頭腦。這時候，民眾都陷入了狂熱，更加難以容得下反對聲音了。

今天的世界人民同樣需要防范軍國主義，而不是等它形成以后，那時恐怕已經晚了。那么如何分辨呢？最主要的是看這個國家的軍事傾向表現。

有軍國主義傾向的國家，通常會表現出軍事優(yōu)先的趨勢。如長期、顯著地提升軍費、大力加強軍隊現代化、將軍事擺到優(yōu)先發(fā)展的地位，以及強化軍事在國家安全與外交中的核心地位等等。并且，這類國家的軍隊，往往不僅是安全機構，更是權力結構核心。比如埃及、土耳其等，軍隊長期對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有重要影響。

在宣傳上，此類國家必定突出歌頌軍人貢獻，尊崇軍人的社會地位，乃至將其神圣化?；蛘咴跉v史、考古、宗教、文學、藝術等層面美化軍人和戰(zhàn)爭，以及宣傳極端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比如緬甸，自 2021 年再次發(fā)動政變后，緬甸軍方控制國家機器，成為全球少數仍由軍事政權統(tǒng)治的國家之一。

教育上，以軍事訓練、仇外主義、自我民族優(yōu)越作為自幼養(yǎng)成的教材。比如蘇聯，青少年非常重視軍事化教育，學校體育課也會結合軍訓，甚至開設射擊課。對學生強調的是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對立，教材里將美國、西歐國家宣傳為敵對國家。

當然，上面幾個國家并不是像二戰(zhàn)日德那樣純粹的擴張型軍國主義國家。除蘇聯外，它們的傾向更多體現在國內權力的維持，而非對外擴張，可稱之為統(tǒng)治型軍國主義，但它們確實有著或多或少的軍國主義傾向。那再回到開頭的問題，過去的蘇聯人民，今天的緬甸、土耳其人民，知道他們的國家有這種傾向嗎？

答案是不盡相同的。

蘇聯官方一直以“保衛(wèi)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姿態(tài)出現，把龐大的軍備開支和軍事化教育包裝成“保衛(wèi)祖國的正義事業(yè)”。在這種宣傳話語里，蘇聯不是軍國主義，而是“紅色和平衛(wèi)士”。

雖說有部分人能感覺到，尤其在80年代，生活物資匱乏。民眾知道巨額資源被用在軍備競賽上，他們會抱怨“我們吃不上肉，卻要造核潛艇”。但由于蘇聯的宣傳包裝強度和社會控制力度，即使感覺到，也未必會把它直接定義為軍國主義。

土耳其也一樣，多數民眾并不認為他們的政府存在軍國主義傾向。因為埃爾多安和軍方的政策通常以“反恐”“保衛(wèi)國家安全”“捍衛(wèi)民族獨立”為包裝，對普通土耳其人來說，這種話語更像是迫不得已的自衛(wèi)。

緬甸民眾倒是很清楚，他們非常清楚軍方就是問題本身，也苦于軍政府的強制統(tǒng)治。但是為時已晚，緬甸軍方將軍隊與國家認同捆綁，不斷宣傳自己是“國家的保護者”，把愛國主義與忠于軍方混同，使軍國主義深入意識形態(tài)。時至今日，緬甸軍方高度掌控國家機器，民眾已沒有力量去改變。

一個國家需要軍隊，也需要有戰(zhàn)斗力的軍隊，這本身并沒有問題。但不能窮兵黷武，更必須確保軍隊永遠服從文官制度，不得超越憲法與法律。如果像緬甸那樣，就會導致戰(zhàn)爭與災難。

可悲的是，經過精心包裝和宣傳的軍國主義是有很大欺騙性的。這些國家的民眾出于各種原因，往往在過程中難以分辨，或是無力發(fā)聲，等國家太過軍國化時，則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