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問我，如果有時間出國的話，最想去哪個國家看看。我想了想說，最想去的還是俄羅斯。

有人也許驚訝，因為每每提到俄羅斯，我批評的時候居多。尤其在這次俄烏戰(zhàn)爭中，我更是站在烏克蘭的立場上。

但從骨子里來說，我其實是個“俄粉”，對俄羅斯的文化和藝術，我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喜歡。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帕斯特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等作家的作品，像列賓、列維坦、希施金、蘇里科夫、克拉姆斯柯依等畫家的油畫，對我來說都是耳熟能詳，是我精神世界的燦爛群星。

金雁教授稱俄羅斯文學是世界文學的青藏高原，是很有道理的。

可惜的是，俄羅斯有重要影響的作家或藝術家，絕大多數(shù)都產(chǎn)生于一百多年前，產(chǎn)生于蘇維埃聯(lián)盟成立之前。蘇聯(lián)時期當然也產(chǎn)生了一些重要作家，但都是遭打壓的對象，大都是在地下偷偷寫作。

蘇聯(lián)時期的官方文學，實在是沒有出現(xiàn)幾個像樣的作家。乃至蘇聯(lián)解體直到現(xiàn)在，俄羅斯再難以像一百多年前，產(chǎn)生哪怕一個有重大影響力的作家。因為其產(chǎn)生高貴精神的土壤遭到徹底破壞，這個民族早已從貴族墮落成群氓。

這幾天讀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哲學船事件》，了解到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的一段奇葩歷史。為了統(tǒng)一意識形態(tài)，不僅關押和槍殺了大批神職人員和知識分子，而且于1922年，以反對蘇維埃為罪名，把100多名知識分子和神職人員驅逐出境。

這些被驅逐人包括神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農(nóng)藝師、醫(yī)生等，他們有的是乘火車，有的是乘輪船，離開自己的祖國。包括別爾嘉耶夫在內(nèi)的多名哲學家，是乘兩艘德國船“哈肯船長號”和“普魯士號”離開的，所以歷史上稱這次大驅逐為“哲學船事件”。

這次驅逐行動源于1922年5月19日，列寧給蘇維埃秘密警察首腦捷爾任斯基寫的一封信，“談談把那些幫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驅逐出境的問題”，并要求后者把此信轉給政治局委員們秘密傳閱。

當年7月，在莫斯科郊區(qū)養(yǎng)病的列寧發(fā)函督促此事，要求在社會革命黨審判結束前完成這一行動，并親自提出一干應予驅逐的人名，要求“把幾百個這樣的先生毫不憐惜地驅逐出境，我們將長期凈化俄羅斯”，“抓個幾百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們，請你們出去！”

8月，列寧急不可耐地索要被驅逐人名單，并要求匯報抓捕、審訊和驅逐進展情況。

在列寧緊鑼密鼓的催促下，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外交部、司法人民委員部等部門緊急動員起來，并很快確定了被驅逐人員名單。

這份名單主要包含三部分。其中“莫斯科積極反蘇知識分子（教員）”61人，分別是莫斯科大學、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農(nóng)業(yè)學院、交通工程師學院等高校的教授、3月到5月期間擅自聚會的考古學院等三個小組以及農(nóng)藝師、工程師、醫(yī)生、文學家小組；“彼得格勒反蘇知識分子”51人，其中包括哲學家卡爾薩文、洛斯基、布爾加科夫、索羅金等16人、醫(yī)生、教授聯(lián)合會、文學家、涉嫌塔岡采夫案的教授；烏克蘭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提交的“從事反蘇活動的高校教師和社會活動家名單”，涉及人數(shù)77名。

按照這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確認的名單，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行動處分別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及烏克蘭展開了大搜捕。這些人落網(wǎng)之后，立刻開始審問并當場向他們宣布了罪行和判決。

審問宣判的過程都是千篇一律，干凈利落：簡單地填寫一份個人信息表后就回答提問。提問都是固定的幾個問題---對蘇維埃政權和無產(chǎn)階級制度的看法；對知識分子及社會團體的看法；對教授罷課的看法；對路標轉換派、薩文科夫分子和審判社會革命黨人的態(tài)度；對蘇維埃的高校政策及高校改革的看法；對俄國境外僑民前景的看法。

這些問題不管被捕者怎樣回答，審訊員作出的判決都是一致的，受審人“觸犯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刑法條例第57條”，予以驅逐出境。

宣判結束后，受審人要寫一份自費出境申請和一份未經(jīng)許可不擅自回國的字據(jù)（如擅自回國，由逮捕的第一個司法機關就地槍決），再簽署一份同意書，保證自費出境并在七或十天內(nèi)處理完公私事務與出境文件。

這些遭逮捕驅逐的知識分子，大部分不過是沿襲革命前的傳統(tǒng)，組織一些同好參加家庭聚會，聚會中有人做專題報告，然后聽者提問，大家談論。自19世紀以來，這已是俄國知識分子重要社交方式。十月革命后，他們本來已經(jīng)很小心謹慎，聚會也只是在非常小的熟人圈子。盡管如此，契卡對這些知識分子的言行全都了如指掌。而這一切，都成了他們遭驅逐的重要原因。

當然，也有些知識分子的確本著自己的立場和良心，對新政權表達了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從這一點，他們遭受逮捕并被驅逐，可以說“罪有應得”，并不“冤枉”。

比如說像俄羅斯社會學家、彼得堡大學教授皮.亞.索羅金這樣的人。索羅金在當年的日記中寫道：“如果我和我的同事們沒有可能阻止國家在肉體和道德上的摧殘的話，那么我們還有足夠的智慧不贊同它，更不用說不去參與這一毀滅性罪惡了?！?/p>

在那個高壓恐怖時代持守這樣的信念，索羅金是抱著隨時遭逮捕并被處死的準備的。他在日記中寫道：“紅色恐怖機器在不停地運轉，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全國的尸山每天每夜都在增高。謝普金和其他一百多名社會活動家，其中有許多教授，剛剛在莫斯科被槍斃。”

俄羅斯著名詩人古米廖夫（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的丈夫）就是在這期間被槍殺的。

在日記中，索羅金提到俄羅斯著名生理學家、條件反射理論的建構者巴甫洛夫。在迫害面前，巴甫洛夫“表現(xiàn)出俄國學者的精神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達到了何等的道德和學術理想的高度”。

為了在國外美化自己的形象，蘇維埃宣稱要出版巴甫洛夫的所有著作，并解決他的實驗室問題，但巴甫洛夫發(fā)表聲明回應說，他不會用自己的知識做交易，也不會從毀滅俄國科學和文化的人手中接受任何東西。

甚至在面對生死未卜的審訊時，依然有不少人以自己的良心誠實，回答審判員提出的問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公開的審訊檔案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

在回答“對蘇維埃政權和無產(chǎn)階級制度的看法”這一問題時，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回答說：“我贊同的是建立在基督教自由和基督教平等基礎上的基督教社會，沒有一個政黨能實現(xiàn)這樣的自由和平等?！北粏柕綄μK維埃政權的高校政策持怎樣的看法時，別爾嘉耶夫說：“我不贊成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因為它破壞了學術和教學的自由，也限制了以前的哲學自由?！?/p>

離開祖先生活的故土，離開精神生存的祖國，對于別爾嘉耶夫是極為痛苦的事情。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當那些人對我說要驅逐我的時候，我一陣傷心。我不想移民，但同時也有一種感覺，我將去到一個更自由的世界，能夠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氣?！?/p>

蘇維埃政府起初要求德國發(fā)給被驅逐者簽證，遭到拒絕。德國的答復是，德國不是西伯利亞，不能把俄國公民流放到那里，但如果俄國學者和作家自己請求發(fā)給他們簽證的話，德國很樂意接待他們。

德國人知道這些遭驅逐的人有多么寶貴，當然樂意敞開懷抱接納他們，但要盡最大可能，給遭驅逐者以最起碼的尊嚴。

有些社會組織以及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紛紛站出來，為被驅逐的人說情，甚至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也出來，為他們的同學或同事說話。當然，也有一些被驅逐者四處請托，希望政權能高抬貴手，讓自己留在祖輩生活的祖國。

經(jīng)過高層審核和開會討論，對其中的14人作出了取消或者暫停流放的決定。不幸的是，在后來的大清洗期間，這些留下來的人大多數(shù)沒能避免再次被捕、判刑甚至槍決的厄運。

被驅逐的人允許攜帶家屬同行，但只被允許帶走極為有限的物品。遭驅逐的作家費.奧.斯捷蓬回憶說：“允許帶走的只有，一件冬季和秋季大衣、一套西服配兩件內(nèi)衣、白天穿的和晚上穿的襯衣各兩件、兩條襯褲、兩雙襪子，這就是全部了。黃金制品、寶石，除結婚戒指外，都禁止帶出去，連貼身的十字架都得從脖子上取下來。除了物品外，還允許帶一小筆外幣，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每人20美元；但從哪兒弄得到外幣呢？那時持有外幣可是要進監(jiān)獄的，有時甚至是死刑。”

這些人大都極為貧窮，就是變賣家當也難以湊夠最起碼的旅費和生活費。斯捷蓬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什么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朋友奧麗嘉家，希望能借到30美元。奧麗嘉顯然也拿不出這筆錢來，但她勸斯捷蓬不要著急，讓他在自己家吃些東西等她，自己則出門去了姨媽家。她的姨媽安娜.科瓦列娃是一位俄羅斯將軍的遺孀。

科瓦列娃聽到斯捷蓬的窘境，沒有拿出30美元，而是拿出50美元來，并安慰斯捷蓬說，不用著急還給自己。在那個時候，擁有這筆財產(chǎn)是嚴格禁止的，而把它借給一個蘇維埃的敵人，是尤其冒險的事。

哲學家謝.葉.特魯別茨科伊曾在國家農(nóng)業(yè)辛迪加任職，當他被捕后，辛迪加董事會主席德姆琴科便遭到國家政治保衛(wèi)總局的訓斥，并稱特魯別茨科伊自被捕之日就算開除了。

當特魯別茨科伊為出境的費用發(fā)愁的時候，德姆琴科讓他去財務處領辭退金，不僅發(fā)給他關押期間的薪金，還多發(fā)了兩個月。財務處長告訴特魯別茨科伊，這是德姆琴科的指示，而這樣做違反了國家保衛(wèi)局的指令。

特魯別茨科伊沒領這筆錢，他提醒德姆琴科，可能因為給自己這筆豐厚的辭退金而遭遇危險。德姆琴科很生氣財務處長說了國家保衛(wèi)局的事，堅持讓他領走了這筆錢。

即使剛剛換了一個時代，這個在舊俄時代成長起來的的人身上，依然洋溢著愛與憐憫，洋溢著敢于擔當?shù)馁F族氣派。

這個龐大的烏托邦建立之初，人們還不知道規(guī)避風險。當這些被驅逐的人來到碼頭或者車站時，他們的親人、朋友、同事、學生紛紛前來送行。

遭驅逐的俄羅斯作家伊.亞.索洛蒙諾維奇在回憶錄中講述了送行的場景：“一大群學生來給教授們送行，給他們的妻子獻了花，幫著搬東西。一百五十多個年輕女子，像一群小鵝，因為秋涼和激動而泛紅的臉龐在人群中形成一條蜿蜒、晃動的長彩帶，斯托尤寧女子中學的學生來給瑪利婭.尼古拉耶芙娜送行，她隨女婿尼.奧.洛斯基一起流亡。一直到晚上11點，岸邊沸騰著一撥接一撥的年輕人的洶涌激情。每個人的離別詞都是---我們不對你說‘別了’！而要說‘再見’！”

與年輕人不同，年紀更大的人對未來顯得憂心忡忡。一個前來送行的朋友憂愁地對索洛蒙諾維奇說：“不知道該憐憫還是嫉妒你們？不知誰們更糟？被驅逐的還是留下來的？沒有了你們，我們就成了孤兒，陷進泥沼了。那時你就會覺得，你們，最后一批人，還活著，這對我們是多么重要......”

這個朋友的話一言成?，這是蘇維埃政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驅逐知識分子。隨后，這個國家越來越陷入高壓和恐怖狀態(tài)，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直接遭到逮捕槍殺而不是驅逐出境。

僅1937至1938年，在蘇聯(lián)大清洗期間，130萬人被判刑，其中68.2萬人遭槍殺。

借著一次次鎮(zhèn)壓和清洗，俄羅斯民族的精神支柱被徹底摧垮，愛和憐憫，責任和擔當成了稀缺品，一個民族完成了從貴族到群氓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