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fā)布會，主題是發(fā)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于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及相關犯罪典型案例，《意見》對幫信罪辦案標準做了一定的調整，尤其在“兩卡”犯罪認定、主觀明知判斷和寬嚴政策區(qū)分上變化明顯。這里結合新舊規(guī)則的核心差異，整理出以下關鍵變化點：

一、涉“兩卡”犯罪的“情節(jié)嚴重”標準調整
1. 電話卡犯罪門檻統(tǒng)一并收緊
舊標準：僅收購、出售、出租“他人”電話卡20張以上屬于“情節(jié)嚴重”。
新標準：不再區(qū)分“他人”或“本人”，只要收購、出售、出租電話卡累計達20張以上，即認定為“情節(jié)嚴重”。
意義：堵住了過去利用“本人辦卡后出售”規(guī)避刑責的漏洞，打擊范圍明顯擴大。

2. 銀行賬戶/支付賬戶標準進一步細化
舊標準：出售、出租本人賬戶且流水金額達標即可能入罪，未明確賬戶數量下限。
新標準：明確要求同時滿足兩項條件：

出售、出租本人3個以上銀行賬戶或支付賬戶；
賬戶流水總額超30萬元。
意義：避免小額單賬戶行為被不當入罪，但也強化了對職業(yè)化“卡農”的打擊精準度。
新舊標準對比表：

對象類型

舊標準

新標準

核心變化

電話卡

僅限“他人”卡20張以上

不再區(qū)分本人/他人，20張以上即構成

范圍擴大，打擊更嚴

銀行賬戶(本人)

流水金額達標即可能入罪

需同時滿足：3個以上賬戶 + 總流水超30萬

門檻提高但更精準

非本人賬戶

無單獨規(guī)定

收購/出售非本人賬戶 + 流水超30萬即構成

填補空白

二、主觀“明知”認定規(guī)則的擴充
新《意見》在2019年司法解釋列明的7種“明知”情形基礎上，新增3種可推定為“明知”的情形，降低了對行為人主觀意圖的證明難度：
1. 提供特定犯罪工具：如批量插卡設備、虛擬撥號軟件或改號工具；
2. 被限制后仍繼續(xù)行為：因異常交易被銀行/運營商暫停服務后，繼續(xù)提供賬戶或服務；
3. 事先準備“反偵查話術”：例如預先演練應對警方詢問的應答口徑。
實務影響：公訴機關在指控“明知”時有了更具體的依據，尤其是針對職業(yè)化、有反偵查意識的團伙。

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化
新規(guī)對涉案人員的處理不再“一刀切”，而是明確區(qū)分責任層級：
從重處罰對象：職業(yè)化團伙、跨境犯罪組織者、骨干成員，以及利用AI等新技術犯罪者；
從寬處理對象：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被脅迫參與者等末端人員。若情節(jié)輕微可不起訴或免刑，非罪化處理比例將提高。
典型案例參考：上海閔行區(qū)檢察院僅起訴組織學生辦卡的“卡頭”高某，對其余涉案學生不起訴，體現“懲首惡、教育從犯”的導向。

四、避免客觀歸罪：強化主客觀一致原則
新規(guī)特別強調，在“兩卡”案件中，不能僅因行為符合“情節(jié)嚴重”就定罪，必須同時查證兩項核心要件：
1. 被幫助對象（上游犯罪人）的行為已構成犯罪（如詐騙金額達標）；
2. 行為人主觀上明知對方從事犯罪活動。
意義：防止因流水或卡量達標就“客觀歸罪”，要求司法環(huán)節(jié)更注重全鏈條證據審查。

五、綜合治理與行刑銜接強化
新規(guī)不再局限于刑事打擊，更要求建立“前端預防+后端懲戒”體系：
對行業(yè)“內鬼”：金融機構、電信企業(yè)人員涉案的，可適用“職業(yè)禁止”；
對未成年人/學生：不起訴后需移送學校紀律處分，并強制家庭教育指導；
跨部門協(xié)作：法院、檢察院需向金融、電信、教育部門發(fā)送司法建議，推動源頭治理。

此次修訂直指實務痛點：一方面通過量化標準細化（如電話卡20張、銀行賬戶3個）統(tǒng)一裁判尺度，減少同案不同判；另一方面通過主觀推定擴張與分層懲處機制，兼顧對黑灰產“全鏈條打擊”和對弱勢參與者的矯正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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