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日本原希望一鼓作氣占領南京，迫使國民政府主動投降，這樣日軍就能在中國資源的支撐下，進一步在亞洲乃至世界推進其戰(zhàn)略。

問題是，南京陷落，南京國民政府未就投降問題進行表態(tài)。從12月13日開始，東京連續(xù)召開大本營與政府聯絡會議，研究和談條件。

由于多方勢力的參與，各派力量爭論不休，直至12月21日，才由內閣正式通過《為日華和平談判事項給德國大使的電文》，對中國開出了四項基本條件：

“一、中國應放棄容共和反日滿的政策，對日滿兩國的防共政策予以協(xié)助；二、在必要地區(qū)設置非武裝地帶，并在該地區(qū)的各地方，設置特殊機構；三、在日滿華三國間，簽訂密切的經濟協(xié)定；四、中國應對帝國賠款。”

隨后，又對華中偽政權的建立進行了指導，據記載：

“日本內閣于1937年12月24日決定的《處理中國事變綱要》中，對華中地區(qū)建立偽政權問題做了明確的規(guī)定：華中方面在軍事占領區(qū)域內，考慮在時機成熟時，建立與華北新政權有聯系的新政權。”

顯然，對于上述四項條件，國民政府是難以接受的，但是也沒有及時表達的必要。

1、如何占領南京？

因為從中國全盤抗戰(zhàn)的部署來看，拖延時間是政略。

而“日本政府中有一部分人，自從十二月攻占南京前后，由于對中國政府態(tài)度不明表示不滿，就在十二月十四日成立了華北臨時政府，王克敏就任了政府主席，于是一種頗有勢力的意見拾起頭來：把臨時政府扶植起來，將來發(fā)展成為中央政府，和平談判不以蔣介石為對手。”

沿著東京政策的大方向，華中方面軍也想建立一個聽信于己的偽政權來管理南京。

據時任松井石根助手、從事特務工作的岡田尚在東京審判法庭陳述：

“8月底我在上海登陸，當時此事件正處在初始階段。為了轉達松井將軍的意愿，我立刻開始在租界里尋找我的老朋友以便把松井將軍的意圖轉達給他們。我還獲得機會和唐紹儀先生——我的一位老朋友，當時中國的一位資深政治家談了話。另外一位非常了解日本局勢的李擇一先生也與我交流了看法。”

在包圍南京之前，松井再次思考占領南京的下一步部署。

據松井石根1937年12月2日日記記載：

“今后策劃的目標是：首先驅逐國民政府。如果得到了整個江蘇和浙江，那么，下一步便合并安徽，然后建立政權。萬一這樣行不通，便利用殘留在南京附近的國民黨政府要員，改造國民政府，最終建立一個脫離漢口政府的國民政府。今后，隨著攻占南京戰(zhàn)斗的進程，這些工作都要隨之展開?！?br/>

不過，建立理想的華中偽政權，也有相當的難度。第一、華中不同于華北、東北，抗日熱情更加高漲，快速物色像王克敏、殷汝耕這樣的漢奸不太容易，只能先建立自治委員會、維持會這類的過渡性傀儡偽政權。對此，從上海打到南京的華中方面軍也有深刻的體會。

據記載：

“日軍在淞滬地區(qū)的進攻，遇到中國居民英勇頑強的抵抗，無法像奪占平津那樣迅即奪取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因此，也就無法仿照華北那樣建立地方偽政權，只能在日軍實際的鄉(xiāng)鎮(zhèn)區(qū)縣的范圍內，首先建立小規(guī)模的、分散的偽組織?！?br/>

在這一思路的指導下，在滬寧戰(zhàn)線上，華中方面軍每占領一地，就建立一個自治委員會，如9月23日建立了“寶山縣自治委員會”。12月1日成立了“吳縣自治委員會”和“蘇州自治委員會”；第二、南京系中國首都，華中偽政權頭面人物身份要高。

華中方面軍的特務系統(tǒng)早期物色了唐紹儀。

據記載：

“1937年12月中旬，華中日軍特務部部長原田熊吉通過岑春煊之子岑德廣和日本特務山田等人向他游說，原田本人也數次與唐會談。以后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也曾前往訪唔，要求唐出馬組織華中地區(qū)的偽政權。但是唐礙于種種原因，左觀右望，對日方的要求只表示‘當需充分考慮’而已，不愿貿然答應”；第三、將幾個省市的土地和人口統(tǒng)一于偽政權是一件很難的工作。”

據德國駐日本大使1938年1月11日致柏林外交部的報告記載：

“對于日本人來說，將已經占領的幾個省組織在一起予以治理要比占領新的地區(qū)艱難得多，何況還要盡快顯示出這些地區(qū)的政通人和以及日中友誼的誘人景象。因為，一方面是日本人缺少一切自主實施全面管理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又要盡可能地避免純粹占領或者懷有‘領土目的'的現象。為此日本人急于施出他們的傳統(tǒng)手段，利用原已存在的管理機構，建立起小小的自治單位。”

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南京自治委員會成為權宜之計。難民登記開啟之時，華中方面軍就和拉貝溝通過此事。

據拉貝12月22日日記記載：“憲兵總部的兩名日本人今天來拜訪我，并通知我說，日本人現在要自己建一個難民委員會，所有的難民都必須登記。”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3日，在日軍的指導下，自治委員會召開了籌備會議，一周后也就是1938年的1月1日，自治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鼓樓廣場召開，雖然自治委員會的“自治權”很弱，但南京還是告別了沒有政權領導的空位期階段，隨后，自治委員會開始逐步接手城市管理。

南京自治委員會于1938年1月1日在鼓樓廣場召開了成立慶典。據史邁士12月29日給家人的信記載：“局勢漸漸有了些許好轉。我們剛剛和福井先生談了幾件事，主要是燃煤和大米，他告訴我們現在秩序已在恢復中，不允許士兵進入安全區(qū)，主要入口處都有憲兵把守?！钡@不是自治委員會成立的結果，只是時間上的巧合。

2、西方輿論的壓力

大量的資料表明，歐美使領館官員的申請回歸對南京秩序的些許好轉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一群體的回歸也是一波三折，前提是使館溝通渠道的建立，中心是歐美使領館官員強烈要求，關鍵是華中方面軍的批準。

日軍進城后，12月15日，日本駐南京使館的官員們回到了南京，他們的工作定位是解決外交爭端，尤其要注意南京幾十位外籍僑民和西方國家利益。

時人一份12月15日的日記分析：

“今日，日本大使館人員進了南京城，其目的在減少倭兵對于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之損害?！?br/>

1938年1月11日，貝德士給在上海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xié)進會干事伯因頓的信中也概括地說：

“日軍入城是12月13日。大使館工作人員15日聲稱是為了調和日軍對外國人以及對外國人的財產帶來的影響而來的。在此之前，我就和田中領事有過交往?！?br/>

這時，影響南京市民生活秩序走向的一個動力系統(tǒng)就開始形成了：外籍人士和日本駐南京使館溝通渠道的建立，并有了密集性地互動，主要是對日軍暴行的抗議，在費吳生的日記中，12月19日是個“騷亂至極的日子”，那天他的日記記載：

史邁士和我攜帶載有55個新增暴行案例（均經證實）的表冊再次拜訪日本大使館，并且告訴田中和福井先生今天情況更為惡化。他們保證將“盡最大努力”，并希望事情將“迅速”好轉，但很顯然他們對軍方的影響很小甚至全無，而軍事當局對士兵毫無約束。我們還被告知，最近有17個憲兵到達，他們將協(xié)助恢復秩序。用17個人來應付一支約有五萬人的極端邪惡的罪犯大軍！不過我們仍然喜歡日本使館這三個人。

不過，遞交給日本使館的抗議多是石沉大海。費吳生也知道日本使館對軍方的影響很小乃至全無。之所以如此，一是日本軍方的強勢，二是站在日本的立場，日本使館還要為軍人掩飾。

據貝德士傳出的、為國民政府獲得的《南京淪陷后日軍暴行概況》記載：

“惟負責長官三人中之二人，實深感痛苦，曾經日人要求，請其呈報真相，以便與日軍交涉。此足見日本之文職官吏，一方面為軍人掩飾，一方面向軍人勸告之真相?！?br/>

不論如何，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和日本使館溝通的機制已經建立了。隨后，外籍人士起草了一封電報委托日本使館發(fā)出，要求歐美使領館官員回歸。

據費吳生12月20日日記記載：

“我們在這所房屋中的一群人，起草了一封致上海美國總領事的信，要求立即派外交代表到這里來。因為情勢已極為緊急，然后請日本大使館將此信以海軍電報發(fā)出。”

對于安全區(qū)委員會的請求，日本使館敷衍了事，消極應對日本使館可以敷衍南京安全區(qū)委員會的非外交人士，但不能一味敷衍在長江軍艦上和上海的歐美使領館官員。

當時，英美五位記者獲準出城，從16日開始發(fā)表報道，主要闡述日軍集體殺人、搶外國人住宅、大學醫(yī)院和大使府邸以及南京尸橫遍野等主題。

此輪新聞轟炸，讓駐上海的歐美使領館震驚。很快，美國駐上海使館向日本駐上海使館提出了抗議，德國使館官員和英國使館官員抗議也緊隨其后。結合戰(zhàn)地記者的報道，出于對南京本國利益和僑民安全的擔心，三國集體要求回南京履行公務。他們進駐南京的決心已下，日本使館沒有足夠的理由無限期拒絕，只能跟華中方面軍溝通。

此時，國際關系也很微妙，12月24日東京遞交了”巴納”號調查處理意見，美國政府原則接受，讓日本松了口氣。據德國駐日本大使報告：“由于日本政府迅速采取的行動，本來會導致政治上嚴重后果的火焰得到了較好的撲滅。”

但日本還是汲取了教訓，定下了盡量不得罪英美的基調。因此，面對美國使館官員申請回歸南京，華中方面軍給予批準。

3、秩序的建立

據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12月29日日記記載：

方面軍參謀長通知說，由于各國大使館人員29日來南京，要備好汽車。因為這是方面軍自作主張地安排這些人來南京，甚感為難。上海的氣氛和南京不同。…正在研究怎樣接待來訪的英、美、德、意等國的大使館、領事館人員時，福井書記官（南京領事）來了。據美國大使館雇傭的中國人說，23日，日本兵到大使館搶劫了屬于中國人的私人物品，還搶劫了大使館人員的居室，用刺刀戳門、掠奪德國大使館的字畫等等。他留下美國人寫給領事的信就回去了。有人做了令人難堪的事，即便不能說全部都是真實的，也需要研究善后措施。

南京的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上村利道12月29日日記記載：

“昨天夜里，方面軍通報說：英、德領事回南京時，可以提供汽車給予方便。不過今天不來南京，要推遲到明天。特務部沒來人就此事進行協(xié)調?！?br/>

為了做好迎接歐美使領館回歸南京的準備工作，華中方面軍派沖上校先來南京部署。

據史邁士12月29日致家人的信記載：

那個軍人是沖上校，剛剛從上海來，而且認定他此行來南京要保護外國人，所以他要所有的德國人集中在一地，而所有的美國人集中在另一地，然后他再設崗哨。我很高興當時拉貝也在，我們否定了這個建議；當我正在駁斥他說安全區(qū)沒有士兵時，拉貝也幫我應付一沖說我們的危險就在開火，防止中國士兵向日本士兵開火！拉貝說：“我就任安全區(qū)委員會主席時，就宣誓要盡力保護這些中國人，我決不離開他們或搬到什么保護地?！焙髞頉_要他簽字表示同意免除他們對他的保護！隨后拉貝又說：“你們保護中國人，我感到安全之后再簽字?！焙苊黠@，上海的德國當局一定為保護德國人及其財產，給他們施加了壓力，也許美國也一樣。另一個好消息是福井告訴我們，不久將來一位美國代表。

面對歐美使領館進駐的壓力，駐扎南京的上海派遣軍開始整頓軍紀。

據飯沼守12月30日日記記載：

“下午1時30分召集駐南京及附近宿營部隊的副官等人，要求進一步嚴整軍紀風紀，特別是對外國公館的違法行為，佐佐木少將（警備司令官）還提出注意事項和要求。方面軍中山參謀來此，僅向參謀長一個人傳達了對此次發(fā)生在外國公館的違法及其他違反軍紀的行為的遺憾之意。真是愧疚難言。閱讀了由陸軍大臣、參謀總長聯名發(fā)給方面軍的電報，電文說在各國動向極其微妙之際，理應充分注意?！?br/>

總之，1937年底，南京的秩序發(fā)生了些許好轉。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多有感受。

據福斯特12月28日致妻子的信記載：

“情況大體好轉，大批軍隊似已出城，市民在街上行走略有自由。他們仍感恐懼，游蕩的士兵仍然搶劫與奸淫，被懷疑當過兵的男人仍然被處死。但在許多方面仍比以前有明顯改進，我們感激不盡。只要有更多外國人回來協(xié)助，便將大為緩解目前的緊張情況，僅在金女大就必定超過一萬婦需?！?br/>

隨著新年的到來，難民區(qū)的登記暫時擱置，但是查閱外籍人士的日記和書信，發(fā)現他們對新年放假依然感到擔心，尤其害怕日軍酗酒滋事。出乎意料的是，三天假日，南京治安總體沒有惡化。

據史邁士12月31日致家人的信記載：

“拉貝今晚不關門，所以我們可以出去一會兒。威爾遜和我最好九點前回到我們睡覺的地方。但樓下開始打橋牌，我想我們不會按時回到拉貝那兒去?！?br/>

第二天史邁士致家人的信又記載：

我們通過塔上的巡視，看到難民們曬著暖和的陽光，孩子們在金大校園里翻著筋斗…貝德士又和我走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看那兒是否還堆放著本周被害的死者尸體。我們繞至古林寺，穿過南邊的山谷，仔細察看每一個池塘，除了幾天前數起縱火事件之后貝德士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背后看見的燒焦的尸體之外，沒看見什么別的尸體。那邊花園的幾塊地只用了不到一半，但每間農舍都荒棄了，只有幾個農民在后面裝白菜準備運出去賣。安全區(qū)外沒有一間房子住人，連西康路以西都沒有，然后我們往南順清涼山至漢西門新門，從清涼山到新門我們沿路只見到3個平民！而那一地區(qū)過去總是熙熙攘攘。有幾個日本兵在附近閑逛，也為數不多。我們途經的每一間房屋、農舍都遭過洗劫，有幾家還被燒了。

總之，華中方面軍出于自身利益的思考，建立了南京自治委員會這一過渡性的傀儡偽政權，南京的空位期宣告終結。在空位期終結的時候，由于考慮到國際觀瞻，南京的社會秩序也出現了相應變化。

4、“常態(tài)化”的殖民秩序

1938年1月1日，南京自治委員會召開了成立慶典，南京結束了沒有政權管理城市的空位期。

但南京的秩序又會轉向何方呢？這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華中方面軍、聽從華中方面軍調遣的自治委員會、東京高層、歐美使領館官員、圍繞在安全區(qū)委員會的外籍人士等等。

根據大量資料分析，告別空位期的南京并沒有立刻進入“常態(tài)化”殖民秩序，而是進入了各類主體互動博弈、治安時好時壞的過渡期膠著。據費吳生日記記載：“現在是1月11日，局勢有所改善，但仍然沒有一天無暴行，有些簡直是暴亂?！?/p>

過渡期持續(xù)了一個多月，直到2月上旬，松井石根再次來到南京，南京大規(guī)模屠殺和奸淫擄掠方才較快好轉。但不久，以松井石根為首的華中方面軍高級將領還是被調整了，畑俊六大將本著“因勢利導建立南京新政權”的思路上任，推進南京“常態(tài)化”殖民秩序建設。到了1938年3月28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成立，4月，督辦南京市政公署成立，在日軍的監(jiān)控下，機構和制度系統(tǒng)創(chuàng)設，“常態(tài)化”殖民秩序有了清晰的框架。

1938年1月1日，自治委員會開始運作，但此時東京對華的態(tài)度還是難以明確。

自接到《為日華和平談判事項給德國大使的電文》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穿插于中日之間的調停沒有結果。日本期望國民政府投降，國民政府順勢拖延時間，這令東京當局不能接受，1月12日，“廣田弘毅要德國大使向中國政府轉告，到15日沒有答復，帝國將自由行動?！?/strong>

國民政府沒有在15號給予答復，第二天，近衛(wèi)內閣于發(fā)表了第一次對華聲明：

在攻陷南京后，帝國政府仍然為了給中國國民政府以最后反省之機會，一直等到現在。然而，國民政府不了解帝國之真意，貿然策動抗戰(zhàn)。內則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則不顧整個東亞和平。因此，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之建立與發(fā)展，并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xié)助建設復興之新中國。

“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發(fā)表之后，東京對在華中地區(qū)建立偽政權的工作也更加重視了。

大體的方向如上所述，但是這項工作何時開始切實推進是個大問題。1938年1月1日，自治委員會開始運作，雖然這時局勢有了些許好轉，但是日軍暴行仍然大量存在，南京難民還是躲藏在安全區(qū)，不敢回家。

據麥克倫1月7日日記記載：

“日本軍隊想要中國人回家，但日本士兵繼續(xù)恐嚇他們，因此他們不敢從安全區(qū)出來。老百姓想重操舊業(yè)，但日本軍隊搶走了貨物，燒毀了商店：他們想做點小買賣，但日軍把他們的錢搶光了；日本人想要他們生產，但日軍殺死了所有的雞、豬、牛，所有活的東西，多么具有諷刺性?。　?br/>

顯然，膠著是諷刺性產生的背景，暴力是膠著中的必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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