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中的偏執(zhí)狂風格》是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美國歷史的杰作，堪稱《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的姊妹篇。

在這本書中，他以美國右翼為例，剖析了一種他稱之為“偏執(zhí)狂風格”的政治思想與修辭——代表絕對惡的敵對勢力正在實施驚天陰謀，意欲摧毀絕對的善，自己一方在這場二元對決中扮演著真理的化身，萬不可妥協(xié)，因為失敗意味著末日來臨。受迫害感是偏執(zhí)狂風格的核心，其代言人常具有陰謀家心態(tài)，并試圖用末世論的語言來描述陰謀論的最終結果。人們都受困于歷史，但偏執(zhí)狂人士不僅受到現(xiàn)實世界的折磨，還被他的幻想所折磨。

但本書所謂的“偏執(zhí)狂風格”，既不限于右派，也不限于美國，而是適用于各國的各種政治派系。作者研究的雖然是美國的歷史，論旨卻照亮了今天的現(xiàn)實。政治不僅為利益所左右，也深受人們對它的感知和理解的方式的影響。

雖然寫于上世紀60年代，但對于理解美國政治傳統(tǒng)中的非理性一面和當下日趨極化的政治，本書依然具有啟示意義。正如推薦人劉瑜所說：“本書寫于上世紀60年代，主題是美國歷史上的右翼民粹主義，但如果把其中一些關鍵詞抹去，它幾乎就像是在分析當代美國。這大約就是經典的穿透力。”

以下是書中名篇《美國政治中的偏執(zhí)狂風格》的節(jié)選。

美國政治中的偏執(zhí)狂風格

（節(jié)選）

1.

雖然美國的政治生活很少受到極其尖銳的階級斗爭的影響，但那種異?！獞嵟娜后w卻反復出現(xiàn)。今天，這一點在極右翼群體身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尤其是在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 1964年美國大選共和黨候選人）運動中，我們看到了少數(shù)人的仇恨和激情可以產生多么大的政治影響力。此類運動的背后是一種有著悠久且紛繁歷史的思想風格——不一定都與右翼聯(lián)系在一起——我稱它為“偏執(zhí)狂風格”（paranoid style）。我之所以用這個詞，是因為沒有其他詞能充分傳達出我想表達的含義：那種有著極端夸張、多疑和陰謀論幻想的特點的思想風格。我并非在臨床意義上使用“偏執(zhí)狂風格”這個詞，而是為其他目的借用了這個臨床術語。我既沒有能力，也不想把過去或現(xiàn)在的任何人物診斷為精神病人。事實上，如果將偏執(zhí)狂風格這個概念僅僅用在心智嚴重紊亂者身上，那這個概念也就沒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或歷史價值。正是由于精神基本上正常的人會去使用偏執(zhí)狂式的表達，這一現(xiàn)象才有了重要意義。

我在談到偏執(zhí)狂風格這個術語的時候，和一個藝術史家談到巴洛克或矯飾主義風格時并無多少差異。它首先是一種看待世界和表達自我的方式。韋氏詞典將作為一種臨床表現(xiàn)的偏執(zhí)狂（paranoia）定義為一種慢性精神障礙，其特點是對受迫害和自身崇高的系統(tǒng)性妄想。以我之見，受迫害感是偏執(zhí)狂風格的核心，它借助宏大的陰謀論得到系統(tǒng)性的表達。但是，政治上的偏執(zhí)狂代言人和臨床上的偏執(zhí)狂之間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區(qū)別：盡管他們都好用狂熱、多疑、極有攻擊性、宏大以及末日妄想式的表達，但臨床上的偏執(zhí)狂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和陰謀的世界，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而政治上的偏狂執(zhí)代言人則認為陰謀所針對的是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隨之受到影響的不是他自己一個人，而是還有千百萬人。他通常不把自己看作是某個陰謀唯一的受害者 ，就此意義而言，他更理性、更無私。他認為自己的政治激情是無私的，是愛國的，這種意識極大地強化了他的正義感和道德義憤。

當然，“偏執(zhí)狂風格”這個詞是貶義的，它也應該是貶義色彩；這種風格更多地出現(xiàn)在人們鼓吹某些糟糕的主張之時。但是，沒什么能防止人們以偏執(zhí)狂風格去支持一個合理的方案或議題，不能因為我們覺得在一個論點的表述中聽到了典型的偏執(zhí)狂論調，便直接判斷此論點的優(yōu)劣。風格與人們相信和鼓吹某些觀念的方式有關，與其真假無關。

來看幾個簡單、相對沒有爭議的例子，便可弄清楚區(qū)別在哪里?？夏岬峡偨y(tǒng)遇刺后不久，一項主要由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參議員托馬斯·E.多德提出的法案受到了廣泛關注，該法案的目的在于讓聯(lián)邦收緊對郵購槍支的控制。在隨后就該法案舉行的若干場聽證會期間，有三個人從亞利桑那州的巴格達驅車2500英里到華盛頓表達自己的反對立場。不管人們覺得反對多德法案的論點多么沒有說服力，它們都還屬于傳統(tǒng)政治論說的范圍，但其中一人所發(fā)表的反對觀點則可能被視作典型的偏執(zhí)狂風格表達。他堅持認為該法案的提出是“顛覆勢力又一次企圖將我們變成世界社會主義政府的一部分”，它可能會“制造混亂”，幫助“我們的敵人”奪取政權。

同樣，眾所周知，反對城市供水氟化的運動吸引了各類怪人，特別是那些對中毒有強烈恐懼的人。科學家們可能會在未來某個時候發(fā)現(xiàn)確鑿的證據(jù)，證明飲用水氟化總的來說是有害的，這個發(fā)現(xiàn)也意味著反氟化主義者的主張是正確的。但同時，很難證實他們中的一些人提出的帶有典型偏執(zhí)狂風格的論點：他們指控城市供水氟化是打著公共衛(wèi)生的幌子推進社會主義，或者通過在供水中添加化學物質搞壞民眾大腦，以便人們更容易受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陰謀的影響。

因此，扭曲的風格可能是一個信號，它提醒我們，判斷可能是扭曲的，就像在藝術中，丑陋的風格提醒人們，品位存在根本缺陷。我感興趣的是通過政治修辭來了解政治病理的可能性。在這方面，關于偏執(zhí)狂風格的一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實是，它代表著我們公共生活中一種古老且反復出現(xiàn)的表達方式，經常與某些可疑的不滿情緒催生的運動聯(lián)系在一起，即使被目的截然不同的人采用，其表達的內容卻大致相同。我們的經驗也表明，雖然它是以不同強度一波接著一波出現(xiàn)，但幾乎無法消除它的存在。

在美國歷史上，人們可以在諸如反共濟會運動、本土主義和反天主教運動中發(fā)現(xiàn)這種思想風格。另外，還可以在某些認為美國受奴隸主陰謀左右的廢奴主義代言人身上，在許多對摩門教感到憂心忡忡的作家身上，在炮制出“國際銀行家大陰謀”的綠背黨和平民黨作者身上，在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軍火制造商陰謀的揭露中，在流行的左翼報刊中，在當代美國右翼，在當下圍繞種族問題進行爭論的雙方——白人公民委員會（White Citizen Councils）和黑人穆斯林——身上，都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思想風格。

我選擇美國歷史來說明這種偏執(zhí)狂風格，只是因為我恰好是美國人，于我很是便利。但這種現(xiàn)象并不限于美國經驗，也不限于我們的同時代人。在整個現(xiàn)代史上，許多國家都流傳過某個群體制造驚天大陰謀的故事，可能是耶穌會士或共濟會、國際資本家、國際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因時因地而異。只要想想肯尼迪總統(tǒng)被暗殺在歐洲引發(fā)的反應，就知道并非只有美國人才有偏執(zhí)狂風格即興創(chuàng)作的天賦。更重要的是，在現(xiàn)代歷史上，偏執(zhí)狂風格大獲全勝的一次不是在美國，而是在德國。它是法西斯主義和受挫的民族主義的常見成分，盡管它也吸引了許多不是法西斯主義者的人，而且左翼報刊經常能看到偏執(zhí)狂風格的表達。斯大林時期著名的“大清洗”審判據(jù)說以司法形式進行，其審判過程則是偏執(zhí)狂式的。在美國，它一直是少數(shù)派運動更偏愛的風格。當然，我們歷史的某些特點使偏執(zhí)狂風格在美國比許多西方國家有更大的影響范圍和影響力。不過，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做這樣的比較，而只是要證實這種風格的存在，對其在歷史上的反復出現(xiàn)做出說明。

2.

總結一下偏執(zhí)狂風格的基本要素。其中心意象是一個巨大而險惡的陰謀，它有龐大而又精巧的影響機制，目的是要破壞、摧毀一種生活方式。也許有人會反對說，歷史上的確發(fā)生過一些陰謀行動，注意到這些陰謀并不是偏執(zhí)狂的表現(xiàn)。這說得沒錯。所有的政治行動都需要策略，許多策略性行動的效果都取決于它們在一段時間里不為人所知，而任何秘密行動都可能會被描述為陰謀行動——雖然這樣的描述有些夸張。偏執(zhí)狂風格的差異之處在于，它的擁護者并非發(fā)現(xiàn)了歷史上這里或者那里發(fā)生的陰謀，而是把一個“巨大的”或者“龐大的”陰謀視為歷史事件的推動力。歷史本身就是一個陰謀，由幾乎具有超凡力量的惡勢力發(fā)動，因而要擊敗它，不能靠政治上尋求折中妥協(xié)的通常方法，而是要依靠一場毫不妥協(xié)的十字軍式的征戰(zhàn)。偏執(zhí)狂風格的代言人用末世論的語言描述這個陰謀的最終結果——他動不動就要談到整個世界、整個政治秩序、整個人類價值體系的誕生和死亡。他總是在守衛(wèi)文明。他總是活在某個轉折點：要即刻組織起來抗擊陰謀，否則就太晚了。時間永遠是剛好快要不夠了。偏執(zhí)狂風格的末世論非常接近那種絕望的悲觀主義，但通常也就只是接近，并不會成為悲觀主義。末日警告能喚起激情，號召人們去戰(zhàn)斗，人們產生的是在受到基督教類似主題影響時的反應。如果表達得當，這種警告能發(fā)揮的作用，會與復興派布道中對罪的可怕后果所做的描述的作用相同：雖然描繪了即將發(fā)生的事情，但許多事情仍然可以避免。這些警告是一種世俗、惡魔版本的再臨宗。

作為先驅者的偏執(zhí)狂人士是一位斗志旺盛的領導者，他能在陰謀還沒有被公眾完全察覺之前就察覺到其存在。他并不像職業(yè)政治家那樣，面對社會沖突時，認為需要做的是進行調解以及做出妥協(xié)。既然一直是絕對的善與絕對的惡之間的沖突，那么，需要的品質不是愿意做出妥協(xié)，而是將斗爭進行到底的意志。除了徹底的勝利，其他都不能接受。既然敵人被認為是完全邪惡、完全不能和解的，那么就必須將之徹底消滅——即使不能從世界上消滅，至少也要在偏執(zhí)狂人士重視的作戰(zhàn)區(qū)域將敵人消滅。這種對無條件勝利的要求，導致極其苛刻和不切實際的目標被制定出來，因為這些目標無法實現(xiàn)，失敗就會不斷加劇偏執(zhí)狂人士的挫敗感。即使目標部分得到實現(xiàn)，也會讓他產生與起始相同的無力感，而這反過來只會讓他更強烈地意識到敵人的強大和可怕。

敵人的形象被清晰地勾畫出來：他是惡的完美化身，是沒有道德的超人——陰險、無處不在、強大、殘忍、追求情欲、熱愛奢華。這個敵人不像我們其他人那樣，困在歷史規(guī)律之中疲于奔命，能夠限制他的只是他的過去、他的欲望和他的缺陷。他是自由、主動、邪惡的行動者。他用其意志改變，乃至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規(guī)律，或者讓歷史進程偏離正常軌道，令其走向歧途。他挑起危機，引發(fā)銀行擠兌，造成經濟蕭條，制造災難，然后享受他制造的痛苦，并從中獲利。偏執(zhí)狂人士對歷史的解釋在這個意義上顯然是從個人角度出發(fā)的：決定性事件不被看作歷史潮流的一部分，而是某個人的意志導致的后果。很多時候，這個敵人被認為掌握著一些特別強大的獲取權力的工具：他控制著新聞界；他通過“操縱新聞”來引導公眾的思想；他擁有無窮無盡的資金；他有影響人們觀念的新秘訣（洗腦）；他有一種特殊的引誘技術（天主教的懺悔）；他對教育系統(tǒng)施加著愈發(fā)強大的壓制力。

這個敵人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是自我的投射：自我理想的以及不可接受的方面都在敵人身上找得到。偏執(zhí)狂風格的一個基本悖論是對敵人的模仿。例如，敵人可能是世界主義的知識分子，但偏執(zhí)狂人士會在學術研究，甚至是在迂腐程度上超過自己的敵人。麥卡錫參議員連篇累牘記錄翔實的小冊子，頻頻向公眾展示自己掌握的信息；韋爾奇先生積累的那些無可辯駁的證據(jù)，約翰·羅比森極為艱辛地研究以他不擅長的語言寫就的文檔，反共濟會者無休止地討論著共濟會的儀式——所有這些行為都隱含著對敵人的贊美。為打擊秘密組織而成立的秘密組織也同樣是對敵人的贊美。三K黨借用了許多天主教元素，他們穿神父的法衣，制定了繁復的儀式以及同樣繁復的等級制度。約翰·伯奇協(xié)會模仿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通過設立“掩護機構”開展半秘密行動，宣揚進行無情的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爭，而其斗爭路線與它的敵人又很相似。各種基督教反共“斗爭運動”的發(fā)言人曾公開表示，他們很欽佩共產主義事業(yè)喚起的獻身精神、紀律性和戰(zhàn)略上的聰明才智。

敵人的主要功能不在于作為模仿對象，而是作為被徹底聲討的對象。敵人通常擁有性自由，沒有道德，因而不會抑制本性，另外還掌握著特別有效的技術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偏執(zhí)狂風格的擁護者因而有機會去投射，去自由地表達他們自己思想中那些不可接受的部分。在他們看來，天主教的神父和摩門教長老對女性有特別的吸引力，于是有淫亂的特權。因此，天主教徒和摩門教徒——后來是黑人和猶太人——都對不正當性行為情有獨鐘。很多時候，偏執(zhí)狂人士的幻想讓他們強烈的施虐受虐欲望得到了宣泄，例如，反共濟會者一直關注據(jù)傳是共濟會使用的殘酷懲治手段，便是一個生動表現(xiàn)。

偏執(zhí)狂風格反復出現(xiàn)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敵對勢力的叛變者被賦予特殊意義。反共濟會運動有時似乎是前共濟會成員創(chuàng)造的產物；他們所揭露的事情無疑被賦予了最高的重視和最無條件的信任。同樣，反天主教運動利用出走的修女和叛教的神父；反摩門教者找來曾經在一夫多妻制中生活的女性；在我們這個時代，反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們則是利用前共產黨員。從某種程度上看，叛變者之所以會被賦予特殊權威，其源頭是這些運動特有的對秘密的癡迷：叛變者是進入到敵人秘密世界的男人或女人，他或她揭露的真相可以徹底打消世人存在的疑慮，否則這個多疑的世界始終不會相信這些運動的主張。但我認為，叛變者還被賦予了更深的末世論意義：在善與惡的精神角力中——這也是偏執(zhí)狂人士腦中世界斗爭的原型——叛變者的存在證明了，不是只有從善倒向惡的情況。叛變者帶來了救贖和勝利的承諾。

在當代的右翼運動中，前共產黨人扮演了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他們從偏執(zhí)狂左派迅速地轉到偏執(zhí)狂右派，雖然這個轉變不無苦惱。同時，他們執(zhí)著于摩尼教式二元論，而這種心理正是偏執(zhí)狂左派和偏執(zhí)狂右派的基礎。這些共產主義權威讓人想起古代那些從異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據(jù)說他們皈依后并不會完全不信舊神，而是將這些舊神變作惡魔。

偏執(zhí)狂風格的最后一個特點與我之前提到的那種迂腐有關。偏執(zhí)狂人士寫就的文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恰恰是它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現(xiàn)出對呈現(xiàn)方式的精心關注。不能因為這種政治風格所特有的幻想性結論，就認為它一定不是通過枚舉事實來進行論證的。它極其具有幻想色彩的結論讓它不懈地追尋“證據(jù)”，從而證明那不可思議的事情是唯一可以相信的。當然，偏執(zhí)狂人士也有高、中、低段位之分，如同任何政治立場一樣，從中世紀開始的偏執(zhí)狂運動就對業(yè)余知識分子有吸引力。但是，比較體面的偏執(zhí)狂文本不僅從某些在非偏執(zhí)狂人士看來合理的道德承諾出發(fā)，而且還小心翼翼、近乎癡狂地積累“證據(jù)”。

高段位偏執(zhí)狂風格作品的典型程序是，從一些合乎情理的假定出發(fā)，精心積累事實（至少是看起來是事實），然后將這些事實編列成不容置疑的“證據(jù)”，證明某個陰謀的真實性。論證過程確保連貫——事實上，偏執(zhí)狂人士的思考方式比真實世界要連貫得多，因為錯誤、失敗或模棱兩可是不容許存在的。這種思考方式如果不是完全理性的，至少可以說是有著強烈的理性主義色彩；它相信自己面對的是具有無懈可擊的理性以及徹底邪惡的敵人，試圖讓自己與據(jù)說是全知全能的敵人并駕齊驅，構架出一個解釋所有事物、理解一切現(xiàn)實的理論。它在寫作技術上務求“學院風格”。麥卡錫的96頁的小冊子《麥卡錫主義》 包含了不少于313個腳注，韋爾奇先生在他的《政客》里對艾森豪威爾發(fā)起了荒誕不經的攻擊，書目和注釋達到100頁。我們這個時代的整個右翼運動就是連綿不斷的專家、研究小組、專著、腳注和書目。有時，右翼人士對學術深度和包容世界觀的追求會產生驚人的結果：例如，韋爾奇先生指控說，阿諾德·湯因比的歷史著作之所以流行，是費邊主義者、“英國工黨頭目”和英美“自由主義機構”陰謀造成的結果，目的是要遮蔽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更真實、更有啟發(fā)性的作品。

偏執(zhí)狂風格的與眾不同之處，并不在于缺乏可證實的事實（盡管出于對事實的狂熱追求，偏執(zhí)狂人士偶爾也會制造事實），而是在敘述事件的某個關鍵點上，總是會出現(xiàn)想象力的奇特飛躍。約翰·羅比森寫的關于光明會的小冊子遵循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一直重復的模式。他一頁又一頁地耐心記錄著他所能搜集到的有關光明會歷史的細節(jié)。然后，突然間，法國大革命發(fā)生了，光明會是幕后主使。他的小冊子里缺少的不是關于該組織的確鑿信息，少的是關于什么能引起革命的理智判斷。對于那些認為偏執(zhí)狂風格可信的人來說，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偏執(zhí)狂人士以極其仔細、認真并且看似連貫的方式對待細節(jié)，在于他們?yōu)榱四切o比荒誕不經的結論，費盡心思地積累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jù)的材料，還有他們?yōu)閺牟豢煞裾J的事實飛躍到不可置信的結論所做的精心準備。這些繁重工作有個奇特之處，那就是這種對事實證據(jù)的熱情并沒有像大多數(shù)學術交流那樣，讓偏執(zhí)狂風格的發(fā)言人與他的群體之外的世界——尤其是那些懷疑他的觀點的人——進行有效的雙向交流。他對用自己的證據(jù)說服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幾乎不抱希望。他為積累證據(jù)所做的努力，頗像是一種防御行為：他關閉了自己的“接收系統(tǒng)”，不去關注那些不能強化他的想法的干擾因素。他擁有他所需要的一切證據(jù)；他不需要接收信息，只需要向外傳遞信息。

考慮到我引用了大量美國的例子，我想再次強調，偏執(zhí)狂風格是一種國際現(xiàn)象。它也不限于現(xiàn)代。諾曼·科恩（Norman Cohn）在他那本杰出的作品《追尋千年至?！罚═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中研究11世紀到16世紀歐洲一些信奉千年至福的派別，他發(fā)現(xiàn)的這種持久存在的情結與我在本文關注的主題非常相似——沉溺于某些事物、好幻想的風格。“自大狂地認為自己是上帝選民，是至善的，自己受到了嚴重迫害，但又確信自己將獲得最終勝利；認為對手擁有巨大的、惡魔般的力量；拒絕接受人類生活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完美，比如無常、分歧、沖突、出錯——無論是智力上還是道德上的。癡迷于永不會出錯的預言……系統(tǒng)化的、粗暴且怪誕的曲解……以及決絕地要朝著一個目標進發(fā)，而這個目標本質上無法實現(xiàn)——一個無法在任何實際的時間或具體情況實現(xiàn)的、徹底和最終的解決方案，只能在永恒和自閉的幻覺中實現(xiàn)?！?/p>

偏執(zhí)狂風格在漫長時段、不同地方反復出現(xiàn)，表明人口中有著相當數(shù)量的少數(shù)群體可能始終會抱著這樣的心態(tài)，以偏執(zhí)狂的眼光看待世界。但是，采用偏執(zhí)狂風格的運動并非持續(xù)存在，而是不定期地一波一波出現(xiàn)，這個事實表明，偏執(zhí)狂風格會被調用，往往是在涉及終極價值體系的社會沖突中；這種社會沖突帶入政治行動中的是恐懼和仇恨，而非可以進行談判的利益之爭。災難或對災難的恐懼最容易催生偏執(zhí)狂言辭。

在美國的經驗中，種族和宗教沖突往往會危及整個價值體系，顯然是好斗和多疑者集中發(fā)力的領域，但在其他地方，階級沖突也會調動這種能量。偏執(zhí)狂傾向由相互沖突的利益之間的對抗所激發(fā)，而兩邊的利益是（或被認為是）完全不可調和的，因而，不能容許討價還價、妥協(xié)退讓這類正常的政治活動存在。如果某一特定政治利益的代表——也許是由于他們的要求從本性上就非常不現(xiàn)實且無法實現(xiàn)——無法在政治活動中獲得存在感，情況就會變得更糟。因為他們感到自己沒有機會參與政治中的討價還價或決策過程，發(fā)現(xiàn)自己原來對權力世界的理解——無所不能、陰險邪惡和居心叵測——完全被證實了。他們只看到了權力的結果，而且視角還是扭曲的，幾乎沒有機會觀察到權力的實際機制。L. B.內米爾曾經說過：“歷史研究的最高造詣是對能直觀認識到事情如何沒有發(fā)生?！逼珗?zhí)狂人士恰恰未能形成這種認識。當然，他自身會抗拒這種意識，但環(huán)境往往讓他沒有機會去了解可以對他有啟迪的事件。

我們都受困于歷史，但偏執(zhí)狂人士的受困卻是雙重意義上的，因為他不僅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受到現(xiàn)實世界的折磨，而且還被他的幻想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