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媒一則爆料讓沉寂許久的黃子佼再度沖上風口浪尖——停工近兩年的他，不僅仍開著豪車接送女兒，更被目擊出入臺北中山區(qū)價值1.2億新臺幣（約2800萬人民幣）的豪宅，生活品質(zhì)絲毫未因連環(huán)丑聞和巨額賠償而打折。

8月21日，狗仔直擊黃子佼駕駛豪車帶女兒返回豪宅，一名疑似前妻孟耿如的女性從家中走出接應孩子。盡管他因持有大量未成年人性影像（最小受害者僅11歲）被判刑8個月、罰款10萬新臺幣，并與30名受害者達成和解（人均賠償約20萬新臺幣，總計超百萬），但其生活狀態(tài)仍與“落魄”毫不沾邊。

更諷刺的是，剩余18名受害者要求其出資2000萬新臺幣成立反性剝削基金會，卻遭拒絕，最終只能轉(zhuǎn)向“分頭協(xié)商”。一邊是1.2億的豪宅，一邊是人均4.8萬人民幣的賠償，懸殊落差讓網(wǎng)友直呼：“這哪是懲罰？根本是金錢贖罪！”

黃子佼的“安然無恙”并非個例。近年來，明星丑聞屢屢以“高價和解”收場，司法懲戒卻似隔靴搔癢。一審判決后，隋棠、小S、陶晶瑩等藝人公開宣布將其列入“永不合作”黑名單；世新大學也緊急撤下其杰出校友資格。然而，這些輿論與道德的譴責，似乎并未觸及實質(zhì)——他依舊住在豪宅里，開著豪車，甚至被質(zhì)疑“假離婚真切割”（2025年5月與孟耿如離婚）以保全家人事業(yè)。

孟耿如因輿論壓力關閉社交媒體、退出娛樂圈，但網(wǎng)友仍不買賬：“當初她還要告造謠者，現(xiàn)在呢？”“一家都是奇葩，演給誰看？”

黃子佼事件折射出的，不僅是公眾對個體行為的憤怒，更是對系統(tǒng)性失衡的質(zhì)疑。為何明星能輕松支付百萬賠償，卻不愿承擔更大社會責任？為何司法判決難以撼動其物質(zhì)基礎？臺媒評論指出：“當資本成為贖罪券，司法懲戒便成了紙上老虎。”

相比之下，韓國同類案件（如“N號房”事件）主犯均獲重刑且資產(chǎn)被追繳，而臺灣地區(qū)對性剝削犯罪的懲罰力度與執(zhí)行效率，顯然難以平息民憤。

黃子佼的豪車依舊駛在臺北街頭，豪宅里的生活似乎云淡風輕。但公眾的憤怒不會輕易消散——當司法與道德的雙重約束在資本面前失效時，誰還能為受害者撐腰？

或許，比起追問“他為什么還有錢”，更該思考的是：如何讓法律不再只是富人的游戲規(guī)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