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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叁拾玖期

在日本長崎市內有個地方叫館內町，其名來自歷史上這里曾有的一座占地頗大的“唐館”。顧名思義，唐館專供“唐人”居住，而所謂唐人也就是中國人，主要是來日本經商的清朝商人。日本人將唐館又稱為“唐人屋敷”和“唐人屋鋪”。它是日本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的產物和象征。唐館的修建是世界范圍內唐人街的先驅，也是中國文化在日本的一個陳列櫥窗。

德川幕府于1612年宣布“禁教令”,禁止歐洲人來日本傳播天主教，又于1633年和1635年兩次宣布“鎖國令”,規(guī)定日本人不許去海外，已在海外者不準回國，并指定長崎為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只允許中國人和荷蘭人在此經商。為此，日本政府在長崎填海造了個人工島—“出島”,供荷蘭商館使用。而在附近又為中國商人建了“唐館”。

圖1長崎唐館，下方有日本游女

一、長崎唐館的建立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統(tǒng)一臺灣，來自海上的威脅基本解除。于是，康熙帝于次年發(fā)布“開海貿易”令，打開了關閉二十多年的海禁之門。開海令極大地促進了當時的中日貿易，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去長崎經商的中國商船由三年前的24艘激增到115艘，赴日的清朝商人數量也隨之大增。幕府原先用來管理外國商人的宿町制度也逐漸不再適應這一變化。首先，由于清商與日人雜居，造成口角摩擦等治安事件時有發(fā)生；其次，清商增多使得中日貿易額大幅上升，而日本又處于嚴重入超的不利地位，金銀大量外流。為阻止這一局面的惡化，幕府雖推行了限額貿易政策，但宿町內日漢雜居卻為私下貿易提供了機會。

為盡快適應變化的形勢，配合幕府對清貿易政策的調整，整治原有清商居住制度的漏洞，日方對來長崎的清商的居住方式進行了調整，劃出一個與當地人隔離的特定區(qū)域讓他們集中居住。幕府于1688年在長崎修建唐館，次年完工后做出規(guī)定，所有來長崎的清商一律居住于此，宿町制度廢除。

作為長崎清商新的居住區(qū)，唐館內配置有唐人住房、店鋪、廟宇及池塘等生活設施，并在附近修建碼頭、倉庫等港口設施，是個商住一體的區(qū)域。為加強對清商的監(jiān)管，幕府命乙名、町使、船番、通事等官吏進駐唐館，還設有哨所和牢房。乙名是入駐唐館日本官吏的頭目，負責館內與清人有關的各項事務。町使負責警衛(wèi)工作。船番由僑居長崎的17名浪人擔任，主要是對進港的外國船只實施警備。通事除擔任翻譯外，還從事一些貿易管理工作。

在唐館內，清商的活動受到嚴密的監(jiān)管。一旦進入長崎，清商就要集中居住于唐館，不得擅自外出，如有前往官府或參拜寺院等事，要預先向通事說明情況，再由通事轉告相關官員，定好出行的日期和人數。待出行之日時，在船番、町使等人的陪伴下方可出館。由于清商到達長崎即被困在館內，唐館周圍又修建了圍墻，故清商把唐館形象地稱為“土庫”“土牢”:“名曰唐人館，實土牢也。三面背山，一面臨海，搜查明白，人貨俱入庫中，重兵嚴守，不聽出入?！蓖瑫r唐館對日人進館的限制也極嚴格，除派駐的管理人員外，其他人不得擅自入內。在唐館的二門(內院之門)外豎立有名為“禁制”的木牌，牌上的禁令有三條：唐人不經允許不得出門；游女以外的女子不得進入；布施化緣的僧侶及乞丐不得進入。此處的游女指的是長崎花街丸山的青樓女子，表明當地的妓女有進入館內的特權。

日本官方對清商出館和日人入館限制很嚴，但對清商在館內生活的限制則較為寬松。每逢中國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唐館內的清商還可依據傳統(tǒng)熱熱鬧鬧地慶祝一番。如正月十五的上元節(jié)，家家張燈結彩，“館內無數的燈籠將唐館照成了不夜城”。被日人稱為“蛇踴”的舞龍表演更是一道亮麗的風景。春季清商舉行龍舟賽(日人稱“彩舟流”)。唐館的這些風俗也傳到了日本民間，成了今天尚存于長崎的舞龍、賽龍舟、燈會等文化遺存。

圖2《長崎唐船貿易繪卷·舞龍》

清商在館內經常舉行宴會。幕府對在館內設宴給予特殊照顧，向館內提供蔬菜、魚肉等食材。館內的宴會菜肴豐盛，規(guī)格較高的5D0菜品有“豬、雞、家鴨、野牛、羊、鹿肉、鹿筋、鹿脯、煎海鼠、海粉、風干雞、燕窩、魚鱉等”。這類宴會成本高得驚人，“每華筵綺席索費中人半載之享”,即每場宴會要耗費平常人半年的收入。唐館落成之時恰逢幕府頒布殺生禁令，普通人一概禁止宰殺和食用家禽家畜。但幕府在向本國臣民重申禁令的同時，向唐館的清商網開一面，規(guī)定他們不受禁令約束，并繼續(xù)向館內提供肉食。在中日貿易中與食物有關還有所謂“依物三品”。當時中國的出口商品以生絲、棉織品和藥材為主，日本的出口商品以銅為主。后來為彌補銅出口的不足，幕府大量出口“依物”。依物是指裝在草袋里曬干的海產品。其中“依物三品”特指海參、鮑魚、魚翅三種。有人認為，正是這一出口才使后來這些名貴海味在中國菜中盛行起來。

唐館的大門和二門之間設有哨所，執(zhí)勤的唐人番在此檢查出入者。清商到長崎后，除去船主、船商在指定日外出做交易，工匠修理船只，遇到長崎主要祭日可在人看護下外出外，在唐館的數月中是不得外出的。雍正朝的浙江巡撫李衛(wèi)在奏折中提到長崎唐館：“平常貿易之人，到彼皆圈禁城中，周圍又砌高墻，內有房屋，開行甚多，名為土庫，不許出外閑走，得知消息。”偶有偷隙闖出大門的清商，會被街上巡邏的兵丁抓捕，綁回館內的牢房。久而久之，館內的人都憋了一肚子氣，遇上機會就會爆發(fā)騷亂。1835年，船主孫漁村在唐館內因病去世，獲準葬于館外的興福寺。因日方限制出殯人數，引發(fā)了一場大騷亂。這年12月13日上午9時，得到許可的137人為其送葬，行進中突然有幾個船員脫離隊伍，與隨行的日方人員發(fā)生沖突，5名船員被抓，1人頭部受傷后逃走。送葬隊伍頓時嘩然，跑回館中召集救兵。館內大量船員從二門沖出，砸毀了大門，沖擊官所，與執(zhí)勤的唐人番扭打，演變成一場大規(guī)模的騷亂。作為管理機構的長崎奉行所立即調集當地武裝和藩兵前來鎮(zhèn)壓。千余藩兵將唐館團團包圍。第二天，藩兵沖進二門，逮捕了180人。反抗者用于自衛(wèi)的只有石塊和竹棍，被打傷二三十人。最后有18名船員受到處罰，被關押在館外的監(jiān)獄一年多時間。

圖3《長崎唐船貿易繪卷·市場》(畫的是大門、二門之間的市場)

二、“長崎三書”中的唐館貿易

對長崎唐館以及相關的貿易情況，清代前期有三部史書記述得較為詳盡。這就是被稱為“長崎三書”的《海國聞見錄》《長崎紀聞》《袖海編》。

《海國聞見錄》的作者是陳倫炯。他出身于清代水師將領之家，父親陳昂曾隨施瑯遠征澎湖、臺灣。他們父子都去過日本。陳倫炯在《海國聞見錄》序中稱：“少長，從先公宦浙，聞日本風景佳勝，且欲周咨明季擾亂閩、浙、江南情實。庚寅(1710)夏，親游其地?！笨梢娝ト毡編в锌疾旌脱芯康哪康?，想要了解明末倭寇擾亂中國沿海的情形。童華的《長崎紀聞》是一部專門記述長崎中日貿易的著作。童華在任蘇州知府時對中日在長崎的貿易活動多有了解。當時的長崎貿易主要是清政府進口日本的銅，以作鑄銅錢的原料。在《長崎紀聞》序中，童華寫道：“乃追思在蘇時，曾辦洋銅百萬，于各商交銅之際，詢以長崎風土，至今猶能記憶，因信筆錄出，名曰《長崎紀聞》。蓋華(童華)在吳(蘇州)二年辦銅多而為日久，故問之詳而知之悉。”童華本人并未到過日本，他的《長崎紀聞》主要依據其督辦洋銅事務向去過長崎的商人咨詢而寫成。與前兩本書出于官員之手不同，《袖海編》的作者汪鵬是一名商人。他親自從事中日貿易，往來于兩國之間。汪鵬以商船船主身份至少去過長崎八次。他同時也是個儒商，精通詩文書畫，還熱衷在日本搜求善本圖書?！缎浜＞帯氛撬诳途犹起^時完成的。他在該書的序中說：“(乾隆甲申)(1764)余客東瀛，寓居山館，巖壑在望，云煙滿目，而跬步不能出，直有拋南岳卷滄溟之志……姑就其所見聞略為記識。”表明正是在長崎足不能出戶的唐館中他寫成了這本書。

圖4《唐館書房之圖》(圖中的商人應是儒商)

通過這三本書可以了解中日長崎貿易的不少情況。日本德川幕府初期對中國來的船只數和貿易額沒有限制，所以來日的船只不斷增加，造成日本的金、銀、銅大量外流。于是德川幕府在正德五年(1510)推出“正德新商法”,將每年來日的商船定為30艘，并發(fā)給信牌作為貿易憑證。從此中日之間進入了信牌貿易的時代。童華在《長崎紀聞》中記載了信牌貿易的具體情況：

康熙五十年(1711)后，長崎始給倭照(信牌),以船之大小定銅數之多寡，大約每船七百箱者居多，大者至千八十箱、千二百箱而止，每箱百斤。其照用蠟紙，寫宋字，字皆端楷。定銅數，填商名，用其國年號，鈐譯司印。譯司者，通事也，凡九姓，大都皆商種也，司貿易之事。商人無照者，船不得收口，貨不得入市。一時江浙囂然，大照一張值七八千金，小照四五千金，以質子錢家亦可得一二千金，貴逾拱璧矣。新商無照者，租一照約輸銅一百二十箱，仍須舊商同去，供驗明白，方準收貨。其照三年一換，逾期而往則銷毀不給。各商求如期而出，以奉倭法，始有鉆謀求托之弊。島中給照、毀照之權，俱在通事，于是通事至唐館，踞首座，頤指氣使，直呼商名，少不如意，輒罵詈而去。商人蠖行鼠伏，媚詞泉涌，自同奴隸，積威約之漸也。

這段記述將信牌制度實行后的變化描繪得很生動：那些兼翻譯和管理職事于一身的通事獲得了很大的權力。他們原本也是在日本經營的中國商人的后代(“皆商種”),卻在權力大增后壓榨同根而生的清商。現在還保存有信牌的實物，上面用漢文書寫，內容為有關信牌貿易的規(guī)定，并記有長崎通事和清商船主的姓名，落款用日本年號。信牌制度的推行還帶來了一場糾紛。有些船主因為沒有得到信牌，回國后向官府告狀，指控接受落款有日本年號信牌的船主，是屈從外夷，反抗朝廷。而領取信牌的商人則反訴。這場紛爭一直鬧到皇帝那里，康熙御批：各國使用本國年號理所當然，信牌由各海關保管，去長崎貿易向海關領取信牌后出海。有些未得到信牌的商人則通過為幕府辦事，以領到臨時增發(fā)的信牌。如1728年來長崎的鄭大威用船載來兩頭大象，得到了作為獎品的信牌。這兩頭象一頭死在長崎，另一頭步行到江戶(今東京),得到幕府將軍觀賞。大象經過的沿途熱鬧非凡，日本國內還出了三種有關大象的書。

汪鵬的《袖海編》對長崎貿易的交易程序則說得清楚明白：

貨庫距館殊近。唐船維纜之后，當年司事者示期上辦，上辦即以貨貯庫……曰清庫，司事者與客會集貨庫，將上辦所貯貨物一一盤查，各為號記，俾無遺失。并將各貨包皮秤(稱)明斤兩，以便出貨時除算，明晰而清楚也……日講價，通事之官進館集客列坐，授以批價文簿，評論低昂，隨時增減，至有競而嘩者，非一日所能定。定則書賣字于貨口之上，蓋以圖記，則交易之事粗畢，專待出貨。每數艘講價已定，本國商人咸集于會館，看板則知某貨共有若干，其貨之優(yōu)劣……看板后各商書其所值之價，密封投柜，名曰丟票。然后擇善價而售之，不勞較論，亦交易之良法也。

從這段記述可知，唐船送來的貨物存放在離商館不遠的庫房。其交易過程嚴格而周密。中國商船在進港后首先查驗信牌，然后查驗貨物品種和數量清單。其后的卸貨和運進倉庫都有日方官員仔細檢查并進行嚴格的評議，其后才可進行交易。其中提到的“丟票”類似今天的投標，商人將貨物價格寫在紙上，投入柜中，然后開柜選擇價格合理的購買。然而實際情形還有前奏，日方的監(jiān)管從中國船只到達長崎海面時就開始了。在長崎灣前端的野母岬設有瞭望哨，負責官員叫“遠見番”。他們監(jiān)視洋面，一看見中國船就騎快馬去報告。來船先在港外指定位置拋錨。長崎奉行所用小船將負責迎接的人送到船只停航處，為來船系上拖繩，用數艘小船將之拖入港內。然后，奉行所官員和通事等人登船。通事把寫有宗教禁令的牌子掛在桿上，讀給船上的人聽，接著詢問船上人數、起航地點等。還要進行“踏繪”,即將鑄有天主教圖像的銅版放在地上，讓人從上面踏過去，以判定其是不是天主教徒。

圖5去日本貿易經商的寧波船

圖6長崎倉庫一景

《袖海編》中還有對唐館商人生活的描寫。前面提到，幕府雖禁止日人入館，但游女不受限制，甚至還可留在館內。她們進入館內“申刻(下午四至五點)點名，出亦如之，名曰應辦”。最初游女在門口登記后，可進內院逗留一至三日，后來延長到可在高級船員處逗留十日，下級船員處逗留五日，再后來則可連續(xù)登記，直住到船隊返航。對此有詩作：“紅綃隊隊雨絲絲，斜挽烏云應辦時。蜀錦尚嫌花樣拙，別將金片繡羅襦。”有些商人還在館內與游女育有子嗣，雙方關系與夫妻無異。日本官方也允許清商在館內養(yǎng)育子女，有些富裕商人則托當地人購置宅第，供子女居住。但幕府明文規(guī)定，商人在日期間生養(yǎng)的子女一律不得帶回國內。于是在唐館經常出現父親與子女離別的悲愴情景。

圖7《長崎唐船貿易繪卷·游女》

三、圖像史料中的唐館

長崎唐館除去磚石建造的少數廟堂外，只有一扇木門(二門)保存了下來，其建筑多已不存。幸而有當年的畫家畫出了它的形貌，留下了珍貴的圖像史料。描繪唐館的大多是日本畫家，比較有名的有渡邊秀石繪《唐館圖卷》、石崎融思繪《長崎名勝圖繪》等。大庭修編有《長崎唐館圖集成》,將這類圖繪匯集成冊，被收入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佚名畫家繪《華人邸舍圖》(藏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長崎唐館圖的畫家大多有官方身份，是受官府之托圖繪，甚而這就是他們的職業(yè)(唐繪目利),目的是繪成圖像便于官方監(jiān)管中國商人。

在現存長崎唐館圖中，值得關注的還有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長崎貿易圖冊》。該圖冊的作者具體信息已難以查明，甚至其人的國籍也無法斷定。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套名為《崎陽(長崎別稱)唐館交易圖》的圖冊。這兩套圖冊的內容基本是相同的。

《長崎貿易圖冊》共有八幅，每幅圖畫、文字各占一頁，標題相同。該圖冊以唐船與長崎貿易為中心，描繪了從唐船抵達港口到交易完成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以及中日之間文化交流、民間信仰等方面。

圖冊第一幅《起貨》,描繪唐船抵達長崎后，日方官員率通事、搬運人夫等上船，照貨冊查點貨物，并以小船搬運上岸，堆放于庫房的情景。第二幅《南京寺》,描繪江蘇、浙江、江西一帶商人(“三江幫”)在長崎資助修建的天妃宮。當時，從事長崎貿易的唐船皆供奉天妃(媽祖)神像。起貨后，船主要鳴鑼擊鼓，將神像抬送到“南京京寺”祭祀。

圖8《長崎貿易圖冊·南京寺》

圖9《唐人屋鋪景》

“南京寺”是1736年由“三江幫”出資建造的重要建筑。它原先在唐館外，后在唐館內修建。在單頁繪的《唐人屋鋪景〉中也有天后宮，畫中可見身穿清朝官服的人群，敲鑼打鼓在三角令旗引導下，將天妃像送進宮中安放。第三幅《王取貨》,是將唐船帶來的貨物取樣送到地方衙門，由日方派人審查，選擇其中成色好的呈獻給稱為“王”的幕府當局，然后才標價出售其他商品。第四幅《丟票》、第五幅《出貨》和第六幅《開漆器店》,則分別描繪貨物標售給日本商人，之后幾天日商在唐館內設鋪，兜售洋漆、銅器等商品，聽憑客商購買采運回國。《丟票》一幅文字為：“將諸色貨物各取一箱送至館內，日本京客齊集一處，相傳看估，各寫紙票，逐一關定，遂有應值財副，開關看價，以其價高者定價焉?！薄堕_漆器店》一幅文字為：“丟票出貨后，在館內開洋漆銅器店，數日聽憑客商置買，將某船某商置買何物登簿起訖，算明價值。除所賣貨物之價，倭國銀錢概不許帶往別國，搜檢甚嚴?！钡谄叻冻獞颉泛偷诎朔犊磿?與日本神會有關。長崎舉行祭祀神會時，中國商人可以前往觀看神會的歌舞表演(唱戲)。關于《唱戲》,畫幅的文字為：“日本神會，在王府后空地，迎面蓋供佛松棚一座，三面俱蓋席棚。是日備酒飯，請眾商于平明時至棚內坐落。戲從街巷來，每出，先抬大木床一張，安放地中，即為壇場，然后挨班上場，或舞扇，或舞花，或舞草帽、花籃等物，齊聲唱舞?！边@是對當地迎神賽會活動的生動描述。

圖10《長崎貿易圖冊·丟票》(這幾乎是唐館的全景圖)

同樣描繪唐館的《華人邸舍圖》也是八幅。第一幅左邊有兩個中國人洗衣服，水池邊竹竿支起架子，晾曬衣物。右邊圍墻內有松林、修竹，下面奔跑著羊、豬、雞等。第二幅池塘曲繞，池塘邊兩人下棋，一人駐足觀看。池塘邊的道路兩側開著兩家小店，其中一家是糕點店。不遠處有家酒樓，透過窗戶看到墻上掛著花鳥畫，餐桌旁四人戴著暖帽在把酒言歡。第三幅畫的是一幢兩層樓房。樓上五人彈奏笙、笛、古箏、月琴，樓下三人在聆聽上面?zhèn)鱽淼拿烂钜魳贰堕L崎志》“唐館”條記載：“月夜樓上吹笛，其聲清亮，曲中有望國之思，題為華館笛風?！痹陴?zhí)飳嶟S編的《長崎名勝圖繪》卷首有詩稱：“華館樓高風露清，巧吹玉笛遠飛更。曲中多折故園柳，月第曾斤登傍關山夜幾更。”第四幅畫的是福德宮。該宮供奉福德正神，也叫土地祠，日人稱“土神堂”。汪鵬的《袖海編》記載：“土地祠庭宇稍隘，階下有池，池下有橋，周以粉垣?！眻D中宮門兩側檐下掛有繡著動物紋樣的燈籠，門前有人跪在紅墊上敬拜神明。第五幅畫上有三根旗桿，掛著橙色紅邊的旗子。地上鋪著塊布，五人圍著一只碗擲骰賭錢。第六幅畫的是唐館的二門。幾個人陸續(xù)走出門，門外兩人買好鮮魚蔬菜，正要返回館內。臺階上有守衛(wèi)正對中國人搜身。二門臺階右側有間和式小屋，榻榻米上坐著個日本人，警惕地監(jiān)視著出入二門的人。第七幅圖上人最多。它刻畫的是在唐館二門和大門之間兩國百姓間的交易。有人在問價，有人提著剛買好的雞鴨往回走。第八幅畫的是唐館的大門，門兩側各站兩位插刀手，似乎在盤問從館外歸來的中國人。

通過對《長崎貿易圖冊》《華人邸舍圖》等圖像史料的觀察，大致可將唐館的基本布局復原。這組建筑坐南朝北，為不規(guī)整的長方形。它分為內外兩院，外院小，進大門右側的兩棟房子，是負責監(jiān)管的日本官員住的“乙名部屋”和“通事部屋”。左首有口水井，旁邊有警衛(wèi)駐扎的“改所”。還有塊供當地人賣蔬菜魚肉的空場。從外院進二門，先遇到一片廣場，可見到匾額上書“福德宮”的土地祠。其右側有條路，路邊有幾棟小樓小院。路左邊有數家出售食品的店鋪。館里還有后來修建的天后宮(南京寺)。館中最大的建筑是二十多棟二層長屋。長屋樓上供運貨的唐船船主和高級水手住，樓下則住普通水手。長屋最多時可供兩千多人同時居住。館內還有用于取水的池塘和沐浴的澡堂等生活設施。

圖11《長崎貿易圖冊·開漆器店》

19世紀中葉，隨著西方勢力的入侵，日本的國門被打開，長崎不再是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清朝商人不再受禁錮，唐館也名存實亡。1870年一場大火將唐館的木建筑燒毀，后來在唐館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長崎的唐人街——新地中華街。

文章作者南京大學陳紫竹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