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前夕，我再次來到南京鼓樓四條巷，試圖尋找科拉的蹤跡。

此巷10號樓，是南京大屠殺期間一處避難所。我去附近的派出所打聽，回答現(xiàn)已沒有10號。

南京淪陷期間，桑德格林電器商行25歲的職員科拉受德國友人之托，在此看護房產(chǎn)?？评峁爬.波德希沃洛夫，時為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成員?；锇閭冇X得波德希沃洛夫這個姓氏太難念，于是都直呼他的簡名“科拉”。

和拉貝、魏特琳、辛德貝格等人一樣，科拉也是見證南京大屠殺、援助中國難民的外國僑民之一。不同的是，他在戰(zhàn)后卻一度身陷囹圄。直到如今，在一些歷史敘事中，他仍蒙受著污名，被稱為日本人的密探、打死丁默邨之弟丁時俊的“白俄”?？评杂咨硎揽部?，后來行蹤成謎，圍繞著他的一些迷霧，尚待廓清。

1937年12月13日，戴著紅十字袖章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成員科拉（右一），與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中）、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馬吉（右二）等，在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總部門前合影。

“總有辦法幫忙”

從鼓樓四條巷向北，我來到位于中山北路的戰(zhàn)前國民政府外交部。抗戰(zhàn)時，這里一度被改建成中國傷兵紅十字醫(yī)院。

1937年8月的淞滬戰(zhàn)役開始后，大批傷兵被源源不斷運到南京下關火車站。各國駐南京人員和僑民陸續(xù)撤離，但少數(shù)僑民留了下來。11月7日，南京一些傳教士組織了“下關傷兵接待部”?？评兔绹翈燅R吉相識于此，一起參與了救護傷兵的工作。

12月13日，南京淪陷。當天，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成立，馬吉擔任主席，科拉是成員之一?？评恍┤照Z，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和秘書斯邁思找到他，一起動身去與日本人交涉，力求日方承認安全區(qū)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地位，并同意他們收容、照護一些沒來得及撤退的中國傷兵。

這天，馬吉和科拉借來救護車，把中國傷兵運到中山北路這處紅十字會臨時醫(yī)院。運第二趟時，把門的日本兵不但禁止中國傷兵入內，還抓住駕駛汽車的科拉與一名姓李的中國人，把槍口對準了他們，救護車也差一點就被日軍沒收。經(jīng)力辯，科拉等人方獲釋，傷兵也獲準運入。

科拉要求再運一趟。一個怒氣沖沖的日本軍官對他吼道：“我是這個城市的司令，以后絕對不準運送傷兵入院！”馬吉形容該軍官“說話聲音聽起來像犬吠”，那副模樣就像要把人吃掉。

科拉回憶，南京淪陷前后，自己每日出勤，“日夜不休，異常忙碌”。每日他駕駛汽車，忙于搶救傷兵，運輸供給難民的食糧，往返不下十數(shù)次。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秘書、美國牧師福斯特說：“科拉是個很有趣的聰明小伙子，有較強的應變力，總有辦法幫忙?！蹦暇﹪H救濟委員會主席（原安全區(qū)委員）、美國牧師米爾斯在致妻子的信中也說，科拉經(jīng)常忙里忙外，“給予我們極大的幫助”。

南京淪陷前，許多傷員運至下關，南京醫(yī)療衛(wèi)生部門將許多醫(yī)療用品給了參加救護傷員的教會人士。福斯特等人將其帶進了城，送至位于鼓樓的金陵大學醫(yī)院（即鼓樓醫(yī)院）。但鮮為人知的是，還有大量藥品遺留在下關。

1938年春，科拉探知到這些醫(yī)藥品的消息，與鼓樓醫(yī)院總務主任麥卡勒姆一道，冒險將這些藥品從被日軍占領的下關秘密運至鼓樓醫(yī)院。當時這些藥品有錢也無處購買，因此成了救助幸存者急需的、極其寶貴的物資。

尋蹤鼓樓四條巷

從中山北路退回鼓樓四條巷，這次我尋找的是該巷盡頭、為科拉熟悉的池塘，但如今一點痕跡也沒有了。

戰(zhàn)事吃緊后，德國商人潘廷離開了南京，委托留下來的科拉幫其照管房產(chǎn)。1937年10月，科拉搬進了潘廷位于鼓樓四條巷10號的寓所。

11月底，科拉開始收容逃來的難民婦孺。南京淪陷后，來這里避難的人數(shù)不斷增加。避難的大部分是婦女，包括4名尼姑。房子里最多時住進了上百人，擁擠得像沙丁魚罐頭，連衛(wèi)生間里也住進了一對母女。

其時，南京城鄉(xiāng)一派腥風血雨。鼓樓四條巷、大方巷、云南路一帶也被大屠殺的恐怖陰云籠罩。

12月13日，科拉等人在安全區(qū)南面進口遇見一支日軍小分隊，發(fā)現(xiàn)日本軍官手拿的地圖上并未標明安全區(qū)。不過片刻，日本兵就槍殺了20個由于害怕而四散逃跑的難民。

15日，在四條巷盡頭的池塘、大方巷塘邊和廣場等地，日軍一批批、成百成百地屠殺穿平民服裝的中國人。后來，鼓樓二條巷口的兩座防空壕成了掩埋遇難者的兩座大丘墳。

鼓樓四條巷成了一個難民安置點。緊鄰10號的兩棟房屋，也住著四所村、三牌樓的難民。16日，這個難民安置點遭遇了一場大難，有14人被日軍帶走。

幾天后，一名苦力逃了回來。他說，1000多人被集中在一起，押往長江邊。在那里，日本兵用機槍從隊伍兩頭開火，像割草一樣。在子彈飛來前，他猛地撲倒在地上。周圍人的尸體蓋住了他，他一直躺到天黑才得以逃脫。

17日下午4時，科拉在樓房陽臺上目睹了兩個日本兵槍殺一名穿長絲袍的中國人。那兩個日本兵一直抽著煙，談笑風生，“殺一名中國人就像殺死一只老鼠”。

科拉與其他外籍人士一起報告、記錄了日軍暴行。17日這個案例就成為《拉貝日記》所附《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區(qū)的暴行》中第36個案例。戰(zhàn)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一案時，這一案例又被寫進了《起訴方對其證據(jù)的總結》。

21日，科拉等22位留在南京的外國僑民一起去日本大使館，向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日本大使館副領事田中遞交了請愿書，要求日軍制止縱火等暴行，采取必要步驟恢復秩序，恢復市民正常的生活環(huán)境，補充糧食和燃料儲備，保證住房、安全和食品等基本生活條件。但日軍暴行并未收斂。

日本兵不斷來鼓樓四條巷搶劫，當著難民的面強奸了多名婦女。每次日本兵到科拉住所附近滋事，他都出面理論。

南京大屠殺期間，馬吉用16毫米攝像機秘密拍攝了日軍暴行?？评髞砘貞?，他曾與馬吉、福斯特一道秘密潛伏在難民區(qū)，“將敵軍獸行攝影”，以便在國際上揭露。

從南京淪陷前在下關救助中國傷兵，到南京大屠殺期間在鼓樓四條巷保護難民，科拉與馬吉、福斯特一直在一起，而且科拉會駕駛，又會一些日語，能提供幫助。

從鼓樓四條巷出來，我又來到附近的三條巷尋找。

1938年6月1日，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宣告解散?？评謴托蘩砥嚇I(yè)務，經(jīng)營一家“金陵修理汽車行”，該車行就開在鼓樓三條巷口。

那時會修車的人不多，拉貝曾稱贊科拉是“我們的機動車維修專家”。據(jù)魏特琳教授形容，車行“生意紅火”。

7月，新四軍第一支隊在南京棲霞山和龍?zhí)陡浇幕顒釉絹碓蕉?。當時科拉不時去位于棲霞山麓的江南水泥廠，看望他的德國朋友京特博士，并為他們修車。日本總領館的石川將科拉的行蹤報告了日本憲兵隊。日本憲兵隊的酒井常來調查，懷疑科拉將汽車五金零件和電瓶賣給中國游擊隊。有一次，科拉在南京中山門附近遭日本憲兵攔截，被暴打了一頓。

科拉不時往返于南京與上海之間，購買汽車零配件，看望在滬的姨媽。1943年六七月，日本憲兵在上?；疖囌緮r下了科拉，懷疑他是法國領事館的密探，來此是替該領館送密信?？评魂P了兩個鐘頭，因查無實據(jù)才被放了出來。

1938年5月1日，南京鼓樓醫(yī)院部分工作人員留影。前排中為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馬吉。

“已盡人類互助之義務”

我又轉向南京市圖書館、檔案館，查找科拉的資料。

此前我在研究南京棲霞山的兩座萬人難民營時，于2002年4月見到了京特博士的夫人埃迪特·京特。她跟我談到科拉，說他坐過牢。我也見過1946年9月民國“首都高等法院檢察處”指控科拉的公訴書，稱他是“漢奸”。2016年5月，我得到時任南京市檔案局局長束建民的關心、處長夏蓓的幫助，開始檢索和研讀塵封已久的此案卷宗和報道。后來在南京師大攻讀碩士的楊雅麗也助了我一臂之力。

我了解到，1945年10月，軍統(tǒng)抓捕了科拉，罪名有二：一為“漢奸”“國際間諜”，二是1940年5月在南京麗都花園舞廳的斗毆中參與打死了丁默邨的弟弟丁時俊。

1946年9月，科拉案由民國“首都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開庭審理。審判庭設在南京朝天宮，訴訟時使用的是科拉的中文名字“高良”（方便起見，以下仍然稱“科拉”）。

公訴書稱，科拉“因迫于生計，充任日領事館及憲兵隊密探，刺探我方軍政消息”，指控他為“漢奸”（實為無國籍人士）。

在法庭上，科拉用比較流利的漢語辯稱，自己歷經(jīng)了日寇空襲的恐怖，又目睹其對中國兵士和平民的殘暴，異常憤慨，是以日夕深入危險地帶，搶救中國傷兵，奮不顧身，“自問于抗戰(zhàn)期間，對于中國人民已盡人類互助之義務”。

他說，自己自幼流寓中國，以至長成，不啻視中國為第二故鄉(xiāng)，中國人無異于自己同胞。他愛中國，所以參加了紅十字會，在紅十字會是做義工，沒有薪水。

申姓審判長問他：“你有錢的事情為何不做，而倒做沒有錢的事情？”科拉說，自己要“救民”。書記員把科拉的話聽成了“求名”，記錄下來。科拉在庭審記錄上做了糾正，書記員改了記錄，并鄭重蓋上自己的私章。

法庭審理時，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守中國的國際人士特里默、里格斯、斯邁思都提供了書面證言，為科拉做證。

斯邁思做證說，1937年12月13日，馬吉會長得到科拉的翻譯之助，得以說服日軍軍官，將留居國民政府外交部、鐵道部和軍政部內的傷兵置于紅十字會保護之下。“因日軍慣于射殺其所見之受傷國軍，則該紅十字會之功效，即自然彰明矣?！彼f，馬吉和福斯特都認為，科拉對于保護中國傷兵之貢獻“極為卓偉”。

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成員、戰(zhàn)后任鼓樓醫(yī)院內科主任的特里默做證說，科拉協(xié)助醫(yī)院一位美籍職員取得了存于下關的寶貴藥品；日本占領南京以后，中國軍民在南京往來是極其困難的，科拉護送許多中國“受傷之男子及被奸之婦女”來院就醫(yī)。

1946年11月6日，法庭第三次開庭。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的米爾斯、貝茨，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麥卡勒姆，以及江南水泥廠的京特博士都到庭做證，一致否認科拉曾為日本人刺探軍情。

對于打死丁時俊的指控，科拉的律師程潔說，日偽時期丁時俊曾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特工總部任交際科長，“人民撲殺此獠者，政府定將認為愛國義士”，何況舞廳發(fā)生斗毆時，科拉外出報警，絕未投擲酒瓶，與丁時俊之死無關。

審理持續(xù)了一年多，開庭了八九次，科拉也被數(shù)度延期羈押。

1947年8月26日，法庭宣判。判決書《首都高等法院特種刑事判決》稱，科拉“于中日戰(zhàn)起，南京吃緊之時，即加入萬國紅十字會為會員”，與米爾斯、貝茨、索恩、福斯特等“共同救護傷兵，搶救難民頗為盡力”。及至1938年二三月間，始開設金陵汽車行，經(jīng)營修理汽車業(yè)務，“淪陷期內對日人甚表仇恨，并無密探行為等情”，已經(jīng)到案證人一致供證屬實。對科拉是日本密探的指控“無據(jù)”“無證可憑”；丁時俊被毆致死，“無確證足以證明為被告所擊斃”。因此，判決科拉無罪。

失去自由22個月后，科拉獲釋。他被捕以來，汽車行等財產(chǎn)盡失，紅十字會會員服務證、難民所贈旗子等紀念物，也散失無存。

當年一些新聞媒體在報道科拉案時，未審先判地直呼他為“高逆”（指中文名高良）。法院判決后，我未檢索到新聞界有還其清白的詳細報道。

1.科拉用毛筆簽的他的中文名字 “高良” 攝影/戴袁支

2.民國時《首都高等法院特種刑事判決》油印文本 攝影/戴袁支

3.民國報紙對所謂高良“漢奸”案開庭的報道之一 供圖/戴袁支

4.科拉1950年到上海后填報的《上海白俄調查表》 供圖/周凱

打撈與追尋

2016年，我作為“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與南京市檔案館的夏蓓合作，向研究院申報了“科拉研究”課題。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由江蘇省委宣傳部、南京市委宣傳部和南京大學共建，2016年3月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掛牌運行，后改名為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

課題獲批立項，我為組長。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拼出了科拉的人生軌跡。

1912年2月，科拉出生于俄國貝加爾湖以東的赤塔，父親是律師，母親是醫(yī)生。父母先后去世，科拉12歲就成了孤兒。1928年夏，16歲的他被父母的一位朋友帶到哈爾濱，從此成為無國籍僑民。在哈爾濱，他上了鐵道部門辦的霍爾瓦特中學，學英文、機器修理和汽車駕駛，畢業(yè)后先后在上海兩家洋行工作。

1936年12月，科拉受聘來到南京，在桑德格林電器商行擔任主管、監(jiān)理，也從事維修工作。有感于中國收留了他這個孤兒，在日機頻繁轟炸南京的1937年9月，科拉申請加入中國籍，可能因戰(zhàn)事和遷都，未獲回復。

科拉1947年8月下旬重獲自由后，一度失業(yè)，后在南京中山北路的友聯(lián)汽車有限公司當掮客，之后又在一家大使館當汽車司機，從事汽車修理工作。

經(jīng)夏蓓了解，1950年4月29日，科拉從南京去了上海。我的上海同事周凱請朋友檢索到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份《上海白俄調查表》。上面顯示，抵滬后科拉住在長寧路712弄101號，在威海衛(wèi)路的順風車行當掮客，替人介紹買賣。

在這之后，他的行蹤就無處可覓了。我致函俄駐滬總領館，輾轉請內蒙古滿洲里人士詢問他們在俄國赤塔的友人，又托幾位友人在澳洲打聽，還致函海外華僑華人網(wǎng)站，尋求合資企業(yè)以及對外交往人員幫助，多方尋找科拉的下落，都沒有結果。

2018年9月，“科拉”課題順利結項。但我的心事未了，因此又于2019年在網(wǎng)上發(fā)布了尋找科拉的啟事。

目前，事情已經(jīng)有所進展。我樂觀地預計，尋找科拉蹤跡的工作未來會有突破。

“在風云激蕩的時刻，科拉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蹦暇┐髮W歷史學院原院長、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張生教授談到科拉課題時說，這項研究重建了特殊年代科拉的生活簡史，澄清了歷史懸案，還了科拉公道。研究中挖掘出來的史料，是繼續(xù)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殺史重要而珍貴的文獻。

（本文參考了張憲文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發(fā)于2025.9.8總第1203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尋找科拉

作者：戴袁支

編輯：黃衛(w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