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白居易,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大唐詩壇的“魔頭”,亦是半生漂泊的“長恨歌者”。
若要用一句話勾勒我跌宕的七十五年,那便是:半生為蒼生執(zhí)筆,半生尋心歸處。
公元772年,我降生于河南新鄭一個“世敦儒業(yè)”的小官吏之家。
家父白季庚,時任彭城縣令,母親陳氏,亦是書香門第。雖是官宦,卻非顯赫,門第的光環(huán)未曾籠罩我的童年,反倒是戰(zhàn)亂的陰影早早投下。
安史之亂的余燼未熄,藩鎮(zhèn)的烽煙又起。
十一二歲時,為避中原兵燹,我隨家人顛沛流離,輾轉(zhuǎn)江南。江南的柔風(fēng)細(xì)雨,姑蘇的亭臺樓閣,杭州的煙波畫船,不僅撫慰了亂世流離的驚恐,更在我年少的心田播下了美的種子。
那“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lán)”的明艷,是刻入骨髓的記憶。然而,流離失所、民生凋敝的景象也同樣深烙于心。記得在符離,我曾目睹饑民剝樹皮、掘草根,眼中盡是絕望。這或許就是我日后“唯歌生民病”的最初觸動。
家父雖官位不高,卻極重詩書。我自幼苦讀,“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并非只為功名,更是深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的儒家理想。我渴望像先祖白起(雖為武將,亦是建功立業(yè)之典范)那樣,以才學(xué)報效朝廷,解民倒懸。
二十歲,我初入長安,拜謁著作郎顧況。這位名士看著我的名字,打趣道:“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奔爸磷x到我的詩句“野火燒不盡,春風(fēng)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才驚嘆:“道得個語,居即易矣!”這“離離原上草”的堅韌,仿佛是我命運的讖語,預(yù)示了日后宦海沉浮中那股頑強的生命力。
然而,科舉之路并非坦途。從貞元十四年(798年)進士及第,到貞元十九年(803年)書判拔萃科登第,再到元和元年(806年)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我用了將近十年光陰,才真正敲開仕途的大門。這期間,與元稹在長安的相識相知,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的饋贈之一。微之(元稹字)與我,志同道合,詩文唱和,情逾骨肉。我們共同倡導(dǎo)“新樂府運動”,誓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要用詩歌這柄利劍,刺破虛浮,直指時弊。
初授秘書省校書郎,清閑卻非我所愿。元和三年(808年),我終于迎來了施展抱負(fù)的起點——授翰林學(xué)士,次年又拜左拾遺。拾遺之職,掌供奉諷諫,正合我意!我如同得水的魚兒,亢奮而執(zhí)著。我“有闕必規(guī),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一篇篇奏章如雪片飛向御前,一首首新樂府如驚雷炸響朝堂。
看那《賣炭翁》,南山中伐薪燒炭的老翁,“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辛辛苦苦一車炭,卻被宮中黃衣使者以“半匹紅綃一丈綾”強奪而去!那“系向牛頭充炭直”的瞬間,是底層百姓血淚的控訴。聽那《杜陵叟》,天災(zāi)肆虐,顆粒無收,長吏卻“急斂暴征求考課”,逼得老人“典桑賣地納官租”。我憤怒地吶喊:“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更有《新豐折臂翁》,以一位為逃避兵役而自殘的老兵之口,血淚控訴天寶年間窮兵黷武帶給百姓的深重災(zāi)難。
這些詩,是我的眼睛,是我的良心,是我刺向黑暗的投槍匕首。它們“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guī)”。我深知“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但我無悔!我就是要讓權(quán)貴們?nèi)缑⒃诒常褪且屖ド下牭矫耖g真正的哭聲!《秦中吟》十首,更是將長安城朱門酒肉臭與路有凍死骨的尖銳對立,赤裸裸地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
我的詩,迅速傳遍天下,市井鄉(xiāng)野,童叟能誦。這巨大的影響力,讓我欣慰,卻也埋下了禍根。
鋒芒太露,終遭忌恨。我的直言無忌,特別是對宦官專權(quán)、藩鎮(zhèn)跋扈的猛烈抨擊,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
元和五年(810年),我左拾遺任期屆滿。按例本可升遷,卻因“宮官非諫職,不當(dāng)先諫官言事”的誣告(意指我身為翰林學(xué)士,越職言事),加之母親看花墜井而逝后我作《賞花》《新井》詩被曲解為“有傷名教”,被排擠出京,貶為京兆府戶曹參軍。
這,是我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憤怒與委屈交織,我寫下《贈元稹》:“相知豈在多,但問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蔽⒅?,是我在濁世中最溫暖的慰藉。
元和六年(811年),因母喪丁憂,我回到下邽(今陜西渭南)渭村。遠(yuǎn)離了朝堂的喧囂,深入了真正的民間。三年間,我與農(nóng)人為鄰,躬耕壟畝,親身體驗了稼穡之艱難,目睹了鄉(xiāng)野的真實疾苦。
這時期的《觀刈麥》、《采地黃者》、《村居苦寒》等詩,情感更加沉郁,筆觸更加厚重?!敖裎液喂Φ?,曾不事農(nóng)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边@發(fā)自肺腑的自省,是對“兼濟”理想更深沉的注解。
元和九年(814年),丁憂結(jié)束,重返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是一個清閑的東宮閑職,規(guī)諫太子的過失。遠(yuǎn)離了權(quán)力中心,我似乎被“冷藏”了。然而,一場震驚朝野的刺殺事件,再次將我卷入風(fēng)暴中心。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清晨,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于靖安坊東門被刺客當(dāng)街刺殺身亡,御史中丞裴度亦受重傷。
這是藩鎮(zhèn)(特別是成德節(jié)度使王承宗、淄青節(jié)度使李師道)對中央朝廷最赤裸裸的挑釁!消息傳來,滿朝震恐,竟無人敢率先發(fā)聲討賊!憤怒瞬間吞噬了我!國家宰相當(dāng)街被殺,此乃國恥!東宮官雖不預(yù)政事,但國難當(dāng)頭,豈能緘默?我拍案而起,當(dāng)日便上書朝廷,力主“急請捕賊,以雪國恥”!
我萬萬沒想到,這一腔熱血,竟成了政敵們置我于死地的絕佳口實!他們攻訐我:“宮官非諫職,不當(dāng)先諫官言事!” 更翻出我母親看花墜井而逝后我作《賞花》《新井》詩的舊賬,誣我“甚傷名教”、“浮華無行”。在宰相韋貫之(他素不喜我激進)和宦官勢力的推波助瀾下,一紙詔書將我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
“司馬”是州刺史的佐官,但在中唐,多為安置貶謫官員的閑職,位卑俸微,幾同流放。從天子近臣(翰林學(xué)士、左拾遺)到江州司馬,這巨大的落差,如冰水澆頭,讓我透骨寒涼。
離京那日,秋雨凄迷,無人相送。我獨行灞橋,回望長安煙雨樓臺,百感交集,寫下《謫居》:“面瘦頭斑四十四,遠(yuǎn)謫江州為郡吏。逢時棄置從不才,未老衰羸為何事?”
江州,成了我人生的分水嶺,思想淬煉的熔爐。
初到江州,我滿懷悲憤與孤獨?!皾£柕仄o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謫居的苦悶,前途的渺茫,理想的幻滅,如毒蛇噬心。我常常獨酌,醉眼朦朧中寫下《琵琶引·并序》(即《琵琶行》)。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我在潯陽江頭送客,忽聞水上琵琶聲,如仙樂飄來。
尋聲暗問,邀得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婦”的京城名妓移船相見。她精湛的技藝,如“大珠小珠落玉盤”,更觸動心弦的,是她“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的身世飄零之感。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石破天驚的吶喊,豈止是為她?更是為我自己!她的琵琶,我的詩筆,都在訴說著被命運拋棄的孤寂與不平。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結(jié)句,是血淚的噴涌,是靈魂的共鳴。
這首長歌,不僅是對個人際遇的浩嘆,更升華成對人生無常、命運播弄的深刻觀照。它是我謫居生涯的巔峰之作,其藝術(shù)感染力與思想深度,足以與早年的《長恨歌》比肩。
江州的山水和閑職,也給了我沉靜思考的空間。我重讀老莊,研習(xí)佛理(廬山就在附近,慧遠(yuǎn)大師的東林寺遺跡猶存)。
儒家的“兼濟”理想在現(xiàn)實面前撞得粉碎,是繼續(xù)憤懣沉淪,還是尋求新的解脫?我漸漸悟出了“窮則獨善其身,達(dá)則兼濟天下”的真諦。
在《與元九書》這封給摯友的長信中,我系統(tǒng)闡述了我的文學(xué)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也坦誠了心境的轉(zhuǎn)變:“…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dá)則兼濟天下?!碗m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龍,為風(fēng)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這封信,是我文學(xué)思想的宣言,也是人生哲學(xué)趨于成熟的標(biāo)志。
我開始在廬山下營建草堂,親近自然?!凹軒r結(jié)茅宇,斫壑開茶園”。在《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中,我描繪了理想中的棲居:“五架三間新草堂,石階桂柱竹編墻…何以洗我耳?屋頭飛落泉。何以凈我眼?砌下生白蓮?!边@草堂,是我精神的避難所,也是實踐“獨善”的試驗田。
大量的閑適詩、感傷詩取代了鋒芒畢露的諷喻詩,風(fēng)格轉(zhuǎn)向平易淡泊,意蘊更為悠長深遠(yuǎn)。如《大林寺桃花》:“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zhuǎn)入此中來?!庇趯こL幰婓@喜,暗含超脫之思。
元和十三年(818年)底,轉(zhuǎn)任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忠州偏遠(yuǎn)荒涼,“巴峽聲心里,猿啼夜月愁”。但我已非當(dāng)年的熱血諫官。作為地方主官,我盡力做些實事:勸農(nóng)墾荒,植樹造林(種了許多桃、杏、荔枝樹,人稱“東坡”),體恤民情。雖無驚天偉業(yè),卻也踏實心安。心境在《種桃杏》中流露:“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yuǎn)誰能念鄉(xiāng)曲,年深兼欲忘京華?!?/p>
元和十五年(820年),新帝穆宗即位,我被召回長安。歷任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要職。似乎時運又轉(zhuǎn)。然而,目睹朝中牛李黨爭日趨激烈,宦官勢力愈發(fā)猖獗,我深感無力回天。
長慶二年(822年),我主動請求外放,出任杭州刺史。這既是避開政治漩渦的明智之舉,也是踐行“中隱”理想的開始——不做朝堂上激烈的諫官,也不做山野中徹底的隱士,而是在地方官的職位上,既能為百姓做些實事,又能享受山水之樂。
杭州,是我魂牽夢繞的江南舊地。我全身心投入到治理中,最重要的功績便是疏浚西湖,筑堤(后人稱“白堤”)蓄水,引湖水灌溉千頃良田。寫下《錢塘湖石記》,詳述治湖方略,告誡后人如何管理。公余之暇,我盡情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間?!白類酆|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錢塘湖春行》)?!拔茨軖伒煤贾萑ィ话牍戳羰谴撕保ā洞侯}湖上》)。杭州的歲月,是政務(wù)與詩情、責(zé)任與逸趣的完美融合。
此后,我又短暫出任過蘇州刺史。在蘇杭的經(jīng)歷,讓我對“中隱”之道體會更深。晚年,我選擇定居于洛陽。這里遠(yuǎn)離長安的政治風(fēng)暴中心,又保持著相當(dāng)?shù)姆比A與文化氛圍。我擔(dān)任太子賓客、太子少傅等品高俸厚、清閑無事的官職,獲得了真正的安寧。
在洛陽,我實現(xiàn)了真正的“中隱”。與劉禹錫(夢得)、裴度、李紳等好友結(jié)成“七老會”(后發(fā)展為“九老會”),詩酒唱和,悠游林泉。我在履道里營建宅園,疏浚池塘,構(gòu)筑亭臺,種竹栽蓮。
這方天地,成了我晚年的樂土?!笆€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須飄然…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優(yōu)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池上篇·并序》)這便是《池上》二首中“小娃撐小艇,偷采白蓮回”的閑適背景,也是《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的溫馨底色。
然而,晚景并非全無波瀾。最痛徹心扉的,莫過于摯友元稹的早逝(831年)?!熬袢履噤N骨,我寄人間雪滿頭”(《夢微之》),字字泣血。愛妾樊素、小蠻的離去,也讓我深感“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
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云無覓處”(《花非花》)的虛幻。更令我憂心的是,朝政日益敗壞,甘露之變(835年)的慘劇更讓我對政治徹底絕望。
我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佛教中。捐資重修洛陽香山寺,自號“香山居士”。與高僧如滿禪師交游,坐禪論道。我深信因果,力行善事。最引以為豪的,是晚年傾盡家財,主持開鑿洛陽龍門潭以南的八節(jié)灘、九峭石,疏浚航道,使過往船夫免于覆溺之苦。
看著船只平安駛過,我欣然寫下《開龍門八節(jié)石灘詩二首》:“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我身雖歿心長在,暗施慈悲與后人?!边@“兼濟”之心,雖不再以激烈的諷喻詩形式表達(dá),卻化為了最切實的善行。
公元846年八月,我病逝于洛陽履道里宅中,享年七十五歲。臨終前,我囑咐家人簡葬于洛陽龍門香山寺如滿禪師塔側(cè),無需歸葬故鄉(xiāng)?;实坌诶畛缆動?,寫詩悼念:“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p>
回顧此生,從“惟歌生民病”的熱血諫官,到“面上滅除憂喜色”的江州司馬,再到“心中消盡是非心”的香山居士;從鋒芒畢露的《秦中吟》,到感天動地的《琵琶行》,再到恬淡悠然的《池上》詩。我執(zhí)著過,失落過,抗?fàn)庍^,也最終超脫了。我的詩筆,曾如利劍刺破黑暗,也曾如清泉洗滌心靈。我深知“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簡簡吟》),故而在歷盡滄桑后,選擇了“樂天知命”的豁達(dá)與“中隱”的智慧。
我知道,后世稱我為“詩魔”,是因我作詩刻苦,題材廣泛,感染力極強;稱我為“廣大教化主”,是因我的詩平易近人,老嫗?zāi)芙猓鱾髯顝V。我的《長恨歌》、《琵琶行》,被傳唱千年;
我的《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仍在訴說人間的不平;我的“野火燒不盡,春風(fēng)吹又生”,激勵著無數(shù)困頓中的靈魂;我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道盡了漂泊者的心聲;而“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則成了愛情最永恒的誓言。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這紅塵萬丈,我曾奮力搏擊,也曾悠然棲居。若問我此生何求?
不過是——
“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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