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帕·辛哈

印度Virtunet Systems公司首席技術官

在談論數字主權之前，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印度自力更生之旅的歷史背景，特別是工業(yè)自力更生，以及數字部分如何融入這個大局。

印度歷史上有充滿活力的自力更生構想和國家方向。在民族解放運動期間，人們認識到沒有經濟獨立就不可能有政治獨立。自力更生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核心，當時印度組織了許多行動來抵制英國商品和使用本土產品。

1947年獨立后，印度在1948年制定了新的工業(yè)政策，旨在建立獨立經濟。當時印度統(tǒng)治階級非常清楚，在一個落后的、被殖民的國家建立獨立的經濟需要國家發(fā)揮強大的作用。這項政策的關鍵是我們需要快速實現工業(yè)化，國家必須通過計劃發(fā)展在工業(yè)化中發(fā)揮主導作用，這在某種程度上借鑒了蘇聯(lián)。

我們像蘇聯(lián)一樣制定了五年計劃。盡管印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它確實包含了這些方面。大多數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如塔塔和比爾拉，都簽署這個計劃。1944-45年印度大資本簽署的“孟買計劃”其構想的實現是要國家發(fā)揮主導作用的。

1953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在檢查鐵路展覽上的一些展品 印度斯坦時報

一些產業(yè)被視為對國家的自力更生和經濟至關重要。印度試圖掌握這些產業(yè)——不僅僅是生產最終產品，而是掌握整個供應鏈。我們還認識到，為了支持這些產業(yè)，需要建立科技機構，以便能在本土進行研發(fā)。對于一個落后的殖民地國家，我們需要初始的技術知識。當西方拒絕提供時，印度便轉向了蘇聯(lián)和東方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他們同意向印度轉讓技術。我們在蘇聯(lián)的支持下建立了大型鋼鐵廠和發(fā)電廠——蘇聯(lián)不僅給我們提供機械，還通過技術人員對我們培訓。

這種情況在印度獨立后持續(xù)了大約30年。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恰逢蘇聯(lián)解體，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印度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關鍵點在于取消了國家和國有部門所擔任的角色。部分改革是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示下進行的，但當時印度的資產階級也表示，它已經發(fā)展出了足夠的規(guī)模和技能，可以接管國有部門。當他們在獨立時簽署國家主導的發(fā)展計劃時，他們沒有能力接管重工業(yè)。但在隨后的30-40年中，他們已發(fā)展壯大，所以他們認為國家不再是必要的。國有部門被私有化并移交給大資本。

自力更生的體制實際上被廢除了。在世界銀行的指示下，隨著資產階級接管了國家所需的大型新型公共事業(yè)單位——電力部門、電信部門、擁有專屬市場和近乎壟斷的重工業(yè)，他們認為當你以遠低于本土開發(fā)成本的價格從國外進口技術時，就沒有必要在自力更生了。他們認為，依靠外國市場，而外國市場始終對他們開放，無需大量投資就能產生超額利潤。

自力更生出現了逆轉。五年計劃持續(xù)了一段時間，但不再被認真對待。印度獨立時成立的計劃委員會失去了權力。最后，來自極右政黨的莫迪上臺，在2014年正式關閉了計劃委員會。

獨立后的印度定位是不結盟國家，與蘇聯(lián)和社會主義陣營有著密切聯(lián)系。但在自由化之后，我們看到印度越來越多地與美西方陣營結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今天。在過去的20-25年里，印度在世界上的定位是向西方提供服務——IT服務、呼叫中心。印度領導人強烈鼓吹，我們不需要制造業(yè)，更別提發(fā)展和投資科學和技術；我們可以繞過工業(yè)化，直接進入后工業(yè)社會。

這種安排對控制印度并構成統(tǒng)治階級的大寡頭和大型商業(yè)機構非常有利，因為他們已經在電信和電力等領域獲得了壟斷地位。印度依靠IT服務來賺取外匯。我們可以在電信領域看到這樣的例子，實際上在電信軟件方面取得突破的本地公司被忽視和忽略。我們開始直接從西方進口設備，說這很好，因為你可以從西方獲得廉價、先進的產品。但這基本上意味著我們在獨立后30年內建立的自給自足的體系被摧毀。

莫迪政府大談自力更生，但這與獨立之初實踐的自力更生有所不同。彼時，我們談論的是“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而現在我們談論的是“在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意圖邀請外國資本在印度建立制造工廠，但沒有技術轉讓。我們通過給予這些外國公司大量補貼、廉價土地、廉價勞動力，以及為他們的部分資本支出提供資金，來激勵他們在印度建立工業(yè)。可印度本身并沒有從這些努力中真正獲益。

2014年莫迪在新德里揭幕 “Make in India” 運動標志 法新社

當西方開始談論與中國脫鉤時，印度曾抱有很大希望，認為西方會遠離中國，將制造業(yè)轉向印度，這就是“中國+ 1”戰(zhàn)略。從2020年新冠大流行以來，他們一直在做嘗試。然而，這一戰(zhàn)略實際上已經失敗。政府的經濟顧問已經承認了這一點。每年的經濟調查報告和2024年的調查也都表明這一戰(zhàn)略已經失敗。印度需要與中國的供應鏈建立聯(lián)系，否則，我們在“中國+1”戰(zhàn)略中將一事無成。

讓我給你舉幾個關于數字經濟的具體例子。首先是半導體，在早期階段，當國家戰(zhàn)略是自力更生時，我們在1984年建立了半導體綜合有限公司（SCL）。這是在新自由主義改革實施之前。我們已經將微處理器確定為一項關鍵的基礎技術，該項目耗資5000萬美元，在當時，對于像印度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筆巨款。

我們的目標是成為領先的半導體生產商，并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我們從IIT、IISc和BEL招聘了頂尖人才，從美國和日本公司獲得了初始技術，然后將這些知識與大學共享，建立了培訓計劃，并派人到美國接受半導體技術培訓。

我們從羅克韋爾獲得的5微米技術開始，到20世紀80年代末，大約10年的光景，我們已經發(fā)展到800納米技術，該技術當時僅比英特爾等公司生產的先進半導體落后兩年。在國家資金的支持下，我們在大約10年內即取得了顯著進步。那個時候的印度無一例外地領先中國和韓國等國家，而今天，這些國家已成為半導體領域的重要參與者。

印度之所以曾一度領先是因為它在發(fā)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里具有先發(fā)優(yōu)勢。1989年，位于印度北部莫哈利的SCL工廠被燒毀。有種說法是這是美國人故意做的，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從未對此進行過認真調查。在那之后，印度實施了新自由主義改革，政府徹底沒了興趣。從那時起，我們基本上沒有再取得任何進展。今天，印度能生產的最好的芯片制程是180納米，這確實落后于領先的半導體科技許多周期。

1989年位于印度莫哈利的SCL工廠被大火付之一炬

另一個例子是電信設備。C-DOT是印度政府在1984年成立的電信公司，比中國的華為早了3年，華為是在1987年成立的。三星電子大約在同一時間成立。所有這些公司都從生產農村交換機起步。如果你看時間線，C-DOT生產的第一批農村交換機比華為早了3-4年。在很短的時間內，大約5年，它們就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同樣的，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印度國家政策的變化，政府失去了興趣。流向C-DOT的資金枯竭了。當電信部門私有化時，私營公司游說允許使用外國設備。

如果拿印度與中國做比較，中國的服務提供商并沒有被私有化。它們保留在國有部門之中，國家激勵它們?yōu)閲胁块T生產。華為現在是全球電信領域的領先公司，印度本可以也那樣做，但隨著國家政策的改變，C-DOT一事無成，像SCL一樣，在全球范圍內沒有競爭力。

在莫迪的領導下，已經有關于在各個領域恢復自力更生的重大聲明，特別是在半導體領域的高科技和硬件，但這些聲明和政策轉變似乎并沒有促進當地知識的發(fā)展，也沒有積極嘗試從國外獲得技術轉讓。它們基本上是給外國公司大筆資金，讓它們來印度——用廉價勞動力開設店鋪，而不需要技術轉讓。

已經宣布的大筆預算——300億美元用于建立電子工業(yè)，2021年最初宣布100億美元用于半導體，2024年又增加了150億美元。這一舉措旨在是吸引先進企業(yè)在印度建立半導體工廠。像臺積電和三星這樣的公司可獲得高達項目成本50%的財政支持，此外地方政府將提供另外20%，因此基本上政府將補貼這些企業(yè)建廠費用的70%。

政府沒有意識到的是，如果沒有本地市場，即使有這種捐贈，當建廠需要100-150億美元，即使政府提供70%的資金也不會有外國企業(yè)或領先的半導體公司前來。這個項目已經實施了4年，唯一同意的外國公司是美光，它建立了一個工廠，卻不是半導體工廠。它不生產任何芯片，更像在測試和組裝元件，這在技術階梯上比生產芯片要低。

多年來有許多消息——富士康和韋丹塔、塔塔和力機電——但這些都失敗了，因為這些公司看不到印度市場來證明即使是高度補貼的投資也是合理的。沒有太多舉措來資助大學進行研發(fā)或技術轉讓，所以這個項目沒有真正起飛。

現有的制造業(yè)激勵計劃主要體現在更大的電子領域的制造——績效掛鉤激勵計劃，政府為建立與實現目標相關的工廠提供了大部分資金。最大的受益者是手機制造商。但我們看到的是，零部件在中國、中國臺灣和東南亞國家生產，最終組裝在印度完成，企業(yè)以此獲得相關激勵，然后再對外出口。隨著這些激勵計劃到期——它們有5年的期限——人們開始質疑，一旦取消激勵，在印度進行這些最終組裝操作是否具有成本效益。在越南等國家這樣做可能更具成本效益，因為這些國家與中國供應鏈的整合更加緊密。所以莫迪政府在印度建立工廠以重振半導體和電子制造而不進行技術轉讓的整個努力，似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在印度班加羅爾的 Zetwerk 電子公司，工人們正在組裝電路板 紐約時報

有一些沒有登上頭條的較小的研究，它們更多的是實驗室規(guī)模，而不是工業(yè)規(guī)模。IIT馬德拉斯為ISRO的項目生產了基于開源RISC-V的Shakti芯片，有18納米和22納米兩種設計。印度可以設計芯片，但不能制造芯片——它在美國制造。還有BOSS操作系統(tǒng)，實際上它是一個Linux發(fā)行版，還有BharOS移動操作系統(tǒng)。這些成為過頭條新聞，但這些都算不上真正的科技前沿。它們在商業(yè)上不具有可行性。如果你開發(fā)了一個移動操作系統(tǒng)，但除了最終組裝之外不生產手機，那么這就是毫無意義的。

我想告訴你的一個亮點是開源戰(zhàn)略。左翼和共產黨執(zhí)政的喀拉拉邦，一直處于嘗試轉向開源技術并避免使用來自微軟等西方公司的專有解決方案。早在2001年，喀拉拉邦成為印度第一個正式采用免費和開源軟件的邦。因此，在過去20-25年里，喀拉拉邦的治理系統(tǒng)一直在轉向開源。學校教育系統(tǒng)使用開源——喀拉拉邦約14,000所學校使用開源。喀拉拉邦政府建立了各種機構來，為政府部門推廣免費和開源軟件，培訓人員，并幫助各政府系統(tǒng)采用開源軟件。

喀拉拉邦是一個小邦，但它采取了這些非常進步的立場。在國家層面，我們是落后的。2015年，大約10年前，國家政府發(fā)布了一個框架，宣稱他們應該在政府系統(tǒng)中采用開源軟件。盡管這在紙面上看起來很好，實際上并沒有付諸實施。絕大多數政府系統(tǒng)仍然使用來自微軟、谷歌等公司的專有軟件。即使我們有這項在政府系統(tǒng)中采用開源軟件的政策，實際上并沒有執(zhí)行。

下面，讓我談談我們對數字基礎設施依賴。在硬件領域，印度幾乎完全依賴于外國公司。個人電腦市場由美國、中國和中國臺灣的公司主導。服務器市場也是如此。電信設備領域被外國公司占領——愛立信、諾基亞。華為曾經擁有很大的市場份額，但由于與中國的緊張關系，這一份額正在下降。在手機市場，印度65%的手機是中國品牌，三星和蘋果遠遠落后。

在軟件和平臺領域，我們也幾乎完全依賴西方。移動平臺——95%是安卓，5% 是iOS。瀏覽器——90%是谷歌瀏覽器。搜索引擎——97%是谷歌。電子商務——沃爾瑪的Flipkart占38%，亞馬遜占35%。網約車——優(yōu)步市占率接近50%。我們確實有一個本地運營商Ola，約占網約車領域的30-40%，這是印度為數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

Ola是一家印度運輸公司，提供叫車服務，并運營其他垂直業(yè)務，如金融服務和云廚房。該公司總部位于班加羅爾，在印度 250 多個城市開展業(yè)務 今日印度

數字金融交易是我們做得對的一個領域。政府建立了數字支付基礎設施——UPI——這是一個相當不錯且被廣泛使用的基礎設施。UPI的骨干由印度國家支付研究所（NPCI）開發(fā)。這是印度開發(fā)了本土數字基礎設施的一個領域。但即使在這里，訪問UPI的終端用戶應用程序也由美國公司主導——PhonePe（沃爾瑪擁有多數股權）和Google Pay。

在社交媒體方面，美國公司實現了完全主導。在社交媒體領域，沒有一家印度公司。WhatsApp在印度有8.53億用戶——幾乎印度每個能上網的人都在使用WhatsApp。Facebook有約5億用戶，Instagram約4.13億，YouTube約4.91億。整個社交媒體領域被美國人壟斷。谷歌和Meta占據了印度數字廣告收入市場的95%。云計算由亞馬遜、谷歌和Azure主導?，F在，在特朗普的壓力下，我們允許星鏈在印度運營——這是首次向外國公司開放電信提供商領域，對國家安全影響巨大，正如我們在烏克蘭所看到的那樣。

印度意識到了數據主權的問題。2019年，斯里克里希納法官起草了一項數據主權法案，該法案基于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將隱私權視為基本權利，但該法案被后續(xù)出臺的其他法案淡化了。2023年頒布的最終法案實際上在隱私方面做的相當糟糕。最終，該法案沒有維護互聯(lián)網用戶的隱私，而是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監(jiān)控。

數據本地化方面也被淡化。美國公司對此進行了激烈游說。從所有印度數據必須存儲在印度的立場開始——即使谷歌或Facebook正在挖掘印度數據，它也必須保存在印度的服務器上——所有這些規(guī)定都被刪除了?，F在數據可以保存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美國。

這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如果你是印度的Facebook用戶，你的數據可能保存在美國，并受美國法律監(jiān)管，而不是印度法律。根據美國法律，數據受到保護，但該保護只適用于美國公民，而不適用于外國人。所以印度用戶根本得不到任何保護。這就是我們實際立法的內容。我們的數據保護法律極其薄弱。

除了這些薄弱的數據保護和本地化法律之外，在印度在特朗普威脅下匆忙簽署的雙邊協(xié)議中，我們看到這些保護進一步受到破壞。印度與英國簽署協(xié)議，基本上撤回了印度政府在世貿組織堅持了25年的長期立場。即使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印度也堅持政府合同（包括數字合同）的不能向外國人開放。而在最近與英國的協(xié)議中，我們放棄了這一立場——英國公司現在可以競標印度政府合同，包括IT領域的合同。

今年 2 月，特朗普在白宮接待了莫迪 路透社

我們還放棄了在購買被認為敏感的產品時檢查軟件的主權權利。例如，如果購買戰(zhàn)斗機或武器投送系統(tǒng)，印度以前有權檢查軟件。在與英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xié)定中，我們放棄了這一權利。印度政府的數據必須提供給英國——我們的數據主權正在被放棄。我們懷疑與美國簽署的雙邊條約也會發(fā)生類似的情況。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一項條款規(guī)定，即使我們不放棄本條約中的權利，如果將來我們放棄了與另外一個國家的權利，那么英國也將享有同樣的特權。

現在讓我們談談人工智能，情況同樣令人沮喪。直到DeepSeek問世之前，我們大型行業(yè)領導者的立場是，我們不需要開發(fā)基礎技術。正如Infosys董事長在Meta AI峰會上所說："我們的目標不應該是再建立一個LLM。讓硅谷的大公司去做吧，花費數十億美元。我們將用它來創(chuàng)建合成數據，快速構建小型語言模型。"TCS首席執(zhí)行官也說了類似的話："我不認為建立自己的LLM會帶來巨大的增量優(yōu)勢。我們作為系統(tǒng)集成商會有更有優(yōu)勢。"像Infosys和TCS這樣的公司在過去30年里一直扮演這個角色——向美國和歐洲公司提供軟件外包服務。這就是他們的構想——他們不認為自己在開發(fā)核心技術。

隨著DeepSeek的問世，印度受到了巨大沖擊。當西方公司開發(fā)出這些產品時，我們接受他們將成為我們的主人。但當另一個全球南方國家中國開發(fā)出這些產品時，它震驚了統(tǒng)治階級。人工智能研發(fā)的資金投入從2024年的2000萬美元增加到DeepSeek宣布后的2.35億美元，增加了10倍。但與國家人工智能戰(zhàn)略所需的資金相比，2.35億美元仍然是個小錢。

如你瀏覽MeitY網站上關于印度人工智能使命的內容，就會發(fā)現印度在人工智能的技術、能力和政策方面都是頂尖國家之一。但如果你再仔細閱讀，就會發(fā)現這并不是關于開發(fā)基礎模型或進行人工智能基礎研究的問題，而是我們有能力圍繞人工智能構建應用程序。這就是印度政府和投資者構想的極限。在托管開源模型方面，MeitY做了一些工作——他們正在構建計算基礎設施，并托管3個來自Llama的開源模型。但與DeepSeek的成果相比，這些工作并不出色。我們的人工智能戰(zhàn)略并不是真正的戰(zhàn)略，就像我們在軟件和硬件方面的戰(zhàn)略一樣。

所以這就是全貌，現在讓我用亮點和可能改變的事情來結束今天的演講。特朗普的所作所為正在動搖印度的統(tǒng)治階層。一直以來，他們都認為中國是對手，而西方是我們可以獲取技術的可靠盟友。如今，隨著特朗普的回歸，這種神話已經被嚴重削弱。主流媒體上出現了大篇幅的文章，執(zhí)政黨和業(yè)內人士開始注意到，印度工業(yè)正受到來自美國的嚴重威脅。

特朗普威脅要征收25%的關稅。我們原本希望獲得10%的優(yōu)惠待遇，比中國和東亞國家被征收的關稅要好得多。順理成章的，制造業(yè)就會轉移到印度。但這種情況并沒有發(fā)生。有威脅要對進口俄羅斯石油征收非常高的關稅。

除了關稅，還有針對印度和印度公司的行動。在過去的1-2個月里，我們看到了首批技術剝奪的實例。納亞拉能源公司(Na-yaraEnergy)，這家在俄羅斯擁有重要股份的第二大煉油廠，其使用微軟作為其系統(tǒng)的數據訪問權限被阻止。盡管他們已經支付了許可費，但訪問自己數據的權限還是被切斷了。就在上周，六家印度公司因伊朗石油貿易受到制裁。

我們左翼希望所有這些都是對我們統(tǒng)治階級的警鐘，讓他們從過去30年一直存在的幻想中醒悟過來——即我們可以依靠西方，只需要成為服務提供商。不論這是否會發(fā)生，我們將在接下來的1-2個月內看到當權者將如何應對。

我們確實有做的好的地方，就是獨立后建成的世界級研究機構——IIT、IISc、IISER。根據最近發(fā)布的ASPI排名，印度在關鍵技術方面超過了英國。我們在64項關鍵技術中的45項排名前5?？梢?，在技術研究方面，真實的情況并不那么令人沮喪。但這些研究需要轉化為實際建立產業(yè)和大規(guī)模市場采用，而目前這些還不存在。但如果政府的構想因美國的警鐘而改變，我們至少有一定的基礎。

“可能是世界上最難進大學”的印度理工，多年來一直飽受媒體批評，認為它鼓勵人才外流 今日印度

我們對技術自力更生和合作的構想是什么？我們認為當前的戰(zhàn)略已經失敗，且對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構成嚴重威脅。我們需要回到獨立后幾年的政策，當時我們建立了基于本土技術的產業(yè)，特別是在數字領域，考慮到它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性。美國正在利用其主導地位來管控相關技術，并拒絕其他國家獲取使用權限。全球南方國家——例如金磚國家——需要團結起來，參與到技術開發(fā)和合作聯(lián)盟之中。

在印度本地，我們需要重新開發(fā)本土技術。我們現在不需要在技術上成為第一，因為我們已經落后太多，但如果能快速趕上其他水平相近的國家開發(fā)的技術，當第二也是值得的。我們需要投資科技研發(fā)。目前，印度有相當多的工程師在位于印度的歐美跨國公司工作。

我們有一個龐大的人才庫，他們在軟件、硬件和半導體方面接受過培訓。如果我們有一個國家戰(zhàn)略作為保障，在本土進行技術開發(fā)，我們的研究機構和人才庫就能實現這一目標。國家意志是不可或缺的。一旦我們開發(fā)了其中的一些技術，我們就可以與我們的全球南方伙伴交換技術——我們開發(fā)一些，他們開發(fā)另一些，通過與全球南方伙伴的協(xié)作技術開發(fā)項目，我們可以擺脫這種依賴。

這就是左翼對技術主權的構想。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