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處的世界，總給人一種急劇變動且反復無常的感覺。 要想從這種變動所帶來的苦惱和沮喪中得到解脫，我們就要說服 自己，“變”是當代生活的鮮明特征，它使我們有別于前人生活于 其中的更單調的世界。過去十年來，氣候變化、物價上漲、政治 野心的發(fā)展速度和規(guī)模所造成的動蕩，比我們這些年邁的人所經歷過的都要大得多。然而我們也沒什么理由確信，目前的這種變 動比往昔更為劇烈，畢竟我們的祖輩曾經歷過朝不保夕、累累如 喪家之犬的日子。本書所述的17世紀40年代初的中國正是這樣 的一個時代，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氣候變冷、疫病流行、兵連禍結，并 因此造成數(shù)百萬人死亡。

17 世紀40年代初期，全球正經歷較長時段的低溫，專業(yè)術 語稱為“小冰期”。氣象史學者根據(jù)歐洲記載的史料數(shù)據(jù)，將這次 小冰期的開始時間定在16世紀80年代。與中國一樣，當時的歐 洲也突然進入降溫期。但現(xiàn)在被更為廣泛接受的觀點是，這一寒冷時段應始于14世紀。到了17世紀30年代末，小冰期開始進 入一個更加寒冷的階段，即所謂的“蒙德極小期”—該專業(yè)術 語乃為紀念天文學家安妮·蒙德及沃爾特·蒙德夫婦（Annie and Walter Maunder）而訂，他們假定地球的溫度與太陽黑子活動衰 微之間存在聯(lián)系，并將此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日期確定在1645—1715年。

這次氣溫下降，加速了國號“大明”的朱明王朝（1368— 1644 年）的崩潰。在近三個世紀的小冰期里，明朝較為穩(wěn)定地持 續(xù)統(tǒng)治了很長時間。b它的覆滅雖非由氣候一手造成，但如果不探 討彼時的氣候以及人們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就無法解釋明朝的崩 潰。明朝當然也做出了反應，但在17世紀30—40年代的氣溫驟 降中，其反應無力回天。我在此將要敘述的，并非治明史諸生所 熟知的導致明末崇禎皇帝自縊和1644年清軍入關的政局動蕩、戰(zhàn) 亂不已的史事。c反之，我更傾向于將明朝的覆滅視為一場長達 兩個世紀的生存危機的結束，且正是這一危機將明朝百姓推向動 蕩的時局，而他們只能將此釋為“天譴”。我將采用不同的敘事 角度，很大程度上把明朝衰亡敘事中常見的政事、黨爭及兵禍等 擱置一邊，而將重點放在我們熟視無睹、平平無奇的價格數(shù)據(jù)上。

在這方面，我并非科班出身的價格史學者或氣候史學者。我 在研究分析中國13世紀以來歷史發(fā)展變遷的職業(yè)生涯中逐漸被前述研究領域所吸引，乃因我嘗試將關注點轉移到超越中國本身 的宏大背景下來理解中國，而這種研究范式在我開始研究時并不 流行。我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研究生院時，恰逢價格史和氣候 史領域的研究剛剛起步。我開始研究中國價格史要歸功于我在 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時的導師楊聯(lián)陞，但不湊巧，價格相關內容 從未成為我們交流或研究的主題。1952年，楊聯(lián)陞教授出版《中 國貨幣與信貸簡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一書，副標題是謙遜的“一部簡史”，為我們提供了第一部研究 中國貨幣、信貸問題的英文專著。氏著并非像以往學者那樣，從 錢幣學的角度來研究貨幣，而是從貨幣在經濟生活、公共財政中 的地位和作用出發(fā)來研究貨幣。他的結論是，“貨幣與信貸的有限 發(fā)展反映了傳統(tǒng)中國的本質”，現(xiàn)在聽起來在文化主張上過于籠統(tǒng)，對中國財政能力的評價也過于悲觀，但終究為肇始之作。由于楊聯(lián)陞教授是根據(jù)歐洲經驗得出有關中國財政制度的研究成果 的，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認可歐洲貨幣、信貸記錄在理論上的優(yōu) 先級。盡管如此，他堅信存在一種將中國和歐洲置于同一個框架 體系中進行考察的方法，而這是對彼時中西學界將中國視為例外 的舊研究范式的一種可喜的反擊。氏著較少探討價格問題，乃因 作者對貨幣作為一種計價媒介，而非貨幣所促成的實際交易更感 興趣。他關心的是在制度意義上審視貨幣是什么，而不是貨幣能買到什么。

楊聯(lián)陞教授為英語世界讀者撰寫氏著的同時，比他年長7歲的一位上海銀行家彭信威正在撰寫其巨著《中國貨幣史》。彭氏 的詳盡研究成果于兩年后出版，至今仍是學習中國貨幣史諸生的 入門教材，其1958年的修訂版和愛德華·卡普蘭（Edward Ka plan）1994 年的英譯本被得到引用。與楊氏重點關注公共財政不 同的是，彭信威從錢幣學角度來探討價格問題。他將價格視為重 建和檢驗貨幣價值變化的數(shù)據(jù)，而非人們如何體驗所謂經濟的指 標。依彭氏的觀點，價格取決于貨幣的價值，本身并無獨立的 價值。相比之下，我所關注的是對必須支付價格的人來說，價格 意味著怎樣的算計和策略。貨幣史和價格史是不同但又互補的研 究范式，旨在提供不同的研究視域。

1979 年，我去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盡管我當時尚未意識 到，但我應該是在那里開始接觸價格史的。那兩年的樂趣之一， 是與一位年輕的研究學者岸本美緒（Kishimoto Mio）建立了友 誼。當時她的名字還是中山美緒（Nakayama Mio），尚未結婚， 未改姓岸本。在我們認識的那一年，她發(fā)表了兩篇關于17世紀中 國價格史的佳作，一篇是用日語撰寫的關于長江下游地區(qū)商品價 格的研究，另一篇是用英語撰寫的關于同一時期該地區(qū)谷物價格 的研究。當時我為自己的研究課題所分神，未能拜讀這些重要著作，更不承想幾十年后我會追隨她的科研步伐。

直到20世紀90年代，崔瑞德（Denis Twitchett）邀請我為 《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撰寫一篇關于 明代商業(yè)的文章，價格問題才真正引起我的關注。我本打算在該 文中提及相關價格數(shù)據(jù)，但我發(fā)現(xiàn)可利用的材料少得可憐。即使 如此，20世紀90年代仍是一個開始思考價格問題的好時機，因 為包括我在內的一批治中國史學者開始將中國史置于世界史脈絡 中進行比較與聯(lián)系。1998年，研究欠發(fā)達理論的學者安德烈·岡 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其充滿活力的論著《白銀資 本 》（ ReOrient）中向治史學者提出理論挑戰(zhàn)，呼吁他們摒棄現(xiàn)有 的歐洲中心主義研究范式，轉而從亞洲的視角進行思考。岡德甚 至以旁聽者的身份參加了我在多倫多大學舉辦的研究生研討班， 這使得切磋更在當下，挑戰(zhàn)更須直面。他的核心觀點是，白銀扮 演了聯(lián)結區(qū)域貿易體系與全球商品交換網絡的角色，而價格是其 中的調節(jié)因素。a西班牙人監(jiān)督美洲銀礦的開采，中國人則生產 物美價廉的紡織品和瓷器，世界各地的商人紛紛涉足這一貿易業(yè) 務。這一建構模型既雄心勃勃，令人耳目一新，又簡單易懂，頗 具說服力。盡管后來有人批評這一模型過于簡化復雜的關系網絡， 但對我們這些希望將中國置于更加全球化、聯(lián)系更加緊密的世界 歷史視角中的人來說，無疑是有力的號召。

在此背景下，千禧年結束前出現(xiàn)了四部參與這一范式轉換討 論的專著：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財源》（Fountain of Fortune）、王國斌（R.Bin Wong）的《轉變的中國》（China Transformed）、我的《縱樂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和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 gence）。這四本書出版于1996—2000年，幫助中國研究擺脫了歐 洲中心主義的守舊范式，進入全球史視野。我們的確未曾仔細研 究價格問題，但我們確實提出了與價格相關的問題。對價格的了 解是否有助于我們比較中國和歐洲的經濟？中國的價格數(shù)據(jù)是否 有助于確定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體系中價格的影響程度？這些價 格在日本人和歐洲人進入貿易網絡的過程中又起到了何種作用？ 或者說得更直白一些，明朝的價格是否意味著，明朝商人以各類 產品博易金屬貨幣的做法，相當于變相接收了西班牙征服者和日 本軍閥的戰(zhàn)利品？我們沒有答案，但至少我們提出了問題。

我對明代中國消費文化和社會投資的關注，讓我進一步關注 到了價格問題。當我開始搜索相關史料時，我從閱讀的文本中抬 起頭來，意識到消費史不僅指向價格史，還指向氣候史，正因所 處乃氣候動蕩時期，價格才會上漲，編年史家也才會想到將之記 錄下來。本書總結了我此前的發(fā)現(xiàn)。與其說它是一部關于明朝價 格史的書，不如說它描述了價格在調和明朝人民與不利于他們的 氣候之間的關系時所發(fā)揮的作用。雖然大部分文獻皆為明朝精英 撰寫和出版，但我的目標是了解一般民眾的情況，以便更好地理 解他們在買賣商品和服務時所做出的決定，特別是彼時中國正處 于從繁榮陷入災難的時期。

在研究明朝價格的歲月中，我非常感謝支持這項工作的學生 和同人們。從浩如煙海的明代文獻中獲取關于價格的史料辛苦且 乏味，因此我特別感謝我以前的學生戴爾·本德（Dale Bender）張海浩（Desmond Cheung）、戴聯(lián)斌（Lianbin Dai）、費絲言（Si yen Fei）、陸永玲（Yongling Lu）、司徒鼎（Tim Sedo）、弗雷德 里克·勃默特（Frederik Vermote）和嚴旎萍（Niping Yan）等能 為我分憂解勞。我還要感謝我的同人格雷戈里·布盧（Gregory Blue）、包筠雅（Cynthia Brokaw）、杰里·布羅頓（Jerry Brot ton）、彼得和羅斯瑪麗·格蘭特（Peter and Rosemary Grant）夫 婦、何谷理（Robert Hegel）、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 阮思德（Bruce Rusk）、理查德·昂格（Richard Unger）、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以及王國斌等惠贈史料，或助我琢磨本書所 涉議題，尤其特別感謝萬志英對本書終稿的仔細審定。

項目初期的資金支持來自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書中使用的一 些史料曾于2010年哈佛大學賴肖爾講座（Edwin O. Reischauer Lectures）中發(fā)表，同年稍后又在魏丕信的盛情邀請下，于法蘭 西學院舉辦了第二場講座。同樣要感謝的還有施奈培（Burkhard Schnepel），他在2016 年邀請我到德國哈勒的普朗克社會人類 學研究所，對全球貿易價格進行深入研究。感謝薛鳳（Dagmar Sch?fer），她在三年后邀請我前往柏林的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 究所做訪問學者，并在陳詩沛（Shih-Pei Chen）、葉桂林（Calvin Yeh）的協(xié)助下，通過LoGaRT（地方志研究工具）訪問柏林國家 圖書館CrossAsia 門戶網站搜集史料。若非他們，我想進行的特 定技術分析恐難實現(xiàn)。

在我的寫作歷程中，有三位編輯對我影響頗深，在此并致謝 忱。索菲·巴雅爾（Sophie Bajard）建議我寫一本關于明代環(huán)境 史的書，盡管本書最終與其設想初衷并不一樣。凱瑟琳·麥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對初稿的坦率回應，使該書免于淪落為一本無人問津的書，甚至更讓我寫出了我真正想寫的內容。 還有普利亞·納爾遜（Priya Nelson）對我工作的熱情支持，為我 的書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找到了新家。最后，如若本書尚具可 讀性，那一定是因為費伊·西姆斯（Fay Sims）饒有興致地耐心 聽我大聲朗讀終稿，并及時提醒我行文中的磕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