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讀者問了我一個問題，：

小西，既然你所講述的，歐洲從古典時代到文藝復興、科學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次“斷層”，歐洲人是通過翻譯阿拉伯人轉(zhuǎn)譯的古典時代文獻才繼承了希臘羅馬先賢們的思想的。

那么，為什么近代科學偏偏是在丟過一次古典傳統(tǒng)的西方起步的呢？為什么那些成功繼承了古典時代智慧的中古文明，比如伊斯蘭文明或古中國文明，反而沒有成功萌發(fā)近代科學思想呢？

嗯，這的確是個很好的問題。在中國，比較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問的其實也是這個意思。我之前聽到的比較靠譜的解答，是古希臘羅馬有較好的數(shù)學思想，當定量的數(shù)學思想與定性的“自然哲學”發(fā)生結(jié)合，近代科學就誕生了。

但這種解釋，其實也回答不了一個問題——你可以說古代東方離著希臘遠，沒有受到希臘某些思想的“藥引”的啟發(fā)。但特別奇怪的是，中世紀的中東卻不是這樣。

伊斯蘭文明的伍麥葉王朝在公元九世紀曾經(jīng)掀起過一場聲勢浩大的“百年翻譯運動”，不僅翻譯了古希臘的大量思想典籍、還同時融合了古波斯、古印度等地的思想成果。從《至大論》到《金色格言》，從《理想國》到《法律篇》。阿拉伯文明幾乎對古典時代（除中華文明外的）人類思想，做了一次集大成。

簡單的說，就是近代啟發(fā)西方的那些古典思想典籍，阿拉伯人全有，且早獲得了好幾百年。

但非常奇怪的是這種集大成，最終僅僅是集大成而已。

思想的匯聚，在9世紀的中東并沒有像16世紀的意大利一樣，完成一次“從量變，到質(zhì)變”的轉(zhuǎn)型。中東文明隨后反而因為這些知識的累砌，自滿并固化了下去，直到變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那個樣子。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單純的古典知識的堆積并不能積攢出一個近代思想革命的“核聚變”。歐洲人在那一次對知識的失而復得當中，一定發(fā)生了什么極為關(guān)鍵而又讓我們不易察覺的質(zhì)變。

這種質(zhì)變，就好比后口動物在進化中先喪失了大部分神經(jīng)、而后又重構(gòu)了更加高效、適應兩側(cè)對稱生活的脊索，從而進化為高等的脊椎動物一樣。是通過重構(gòu)完成了一場革命。

那么這場未經(jīng)察覺的革命，究竟是怎樣在被近代所鄙夷的歐洲中世紀悄然發(fā)生的呢？

我有些不確切的猜想，將它籠統(tǒng)的寫在下面：

還是從昨天提到的古希臘（羅馬）天文學家托勒密開始說起，如我昨天所講述的，他并不是我們印象中的那個阻礙伽利略認識宇宙的“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而堪稱“古典時代的哥白尼”。

但你要知道，托勒密這個“哥白尼”與后來真正的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有個非常大的不同，那就是他雖然是偉大的天文學家，但他的主業(yè)卻絕非天文學——他在世時，真正“正經(jīng)的”、為人所銘記的職業(yè)其實是“占星術(shù)士”。

托勒密寫過一本同樣集古典占星學為大成的著作，叫《Tetrabiblos》（《四書》或翻譯為《占星四書》）。這本書在占星學上的地位確實非常接近于儒學上的《四書》。你今天跟那種喜歡星座的妹子聊八卦，什么雙魚座喜歡幻想、獅子座有成功氣質(zhì)、金牛座講求實際、射手座又怎樣怎樣之類的。這些說法最早其實全都是從這本《四書》來的。

想想游戲里，占星術(shù)士的裝扮，是不是跟托勒密很像？像就對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這么一本本應該很受星座迷喜歡占星學原典，反而沒有中文譯本。但我在大學時曾在上課中接觸過一點該作的英文轉(zhuǎn)譯本。讀過以后我覺得不翻譯是對的。

因為以一個受過現(xiàn)代教育的人的眼光看來，托勒密這本《Tetrabiblos》寫的比《聊齋》還《封神榜》——通篇看下來全是在扯淡。

英文版倒是可以買到。

比如不僅黃道十二宮的星座是有特定氣質(zhì)的，托勒密還會告訴你，太陽、月球、五大行星，都各自有自己的“氣質(zhì)”。他們的位置各自移入某個星座，又會預示著什么什么東西，把這些天象跟你的星座相位進行結(jié)合，又會怎樣怎樣……

看著托勒密連篇累牘，極其認真的在跟你探討這些扯淡玩意兒，再想到他在《天文學大成》當中展現(xiàn)出的那種天才的理性與思辨時，你就會感覺到托勒密在占星術(shù)上耗費的時光，簡直就是在浪費時間，蹉跎歲月。

如果這個人能夠不花時間研究他那扯淡的占星術(shù)，而好好把他的天文學思想好好理一理，沒準他就不是“古典時代的哥白尼”，而是真正的哥白尼了。

或者更確切的說，為了與他那套占星術(shù)理論完成邏輯自洽，托勒密理論的一個天花板。他為了自己的占星理論，也必須堅持地心說，否則日月和五大行星在黃道宮位中怎樣移動，就不能算是一種有預言力的天象，而只是一種單純的天文學現(xiàn)象了。

但是，我們也要體諒托勒密，請設(shè)身處地的為托勒密想一想。即便托勒密自己也知道作為其主業(yè)的占星學其實不過是一堆牽強附會、取象比類的胡扯，他真的能夠拋棄占星術(shù)，徹底撲下身心去研究純正的天文嗎？

回答是——不可能。

因為古典社會，是不養(yǎng)“沒用”的閑人的。

而古典世界的世界觀里，占星術(shù)是“有用”的，天文學是“沒用”的。

是的，在一個古典時代的老百姓眼中，占星術(shù)顯然是“有用”的。因為它能夠進行占卜，小到?jīng)Q定自己明天要不要出行、結(jié)婚、蓋房子，大到?jīng)Q定自己的國家要不要與別國開戰(zhàn)。問問占星學家，他們給你算算火星、太陽和黃道十二宮的相對位置，都能給你相應的解答。

可是天文學反而是沒用的，如果像托勒密這樣的天文學家，只研究天文而不研究占星，這就相當于一個“程序猿”，只了解一堆程序理論，而不會寫程序，那老板要這種人有什么用呢？

所以生活在古典時代的托勒密們，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天文學知識與占星結(jié)合起來研究，并且將后者作為自己的主業(yè)。

這種錯誤的職業(yè)拼接，鎖死了天文學的進一步發(fā)展的通路，導致其無法實現(xiàn)向近代科學的飛躍——即便托勒密會數(shù)學、引入定量計算，也依然沒用。

而這種“托勒密困境”，其實也是所有古典時代學者的困境——他們在研究學問時，必須回答“求用”的問題。

因為每個知識分子都是活在自己的切實生活當中的，除非你是超級富二代（像柏拉圖那樣的），否則就必須回答自己研究的學問到底“有什么用”這個現(xiàn)實問題就將困擾你一生。但知識體系又是極為博大精深，像天文、醫(yī)學、物理這些知識，要窮盡很多人畢生的經(jīng)歷才能研究出個所以然。而不可能一下子弄懂的，直達結(jié)論，“學以致用”。

所以很多古典自然哲學家們，都只能在一些粗淺、力所能及的觀察之后，急于得出一個操之過急的理論，從而限制了自己及其后人的進一步思考。

這一點上，突出例子，就是古典時代的西方醫(yī)學。

你看，希波克拉底、蓋倫這些人，當然都是很聰明很勤奮的醫(yī)生，蓋倫更是解剖學的奠基人。我們可以想見，如果給蓋倫一把解剖刀，讓他想現(xiàn)代的醫(yī)學生一樣，先老老實實的研究透人體，然后再嘗試得出一些醫(yī)學結(jié)論，這些結(jié)論一定是更靠譜的。

可是問題是，蓋倫遭遇的實踐場景，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想象一下，一個病人在你面前正倒地在那兒抽抽了，你身為醫(yī)生，就必須立刻做點什么，試著把他就活過來。這時候你哪有閑心思現(xiàn)去創(chuàng)立什么基因、細胞、解剖學啊。只能是什么放血啊、灌糞汁催吐啊，能直接來什么是什么。

而但凡其中有一樣碰巧好使，醫(yī)生就會基于這種碰巧奏效的療法試著幻想出一套理論附會之。于是什么四素說、四體液論、血液潮動論之類的想法就都產(chǎn)生了。求用的干擾，讓蓋倫這輩子可能都沒工夫停下來，把求用放在一邊，先扎扎實實研究一點基礎(chǔ)醫(yī)學理論。

是的，“求用”思維導致的操之過急的錯誤職業(yè)、理論拼接，讓古典時代所有文明有點近代科學萌芽的那些思想，最終遭遇了理論鎖死。

這也就是為什么阿拉伯人雖然在百年翻譯運動中繼承了幾乎全套的古希臘思想成果，卻無法爆發(fā)近代科學革命的原因——學了托勒密全套天文知識的占星家，依然主業(yè)是占星家。鎖死托勒密的求用困境，依然鎖死著他們。一個文明當完全繼承了古典文明的思想遺產(chǎn)時，也就同時繼承了被“求用”思維鎖死的“進化盲端”。

但當近代歐洲對古希臘的知識和思想完成了“失而復得”時，由于知識在這片土地上是被“清零重啟”的，陰差陽錯之間，事情發(fā)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

比如那個繼承托勒密、重新抬頭對宇宙的開始思考的哥白尼，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非占星術(shù)士的天文學家。

當然，哥白尼也有主業(yè)，他是個教士，但基督教士恰恰是最反占星術(shù)的——比如像哥白尼這樣受過正統(tǒng)神學訓練的教士認為：這世間萬物、一切運動都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旨意有應該是寫在圣經(jīng)里，而不是天空中，人類不應該用占星術(shù)去妄自“揣摩上意”，否則就犯了被上帝所最厭棄的傲慢之罪。

畢竟哪個曹操會喜歡老算準自己下一步操作的楊修呢？

于是相比托勒密，哥白尼研究天文學時，就變得更加純粹。教士的工資和對上帝的信仰，讓哥白尼并不對急于“求用”，或者說，他即便要求，也是求的他心中的那個“大用”——

哥白尼覺得托勒密那種天空模型，讓行星的軌道在本輪加均輪、均輪又加均輪的結(jié)構(gòu)過于復雜。

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所創(chuàng)造的宇宙一定是簡潔而優(yōu)美的、可以被理解的，而不會刻意難為他的造物——人類。

于是他就試圖用一種更簡潔的模型去描述它，而這個模型，就是日心說。

有于是從托勒密到哥白尼，我們會發(fā)現(xiàn)西方在這一輪對天文學的失而復得中，其實并沒有增添什么，而是丟掉了一種東西——那就是“求用”的思維。

而恰恰是這種丟棄，讓西方完成了對科學革命的解鎖。當牛頓寫出他的萬有引力定律，當拉瓦錫算出氧氣的存在，他們其實都是并不負責解答自己的研究對人類有什么用的。

是的，“研究科學造福全人類”這種觀念是很現(xiàn)代才有理念。而此前漫長的近代史上，歐洲知識分子們研究科學的正義性，，來自于他們認定：自然作為一種上帝的造物，其本身就是美的。因此研究它、探索它本身，就是在贊美上帝，所以科學研究不必“求用”也有天然的正義性。

這張理念上的護身符，不僅幫助西方科學擺脫了古典文明科技萌芽普遍“求用”的枷鎖。也幫助科學躲過了“玩物喪志”“奇技淫巧”“別有用心”“華而不實”以及“飯都吃不飽，還琢磨這些破事兒，有啥用？”之類的指責。讓科學可以持之以恒、規(guī)避取締、不計成敗利鈍的進行長期的探索，最終迎來了科學的黎明。

所以說到這里，我覺得我把這問題解釋清楚了：

為什么近代科學，恰恰是在對古典知識失而復得的歐洲率先爆發(fā)？因為，就像脊索動物重構(gòu)神經(jīng)系統(tǒng)一樣。他們在這輪失而復得中丟掉了“求用”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