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有一條極為重要的原則就是黨指揮槍，從艱難的紅軍時期到最終的革命勝利，政治工作者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工干部們是人民軍隊由弱變強、擰成一股繩的那個關鍵樞紐，建國以后地位也很高。

像開國元帥和開國大將中，政工都有代表，他們雖然相對來說沒有那么多津津樂道的一線指揮戰(zhàn)績，但組織看得到他們的貢獻，所以給出了相應的軍銜以示肯定。

羅榮桓元帥和譚政大將都是秋收起義走出來的老革命，深得中央信任，但后來他們的遭遇卻大不相同。羅帥早早離世，不過毛主席和中央都把對他的信任保持到了最后一刻，主席甚至哀痛道“國有疑難可問誰”。

而譚政在1960年就開始被批，數(shù)次被貶官，后來還有8年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經歷。為何譚政會遭到這樣的對待呢？

譚政自從參加秋收起義就一直是政工戰(zhàn)線上的杰出人才，在井岡山上他當過毛主席的秘書，為初期穩(wěn)定軍心做出很大貢獻。

后來每一個時期，他的職務都不低，土地革命他擔任過紅軍師政委，抗日戰(zhàn)爭他擔任過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戰(zhàn)爭擔任過第四野戰(zhàn)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說起四野的政工，很多人都只會想到羅帥，其實譚政對東北人民路隊的磨合、發(fā)展、壯大，同樣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抗戰(zhàn)結束后，中央從各地抽調精銳搶占東北，由于部隊來自四面八方，最初有許多急需解決的麻煩。

比如后勤給養(yǎng)怎么分配、新的軍區(qū)怎么劃分、各部隊怎么協(xié)調、若兩支部隊合并誰來主導、怎么來統(tǒng)一指揮等等，不把這些問題解決，雖不至于互相打起來，但要協(xié)同作戰(zhàn)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工干部當時面臨的壓力非常大，甚至比軍事主官的壓力還要大。

而羅帥1946年初就因為腎病被中央強令送到蘇聯(lián)治療，東北的政治工作基本就交由譚政來負責了。

從后來的實力發(fā)展我們能看到，譚政做得非常出色，各部協(xié)調問題很快就解決了。同時他大力支持在東北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讓我軍有了穩(wěn)固的落腳點。

他也制定了許多重要條例、管理規(guī)定，讓新招收的部隊能迅速蛻變，這些很難用數(shù)值來具體量化，但誰又能說這些舉措不重要呢？

待羅帥從蘇聯(lián)回國主持大局，譚政轉而去又負責土改、剿匪、二線兵團建設等方面的事務，為部隊不斷注入新鮮血液，也是革命能勝利的重要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譚政歷任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

1956年，羅帥因為身體不適，主動辭去總政治部主任、總干部管理部部長職務，分別由譚政、蕭華接任。不久譚政還兼任了軍委常委，稱得上位高權重。

按道理來說，他既是秋收起義出來的人，跟毛主席有很密切的聯(lián)系，還在重要的實權崗位上，一般不會遇到什么大問題。

然而1960年卻被扣上了好幾頂帽子，人生遭遇了滑鐵盧。這里面，主要跟另一位深受毛主席信任的干部有關。

廬山會議后，彭老總被免除軍職，林總接任了國防部長主持軍委事務，雖然隨后譚政當選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但他與林總的分歧逐步增大。對于林提出的一些東西，譚政有其他看法，許多形式主義的東西他并不贊成。

比如一篇帶了很多“天才”、“優(yōu)秀統(tǒng)帥”字眼的文章要在軍隊刊物中發(fā)表，譚政看后覺得過于吹捧個人，就阻止了。

還有很多次，林提出的政策，譚政也不支持，雖然說譚政是堅持原則，但在林看來就是反對自己，所以1960年他被扣上很多帽子，最終多個職務被撤銷，開始被邊緣化。

1965年，有人還是不放心早已不在權力中心的他，便讓他去擔任福建省第五副省長。但是譚政去了福建還沒熟悉工作流程，大運動就開始了，他又被押回北京交給衛(wèi)戍區(qū)監(jiān)護，這一監(jiān)護就是8年。

待譚政恢復自由，家人去接他時，發(fā)現(xiàn)他目光呆滯，言語遲鈍，很難想象那段日子遭受了什么樣的折磨。1975年，上級下達了新命令：譚政無大過錯，安排擔任軍委顧問。

顧問一職沒什么實權，也不需要去做什么工作，但譚政還是想要為國家和黨再做一些貢獻，于是他身體稍一恢復，就下一線部隊去視察，后來又撰寫出關于軍隊政工歷史的文稿，都是很寶貴的財富。

可惜那8年給他身體造成的傷害太大，1980年就病倒了，再也沒有精力去工作。

在醫(yī)院期間，徐向前給他寫過一封信，里面有一句“您對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樹、您對革命作出的貢獻，是永不磨滅的?！?/strong>譚政看后當即痛哭，似乎這么多年的委屈終于得到了宣泄。1988年，譚政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