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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前，有黃埔背景的部隊頻繁地從一個戰(zhàn)場奔向另一個戰(zhàn)場與日軍搏斗，席不暇暖。

他們除了戰(zhàn)場廝殺之外，一般不需要操心其他問題。但是1939-1940年以后，前線戰(zhàn)事日漸沉寂，這些部隊長期駐扎一地，逐漸染上地方部隊習氣，同樣地熱衷于攫取政治與經濟資源。黃埔系干部開始拉幫結派，埋下派系斗爭種子。

1、中央軍里的派系

雖然大多數資深的黃埔系將領避免培植私人勢力，但至少有三位將領的確露出私植親信的痕跡。

第一個非正式派系以陳誠為首。

依靠他在1930年代帶領過的第十八軍起家。在抗戰(zhàn)期間，這支部隊逐漸壯大。一些著名的國軍將領被認為是和陳誠關系親近的，包括羅卓英、方天、闕漢騫、李及蘭和胡璉。

第二個非正式派系以湯恩伯為首。

他的親信出身于他原先領導的第十三軍，最終發(fā)展成為8個軍，主要將領包括陳大慶、石覺、王仲廉、張耀明。1944年前湯恩伯的勢力范圍一直在河南。

第三個派系是胡宗南。

他的第一軍在淞滬會戰(zhàn)中英勇作戰(zhàn)傷亡殆盡，之后幾乎是白手起家再建力量。在1940年代，西安是胡宗南的權力中心。他的主要親信有李聞、李鐵軍、羅列、盛文和袁樸。除此之外，胡宗南還掌握有一些地方軍校，并且一般認為他的部隊得到中央政府優(yōu)先補給。在其權力頂峰時期，胡宗南名下的部隊有27個師，但是并不完全是親信部隊。徐永昌就曾經澄清，胡宗南親信部隊其實只有幾個師，卻被外界夸張成為幾十萬人。

盡管這三個派系將領在人數上只占黃埔軍官中少數，但他們卻掌握著國民政府相當多的軍事力量。而在1940年代，他們間的派系斗爭嚴重損害了部隊的團結性。他們都無疑地效忠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也堅持對日抗戰(zhàn)立場，但彼此之間的關系則有時緊張到必須得蔣介石親自出面，才能保持權力關系的平衡。

2、湯恩伯慘敗的背后

1944年豫湘桂會戰(zhàn)失敗，終于把國軍長期累積的缺點徹底暴露出來，而牽涉問題最嚴重的正是重慶政府最信賴的中央軍，也是曾經一度最能作戰(zhàn)的部隊，但是在八年抗戰(zhàn)中卻無法逃脫腐化過程。

其實這個腐化過程從1938年開始就已經露出苗頭。軍紀敗壞和土匪叢生案例，都是早期警訊，只是重慶政府沒有及時面對而已。至于軍民關系惡劣的最嚴重先例，則發(fā)生在1940年初的廣西省。當時廣西軍隊潰敗，南寧不戰(zhàn)而失，就曾經發(fā)生過敗兵和傷兵被廣西民眾搶劫情形。陳誠聞訊后認為廣西歷來自我吹噓其民團有組織有訓練，而老百姓如此仇軍表現令他大為不解。

但是他隨即感慨地說，“假使此種情形發(fā)生于他處，尚可設法補救；而在廣西，任何人均不能提。對于抗戰(zhàn)前途，殊堪顧慮也。”

他明白點出，廣西事務重慶政府不可過問。但是豈知才過兩年，就在第一戰(zhàn)區(qū)成為更大災難。

事后重慶政府追究原因時發(fā)現，湯恩伯最大過失是從戰(zhàn)時統兵大將淪為地方行政統治官，因為他為了自籌經費，成立物資調節(jié)處變相征收稅款，花費許多精力去開辦攸關民間生計的工廠，或是收并民間工廠（煤礦、卷煙廠、造紙廠、紡織廠、酒精廠、制革廠、制鐵廠等），經營范圍極大，變成是假公濟私的組織。

長官如此，下屬也模仿。各級干部軍商不分，爭權奪利，不可收拾，日趨腐敗。

而他處事又經常挾持手中武力使用嚴刑峻法，人不敢言，因此部下作惡者更無顧忌，招致地方官民痛恨，怨聲載道。一個突出而又反常的現象是，他的軍隊涉及駐防地區(qū)的社會民生的程度，深到與當地社會發(fā)生嚴重摩擦。以致激怒河南省參議會致電中央，指控湯恩伯平日霸占商業(yè)，包運違禁物品，好貪而不練兵，干政而不愛民。而重慶政府派出的軍風紀視察團和兩個調查統計局（指中統和軍統）對于這些指控又都掌握有證據在手，甚至指明違紀部隊的番號。

在這種惡化的軍民關系局面下，河南省民間領袖們甚至揚言，河南人民寧受敵寇燒殺，也不愿湯軍駐扎。

毫不意外地，一旦豫湘桂會戰(zhàn)開始，湯恩伯就動用所有軍方運輸工具去載運各公司機器，以致前方糧彈不濟。又據民眾團體指控，湯恩伯敗軍還要奸淫擄掠，無所不至。事實上河南在第一戰(zhàn)區(qū)管轄下，副司令官湯恩伯，戰(zhàn)區(qū)司令官蔣鼎文，都是蔣介石手下大將。整個戰(zhàn)區(qū)作風一致。

長官部在洛陽開設面粉廠，又利用隴海鐵路運煤做買賣。長官部甚至成立搶購委員會，以兵站的軍用汽車到敵人區(qū)域去搶購物資，其實就是私販敵貨。以致在豫湘桂會戰(zhàn)來臨時，兵站無法適時向部隊進行糧食彈藥補給。兵站還征用民間交通工具去替軍隊走私，但是又不給錢。

兵站總監(jiān)部又把所屬的倉庫軍糧貸放給農民，坐收高利。當然也有監(jiān)守自盜，盜賣軍糧自肥。結果是士兵經常缺糧，需要自己去尋米，影響訓練和作戰(zhàn)。更有甚者，就是士兵直接到老百姓家中霸食。

這一切導致士氣低落，軍紀廢弛。軍隊強行“拿民間，吃民間，凌辱民間”，造成軍民關系極度惡劣。老百姓極端厭恨軍隊。難怪一旦軍隊戰(zhàn)敗潰逃時，非但得不到老百姓支持，反而遭受后者大規(guī)模繳械和截殺，情形非常嚴重。死傷在河南老百姓手下的官兵數，或許不少于死傷在日軍手下者。

這種慘狀在第一戰(zhàn)區(qū)長官蔣鼎文的筆下寫得最為生動。

他寫道，“此次會戰(zhàn)期間，所意想不到之特別現象，即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無論槍枝彈藥，在所必取，雖高射砲，無線電臺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士兵，亦時有所聞……。其結果各部隊于轉進時，所受民眾截擊之損失，殆較重于作戰(zhàn)之損失。”

更糟糕的是日軍進占時，人民居然搖旗歡迎。諷刺的是，蔣鼎文把整個現象歸罪于地方政府未能盡到配合軍隊的責任，鄉(xiāng)保甲長逃避一空，但是對于軍隊多年欺凌民眾的行為，而造成如此深仇大恨卻一字不提。

3、百姓攻擊抗日軍隊的背后

日軍以不到12萬人作為攻擊部隊，面對湯恩伯和蔣鼎文總計50萬人部隊。其中特別是湯恩伯統轄的中央軍有28-30個師，素稱精銳部隊。但是由于多年沒有作戰(zhàn)，訓練紀律闕如，見敵即潰。

大部分湯恩伯部隊在日軍占領鄭州和洛陽后，逃往山區(qū)。重慶政府還若有其事地指示這些部隊“劃分游擊區(qū)”，以便“繼續(xù)游擊”，同時需“整訓訓練“，其實它們都是人們熟悉的委婉遁詞，因為部隊已經徹底失去戰(zhàn)斗力。

更糟糕的是這些殘兵敗將不敢和日本兵作戰(zhàn)，卻萬分勇敢地欺凌沿途中國民眾。第一戰(zhàn)區(qū)長官部的工作人員竟然公然搶劫中央銀行金庫，致令陳誠感嘆“蔣銘三（蔣鼎文號）之罪實太大了”。

這些行為很快激起民憤，人民集結成為地方武力襲擊湯軍，造成后者不但拋棄槍支車馬，也拋棄大型火炮，甚至第一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部特務團也被遭老百姓繳械，而另外一個軍（李家鈺）的總部也被民眾占領。

根據重慶政府事后估計，河南部隊遭受中國老百姓繳械的數量，超過它們對日軍作戰(zhàn)的損失。而在這個民眾向蔣鼎文和湯恩伯軍隊進行復仇的過程中，連政府基層干部們也參與其中，誠屬可恥。

在這個抗日戰(zhàn)爭面臨重大災難關頭，還有一個發(fā)展更是匪夷所思。當陳誠被委派去收拾第一戰(zhàn)區(qū)殘局時，蔣鼎文居然再三請求陳誠將他此前在戰(zhàn)區(qū)操辦的兩個營利和走私機構（蔣鼎文美其名為“福利事業(yè)及搶運物資”）發(fā)還給他自行處理，同時請求陳誠不要受理任何民間對他的指控，惹得陳誠連呼“無恥，無恥！”

第一戰(zhàn)區(qū)官兵盡可以聞風遁逃，但是卻留下“辦事處”和“留守處”，其實就是戰(zhàn)區(qū)長官走私牟利的代理人。陳誠不久又從該戰(zhàn)區(qū)14軍軍長張際鵬處得知，長官部所操辦的“福利事業(yè)”，名為促進官兵福利，但事實上該軍未得分文，全由戰(zhàn)區(qū)長官借題自肥。而陳誠辦公室則每日被河南省省黨部、省政府、省參議會和各種機關和民間代表鞫立門外，競相指控湯恩伯劣行，其內容讓陳誠“實不忍聞”。

河南大敗，社會和軍方注意焦點自然集中在帶兵官蔣鼎文，湯恩伯和胡宗南等人身上。河南省在20天內失陷幾十個城市，肯定是嚴重失職。因此劉斐、何應欽都提出各種方案，讓他們降級或調職，但是蔣介石卻猶疑不決。

最后為輿論所迫，蔣介石只好在形式上加以懲處，把湯恩伯和胡宗南的職務縮小為長官部的西安和商南指揮所，名義上仍稱總司令。徐永昌嘲諷它是換湯不換藥，而輿論對于政府沒有明令懲處，更是非常不滿。

根據徐永昌事后解釋，湯恩伯雖然忽略自己主帥責任，失去對部隊掌控，但是他卻隨身攜帶電話兵，隨時向蔣介石謊報軍情。這個案例反映當時一般文武官員的心理盤算，那就是無論他們如何失職，只要逢事向蔣介石請示和報告，就可以脫罪。蔣鼎文和湯恩伯的惡例就不免讓此后將領們更大膽地棄城失土。在這個意義上，河南會戰(zhàn)實在是中國軍隊在八年抗戰(zhàn)中最恥辱的表現。

4、家眷的待遇

在重慶政府事后檢討時，認為還有一個因素是導致河南戰(zhàn)爭失敗的主要原因，那就是軍官帶眷屬享受平民化生活。

事實上政府早在1939年就曾經規(guī)定，官佐眷屬必須居住在戰(zhàn)區(qū)長官部后方800公里，絕不可以攜眷隨營?？墒窃趹?zhàn)斗軍隊變成駐防軍隊的3-4年中，這個規(guī)矩逐漸腐蝕，最后流于空談。以致到了豫湘桂會戰(zhàn)緊急時節(jié)，蔣鼎文撥用大批運輸工具去輸送眷屬。

湯恩伯部隊在撤退時也征用大批民間牛車運送眷屬，這種情形在各地均有發(fā)生。而后來在湘北戰(zhàn)爭時，部隊也使用大批士兵脫離戰(zhàn)斗去照顧眷屬。而根據戴笠估算，每個軍眷需要六個士兵照料。而他們的安全又使官長分心，不能全心全意投入戰(zhàn)斗。這個現象除了顯示軍紀廢弛之外，還反映出一個更宏觀的問題。

因為照理說，一個有效的抗戰(zhàn)模式應該是全民支持軍隊抗戰(zhàn)，免除官兵們的后顧之憂。這也符合蔣介石在1937年號召的“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的初衷。但是作為一個落后國家，軍隊本身就尚未建立完善的后勤制度，地方政府又缺乏動員物資的行政能力，因此以忠貞軍隊監(jiān)視地方實力派軍隊的駐防部署的結果是，逼使最善戰(zhàn)的部隊也走上“軍隊辦社會”歪路。

比如說，邱清泉是中央軍中一支行為端正的部隊，但是他向陳誠報告，該軍每個月應收軍費250余萬元，但是實際用之于部隊者不及100萬元，其余款項均被上級扣留挪移去辦后方工廠和子弟學校（從幼兒園到高中），皆非軍隊該做之事。同樣地，湖南省一位師管區(qū)司令兼警備司令，也拋開自己業(yè)務，花費金錢精力開辦兩個小學，而且感到自豪。軍隊辦社會和辦學校的錯誤在1944年河南戰(zhàn)爭中最為突出。

以上這些怪相都讓徐永昌忍不住怒火萬丈地質問，前方軍官攜眷隨營，如何可以訓練部隊和戰(zhàn)斗？而部隊騷擾人民，人民怎能不敵視他們？湯恩伯指責叛民劫槍，卻避而不談何以民眾要叛？又何以能以赤手空拳奪到軍隊的槍？

在7月份一次重慶軍事會議上，原本沒有安排蔣介石出席，他卻臨時到場，聲色俱厲地指責河南戰(zhàn)敗與軍隊受人民截劫，直與帝俄時代一般。他說，“當其敗逃時，搶劫奸淫，拋擲公物，改載私贓。所有一切敗壞行為，非言語所能一一描述?！?/p>

又說道，豫戰(zhàn)失敗使中國在國際上已喪失地位，“此次如不能得到改革，得到回響，不能使軍隊轉變?yōu)檎駣^有為的軍隊，則吾人真無人格，無羞恥?！?/strong>

他不但大聲疾呼，而且數度以手擊案如山響。但是由帶兵官變成統治官，本身的確是是一個難以抗拒的腐蝕過程，也是他無法扭轉的大局。

5、腐化的原因

陳誠早年曾經稱許湯恩伯廉潔刻苦，而徐永昌也認為胡宗南的刻苦與帶兵作風和湯恩伯相似。但是即使是以如此優(yōu)異忠貞愛國的記錄，當其軍隊由戰(zhàn)斗軍轉為駐防軍和監(jiān)視軍時，仍不免留下顯著的腐蝕痕跡。

眾所周知，胡宗南一直是蔣介石的愛將，社會上普遍謠傳他收到的武器裝備和給養(yǎng)待遇是當時國軍之最，是“天子門生”中最得寵愛的將領。

但是當1945年7月蔣介石到西安檢閱胡宗南部隊后，痛心地寫道，“乃知胡宗南及其干部皆為狹窄呆板，毫無自動創(chuàng)新之能力。由此弱點之發(fā)現，一則以懼，一則以喜。如不來此檢閱，則余尚以為第一軍真是全國之模范軍，其危險當更大矣?！?/strong>

又寫道，“此次出巡發(fā)現沿途被淘汰傷病官兵之痛苦，及第一師之缺點等，實為我最大之收獲也?！?/p>

但是徐永昌的評價則更是苛刻，他認為胡宗南帶兵作風其實和湯恩伯相似，將部隊長隨興調換，最后皆不能指揮部隊。他認為如此將領擁兵自衛(wèi)尚可，但是一旦遇到情況，就無法應付。兩位上官評論的出發(fā)點不盡相同，但是其所形容的中央軍素質和領導作風，顯然比起1937年有極大距離。

陳誠在河南戰(zhàn)爭慘敗后，被重慶政府委派到第一戰(zhàn)區(qū)任長官去收拾殘局。

依照他的檢討，河南戰(zhàn)爭失敗絕非偶然，而是長期潛伏的原因。

依他的分析，首先是軍人營商，走私包運，“駐軍可稱貿易軍”。陳誠在檢討第一戰(zhàn)區(qū)潰敗原因時，曾經引述當時一個看法，“以經濟化之部隊（指第一戰(zhàn)區(qū)蔣、湯均經營工商業(yè)）對機械化之部隊（指日軍），其勝敗不戰(zhàn)可知?！?/strong>

其次是軍隊內部將帥不和、官兵不和、軍民不和。

其三是耽于現狀，喪失戰(zhàn)斗意志，敵不犯我則我不犯敵。經過幾年渙散，本身已經瀕臨崩潰，一旦戰(zhàn)爭發(fā)生，就被敵人摧枯拉朽而無法收拾。更令人震驚的是，即便是經過如此慘痛失敗，涉事將領們依然沒有接受慘痛教訓。

同樣可怕的是陳誠認為第一戰(zhàn)區(qū)的現象并不特殊，而是普及全國。他在日記中寫道，“現在我國軍隊之不能作戰(zhàn)，全國皆然，第一戰(zhàn)區(qū)不過先行暴露弱點，其余之不能作戰(zhàn)，所恃者是敵未來耳?！?/strong>

1944年后半段的戰(zhàn)事果然不出陳誠所料。7月間，蔣介石自己也指出，全國軍隊普遍存在缺額糜補食用等等惡行，政府每次發(fā)給部隊的衣料都被調換為次品，每次還需要行賄軍政主管或屬員才能領到。盡管委員長本人再三命令不許宴會，但是軍需人員經常一餐飯要跑幾桌去敲定行賄和分贓，才能領到些微物資。蔣介石甚至氣憤到指責軍隊的貪污腐化，都是由軍委會和軍政部造成。但是無論蔣介石如何威脅今后決不講情面，要嚴厲處罰貪腐，最后卻無法執(zhí)行。

粗略算來，中央軍剩下能夠打仗的，似乎只是那些沒有固定地盤的機動軍隊（如第5、第10、第18軍），以及為兩次緬甸戰(zhàn)爭而預備的軍隊。

從這個意義上看，國民政府分散兵力執(zhí)行監(jiān)視的政策適得其反。它的確防止了更多地方實力派脫離抗日陣營，卻沒有增加它們本身的戰(zhàn)斗力。而它們“茍安”的心理，卻腐蝕了本身的總體軍力。最后剩下那些少數維持機動狀態(tài)的部隊，沒有固定駐防區(qū)卻能夠保持戰(zhàn)斗力。

在整個抗戰(zhàn)期間，此類能夠完全避免長期駐屯化陷阱的部隊，大概不到20個師，稱之為“中央直轄部隊”，組成的成分絕大多數是蔣介石親信的中央軍，和幾個善戰(zhàn)忠貞的地方部隊（但是脫離地方色彩和人事遙控）。它們沒有被指定駐守固定地區(qū)，而是隨著戰(zhàn)局需要由中央機動調派。這些部隊一部分在1942年送往緬甸戰(zhàn)場，1943-1944年再度被派到印度和云南省接受訓練，隨即又開赴緬甸作戰(zhàn)。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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