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墻在日軍炮火中崩塌。接下來的六周，這座千年古都淪為血色地獄：30萬以上手無寸鐵的平民和戰(zhàn)俘慘遭屠殺。

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冒死拍攝的膠片里，日軍刺刀挑嬰兒取樂；德國商人拉貝的日記中，安全區(qū)婦女被當眾強奸；英國記者田伯烈的報道記載珠江路“血水漫過腳踝”。

戰(zhàn)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依據3.2萬件物證和數千份證詞，將“30萬遇難者”定為歷史鐵案。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為人類共同記憶烙下不可篡改的印章。

然而當幸存者李秀英背上的27處刀疤尚未愈合，當登記在冊的幸存者從千余人凋零至61人（2021年數據），竟有人對著累累白骨聲稱：“南京大屠殺根本不存在?！?/p>

從改革旗手到歷史叛徒

說出這話的人，曾是無數知識分子的標桿，馬立誠。這位1946年生于南京的貧寒子弟，31歲抓住高考恢復的機遇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以犀利文筆嶄露頭角。

從《中國青年報》評論部副主任到《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他憑借《交鋒三十年》斬獲國家級圖書獎，被外媒捧為“亞洲最具影響力50人”，儼然成為思想解放的象征。

命運的轉折點在2002年悄然降臨。赴日文化交流期間，右翼學者將他奉為“座上賓”：五星級酒店的奢華宴席、精心偽造的“友好照片”、源源不斷的“研究經費”……糖衣炮彈之下，這位本該深諳歷史真相的學者竟在東京大學演講時宣稱：“日軍本想善待南京民眾，只因遭遇游擊隊員襲擊才被迫還擊?！?/p>

回國后，他變本加厲拋出《對日關系新思維》，質疑30萬死亡數字是“夸大”，聲稱“日本已道歉25次，中國該放下仇恨”。

2004年更出版《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將偽滿洲國美化為“推動東北經濟騰飛”，甚至揚言釣魚島“該讓給日本”。

輿論海嘯

馬立誠的言論像一顆炸彈，瞬間引爆了輿論場。2004年，《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一書出版后，全國學者、媒體和普通民眾的憤怒如潮水般涌來。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老人顫聲質問：“我全家七口死在日軍刀下，他憑什么說這是假的？”歷史學者張憲文團隊整理的上萬份檔案被推向公眾視野，鐵證面前，馬立誠的“學術質疑”顯得蒼白無力。

《人民日報》黨委緊急召開會議，最終以“嚴重違背黨性原則，踐踏民族情感”為由將其開除。曾經發(fā)表過他文章的媒體紛紛劃清界限，連他獲國家級獎項的《交鋒三十年》也被多家書店下架。

諷刺的是，日本右翼卻將他奉為“勇士”，《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以3600日元高價出版，右翼論壇爭相邀請他演講。當他站在東京講臺上宣稱“釣魚島該歸日本”時，臺下掌聲雷動。

麻袋里的審判與流亡末路

2005年的香港街頭，成了馬立誠人生的荒誕注腳。在鳳凰衛(wèi)視擔任評論員期間，他仍堅持鼓吹“放下歷史包袱”，甚至稱愛國青年為“暴民”。

某日下班途中，三名黑衣青年突然用麻袋套住他的頭，拳頭如雨點般落下。路人拍下的視頻傳遍網絡，內地網友留言“打得好！”連鳳凰衛(wèi)視也僅在新聞中冷淡提及“馬先生遇襲”，隨即終止合約。

被中日兩國同時拋棄的他，晚年潦倒如喪家之犬。逃往日本初期，右翼資助他在早稻田大學掛名“研究員”，但當他試圖申請永久居留時，日本移民局以“無實質學術貢獻”拒批。

2019年，東京某廉價公寓里，73歲的馬立誠對著中文記者鏡頭哭訴“日本人也騙我”，而窗外正是靖國神社飄揚的太陽旗。

血寫的警示碑

馬立誠的墮落軌跡背后，藏著更深的歷史暗流。日本外務省“國際交流基金會”2008年報告顯示，144名中國學者接受過其資助訪日，其中12人后續(xù)發(fā)表過質疑抗戰(zhàn)史實的文章。

這種滲透策略如同精密手術：先以學術交流為名篩選目標，再用物質優(yōu)待軟化立場，最后用篡改的“史料”完成洗腦。

但時代的浪潮終究碾碎了虛無主義。2024年，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十周年，小學生合唱團在紀念館唱起《和平的花束》；同年，日本法院首次判決政府必須賠償強征勞工受害者。

當馬立誠在東京廉價公寓咳血時，張純如紀念公園于加州圣何塞舉行落成典禮——她為揭露真相燃盡生命，而背叛者終被釘在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