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當日軍“兵要地志資料班”的成員手持劫掠清單，按圖索驥搜集方志圖冊、古籍資料時，鄭振鐸，這位身陷“孤島”的書生，正多方籌措資金在上海的舊書攤上遍尋流落的江南文獻。

國難之下，另一維度的戰(zhàn)爭，已然打響。

抗日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我們不妨再看看一場關乎文明存續(xù)的“暗斗”——面對敵人傾舉國之力的文化劫掠，抵抗者卻尚不能辨清其面目，只能閃轉(zhuǎn)騰挪，多方求索，于淪陷區(qū)的夾縫中盡力筑起一座無形大壩進行“攔截”。上海，這座近代中國的文化重鎮(zhèn)，亦在資本暗流、租界屏障與書商網(wǎng)絡的交織里，成為護書者的無聲戰(zhàn)場。

比戰(zhàn)爭更早打響的戰(zhàn)斗

上觀新聞：標題中的“暗斗”，似乎隱含著這樣的意味，即在彼時的混亂與黑暗之中，戰(zhàn)場之中的人看不清、摸不透敵人的真正面目。這是否與您所說的“當時，日軍對中國文物文獻的劫掠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隱秘行動”相關？

吳真（《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當時，日軍的每一個師團均配備“兵要地志資料班”和“調(diào)查班”，還設有“整理小組”。這些“班”和“小組”的人員一般由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北大學等國立大學的畢業(yè)生擔任，他們不會被直接派往軍事前線，而主要負責處理文獻資料或者機要信息。

1937年12月，上海派遣軍特務部成立“占領地區(qū)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隨軍特派圖書館員，假“接收整理”之名，專門掠奪官方機構、學校、圖書館及私人藏書。此外，還有“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南滿上海事務所”等機構成員協(xié)同該委員會劫掠圖書。

一般而言，在占領之前，日軍就已經(jīng)打探清楚并擬定好“接收”（占有）名單，包括當?shù)氐膱D書館，大、中、小學，藏書機構等。他們會依照不同的功能對相關資料進行分門別類的搜羅。最具戰(zhàn)略價值的首先是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類和地理地圖類圖書，其次是書畫、古董、古籍等。這些資料會經(jīng)由各個小組匯總到各軍的軍部，再整體運到日本東京的陸軍總部，其中大部分與經(jīng)濟政治相關的中國文獻，由陸軍總部調(diào)配至一些國家政策研究機關，成為日軍制定進一步侵占中國內(nèi)地和東南亞的戰(zhàn)爭策略的重要素材。

舉個例子，1938年9月日軍攻占華南之前，陸軍第二十三軍早在1937年底即已成立一個整理班，油印了一本《中山大學概況》的日語小冊子，里頭羅列了中山大學的東南亞作物種植、圖書館收藏圖書門類等詳細信息，由此可見日軍對于這個東南亞研究“重鎮(zhèn)”的高度重視。1938年10月21日，日軍侵占廣州之后，迅速占領了中山大學圖書館，并且調(diào)配了5名日本學者到中大來整理文獻。這個整理小組從中山大學“劫收”了大量關于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的相關資料，包括地理圖冊、產(chǎn)業(yè)分布、人口和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等，這些文獻資料為日軍侵略東南亞地區(qū)提供了重要的戰(zhàn)略信息。

上觀新聞：如此系統(tǒng)的計劃，為什么還能具備很強的隱蔽性？

吳真：這一方面是因為日軍的劫掠速度非?？?。本書中有這樣一處細節(jié)，徐遲在1938年的《南潯浩劫實寫》中記錄了日軍進犯南潯古鎮(zhèn)時劫掠藏書的經(jīng)過：第一個起火的建筑是南潯中學，第二個起火的建筑是嘉業(yè)堂劉氏的藏書樓。日軍到嘉業(yè)堂藏書樓以后，一箱一箱地把宋、元、明版珍藏書籍扛出來，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將藏書樓占領。當時，嘉業(yè)堂的地方志的部數(shù)列全國第三位，“可以顯見其用心之深”。

嘉業(yè)藏書樓 浙江日報

另一方面則是日軍的文化劫掠早有預謀，因此他們動用了各類手段進行掩蓋。例如，在掠奪文物時，采用民間名義從上海偷運出境，以防日后追查。張懌伯在《鎮(zhèn)江淪陷記》中提到日軍在鎮(zhèn)江劫得古董后，曾囑托某理發(fā)店，代開假發(fā)票并蓋上店戳，以避免遭到海關的盤問追索。有時日軍還會一邊縱容漢奸們搶掠，一邊故作保護的姿態(tài)，讓隨軍的電影隊進行拍攝，以展示“保護中國人之赤忱”。

日軍如此大費周章還有一個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際上確立了“侵略戰(zhàn)爭”這一概念，戰(zhàn)爭法出臺后，其中就包含了對文物劫掠的追索條款。由此也可見日方所謀之深，亦如張懌伯所言：“所謂皇軍，于這些鬼祟之事，做得如此之工。”

上觀新聞：這些周密的計劃和迅速的行動，似乎都顯示出了侵略者對中國的了解非常深入，這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吳真：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是具有深遠歷史的，尤其是明治維新之后。

1878年，日本軍隊參謀本部成立后就一直重視利用多種手段，深入偵察中國地理、軍事、經(jīng)濟等各種情報。而在學術領域，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的不少學者都是“中國通”，他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哲學都有著十分深刻的理解，其中不少學者也深度介入戰(zhàn)爭和政治，比如內(nèi)藤湖南、白鳥庫吉。盡管他們之間可能存在觀點差異，但他們的研究最終都服務于同一目的，那就是為日本所謂的“大陸政策”提供各方面的智力支持。除此之外，日本學者對“滿蒙問題”的研究也由來已久，這大大加快了日軍侵略中國東北的進程。

上觀新聞：所以，在直接進攻之前，一場比戰(zhàn)爭更早打響的戰(zhàn)斗其實已經(jīng)開始了。

吳真：沒錯。戰(zhàn)爭不僅僅是槍炮的交鋒，更是信息、情報、文化領域的暗中交鋒。當時，在日軍有組織的隱蔽之下，很多人可能并不能非常明確地觀察到日軍的系統(tǒng)性文化劫掠，但以鄭振鐸為代表的許多文化界人士依然非常敏銳地感受到了文脈留存之必要，并以民間自發(fā)的力量守護著另外一種“國土”。

筑起一座文脈“大壩”

上觀新聞：這場文化劫掠的隱蔽性是否也導致了在戰(zhàn)爭初期，官方力量，甚至包括知識分子都沒有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

吳真：我們常說“一寸山河一寸血”，在當時，對國土的堅守無疑是人們的共識，然而，是否需要花真金白銀來保護這些古籍文獻？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在聽聞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斥巨資為國家購下稀世孤本《古今雜劇》時，葉圣陶評論道：“現(xiàn)在只要看到難民之流離顛沛，戰(zhàn)地之傷殘破壞，則那些古董實在毫無出錢保存之理由?！卑徒鹨舱f：“敵人的槍刺越來越近了，我認為不能抱著古書保護自己。”

然而，鄭振鐸依然認為，淪喪的國土還有收復的一天，但文物古籍的散佚更可能有去無回，無從彌補。他最擔心的事情就是“史在他邦，文歸海外”。1940年，鄭振鐸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保衛(wèi)民族文化運動》的文章，在他看來，“在這最艱難困苦的時代，擔負起保護民族文化的工作，不是沒有意義的，且不能與民族復興運動脫離開來”。

于是，他自覺地承擔起了這份搶救民族文獻的責任，秉持著“一息尚存，絕不放下”的信念，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承受著經(jīng)濟上的困頓也要設法收書。在全面抗戰(zhàn)的八年間，鄭振鐸為國家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1.5萬余種，據(jù)我的統(tǒng)計，這1.5萬余種大約是6萬冊。

鄭振鐸（1898—1958）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藏書家

上觀新聞：面對諸多的不理解，鄭振鐸仍能斷言日方搜羅方志是為“控制民族史料于千百世”，這種洞察力從何而來？與他的人生經(jīng)歷有關嗎？

吳真：1930年之后，鄭振鐸由商務印書館的圖書編輯轉(zhuǎn)變?yōu)楣糯膶W的研究者。古籍善本就是他的研究對象，因此，相比其他收藏家，鄭振鐸更了解它們的學術價值和文化象征意義。

而在此之前的1927年，鄭振鐸到歐洲游學。彼時，大量的敦煌文獻已被帶至海外，鄭振鐸需要查閱的俗文學相關敦煌文獻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館，作為重要館藏，閱覽室嚴禁讀者攜帶任何工具，包括紙筆。因此，鄭振鐸只能先進入閱覽室默背一段，再假借抽煙的名義躲到一旁的吸煙室，將默背下來的文獻寫在香煙的紙殼上。

這一經(jīng)歷恐怕給他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一旦越來越多這樣的孤本秘籍流落海外，未來的中國研究者恐怕想看一眼都難，更別說研究，或者就只能像他一樣，遠渡重洋，在重重阻礙之下無比艱難地進行研究。這種切實的“痛感”，可能讓他更加確信書生報國，只能從盡力不讓書籍罹難做起。

1941年10月底上?！拔墨I保存同志會”所購書籍簡表。

上觀新聞：在民間藏書的佚散和游資泡沫的助推下，當時上海舊書市場異常繁榮，與其他藏書人、書商相比，秉持“為國收書”信念的鄭振鐸在選擇書籍方面有哪些不同？

吳真：早期，鄭振鐸的收藏多為與其專業(yè)研究或個人興趣相關的戲曲和美術古籍，1939年到1941年則致力為國家建立一個比較完備的圖書館，注重實用文獻以及保存國家文化記憶的古籍。在1942年至1945年的蟄居時期，鄭振鐸開始專心搜羅一般藏書家不太瞧得上的清代文集，節(jié)衣縮食，甚至舉債。

在他看來，由于太平天國運動和近代的戰(zhàn)亂，清中葉以后的書比起元明兩代的文獻更難求。于是，抱著為未來研究者保存學術史料的目的，他博訪相對冷門的晚近文獻，并提出：“晚清諸家集，亦足以考見近百年來之世變?！薄岸鴮Ｖ我唤?jīng)一史或一專門之學者，其亦必將有取于斯?！?/p>

而史書和地方志則始終是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的重點，因為外國也十分關注搜羅這些文獻，例如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滿鐵”調(diào)查部、偽北方交通公司、美國國會圖書館、設于燕京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等日、美機構收書，都將這些書籍列為收集的重點。要知道，這些機構的收書范圍很廣，背后又有巨大的財力支撐，因此，對這些珍貴資料的爭取難度也很大。

上觀新聞：在這種“群狼環(huán)伺”的環(huán)境下，鄭振鐸是如何爭取到當時重慶中央圖書館的經(jīng)費支持的？

吳真：大概到1939年秋，日軍基本占領了江南地區(qū)超過一年，很多藏書者不得不賣書求生，因此大量的藏書被拋到市場上，就像是上游的水量突然增大，各條支流都匯聚到了上海。加之北平淪陷后，南下的書商中不乏替?zhèn)螜C關做事的，上海的珍貴文獻“搶奪戰(zhàn)”可以說是十分激烈的。此時，如果不筑起一個攔截的大壩，所有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就都會流到漢奸手里，流往國外。

與此同時，幾位與鄭振鐸交好的古籍愛好者、收藏家也相繼離世，這更加劇了鄭振鐸的憂慮，他深感一個人搶救古籍力量是有限的，這項事業(yè)要想繼續(xù)下去，必須得到更多的支持。于是在1939年底，鄭振鐸就主動聯(lián)系了重慶方面。

當時，鄭振鐸身為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他的伯樂何炳松是暨南大學校長，加上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他們四個人相當于三個“大佬”加上一個“先鋒官”，以一個很“豪華”的配置，建立起了利用國家經(jīng)費在上海搶救文獻的“文獻保存同志會”。

1940年初，時重慶教育部批準中央圖書館以“文獻保存同志會”名義在上海收書。

打通一條“孤島書路”

上觀新聞：在“收書”過程中，鄭振鐸需要和多方勢力打交道，“中間人”陳乃乾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們之間的一些故事，也成為觀察文化抗戰(zhàn)的重要視角。

吳真：1938年，稀世珍品《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簡稱《古今雜劇》）驚現(xiàn)上海，引來了各方力量的角逐。在這個過程中，舊書買賣的中間商陳乃乾利用自己和鄭振鐸的好友關系，一邊把書賣給鄭振鐸賺錢，一邊借書在手之機先行研究。在此期間，他與日本人的聯(lián)絡不斷，并且化名為“新陳”在日本學術刊物發(fā)表《元劇之新發(fā)現(xiàn)》，這是《古今雜劇》發(fā)現(xiàn)之后的首篇學術論文。千辛萬苦為國家購置《古今雜劇》的鄭振鐸，反而到1939年底才寫出討論這套孤本的研究論文。

紀錄片《書房里的中國》截圖

此前中國學界未能關注到陳乃乾化名發(fā)表的《元劇之新發(fā)現(xiàn)》一文，導致對其在這場“古書局中局”里的關鍵作用認識不足。我在本書中通過這一事件，探討了抗戰(zhàn)時期像陳乃乾那樣的“灰色”人物在上海的生存狀態(tài)，以及他們與鄭振鐸之間的另一種“暗斗”。陳乃乾在《元劇之新發(fā)現(xiàn)》中將江南文物古籍逸散的原因歸咎為：一是流彈所及，無一幸存；二是主人離鄉(xiāng)避難，盜賊乘機盜竊；三是看守者監(jiān)守自盜。這三點很明顯是為日軍劫掠文物的罪行“洗白”，這也說明，在當時，鄭振鐸身邊其實有著不少傾向侵略者的“朋友”。

上觀新聞：可以說，彼時的書籍爭奪，不僅是一場文化保衛(wèi)戰(zhàn)，也是一場學術話語權的爭奪戰(zhàn)。

吳真：是的，誰能得到這些孤本秘籍，誰就獲得了首發(fā)權和研究它的話語權。與戰(zhàn)爭同步的，還有“學術”的競賽，這也是戰(zhàn)場之外的另一個不見硝煙的戰(zhàn)場。對研究者而言，珍貴資料的“發(fā)現(xiàn)者”的認定和第一個發(fā)表研究成果的“首發(fā)權”，可謂身家性命之所在。因此，當時全世界的許多學者皆以搶先發(fā)現(xiàn)“孤本”并發(fā)表首篇研究論文為榮。

上觀新聞：具體而言，“孤本古籍”有哪些獨特的價值？

吳真：在古代很多書，如果沒有市場價值，是不會被雕刻出版的。但有很多個人抄錄或者印刷的書籍，其所承載的歷史價值、學術研究價值是獨一無二的。

《古今雜劇》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明萬歷年間，有一位在北京太常寺任職的官員趙琦美，白天上班“摸魚”，夜間燈下校對，抄錄了三百多冊宮廷內(nèi)府的戲曲本。其后的三百年間，這部《古今雜劇》流轉(zhuǎn)于十幾家藏書樓，被各個藏書家視為瑰寶。像這樣的書，不一定大家都愛看，但它是天下獨一份的孤本，對研究戲曲文學、宮廷史的人而言，其珍貴程度不用多言。

上觀新聞：在這場對古籍珍品的爭奪中，鄭振鐸為何能獲得數(shù)量巨大的珍貴書籍，并將其運送出上海？

吳真：當時的上海文化中心有兩個主要的關系網(wǎng)絡：一個是學者、作家與出版界，另一個是收藏家與古舊書業(yè)、圖書館界。鄭振鐸正是這兩個關系網(wǎng)絡的中心人物之一。

并且，鄭振鐸還獲得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的暗中支持，與他來往密切的朋友很多都是中共黨員，例如鄭振鐸每周在八仙橋參加的“星二會”，其中的成員就以中共黨員為主。有了這些關系網(wǎng)絡的相互交織和多面支持，鄭振鐸才有了與敵偽爭奪文獻的底氣。

另外，當時上海很多書商不僅掩護了鄭振鐸，也掩護了圖書的外運。例如，“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上海搶救的海量書籍，正是中國書店的楊金華等人利用民間商郵的方式，瞞天過海，穿越軍事鐵幕，打通了一條隱秘的“孤島書路”。

書的命運亦系于國運

上觀新聞：在刻畫鄭振鐸的同時，書中還有一位日本“書生”長澤規(guī)矩也。您是這么形容他的——“最強大的敵人，也是最理解你的人”。

吳真：長澤規(guī)矩也可以說是一位非常難纏的“古籍獵人”，他曾經(jīng)7次到中國訪書，不僅出手闊綽，而且眼光毒辣。在層層盯防之下，他仍能買到許多世間孤本，并運回日本。

1944年元月，長澤規(guī)矩也重新“出山”，替日本的帝國圖書館主持中國書籍（也就是鄭振鐸他們在上海搶救的那批古籍）的整理工作，到1944年8月，長澤規(guī)矩也等人完成了經(jīng)部、史部六百四十七種目錄，撰寫了800多頁的經(jīng)史古籍解題。在沒有任何購書信息可參考的情況下，他一眼看出了這批古籍來自海日樓、嘉業(yè)堂、群碧樓等中國江南的藏書樓。

經(jīng)過一年的研究，長澤規(guī)矩也發(fā)現(xiàn)最具價值的是以抄本為主的明代史籍，他向官方匯報應該大力宣傳這些“戰(zhàn)利品”，最后舉辦了文獻展和懇談會，日本學者就著這些中國古籍，暢談明代史新研究的可能性?？梢哉f，鄭振鐸所擔心的“史在他邦，文歸海外”，一部分已經(jīng)在東京發(fā)生了。

上觀新聞：一方面，長澤規(guī)矩也整理、翻譯、介紹來自中國的古籍文獻；另一方面，日本戰(zhàn)敗之后，他極力建議轉(zhuǎn)移隱匿這些古籍，導致部分古籍損毀。如何看待長澤氏這樣似乎前后矛盾的行為？

吳真：事實上，鄭振鐸和長澤規(guī)矩也在專業(yè)領域曾“惺惺相惜”。二人的研究皆以小說戲曲見長，長澤規(guī)矩也不僅對鄭振鐸的學術研究給予過很高的評價，還曾郵寄孤本供鄭振鐸影印出版。

但有一個細節(jié)很值得玩味，在老朋友張鳳舉面前，長澤規(guī)矩也曾經(jīng)很驕傲地表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中華文化的發(fā)展與傳承作出了貢獻的。

可以說，長澤規(guī)矩也是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實，對中國古籍的“占有欲”不只發(fā)生在長澤規(guī)矩也身上。這背后關涉到那一代日本學者對中華文化、中日關系的認知。當時，有不少日本學者認為，明代之后，中華文化受滿清的影響，已然不夠“純正”，這便有了日本學者所謂“華夏衣冠在海外”的觀念。因此，當時的許多日本學者認為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解讀中國的傳統(tǒng)典籍。然而，從長澤規(guī)矩也的行動中也可以看出，這種“占有”并不是源于真正的尊重，而是一種傲慢。

上觀新聞：這些書籍最終在漫長的追索下回歸中國，如同您在書中提到的，書籍的命運其實系于國運的興衰。

吳真：其實，書的命運同人的命運一樣，在戰(zhàn)爭中或顛沛流離，或灰飛煙滅，不同的是，人多少還有些求生自救的手段，而書的命運卻只能交付在人的手中。

晚清以來，中國古籍東流，一方面是日本的經(jīng)濟實力作為堅實后盾，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能力守住家業(yè)。1907年，江南四大藏書樓之一的苞宋樓被日本靜嘉堂文庫一攬子買下，1929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收購浙江東海藏書樓書籍共四萬冊。

而當國家強大之后，書籍的流向亦相應改變。2013年，北京大學斥資一億多元人民幣購買日本大倉集古館藏書，首次大規(guī)?；刭徚撕Ｍ獾闹袊浼６^的大倉集古館，正是“知中派”學者長澤規(guī)矩也在北京期間所服務的“大倉央行”。通過書籍的命運，我們也能看到一個國家的命運。

《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吳真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原標題：《國難之下，文明何以存續(xù)？他身陷“孤島”，于書攤奔走，守護另一種“國土”》

欄目主編：王一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肖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