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利亞斯·何塞·帕爾蒂（Elías José Palti）

阿根廷國家科學技術研究委員會首席研究員，奎爾梅斯哥倫比亞國立大學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教授，在奎爾梅斯哥倫比亞國立大學思想史中心擔任主任。他是2009年古根海姆獎得主，著有13部西班牙語作品。

隨著絕對君主制的出現(xiàn)，國王不再是單純的不同機構之間的仲裁者?，F(xiàn)在，他有了與他的臣民完全不同的特質。只要他擁有神圣的本質，他就會切斷與其他凡人的一切聯(lián)系，并將自己置于超越和優(yōu)越于他所行使權力的人的地位。這將是一次關鍵的政治轉變。

在西班牙，這一轉變伴隨著菲利普二世統(tǒng)治末期開始的帝國危機。西班牙失去其在歐洲的殖民地是這一轉變進程的分水嶺，但這也與覆蓋整個歐洲大陸的一個更大范圍的現(xiàn)象有關。專制主義的轉變與舊封建帝國普遍主義理想的消解和國家君主制度的確立密切相關。我們可以稱之為從文藝復興君主制到巴洛克君主制的轉變。巴洛克君主制實際上代表了西方思維模式的根本性重組，以及一種新的政治和社會語言的出現(xiàn)。它最終帶來了一種科澤勒克所分析的比巴洛克時代早兩個世紀的“鞍形期”。埃爾·格列柯（EI Greco）的畫作《奧爾加斯伯爵的葬禮》很好地表達了巴洛克思想的結構（見圖1.1）。通過對這幅畫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出這種結構后來是如何在更具體的政治層面上得以體現(xiàn)的。

《政治性的考古學：17世紀至今的權力制度》

[阿根廷] 埃利亞斯·何塞·帕爾蒂 著

劉博宇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在圖1.2的畫中，埃爾·格列柯采用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神圣主題：伯爵之死和靈魂升入天堂。這是一種追求死后與神的最后交流的崇高精神。但是，我們從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一些新的引人注目的東西。如果我們將其與埃爾·格列柯早期的一幅畫作《圣母永眠》比較，這種新穎性就會更加明顯。

圖1.1 埃爾·格列柯，《奧爾加斯伯爵的葬禮》(The Burial of the Count of Orgaz,1586—1588)

圖1.2 埃爾·格列柯，《圣母永眠》（The Sleeping of the Virgin,1565)

可以清楚地看到，《奧爾加斯伯爵的葬禮》中有一個分割線。一條水平線將畫的頂部和底部赫然分開，即將神和凡人隔開。這兩個空間實際上遵循著截然不同的邏輯，這體現(xiàn)在埃爾· 格列柯的拉伸和塑造人物的傾向上。這種傾向在這里以兩種不同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水平線以下的人物身體向下彎曲，似乎被其物質存在的重量壓垮了，而水平線以上的人物身體則在上升的過程中向上延伸，尋求與上帝的合一。

文藝復興時期典型的神圣與世俗相互滲透的理念，在形式與身體的和諧與美感中得到了體現(xiàn)，但這一理念已徹底消失。人物形象的夸張（巴洛克風格極具沖擊力的典型表現(xiàn)）加劇了畫作中間區(qū)域的隔閡，使人物無法從一個空間進入另一個空間。送葬隊伍中的人們也無法直接看到上帝。唯一仰望并能看到上帝的人與送葬隊伍是分隔開的。這個人就位于圖中右下方：一名主持宗教儀式的神父。他的法袍上復現(xiàn)了神的褶子；同樣的褶子也出現(xiàn)在基督的衣服和等待接受死者靈魂的裹尸布上。

神父的出現(xiàn)帶來了一種新的深度感。事實上，幾乎可以感覺到，我們可以從神父和送葬隊伍之間穿過?！秺W爾加斯伯爵的葬禮》實際上是第一幅描繪不同平面并創(chuàng)造三維效果的畫作，這是巴洛克時期的典型技法，這種技法在委拉斯開茲的《拉斯梅尼納斯》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xiàn)。神父的出現(xiàn)所產(chǎn)生的縱深效果還揭示了另一個全新的維度，即引入了一個新元素：一個中介人的形象。這個中介人是現(xiàn)在唯一能夠在神與世俗之間重新建立溝通并恢復世界失去的統(tǒng)一性的人。盡管這種形象在基督教思想中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但它現(xiàn)在所履行的職能的特質無疑是全新的。從兩個世界之間的交流中斷的那一刻起，恢復聯(lián)系就需要第三個因素的介入，這個因素不完全屬于其中任何一個世界，但也不完全與它們格格不入；它既參與兩個世界的統(tǒng)治，又不參與任何一個世界的統(tǒng)治。

最后，中介人的形象從此占據(jù)了政治舞臺的中心——這也成為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正是中介人的存在強化了支撐和定義17世紀的悲劇意識：一旦上帝不再管轄世界，中介人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始終被其雙重性所糾纏，既神圣又世俗，既普遍又特殊。中介人實際上是將埃爾·格列柯的畫作中所呈現(xiàn)的宇宙分裂內化并表現(xiàn)出來，這種分裂發(fā)生在上帝從世界中隱退并遠離世界（上帝成為潛逃的神）的那一刻。

這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恩斯特·康托洛維茨（Ernst Kantorowicz）在其經(jīng)典著作中提到的國王的兩個身體。在英國內戰(zhàn)中，對查理一世的處決合法化的論據(jù)就是關于君主的雙重身體的觀點：他的神圣身體不會死亡，而他的世俗身體會死亡。革命不是針對受膏*君主，而只是針對他有缺陷的塵世化身。事實上，在國王的兩個身體之間存在著一個無法跨越的深淵。正如他在分析莎士比亞的《理查二世》時所表述的那樣，君主是“一種比他的崇拜者遭受更多道德悲痛的神”，他會發(fā)現(xiàn)自己不可救藥地分裂了，這就是他成為悲劇人物的原因。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說：“在巴洛克時代，暴君和殉道者不過是君主的兩副面孔。他們是王子本質的必然極端化身?！?/p>

這代表了對政治領域理解模式的重要轉變。然而，國王的兩個身體的問題只是超越王室角色的更廣泛現(xiàn)象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盡管這種現(xiàn)象在國王身上確實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巴爾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an）的《批評家》（The Critic)（有人認為它是《堂吉訶德》(Don Quixote)之后西班牙黃金時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品）很好地說明了中介人的問題本質。

主人公安德烈尼烏斯（Andrenius）本身就是一個“人”（在希臘語中，andros的意思是“人”），他生活在純粹的自然狀態(tài)中，直到他被解救并被帶入“文明”世界。就在那時，他發(fā)現(xiàn)了人類的扭曲。于是，故事的另一個主人公（他的向導克里提羅）向他介紹了這個世界：

這些新知識對安德烈尼鳥斯來說很陌生，他的判斷力并沒有隨著經(jīng)驗而提高，這使得他責備起克里提羅來，想知道他為什么不告誡自己森林的危險和野獸的殘忍，卻要用如此刻骨銘心的仇恨來抨擊人類。

“我們的危險不是更大嗎？”他說，“當我們由于對棲身之所的渴求而靠近老虎的巢穴時，你都不懼怕它們，你在看到人時應該更勇敢才對?！?/p>

“是的，”克里提羅嘆息著回答道，“如果說人不是野獸，那是因為人的非人性超過了野獸，野獸的非理性靈魂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如此嚴重的不平等思想?！?/p>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后來被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采納的一個觀點：人是人中之狼，世界是恥辱的舞臺。在我們的世俗世界中，人的本質與其被遺棄在純粹的物質狀態(tài)中的肉體分離。事情變得棘手，欺騙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大自然巧妙地，乃至欺騙性地對待人類，誘使他們在無知的狀態(tài)下來到這個世界；因為他們是在蒙昧無知中進入這個世界的，在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或知道什么是生命之前就開始了生活……我相信如果不是因為這個統(tǒng)一原則，沒有人會在這種情況下冒險進入這個充滿欺騙的世界，如果他們預先知道他們將要經(jīng)歷的困難的話。因為誰會在一開始就知道這些萬般無奈的事情的情況下，貿然闖入這個假王國、真牢籠呢……?

掩蓋真理是對世界的背棄，這既是一個問題，同時也是真理發(fā)揮作用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真理是一個象征的世界，這個象征的世界支撐著我們的世俗集體生活，并使我們的生活更有意義。

正如在埃爾·格列柯的畫作中一樣，《批評家》闡述了一種根本性分裂，這一次是按時間順序展開的。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安德烈尼烏斯來到這個世界之前所生活的原始的前世之地；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由人工象征和傳統(tǒng)（convention）構成的缺乏價值的塵世領域，上帝從未在這里顯現(xiàn)過自己。安德烈尼烏斯還是設法通過了世俗生活的考驗，來到了不朽之島。在葛拉西安看來，理性讓我們超越世俗。然而，這種關系真正有問題的地方在于，盡管理性有導向作用，但這種導向必須具象化于這個世界。正是此時，中介人的角色出現(xiàn)了。安德烈尼烏斯每到一個島嶼，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找到一個指引他的人，使他能更好地駕馭惡劣的環(huán)境，擺脫謊言。然而，在這個充滿欺騙的世界里，向導也是不可靠的；虛假的向導會披上真理的外衣來欺騙他們所帶領的人。

因為這個命運的向導或領路人總是與她的意愿背道而馳；倘若她想靠近賢者，這個向導就肆意地把她引向惡人的家里；當她需要快速行事時，他就阻止她的進度；當她應該慢慢行動時，他就固定她的翅膀讓她飛翔；就這樣，她的行動被打亂、改變和迷惑。

這個問題現(xiàn)在變成了如何辨別真假向導。為此，我們需要一種二階向導（向導的向導）。然而，這個“向導的向導”也可能騙人，如此循環(huán)往復。最終，一旦真理與價值的天然聯(lián)系被打破，我們就需要插入一個新的中介人，而這個人也會出現(xiàn)問題，如此循環(huán)往復，無窮無盡。

真理的概念也是如此。對巴洛克時期來說，理所應當?shù)卮嬖谝粋€唯一的普遍真理，但我們總是不可避免地接觸一些對真理的詮釋，而這些詮釋并不一定可靠，并且反過來又需要被詮釋，如此循環(huán)往復。正義也是如此：每一條實在法都以正義為前提，但又不過是對正義的解釋，而對正義的解釋又反過來要求對正義進行解釋，如此循環(huán)往復。在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賦予巴洛克時期基礎與活力的東西。在上層與下層、內部與外部之間打開的裂口需要不斷地被關上，但這個缺口一旦被關上，就必然會在另一個層面再次被打開。這樣，深淵就會在現(xiàn)實的各個層面不斷重現(xiàn)。

由此，正如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所說，這種褶子結構定義了巴洛克知識體系，并將巴洛克知識體系與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體系和啟蒙運動時期的知識體系區(qū)分開來。

物質的各個部分無休止地分割，在漩渦中形成一個個小漩渦，在這些漩渦中又發(fā)現(xiàn)了更多更小的漩渦，更多的漩渦在相互接觸的漩渦凹陷處旋轉……

褶子總是折疊在褶子之中，就像洞穴中的洞穴。物質的單位、迷宮中最小的元素是褶子。褶子不是永遠不會成為一部分的點，而是線的一個極簡化形式……因此，展開不是折疊的反義詞，而是下一個褶子的折疊。

我們將看到，這種褶子結構也是巴洛克時期政治思想的基礎。它是一種宇宙論原則，這種原則在現(xiàn)實的各個層面都有所體現(xiàn)，并導致了兩種原則之間的一種永恒擺動。

折疊操作包含兩個過程，即“分裂”（scission）和“中介”（mediation），這兩個過程將被反復復制。一方面，與文藝復興時期上層與下層之間連續(xù)性原則的分裂——將自然視為一種貫穿并統(tǒng)一所有生命和事物的物質，并立即將其逐個與上帝溝通——定義了一種二元論的世界觀。巴洛克文化的整個結構由外部與內部、上層與下層之間的對立以及兩個平面之間的無法溝通所決定。巴洛克式的建筑外墻及其標志性的大量的形式和人物，都與這種明確劃分兩個領域的使命有關。與此同時的另一方面，這兩個平面之間的交流也是必要的。因此，巴洛克不僅是對分裂的思考，也是對這兩個平面之間的中介的思考。這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分裂越多，中介也會越多。

一旦上帝拋棄了這個世界，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被困在一個純粹的毫無意義的表象領域。但這恰恰促使我們不懈地追尋上帝。價值的缺失也是我們永遠無法與世界和解的原因：如果我們能在世界中找到一點點上帝的蹤跡，一點點神圣的痕跡，一些無條件的價值，我們就能與世界和解并忘記上帝。對巴洛克時期而言，矛盾的是，上帝正是通過其徹底的沉默與我們對話，并驅使我們繼續(xù)尋找他。

在已經(jīng)開始衰落的西班牙，這種對世界非物質性的新認識是整個17世紀的核心問題，它將以一種更加突出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正是在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埃爾·格列柯畫作中出現(xiàn)的第二個令人困惑的人物形象：位于畫作中左下角的男孩，他實際上是埃爾·格列柯的兒子。

在這里，畫家使用了一個時代的主題。在那個時代的繪畫中，通常情況下，藝術家的作品會提及自己的創(chuàng)作領域，通過這種方式，表象問題就會變成其自身表象的問題并受到質疑?！秺W爾加斯伯爵的葬禮》是一個極富戲劇性的場景，它描繪了一個宇宙層面的事件——人類靈魂與神體（divine substance）的交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他身后正在發(fā)生的戲劇性事件的男孩，正直視著看著這幅畫的人。這樣一來，他就成了另一個中介人物，一個連接畫作內部和畫作外部世界的紐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個看似與此戲劇性事件格格不入的人物喚起了我們對事件本身的關注：他用左手做了一個手勢，邀請我們觀看他身后的畫面內部所發(fā)生的一切。

這有一種奇特的效果。我們會情不自禁地看著這個如此專注地注視著我們的男孩的眼睛。然而，從我們對視的那一刻起，這個場景的戲劇性特征就消失了；事件的悲劇感在他的注視下被淡化了。這種現(xiàn)象與巴洛克時期特有的一個問題有關，這個問題在17世紀的西班牙世界中變得更加明顯：表象問題。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在文藝復興時期觀察到的無形與有形之間的神秘結合被打破，表象系統(tǒng)由此出現(xiàn)。

以兒童形象為代表的表象問題，表現(xiàn)了文字與事物之間、外在象征與內在本質之間自然聯(lián)系的斷裂。同樣，作為上層與下層之間的中介人的神父（也是第一個有問題的人物），必須將自己置身于隊伍之外才能做到這一點，同樣，另一個人物，即向我們介紹畫中所呈現(xiàn)事件的男孩，也將自己置身于表象系統(tǒng)之外。他必須置身于他向我們介紹的戲劇性事件之外，才能揭示其表達方式的人為性和傳統(tǒng)性，以及揭示在表象系統(tǒng)中被再現(xiàn)的事物的根本性缺失。也正是在這里，一個實際上極具政治性的問題被顯現(xiàn)出來。

因此，令人困惑的是政治權力的象征（表象）屬性與社會的可見表現(xiàn)之間的關系，即政治權力在什么時候代表社會并構成社會。西班牙新派學者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弗朗西斯科·蘇亞雷斯（Francisco Suárez）的政治思想，揭示了17世紀出現(xiàn)的一類拐點，最終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這個領域最終被稱為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