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為本年度中國最重要的國家級活動之一,“9·3閱兵”自然吸引了廣泛的目光。與此同時,即將在天津召開的上合組織峰會同樣備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峰會的與會領導人名單中,有兩位格外引人關注,那就是印度總理莫迪與土耳其總統(tǒng)埃爾多安。
從常理來看,作為區(qū)域性大國的領導人,莫迪與埃爾多安參與“9·3閱兵”本應是順理成章之事,畢竟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就計劃同時出席兩項活動,那么為何這兩位領導人卻未選擇親臨閱兵現場呢?
莫迪的重重顧慮
在公眾印象中,印度對中國的立場一貫較為復雜,尤其在莫迪執(zhí)政以來,雙方在邊境地區(qū)多次發(fā)生對峙事件。
本次莫迪親赴上合峰會,除了借多邊外交場合拓展影響力之外,更深層的目的在于推動中印關系的緩和。
印度對華態(tài)度的形成,不僅源于其國內政治生態(tài),也受到外部力量的深刻影響。
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中國陸上鄰國中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印度長期以來被西方視為牽制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更是美國“印太戰(zhàn)略”的關鍵支點。
從本質上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之所以將印度納入其遏制中國的戰(zhàn)略布局,主要基于以下幾點:印度不僅人口基數龐大,其在文化與政治體制上也更貼近西方,便于進一步擴大影響力。
莫迪執(zhí)政后,對印度內部進行了強有力的整合,使其一度成為西方替代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yè)中心的首選目標。
盡管這一目標最終未能完全實現,但印度經濟仍從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fā)展,并逐步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建立起深度的經濟聯系。
不過就在近期,由于印度在俄烏沖突中大量采購俄羅斯廉價原油,并轉售給歐洲國家,這一行為引發(fā)了美國前總統(tǒng)特朗普的強烈不滿,后者正考慮以此為由對印度提高關稅。
此舉無疑對莫迪政府構成重大打擊。印度經濟高度依賴美國等國的產業(yè)轉移紅利,一旦關稅上調導致紅利消失,勢必對其經濟發(fā)展造成顯著沖擊。
因此,莫迪此行也希望通過上合峰會的契機,推動與中國的外交關系緩和。他在訪問日本期間也公開表達了這一意愿。
然而,莫迪的這一外交舉動在國內勢必引發(fā)強烈反彈,這也是他最終決定不親臨“9·3閱兵”的主要原因。
印度自身的苦果
莫迪之所以能在印度政壇長期執(zhí)政,除了其政治對手國大黨的式微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成功推動了印度國家層面的整合。
在殖民統(tǒng)治結束前,印度從未以一個統(tǒng)一國家的形式存在,更多是作為一個地理概念。
即使在獨立之后,印度國內仍處于一種“松散聯合”的狀態(tài)。盡管官方語言為英語和印地語,但許多地區(qū)仍以地方語言為主,甚至拒絕教授官方語言。
這種語言與文化的割裂導致印度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較弱,對地方的歸屬感反而更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的發(fā)展面臨諸多障礙。而莫迪通過一系列政策逐漸改變了這一局面。
概括而言,莫迪的整合策略主要圍繞“印度教+民族主義”展開。
事實上,由于印度建國時間較短,尚未形成統(tǒng)一的“印度民族”認同,國內仍存在眾多文化差異顯著的小民族。
但印度教卻是一個相對統(tǒng)一的宗教體系,盡管其本身也是由多種本土宗教融合而成,但其教義在印度各地具有廣泛影響力,除穆斯林與佛教徒外,多數民眾都信奉印度教。
莫迪正是利用這一最大公約數,通過提升印度教地位、制造“外部威脅”等手段,加速國內的民族整合。
而中印邊境摩擦正是莫迪這一策略的具體體現。
然而這也導致印度民眾普遍對中國抱有敵意,任何對華緩和的政策都可能遭到國內強烈反對,從而動搖莫迪及其所屬政黨——印度人民黨的執(zhí)政根基。
在此背景下,出席上合峰會已引發(fā)國內輿論反彈,若再親赴“9·3閱兵”,莫迪面臨下臺風險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土耳其的考量
莫迪不出席閱兵是出于國內政治壓力,而埃爾多安的缺席則顯得意味深長。
近年來,隨著中東局勢的演變,土耳其的戰(zhàn)略地位顯著上升。
土耳其地處歐亞交界,控制著達達尼爾海峽這一關鍵航道,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此外,土耳其近年頻繁介入中東事務,在伊朗影響力減弱的背景下,成功擴展了自身勢力。
這些因素無疑提升了土耳其在國際舞臺上的談判籌碼,也成為其改善與西方關系的重要資本。
作為一個地跨歐亞、文化上更接近歐洲的國家,土耳其長期以來一直尋求融入西方陣營。
但在埃爾多安執(zhí)政期間,土耳其與俄羅斯關系的升溫,尤其是從俄采購S-400防空系統(tǒng)等行為,引起西方強烈不滿,導致與北約關系一度緊張。
不過,隨著土耳其戰(zhàn)略地位的提升,西方也逐漸意識到其在中東事務中的不可替代性。
自特朗普再度執(zhí)政以來,美土關系有所緩和,這也正是埃爾多安所期望的外交成果。
盡管中國是土耳其重要的貿易伙伴,但土耳其顯然不希望因與中國關系過于密切而影響其與西方的外交成果。
因此,埃爾多安選擇僅出席上合峰會而避開“9·3閱兵”,這一決定也就不難理解。
無論是莫迪因國內政治與民意壓力而選擇缺席,還是埃爾多安出于平衡西方關系、維護戰(zhàn)略布局的考量而做出取舍,這兩位領導人對“9·3閱兵”的回避,本質上都是基于各自國家現實利益與外交優(yōu)先級的理性判斷,折射出國際關系中復雜的戰(zhàn)略博弈與利益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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