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仕途之外》前言
文 | 白品鍵
來源 | 華章同人
“仕”與“隱”是中國士人一個長久以來面對的課題。作為一種人生抉擇，“隱”往往被放在“仕”的對立面。在古代中國，凡拒絕入仕者，不論其拒仕的理由是什么、拒仕之后處于什么狀態(tài)，大多被稱為“隱”，或稱隱士、隱者、逸民、隱逸、處士、高士等其他別名。從早期的文獻史料來看，隱士之身份與形象起源相當早，《論語》中有荷丈人、長沮、桀溺等耦耕的潔身避世之士，至莊子則崇尚“虛而待物”的人生觀，大量真實或虛構(gòu)的隱士皆現(xiàn)身《莊子》書中。整體來說，隱士除了拒絕出仕之外，大多還擁有志節(jié)清高、安于貧賤、避世等特質(zhì)，形成了中國士人的另一項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
在正式進入本書所要討論的“不仕”問題之前，這里要先簡單梳理一下關(guān)于“隱”的問題。隱士的傳統(tǒng)其來有自，而且源遠流長，乃熟悉中國史者皆知的事情，只是如要溯源，最早能推源至何處？“隱”的對立面是否就是“仕”？隱士有許多不同的樣子，那么要具備什么要素，才能被稱為隱士？
近代以“隱”為題的相關(guān)研究論著不算少，不過大多為通論中國隱逸文化的，如早期關(guān)于隱士的代表著作——蔣星煜的《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等。
蔣星煜此書的序作于1943年，受到時代的影響，蔣星煜對于隱士有相當?shù)膼焊?，可以說其寫作的目的便是反對隱士，認為隱士來自個人主義與失敗主義，因此其書末結(jié)論直稱“勇敢地生活，不做隱士”。書中對于隱士有相當大量的負面批評，諸如“隱士這種自私而萎縮的人生是不合理的病態(tài)的人生”，“中國社會受了隱士‘孤高自賞’的流毒，所以人各行其是，苦難不能共當，歡樂不能同享，這是值得我們猛醒的”，等等。
蔣星煜于序中將隱士定義為：
“隱士”的含義，是清高孤介，潔身自愛，知命達禮，視富貴如浮云。
雖然蔣星煜以品格內(nèi)涵來定義隱士，但行文中則明顯將“不仕”與隱士做聯(lián)結(jié)：
他們?yōu)槭裁床辉敢庾鰢业念I(lǐng)袖？為什么不愿意做官吏，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哪一點值得我們喝彩和拍掌？卻很少有人去研究。
除此之外，蔣星煜又在《中國隱士的政治生活》一章中，將隱士的政治生活分為“以在野之身應(yīng)在朝之命”“以在野之名務(wù)在朝之實”“以在野之法求在朝之位”三類，并說明：“隱士既一旦從政，即失去隱士身份，故于此不擬贅述?！敝T如此類，皆可見蔣星煜實際上是以“仕”“隱”為基礎(chǔ)來開展關(guān)于隱士的討論的。
總而言之，《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企圖通貫中國整個歷史去討論“隱”，卻無法深入探討“隱”或“不仕”現(xiàn)象的歷史成因、變遷以及仕途之外士人的不同樣子。
［明］陳洪綬 《陶淵明故事圖》之“種秫”
若要在各種通論古代中國隱士的書籍當中，舉出一本較能挖掘隱士在各種情況之下的不同樣子者，則當以胡翼鵬的《中國隱士：身份建構(gòu)與社會影響》一書為例。
胡翼鵬在緒論中便標明了“隱士”此一稱號定義之困難：
藏與不藏、仕與不仕、宗教與世俗，矛盾對立的行動和人生都可以被納入隱士的范疇，因而，“隱士是什么”似乎不存在一個確切的答案。
簡言之，胡翼鵬發(fā)現(xiàn)隱士在不同時代表現(xiàn)出不同的歷史樣子，無論是內(nèi)涵與形式，或時代對于甄別隱士的標準都相當不同。因此胡翼鵬此書的主要問題在于討論“隱士是什么”，而不以某個確切而簡單的答案來定義“隱士”。
盡管如此，胡翼鵬在德行之外，仍不得不以“不仕”作為隱士的“本質(zhì)根據(jù)”“根本特征”“關(guān)鍵立場”，認為社會辨識隱士的焦點，以及史家甄別隱士的特征，皆以“不仕”為首選，仕宦中人則被排除在隱士行列之外。整體來說，胡翼鵬以“不仕”作為隱士的某種基礎(chǔ)，并且承認在此基礎(chǔ)之上，隱士可以有各種變化，乃至某些個案可以跳脫于仕與不仕之間。
本書原則上同意胡翼鵬對于“隱”與“不仕”的關(guān)聯(lián)性的分析，在后續(xù)的章節(jié)當中，所論述的“不仕之士”也有大量的隱士位列其中。然而《中國隱士：身份建構(gòu)與社會影響》一書畢竟企圖在整個古代中國歷史中挖掘“隱士”身份的建構(gòu)模式，對于中國早期“隱”與“不仕”的起源、關(guān)聯(lián)性以及更加細致的演變過程，無法有太多的著墨，因而此點則是本書寫作可以發(fā)揮之處。
通貫整個中國歷史來討論“隱”，早期隱逸的溯源便難以深入。而以先秦兩漢時期的隱士、隱逸為論題的，這里再舉三本專書為例。
其一是文青云的《巖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tǒng)》一書。此書有不少精彩的見解，對先秦至東漢隱逸傳統(tǒng)的建立有十分詳細的論述，對于政治社會的變化以及特定思想家的影響都有相當?shù)闹Ｌ貏e值得注意的是，文青云仔細地爬梳了《尚書》與《易》中時常被后世引為隱逸起源的部分，認為其中并未發(fā)現(xiàn)隱逸思想。此外，借由《詩經(jīng)》的相關(guān)討論，文青云意識到世襲貴族與官職的關(guān)系，由于君王未必符合世襲貴族的理想，但他們又需要維護君王統(tǒng)治的權(quán)威與合法性，因此世襲貴族若要拒絕履行個人對于統(tǒng)治者的職責，需要有其他理由。通過這樣的推論，文青云認為“中國的隱逸真正始于孔子”，亦即由于孔子賦予了拒絕官職可依循的某種道德原則，使隱逸變成了可能，而隱士也因此出現(xiàn)于古代中國。
除此之外，文青云對于隱逸的定義也相當具有一貫性：他強調(diào)隱逸的關(guān)鍵要素是“自由選擇”，而非“迫于環(huán)境的壓力”。因此在文青云的理解中，拒絕官職是一種隱逸展現(xiàn)自我原則的表現(xiàn)，是重要而未必是絕對的因素。由此可知，文青云對于“隱”的定義全然是思想意義上的，而非生活形態(tài)或其他物質(zhì)層面上的，也因此能將“隱”與“仕”從對立的層面解放出來，在論述上避免了許多顧此失彼的問題出現(xiàn)。
雖然如此，文青云的論述仍不得不面對幾處不足。首先，文青云否定了孔子之前存在著“可以被確切稱為隱逸的事情”，但其論證的方法往往是通過質(zhì)疑史料的可信度，或是主觀地認為其事跡“離奇”“相當不可能”而加以排除。即便是伯夷、叔齊、介子推等著名的早期人物事跡，乃至《論語》的記載，都被其排除在外。這種疑古過甚的態(tài)度，多少也帶給了這本經(jīng)典著作一些理念先行的陰影。其次，文青云的論述多半通過個案的例證來開展，對于時代的面貌無法有更具說服力的論證，也有待后續(xù)的研究予以補充。
其二是王仁祥的《先秦兩漢的隱逸》一書。此書除去頭尾的緒論與結(jié)論，正文四章分別探討了隱逸的起源、先秦諸子的隱逸觀、從春秋到新莽的隱逸與政治，以及東漢時期的隱逸風氣。四章又可分為前后兩部分，前兩章主要探討隱逸思想的起源與發(fā)展，后兩章則觸及了隱逸風潮與政治社會的關(guān)系。王仁祥論述戰(zhàn)國后期至兩漢的篇幅不少，又廣搜史料，將可見的資料并列討論，對隱士的處境與思想都盡力做到同情地理解，堪稱早期隱士相關(guān)研究的奠基之作。
王仁祥對隱逸起源的爬梳頗具啟發(fā)性。他繼承了文青云對《易》不具有隱逸思想的說法，卻不排除《詩經(jīng)》中已可見隱逸的存在，并引西周青銅器為例證，認為早在西周時期便有隱士出現(xiàn)。王仁祥還通過《詩經(jīng)》中詩人所表達的憂愁與勞瘁，為封建貴族社會出現(xiàn)隱逸動機做出了相對應(yīng)的詮釋。
不過王仁祥在書中仍預(yù)設(shè)了“隱”與“仕”的對立，因此不得不將“隱”的討論置于政治社會組織的基礎(chǔ)之上。
這將牽涉到一個文青云略有處理而被王仁祥輕輕放過的關(guān)乎士人的重大問題，即“仕”在春秋以前的世襲社會當中，是否能作為一種“自由選擇”？如果作為世襲官員的貴族并無是否“仕”的自由選擇，那么“仕”與“隱”仍然是一種對立的概念嗎？
其三是蔣波的《秦漢隱逸問題研究》一書。蔣波以秦漢為斷代來討論隱逸問題，并且對于史料所見的“隱逸”做了相當程度的爬梳與整理，同時繪制了表格。雖然斷代的區(qū)段以及選題的目標都與本書有所差異（本書論述“不仕之士”而非“隱逸”，主要討論戰(zhàn)國至兩漢之際而非秦漢），但整體而言《秦漢隱逸問題研究》與本書的討論范圍相當接近。
整體來說，蔣波此書在秦漢隱逸方面可謂后出轉(zhuǎn)精，對秦漢的隱逸現(xiàn)象有了相當細致且深入的探討，分析了以往研究較少的部分。蔣波不但將“暫時隱逸”的現(xiàn)象納入討論，對于隱士立足于社會的基礎(chǔ)也做了初步的探索，包含第四章所探討的隱士經(jīng)濟來源，第六章秦漢社會尊隱風尚的影響，等等。除此之外，蔣波費心收集了大量隱士案例，并完成了“西漢后期隱士統(tǒng)計表”“兩漢之際隱士統(tǒng)計表”與“東漢隱士統(tǒng)計簡表”三表，某種程度上為本書解決了部分基礎(chǔ)工作問題。
蔣波此書雖以“秦漢”為斷代，但又花了一些篇幅回顧了先秦的隱逸問題，且對于“隱士”有相當明確的定義：“那些具備一定文化素養(yǎng)、有機會或有條件出仕，卻因為各種原因一生或人生某個階段選擇不仕或暫時不仕，或曾經(jīng)出仕為官卻因故主動去官不仕的人?！笔Y波顯然將“不仕”與“隱”做了明確的聯(lián)結(jié)，甚至可以說是以“不仕”作為“隱”的定義。如此一來，便與王仁祥《先秦兩漢的隱逸》一書一樣。這樣的定義是否符合先秦社會的情況是一相當值得繼續(xù)討論的議題。
此外，雖然蔣波討論秦漢隱逸現(xiàn)象時，能扣緊政治、社會的演變脈絡(luò)，但回顧先秦隱逸現(xiàn)象時，并未追隨文青云與王仁祥對于先秦文獻所做出的還原解釋（如《易》爻辭的解析），也未能針對先秦貴族世襲政治下的隱逸現(xiàn)象做出回應(yīng)。此書以秦漢為斷代，不能在回顧先秦的部分有過多苛責，因此代表了此論題還有更多討論空間。
近三十年來關(guān)于隱逸的研究論文十分豐富，對于秦漢的不仕現(xiàn)象也多少有些論述。然而或由于其論述問題與本書頗有差異，或所論之完整度不如前述專書，故此處不費篇幅進行文獻回顧。
綜論歷來對于“隱”的看法，大多數(shù)仍將其與“仕”對立，并以“不仕”作為“隱”的主要定義。然而就字義而言，“隱”為蔽、藏之意，而“不仕”是拒絕官職，二者不可互訓。將其用于“士”，則“隱士”與“不仕之士”也不必然能等同，“隱”有隱于卑職小吏者，亦有隱于朝市者，未必不仕；“不仕”有畏罪自退而未曾藏身者，亦有居家卻時時高論政事者。
本書主要談?wù)摗安皇恕保捎谄渑c“隱”之間有太多的牽連與混淆，不論是字義、歷史脈絡(luò)或具體的案例，都需要加以厘清區(qū)別，且理當從歷史發(fā)展的源頭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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