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翻譯學研究、翻譯界

抗戰(zhàn)時期，中國翻譯官肩負協(xié)調中美軍隊聯(lián)合作戰(zhàn)的使命，歷史貢獻巨大，但是因為翻譯官的定位不清、權責不明、管理不善，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遇到了諸多問題，翻譯官陷入了三不管的境地。論文從實證研究的視角，鉤沉史料，細致梳理翻譯官身份的緣起、變化、困境，及其任務和角色?？傮w而言，從最高領袖到基層譯員，各主體對翻譯官一職有不同的訴求，最終的矛盾、沖突、融合均圍繞翻譯官展開，凸顯了翻譯官身份與角色內在的沖突與尷尬。

引言

　　一說起抗戰(zhàn)時期的“翻譯官”，人們就想起抗戰(zhàn)文藝作品里面那些典型的二鬼子漢奸形象。然而有另外一群翻譯官，“同那些為虎作倀、欺壓人民的日軍翻譯官本質上不同”（劉裕中，1987：115）。從“飛虎隊”援華開始，國民政府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征調、招考、培訓了4000名左右的英語譯員為美軍服務，稱“隨軍譯員”，后稱“翻譯官”（左平，2013：167）。國民政府譯員培訓的規(guī)模大、時間緊、層次高，自上而下，從最高領袖到基層學員，各個社會階層都被調動起來。中國譯員主要由三個機構管理：航委會、戰(zhàn)地服務團和外事局①。戰(zhàn)地服務團總共訓練了2436名譯員（黃仁霖，1984：121），軍委會外事局管理的譯員有4000多名，因這兩個機構管理的譯員人數(shù)有重疊，而航委會所轄譯員人數(shù)未知，所以很難得出準確的譯員總數(shù)。

　　關于抗戰(zhàn)時期翻譯官的論述，以往的研究主要關注譯員的征召、培養(yǎng)、待遇、工作、復員等問題，相關論文、專著、回憶錄有比較細致的闡述，涉及人數(shù)、期數(shù)、培訓地點、主管機構、征召方式、政策保障、培訓內容、授課教師、階級待遇、管理規(guī)范、譯員職責、工作任務、主要貢獻、美軍的認可等（聞黎明，2009；聞黎明，2010；羅天，2011；羅天，2012；左平，2013；唐欣玉，2015；廖七一，2015②）。但是這些研究仍然未能解決譯員人數(shù)多少的難題，一些關鍵時間節(jié)點仍有錯漏，尤其是對于翻譯官身份困境、扮演的角色、在一線遭遇的問題并沒有深入、系統(tǒng)地探討。

1 翻譯官的稱謂、官階與待遇

　　“翻譯官”一詞早在清代就已經出現(xiàn)，指專司滿漢互譯的低級官員，滿漢互譯之外的翻譯則設有“通事”一職。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朝廷將外國“通事”一律改稱“翻譯官”；光緒二年（1876）八月十三日，總理衙門擬定出使人員薪俸章程，采用“翻譯官”而非“通事”指稱翻譯人員，此舉意味著翻譯官社會地位上升，正式成為駐外使團的成員（李文杰，2017：339-342）。到了民國時期，翻譯官不再是官階。1935年，為了規(guī)范各法院涉外審理中設置譯員的問題，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頒發(fā)法令，將翻譯官等名稱統(tǒng)一改稱“通譯”，以符法制③。因此，軍委會早期的譯員培訓和當時媒體上的報道，均未用“翻譯官”，而是采用“譯員”作為指稱。

　　舊稱“翻譯官”一詞的啟用，緣于譯員服役后的實際需要。最初，航委會的委任狀上所寫“譯員”英譯為“interpreter”；等到了軍委會外事局管轄時，已變成“翻譯官”，英文改稱“interpreting officer”（李聲庭，1975：57）。1945年初，為解決翻譯官的工作便利問題，外事局給翻譯官分發(fā)過一副特制的仿美軍式樣領章，“一邊是‘IO’（Interpreting Officer）兩字母，另一邊是美軍中尉兩條杠的符號?！保ǔ虒W儉，2015：228）美軍公文同樣采取“Interpreting Officer”一詞來稱呼“翻譯官”。1945年美方編定的譯員培訓教材《翻譯官必讀四十課》（Forty English Lessons for Interpreting Officers），就使用了“Interpreting Officer”而非“Interpreter”一詞。前線隨軍譯員王士忠有當局改稱“譯員”為“翻譯官”的記載：“中國人愛稱官，像書記官，副官，醫(yī)官，軍需官等等。翻譯官是同中尉，同少校，也就不能例外。于是當局特令正式之譯員（Interpreter）改為翻譯官（Interpreting Officer），因此在名稱上好聽，在工作上也增了不少方便?！保ㄍ跏恐遥?945：147）由譯員改稱翻譯官，符合現(xiàn)實的需要，此舉也意味著譯員地位上升，晉級“軍官”之列。

　　為便于考核、管理、晉升等，外事局將翻譯官分為五級：一級翻譯官敘軍薦三階；二級翻譯官敘軍薦二階；三級翻譯官敘軍委一階；四級翻譯官敘軍委二階（或軍委一階）；五級翻譯官敘軍委三階（或軍委二階）。每一級的薪津均有不同，譯員培訓班畢業(yè)后均以三級譯員同少?；蛏衔救斡?。翻譯官左胸前佩戴有布質軍級胸符，標注軍種、兵種、級別，右側橫寫“軍委會外事局”，及譯員級別信息，如“三級譯員，仝上尉”（意為文職軍官）（梅祖彥，2004：54）。

　　在1944年3月頒布的《軍事委員會征調?？埔陨蠈W校學生充任譯員辦法》當中，薪俸及生活補助費分五級支給：一級月支國幣1090元，二級月支國幣980元，三級月支國幣930元，四級月支國幣800元，五級月支國幣750元。國內另有每人勤務津貼1000元及副食津貼按當?shù)厥袃r八斗米折發(fā)。國外服役者無副食津貼，加發(fā)勤務津貼印幣50盧比（劉興育，2013：558）。一年之后，到1945年3月，翻譯官薪水金額飛速增長，國內服役者一級譯員月支15000元，二級13000，三級11000元，四級9000元，五級8000元；國外服役者一級國幣13000元，印幣250盾；二級11000元，印幣220盾；三級9000元，印幣190盾；四級8000元，印幣160盾；五級7000，印幣140盾（重慶·大公報，1945）。

　　翻譯官征調伊始，國民政府從社會地位、軍中階級、經濟報酬等方面給予譯員優(yōu)厚的待遇，對于拒征者、擅離職守者、被開除者則有相應的懲罰（廖七一，2015：179）。據中訓團譯訓班工作人員言乃克回憶，最初，當局為了鼓勵各員爭當翻譯的積極性，“對翻譯官的工資待遇定的比較高，每月工資值可以購買一兩黃金，這在當時抗戰(zhàn)艱苦條件下，已經比普通軍政人員高出許多?！保ㄑ阅丝?，1989：100）早期為飛虎隊培養(yǎng)的譯員薪水同樣非常高，許淵沖回顧當年身邊有同學因高薪而去當翻譯官，“賺的工資又比大學教授還高，何樂而不為之？”（許淵沖，2011：214）但是后來因通貨膨脹，翻譯官的薪津只能買到“5包駱駝牌香煙”（張良皋，1998：26）。盡管薪津不高，翻譯官在美軍中的生活待遇還算比較好，“我們的生活，除了冒相當?shù)碾U以外，物質的享受卻要比國軍士兵好得多了，因為我們是和美軍一同起居的。吃的是奶油白面包罐頭食品?！保ㄉ蛴验Γ?945：13）外事局將派往國外的三級翻譯官等同少校用有實際意義，按照《中美租借法案》和《中英租借法案》，在印緬的中國軍隊由美后勤司令部發(fā)放給養(yǎng)，“象我們這樣的譯員都定為少校軍銜，為的是可以享受美軍給養(yǎng)。”（顧書榮，1999：32）在軍需供應上，美軍對翻譯官一視同仁。

　　同時政府也許諾戰(zhàn)后要保送優(yōu)秀譯員出國留學。1944年3月14日，教育部頒布獲最高當局修訂的《軍事委員會征調?？埔陨蠈W校學生充任譯員辦法》，第十二條規(guī)定：“戰(zhàn)事結束后，得擇優(yōu)保送國外留學，（名額以不超過譯員總數(shù)十分之一為限）?！保ㄖ袊诙v史檔案館，1993：442）1944年4月17日，何應欽在“軍事委員會重慶譯員訓練班”畢業(yè)典禮上訓話專門提及“此外尚須努力學習，以求進步，他日可望保送出國深造?！保ㄖ貞c·大公報，1944）這一薪津待遇之外的選送出國留學條件，對青年學生群體很有吸引力，“當時爭取來投效的人很踴躍，被考試錄取的，興頭都很大，學習也很認真。”（言乃克，1989：101）早在1944年11月7日，外事局局長何浩若談及譯員優(yōu)待問題就曾表示已經開始選拔人員赴美留學，短期內當先公布一批名單，以示各方明悉國家優(yōu)待直接參加戰(zhàn)事工作之至意（重慶·大公報，1944）。然而這個名單遲遲沒有公布。戰(zhàn)后翻譯官復員復學，提請政府履行留學承諾，因外匯短缺等原因，行政院屢屢駁回教育部的計劃，留學名額從720人強制壓縮到100人，翻譯官留學考試拖延到1947年4月1日才舉行；試后，美軍出具“勿派留學”的黑名單，經美方核準，7月12日公布錄取名單（冉春，2010：79-80）。然而，最終翻譯官并沒有成行。因解放戰(zhàn)爭不斷取得勝利，政府無暇顧及翻譯官留學事宜，“教育部發(fā)給一紙公費留學證書之后，避談發(fā)放留學公費之事，留學‘美國夢’從而結束?！保▏兰稳穑?008：159）外事局辦事不力，其他部委拖沓成風，導致了國家公信力的喪失，譯員留學終成空談。

2 翻譯官的身份困境

　　抗戰(zhàn)時期的翻譯官屬于戰(zhàn)爭年代的特殊譯員群體，為文職軍官，有官階無軍銜，與職業(yè)軍人并不相同?！白g員”改稱“翻譯官”有其內在的理據和現(xiàn)實需求。如前所述，中國人愛稱官，像書記官，副官，醫(yī)官，軍需官等等。帶個“官”字，在軍隊里面比較好使。最初外事局的設計出于能夠給譯員帶來便利，名稱上也比較好聽。但是外事局管轄的“翻譯官”是“同中尉”、“同少?！贝?，不是具有真正的中尉或少校軍銜。實際上，“翻譯官”一詞在日常工作中帶來的尷尬折射了當時社會（包括美軍在內）對于譯者的偏見，“翻譯官”身份沒有給譯員群體帶來歸屬感。隨軍譯員黃裳觀察到“翻譯官”一詞問題迭出，他認為“翻譯官”三字并不可靠，外事局的公文書上是照例寫做“X級譯員”，并臆測遠征軍出于“尊重”才用“Interpreting Officer”代之（黃裳，1946：14）。實際上翻譯官的歸屬難以劃清?！胺g官雖沾上一個官字，其實是非兵非官，既不屬于美軍，又不屬于國軍，但他的重要性卻又不能說小。”（沈友棣：13-14）外事局管不著，連薪津都是美軍代發(fā)；美軍卻沒有將翻譯官納入自己的體系，反而因為有著美軍制服的翻譯官在一次集會上沒有給史迪威司令起立敬禮，這位注重軍人儀禮的將軍當即規(guī)定日后發(fā)給中國翻譯官的褲子要染成黑色以便區(qū)別，翻譯官倍覺屈辱（言乃克，1989：103）。事實上，翻譯官陷入了一種非常尷尬的“三不管”境地：

　做了幾個月的譯員，才逐漸體會到譯員的三不管處境。譯員行政上屬于中方外事局人員，但一經分配，所有工作安排和調動都得聽美方支配，外事局根本不知道譯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更談不上行政管理了。譯員的工作受美軍支配，但又不受美軍行政管理，美軍對譯員沒有批評、處分、獎勵等權利。譯員、美軍和中國軍隊三者之間都是客客氣氣的工作關系。（華人佼，1995：54）

　　這種三不管的處境，也有其好處。美國人不能以老板對雇員的態(tài)度來對待譯員，譯員可以不受美軍欺侮，甚至可以不辭而別，回外事局要求另外分配工作。在后方的譯員還發(fā)生過“罷操”事件。1945年，在昆明炮兵訓練所（FATC）的譯員因未戴軍階徽章，美國人就把譯員們當作沒有地位的文職雇員頤指氣使，同時譯員因待遇問題（不準進美軍俱樂部看電影、進城度周末卡車減少到一輛）被激怒，全體罷操三天。事后外事局派副局長汪世銘安撫處理，并承諾了三點：“首先為譯員正名，以后都稱“翻譯官”。其次，確認翻譯官是軍中文職人員，不是“雇員”，三級翻譯官享受“同少校待遇”，以后按此資格“詮敘”。第三，今后要佩戴軍銜領章，但須按文職官銜降低兩級，例如三級翻譯官，只能掛中尉領章?！?（張良皋，1998：24）

　　但實際上，翻譯官雖有級別卻沒有軍銜，不能佩戴軍銜領章，這是“一個大家最敏感而又亟待解決的問題”；根據當時的軍事制度，翻譯官的軍銜無法解決，如要得正式軍銜，這個變動相當大（羅仁達，2005：74）。為此，外事局專門發(fā)布公文，“明確規(guī)定譯員不準掛領章，我是看到了那個文的。顯然，外事局已明確表明譯員不是有軍銜的現(xiàn)役軍官。”（華人佼，1995：54-55）外事局曾采取過補救措施，1944年10月前后，外事局給翻譯官配發(fā)特有的領章。有軍銜的軍官兩邊領章一樣，翻譯官的領章左右不一樣，右側領章表示官階，左側領章是字母IO，“推測之所以發(fā)給這樣的領章，或許是由于有為數(shù)不少的譯員向外事局報告得不到美方人員的尊重，以至于受到欺辱。想借此向美方人員表示譯員是具有上尉級的‘官階’而采取的措施。”（蔡孝颙，2008：68）

　　翻譯官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外事局制定的官階制度不合理，翻譯官軍銜過高，這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一是美軍不承認翻譯官是軍官，二是國軍認為翻譯官軍銜屬于高配，“用不起”。于是有翻譯官支招解決此事：一、重新調整，凡新進翻譯官均以少尉任用，按年資遷升；二、按階級各派至相當機關服務；三予以軍事訓練，使成為正式軍官；四、薪給完全照正式軍人待遇（田志云，1944）。鑒于翻譯官階級在實際服役當中遇到的問題，當局也試圖解決。1944年11月21日，何浩若表示取要消官階制度，“譯員在軍中工作之地位也將提高，務使在職務地位上均與盟國軍官平等，并將取消官階制度，均以軍官任用?！保ㄖ貞c·大公報，1944）然而，取消官階制度給翻譯官帶來了更大的困擾。

　　不是翻譯官非要糾結一個“官”字，而是外事局言行不一，很多翻譯官表示氣憤，因為當局在征調時許諾入職三級翻譯官是上?；蛏衔敬觯暗珡奈绰鋵嵰参词阢?，在實際上是非官非兵的身份，在工作中時常感到不便，甚至在中美兩方受氣。”（程學儉，2015：228）也有隨軍譯員建議將翻譯官改稱副官，并將階級降低，惟薪資須仍舊，以免有彼此之分（王翻譯官，1945）。這位翻譯官道出了非常實際的一面，因大部分譯員都是高校學生，從軍并非是為了進入軍隊系統(tǒng)，絕大多數(shù)人并無日后在軍中謀出路的打算，復員復學才是正辦，薪資待遇才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因為翻譯官薪水較低，曾一度是一萬一千元，招致了一個“一萬一”的蔑稱（S. T.，1946：41）。盡管翻譯官薪水很低，但青年學生從軍純屬義務，不管是強制征召還是自己投考，最終都是為了響應國家號召，為了抗日貢獻自己的力量?！翱梢哉f，沒有一個譯員是愿意當譯員的，試想在大學里讀了三年多書，剛要畢業(yè)，卻被征調出來服務二年，當然這是應盡的義務，但是照一般中國的習慣來講，是不是每個人都愿意盡這個義務呢？”（錢林保，高芳儀，2013：9）從主觀意愿上講，能夠為國出戰(zhàn)的青年學生，都是覺悟高的熱血青年。一旦抗戰(zhàn)勝利，這個群體都急忙復員、復學?！奥劼犎哲娡督?，我們這批志愿翻譯官沒一個不想退位復員的?！保銖?，2015）

　　翻譯官志不在軍隊和官場，這種臨時性的、沒有規(guī)劃的軍事生涯，并非其終生業(yè)志之所在。他們的身份困境源于制度設計，軍隊銓敘系統(tǒng)混亂，軍階設置隨意，譯員管理混亂都是導致這一現(xiàn)象產生的原因。在軍隊這種等級森嚴的團體中，定位不清的翻譯官無疑會遭受到各種現(xiàn)實的鄙視和打擊，對于有效地開展翻譯工作，提高認同感和歸屬感而言并無助益，這也能很好地解釋這些年輕學子志不在軍隊的個人選擇。

3 翻譯官的任務與角色

　　絕大多數(shù)翻譯官來自后方高校，據昆明譯訓班主持班務的吳澤霖回憶，西南聯(lián)大校長梅貽琦率先響應，并創(chuàng)議該校在校四年級男生一率應征（吳澤霖，1989：91）。此舉可為“達成最佳人選、最佳時間、最佳場合報效國家之目的”（張瑞年，1981：213），國難當頭，為了抗日救亡，為了扭轉世界大戰(zhàn)的失利奮不顧身，這些青年學子投筆從戎，完成了當時青年報效祖國應盡的職責（張之良，1996：44）。這些臨時入伍的學員經過譯訓班短期培訓后被分往不同的單位，如航委會、戰(zhàn)地服務團、緬印戰(zhàn)區(qū)、干部訓練團等，主要承擔翻譯和聯(lián)絡任務。在實際工作層面，隨軍翻譯官的任務主要有三類：辦公室工作、訓練工作和戰(zhàn)地工作。第三類更接近士兵，翻譯官需要和士兵一樣出生入死。1945年3月，因軍中服役的翻譯官都為男性，美軍總部特別提出要培養(yǎng)800名女譯員，專門擔任辦公室內的翻譯、文書、打字、會計等工作。

　　翻譯官的任務很明確，專替美軍服務，但其角色不僅僅限于譯員而已，還需扮演多重角色，從最高層的意志到服務對象美軍、再到最基層的翻譯官對此都有深刻的認識。

　　蔣介石對翻譯官訓練班非常重視，“每期畢業(yè)，他都來點名、講話、會餐，同來的還有一些國民黨要員?！保ㄑ阅丝?，1989：101-102）1945年4月2日，中央訓練團譯訓班第一期舉行畢業(yè)典禮，同時遠征軍政工訓練班第三期開學，蔣介石親臨主持，并致訓詞“軍隊譯員之使命”，提出四點意見，勖勉全體譯員，并以譯訓團團長的身份對翻譯官寄予厚望，國家地位的提高、軍隊榮譽的恢復、中西文化的溝通均需依賴譯員的出色表現(xiàn)（蔣介石，1984：56-60）。

　　政府其他要員在不同場合同樣宣稱翻譯官們要明白自己的多重角色，對翻譯官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得非常緊，培訓課程里面有很多訓話安排。如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提出翻譯官等于是“一個教員”，同時是“一個聯(lián)絡員”，“光榮，重要，而有價值”（吳鐵城，1944：1-2）。外事局局長何浩若則表示“譯員之重要，實為東亞解放戰(zhàn)爭中盟軍之耳目喉舌，盟軍缺少譯員，幾無法行動”（重慶·大公報，1944）。譯員培訓班的管理者黃仁霖在日常教學當中屢屢強調，“譯員和美國軍人交往就是從事國民外交的活動；要注意維護國格和自己的人格。”（楊先健，2003：21-22）對于如何維護國格和人格，孫立人將軍指出，“我們在這里是代表著中國，有什么損害中國的事你們都要挺身而出，我一定支持你們?！保杭矣樱?008：117）

　　在美軍看來，中國翻譯官就是 “總管”、“天使”、“外交官”、“中心人物”、“喉舌”。美國新聞特派員納壯伯在專文《促成中美合作的中國翻譯官》中，總結過翻譯官的角色和貢獻：

在印緬戰(zhàn)區(qū)，中國的翻譯官是盟軍作戰(zhàn)努力中的重要角色。他在中美部隊之間，是一個中間人角色，一個總管。他什么事情都管，什么地方都得去，為人們排難解紛，要仗看他們的機靈與矯捷，克復兩國人員往來中的一切困難，盟國的軍官們都感覺到要是沒有翻譯官，事情是多么難辦。在印緬戰(zhàn)區(qū)曾有三百四十個翻譯官，都由中國軍事委員會的外事局管轄，派在這里中國部隊里的美國官兵把翻譯官幾乎當成了天使?！谶@里我們人人都同意翻譯官的工作實在不僅是翻譯這一點。有時候他們實在是外交官，在有關政策與禮儀的事上，他們?yōu)槊绹姽偬峁┮庖??！绹娙酥笓]中國軍人駕駛坦克行軍……在千鈞一發(fā)的危險場合，翻譯官正是人人關念的中心人物?！g官也就是這群客居異域的美國人的喉舌，沒有了他們，這些人就成了啞巴。（納壯伯，1946：2）

　　就隨軍翻譯官而言，對于所從事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他們有自己的體會?；鸖.T.的翻譯官認為他們這個群體是“平凡的外交使者”，“擔負著外交的使命，同時他們是教官，一個副官，一個特務長，一個勤務兵?！保⊿. T.，1946：41）在戰(zhàn)斗部隊里面，翻譯官的工作關乎官兵性命，比較受尊敬，是美軍、國軍、翻譯官三位一體的“中心”，甚至有翻譯官在后勤部門受了氣，一心想要去前線服務，工作起來比較痛快（羅仁達，2005：70-71）。一旦翻譯官能夠獲得這種中心地位，無疑能夠很好地、愉悅地完成翻譯任務。

　　但是，倘若翻譯官不能獲得這種中心地位，其扮演的角色會陷入困境，乃至有性命之憂。翻譯官沈友棣描述了譯員夾雜在中美軍官之間，因相互推卸作戰(zhàn)失利的責任，有四名翻譯官被指責傳譯不清而被槍斃的經歷，從而改變了翻譯官在關鍵時刻的工作模式，“從此以后我們每當翻譯軍事機要的時候，總請軍官寫下來再翻譯?！保ㄉ蛴验?，1945：13）翻譯官的這種夾在兩者中間，缺乏歸屬感的狀態(tài)，跟社會對譯員的定位、對翻譯的態(tài)度有關，乃至于影響到了政府的制度設計。翻譯官黃裳就考證了譯員的弱勢地位，是“姨太太”，是“二毛子”（黃裳，1946：14）。翻譯官面對的困境，究其實是沒有賦予職權，當然也不負任何責任。翻譯官的名與實并不相稱，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這些技術職務往往不是翻譯官的本職工作。

　　對于翻譯官本身而言，他們在實踐中還有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如提升職業(yè)技能、實現(xiàn)報國理想、維護譯者尊嚴等。有些翻譯官會依據所譯內容進行改譯，如培訓中國軍人使用武器或學習戰(zhàn)術，為了使學員能夠盡快上手，翻譯官采用了“譯述”模式（又新，1945：47）。翻譯官不單純是從事語言的轉換，還需要提供很多戰(zhàn)斗之外的服務，包括美國官兵的生活問題，可以說是全方位地替美軍服務。盡管當局和美軍對翻譯官寄予厚望，贊賞有加。但在實際交往當中，作為知識青年的翻譯官，有自己的尊嚴、學業(yè)和冷靜觀察。對于從軍，他們并不后悔。這些血氣方剛的年青學生，作為“特殊兵種”，作為處在中美軍隊之間的協(xié)調者，肩負多重使命。他們因為歸屬問題，很難獲得認同感。反而因為懂英文，直接接觸美國軍人，他們變得更加敏感，更加在意自尊。美國教官“他們表面上相當尊重我們，口里不斷叫著三級、二級、一級翻譯官，實際有的人認識片面，以為訓練中國軍隊、支援中國物資是幫助中國抗日，不免驕傲地以恩人自居?！保ɡ顒t夷，2002：333）翻譯官遭到歧視也是常有的事，食堂、廁所、帳篷等都要區(qū)分白人和有色人種兩級（張聞博，1984：39）。翻譯官甚至還會三天兩頭和美軍干群架，“肇事雙方照例一邊是美軍，另一邊就是我們這群初出茅廬不怕虎的翻譯官。如今回想，那時候發(fā)生沖突的原因，實在是兩種文化與兩個時代間的鴻溝?！保懸哉?002：54）有些翻譯官甚至產生了精神上的“痛苦”，很多時候不能與美國軍人以平等地位交往，“曾使我有屈辱的感覺。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在沒有站起來之前要經歷一番苦難的歷程，我是有一點體會的。”（鄒振環(huán)，2015：111）也有一些翻譯官見識了國民黨軍隊的腐敗與黑暗轉而投身革命，成為了社會革新的力量。

4 結語：翻譯官的歷史貢獻

　　抗戰(zhàn)勝利73周年了，當年從軍做翻譯官的青年學子，如今已垂垂老矣。翻譯家許淵沖先生作為這個群體的代表，于2014年獲得國際翻譯界文學翻譯領域最高獎項——“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這是迄今中國人在這個領域獲得的最高榮譽。總結抗戰(zhàn)時期翻譯官的貢獻和意義，大致有三：

　　一、中國翻譯官為奪取抗戰(zhàn)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抗戰(zhàn)勝利來之不易，在中美軍隊并肩作戰(zhàn)的中印緬戰(zhàn)區(qū)，中國翻譯官的貢獻無可替代，抗日戰(zhàn)爭奪取勝利有他們不可忽視的功績，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體現(xiàn)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廖七一，2015：194）。他們響應知識青年從軍的號召，盡到國民捍衛(wèi)國家的職責，是確?？箲?zhàn)勝利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中國翻譯官從事了最大規(guī)模的民間外交活動，他們的翻譯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如當局在譯員培訓時期所反復強調的，在與美軍交往時，翻譯官應當注意國格與人格。翻譯官就是民間外交的實踐者，也是迄今中國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民間外交實踐群體。他們的個人事跡作為二戰(zhàn)中美并肩作戰(zhàn)的真實回顧，具有歷史意義，同時也是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重要遺產。

　　三、中國翻譯官研究彌補了翻譯史研究上缺失的一環(huán)。

　　翻譯史研究尚有很多領域可供挖掘，其中口譯史研究因為史料的缺乏一直處于難以展開的境地。翻譯官群體的翻譯實踐，尤其是口譯實踐的例子，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中國翻譯官天生就處于關系協(xié)調者的位置，注定要接受多方的沖擊，但他們的所作所為確實值得我們后輩緬懷和銘記。正如重慶譯訓班第四期學員嚴嘉瑞所說，“翻譯的同行不應回避或淡忘這段歷史”（嚴嘉瑞：2008：165）。在文學界、文化界、翻譯界大放異彩的翻譯官有：穆旦、許淵沖、杜運燮、翁顯良、陳羽綸、朱立民、李念培、盧飛白、丁維棟、徐光烈、林紀燾、劉德中、鄭錫安、劉壯翀、向克強、羅茂彬、賈鼎治、苗力田、黃裳、鄧蜀生等，翻譯史當中應該有他們的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略）

①本文所涉及的抗戰(zhàn)時期譯員培訓、管理機構不包括當時的保密機構，如“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見唐欣玉：《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美合作與交流中的譯事活動》，《外國語文》2015年第3期第129—135頁。

② 《抗戰(zhàn)時期重慶翻譯研究》一書為多人合著，較早展開抗戰(zhàn)時期翻譯官研究的羅天撰寫了該書第二章“抗戰(zhàn)時期重慶的軍事翻譯”，其中第四節(jié)“軍事口譯活動”對翻譯官的征調、培訓情形，以及翻譯官個案做了非常細致的描述和闡釋。

③ 《翻譯官等名稱應改稱通譯》，《法令周刊》第269期（1935年8月），“法訊”第1頁。“司法行政部，近以法院組織法第五十條規(guī)定，法院得置通譯。同法第七十五條，亦有規(guī)定。各法院如有設置翻譯官、翻譯員、通譯員等名目者，嗣后應一律改稱通譯，以符法制?！?/p>

作者簡介：

肖志兵，男，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博士生/福建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翻譯史研究；

孫芳，女，福建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翻譯和認知語言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