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jié)選自《基因彩票》，上一章鏈接：

《基因彩票》第一部分第七章：作用機制的奧秘

《基因彩票：運氣、平等與補償性公正》，作者是凱瑟琳·佩奇·哈登，行為基因學家、臨床心理學教授，曾發(fā)表100多篇關于遺傳對復雜人類行為影響的科學論文?！痘虿势保哼\氣、平等與補償性公正》提出一個有趣的概念：除卻家庭與社會環(huán)境的“卵巢彩票”之外，一個人還要經歷遺傳因素隨機匹配機制的“基因彩票”抽獎。作者認為承認“基因彩票”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追尋一個在技術和生理上較為平等的社會。

近期我將會在網(wǎng)易號平臺將這本書的各個章節(jié)分享給大家，感興趣的網(wǎng)友可以去買一本實體書。

《基因彩票》第八章：其他可能的世界

遺傳學研究最終希望回答關于一組可能的替代世界的問題：你是在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出生和長大的，但如果你遺傳了不同的基因，會怎樣？與之相比，我在上一章描述的桑迪·詹克斯關于紅發(fā)兒童的思想實驗，是在問一個不同的問題，關于一組不同的可能世界：如果你的基因型沒有變，但社會和歷史背景改變了，會怎樣？

這不僅僅是一個反問句。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菲利普·科林格，也就是我們在第三章遇到的那位熱愛檸檬雞的經濟學家，才14歲。到當時為止，他的生活都是在東柏林度過的，但在柏林墻倒塌之后，科林格和其他東德學生有機會進入一個全新的教育世界。政府倒臺，邊界解體，經濟變革，法律通過，政策制定者改變主意。社會被重新想象和重新塑造。

自弗朗西斯·高爾頓以來，優(yōu)生學思想家們一直穩(wěn)步而成功地進行著誤導性宣傳，想使人們相信，對社會的重新想象是徒勞的。他們的宣傳是這樣的：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遺傳差異導致了生活結果的差異，那么社會變革將只能通過編輯人們的基因而不是通過改變社會來實現(xiàn)。這是心理學家阿瑟·詹森在1960年代末寫的一篇重磅論文的論點。他問道：“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智商和學術成就？”他利用早期對學術成就遺傳率的研究，給出了非常負面的答案。

注【Arthur Jensen,“How Much Can WeBoost IQ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9,no.1 (Winter1969):1–123,https://doi.org/10.17763/haer.39.1.l3u15956627424k7.】

幾十年之后，作家查爾斯·默里繼續(xù)進行同樣的遺傳悲觀主義(hereditarian pessimism)宣傳。他在《人類多樣性》一書中提出，“外部干預對個性、能力和社會行為的影響，受到固有的限制”。

注【 Charles Murray,Human Diversity:The Biology of Gender,Race,and Class (NewYork:Twelve,2020).】

之所以受到固有的限制，是因為我們的這些方面是受遺傳影響的。根據(jù)默里的觀點，人有一個固有的遺傳“設定值”(setpoint)，在這個設定值周圍存在少量由環(huán)境引起的抖動(jitter)。默里認為，社會變化有可能影響基因設定值周圍的少量變化，但不能改變設定值本身。

這種關于社會變革可能性的遺傳悲觀主義，實際上是基于對遺傳原因和環(huán)境干預之間關系的根本誤解。正如經濟學家阿瑟·戈德伯格在1970年代末所說的，你的遺傳導致你的視力不佳，但你的眼鏡仍然很好用 。也就是說，眼鏡不只是有助于解決環(huán)境造成的視力不佳。眼鏡能幫助改善你的所有屈光問題，無論它是由遺傳還是環(huán)境造成的。這樣一來，眼鏡就成為一種外部干預，切斷了一個人的近視基因和擁有功能性視力之間的聯(lián)系。

注 【 Arthur S.Goldberger,“Heritability,”Economica 46,no.184 (1979):327–47,https://doi.org/10.2307/2553675.】

眼鏡的例子對一個更普遍的問題很有啟發(fā)。有一個“如果”問題是這樣的：如果在所有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你從父母那里繼承了不同的基因組合，會怎樣？對這個“如果”問題的回答，并不能直接幫助我們回答另一個“如果”問題：如果你的基因型完全相同，而社會和經濟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會怎樣？

遺傳率不能明確說明環(huán)境誘導的變化對一個表型是否可能產生影響，但它可能說明環(huán)境誘導的變化是否會跨代地、持續(xù)地產生影響?；氐礁甑虏竦难坨R的例子，你的視力可以通過眼鏡得到矯正，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沒有機會獲得眼鏡，那么你的視力改善就不會持續(xù)到你的孩子身上。正如康利和弗萊徹所說：“任何預防或修復［像視力不佳這樣的不良結果］的干預措施，都不太可能在下一代產生跨代的回報，因為種系［germ line，即從父母到后代的遺傳］中固有的風險沒有被改變……如果想讓有益的效果持續(xù)下 去 ， 我 們 必 須 不 斷 地為 每 一 代 人 應 用 這 些 解 決 方 案 。

注【 ”Dalton Conley and JasonFletcher,The Genome Factor:What the Social Genomics Revolution Reveals aboutOurselves,Our History,and the Futur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如果科林格繼承了不同的遺傳變異組合，他獲得博士學位的概率會有所不同嗎？會。我們從多基因指數(shù)的兄弟姐妹對照、雙生子研究和測量DNA遺傳率的研究中知道這是真的。但是，即使教育結果有遺傳原因，如果柏林墻沒有倒塌，科林格獲得博士學位的概率會不會有所不同？也會?？蛇z傳的表型對社會變革是沒有免疫力的。

不幸的是，認為遺傳影響是社會變革不可逾越的障礙的錯誤想法，得到了廣泛認可。不僅是那些試圖將不平等“自然化”（即認為不平等是自然現(xiàn)象）的人，而且他們在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上的對手也認可這種錯誤想法。出生于俄國的演化生物學家杜布贊斯基在二戰(zhàn)后對斯大林迫害遺傳學家的行為敲響了警鐘。他在1962年評論了這種很諷刺的現(xiàn)象：“奇怪的是，一些自由主義者接近于同意頑固保守派的這種觀點，即如果能證明人們在基因上是多樣化的，那么通過社會、經濟和教育的改善來改善人們命運的嘗試將是徒勞的，甚至可能是‘違背自然’的。”

注【Theodosius Dobzhansky,“Genetics and Equality:Equality of Opportunity Makes the Genetic Diversity among Men Meaningful,”Science 137,no.3524(July 13,1962):112–15,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37.3524.112.】

杜布贊斯基對某些人對遺傳學的反應的刻畫，仍然具有顯著的前瞻性。例如，人類學家阿古斯丁·富恩特斯在為紀錄片《危險的想法》所注【 Stephanie Welch,A Dangerous做 的 采 訪 中 概 括 了 這 種 態(tài) 度Idea:Eugenics,Genetics and the American Dream,documentary (ParagonMedia),accessed November 13,2019,http://adangerousidea.lm.com/.】 ：“如果你相信某人成為工業(yè)大亨的能力……是以某種方式寫在DNA里的，那么你就沒有任何責任，一切可以保持原樣?！备欢魈厮拱凳?，人們有道德上的責任為一個更平等的社會而努力。因此，他反對社會不平等是“以某種方式寫在DNA里”的想法，因為這種想法會妨礙人們對社會變革的倡導和投入。

但這兩件事可以同時成立：遺傳可能成為社會分層的原因，而對待系統(tǒng)性社會力量的措施，可以有效地推動社會變革。一旦你對這兩個真理有了清晰的認識，圍繞行為遺傳學的很大一部分爭議就會消散，留下空間來解決兩個更有趣、更復雜的問題。首先，社會和歷史環(huán)境改變基因型與表型之間關系的方式，與戴眼鏡會改善視覺效果有什么不同？第二，展望政策問題，我們希望人們的遺傳特征和他們的生活結果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子的？這些都是我們在本章要考慮的問題。

向下拉平：當最差的環(huán)境產生最平等的結果時

當然，除了科林格和東德的其他孩子之外，還有很多人的教育機會隨著蘇聯(lián)解體而改變。愛沙尼亞是一個波羅的海國家，從二戰(zhàn)結束到1991年間，愛沙尼亞學生幾乎沒有自由選擇。

注【Mikk Titma,Nancy BrandonTuma,and Kadi Roosma,“Education as a Factor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SovietSociety,”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no.3 (July 1,2003):281–97,https://doi.org/10.1093/esr/19.3.281.】

在八年級結束時，他們會被分配到三個學校軌道中的一個，這三個軌道之間很少有流動。完成學業(yè)后，學生被分配到工作單位，他們必須在那里工作至少三年。大學學位并不特別受重視，進入大學的競爭也不激烈。

蘇聯(lián)時代結束之后，愛沙尼亞人終于可以在教育和就業(yè)方面進行自由選擇和競爭。如今，愛沙尼亞人享有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所稱的“高績效的教育體制”，“將公平與質量相結合”。像其他幾個經合組織國家（如芬蘭、挪威、韓國和冰島）一樣，愛沙尼亞學生的閱讀測試成績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國內學生之間的成績差異很少是由學生的社 會 經 濟 背 景 造 成 的 。

注 【 OECD,Equity and Quality in Education:Supporting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Schools (Paris:OECD Publishing,2012).】

除了發(fā)展出高質量且公平的教育體系，愛沙尼亞還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生物樣本庫之一。愛沙尼亞基因組中心一直在建設一個關于愛沙尼亞人口的大規(guī)模數(shù)據(jù)庫，其中包括關于愛沙尼亞國民的健康和基因的信息。愛沙尼亞生物樣本庫中的一些人是在蘇聯(lián)時代長大的，也有一些人是在恢復獨立之后成年的。因此，在2018年，來自英國的遺傳學家提出了這個問題：當社會發(fā)生變化時，遺傳原因會怎樣？

具體來說，英國遺傳學家從受教育程度的全基因組關聯(lián)分析(GWAS)中創(chuàng)建了一個多基因指數(shù)，并測試該指數(shù)與在蘇聯(lián)時代結束時（即將學生分配到三個中學軌道的制度被廢除之前）小于10歲的人的受教育程度的關系。研究發(fā)現(xiàn)，與在蘇聯(lián)時代受教育的人相比，教育多基因指數(shù)能夠明顯更多地解釋后蘇聯(lián)時代群體的受教育程度差異。當孩子們被分配到幾乎不考慮選擇或競爭的學校時，他們之間的遺傳差異與他們最終的受教育程度的關系更加微弱。

在研究教育多基因指數(shù)與美國女性獲得更多教育機會的歷史變革之間的關系時，類似的結果也很明顯。對于我祖母的出生隊列（1939—1940年出生的人），教育多基因指數(shù)與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關系，比教育多基因指數(shù)與男性受教育程度的關系要弱（在我的母校弗吉尼亞大學于1972年開始不分性別錄取學生之前，1939—1940年出生的女性已經三十多歲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性別差異在縮小：隨著女性受教育機會的增加，多基因指數(shù)與女性的教育結果有了更緊密的聯(lián)系。對于我所在的出生隊列的女性（1975—1982年出生的人）來說，多基因指數(shù)與教育結果的關系，跟男性的一樣緊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遺傳特征已成為性別平等的標志。

注【Pamela Herd et al.,“Genes,GenderInequality,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no.6(December 1,2019):1069–98,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19886550. 】

在分析雙胞胎數(shù)據(jù)時，我們發(fā)現(xiàn)了相同模式的證據(jù)：在允許更多選擇和競爭的社會背景下，遺傳的關聯(lián)性更強。挪威的一項早期的雙生子研究發(fā)現(xiàn)，較晚出生的隊列，特別是受益于擴大高等教育機會的教育改革的男性，其受教育程度的遺傳率高于較早出生的隊列。

（1985注【 A.C.Heath et al.,“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Heritability of年）Educational Attainment,”Nature 314,no.6013 (April 25,1985):734–36,https://doi.org/10.1038/314734a0.】

除了比較一個國家不同時期雙胞胎的受教育程度遺傳率之外，我們還可以比較不同國家的受教育程度遺傳率。這些國家的代際社會流動性不同，由父母與子女受教育程度的相關性決定。

注【Per Engzell and Felix C.Tropf,“Heritability of Education Rises with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no.51 (November 29,2019):25386–88,https://doi.org/10.1073/pnas.1912998116;Wendy Johnson et al.,“Family Background Buys an Education in Minnesota but Not in Sweden,”Psychological Science 21,no.9 (September 1,2010):1266–73,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0379233.】

盡管美國被神化為“充滿機遇的土地”，但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比其他許多國家要低。丹麥是社會流動性高的國家的一個例子。在社會流動性較低的國家，如美國和意大利，受教育程度的遺傳率實際上較低。這項研究提醒我們，遺傳率是關于差異的，甚至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員的遺傳特征也是不同的。在一個比較靜態(tài)的社會里，教育從父母那里復制到孩子那里，幾乎沒有向上或向下的流動，基因彩票對孩子的生活結果的影響較小。相反，當生活機遇較少取決于家庭的經濟和文化資源水平時，基因會產生更多的影響。

最后，雙生子研究表明，兒童認知能力的遺傳率在出身于貧困家庭的兒童中最低，而在富裕家庭的兒童中最高，特別是在美國，其保護貧困家庭的社會安全網(wǎng)比其他發(fā)達國家更弱。

注【 Elliot M.Tucker-Drob andTimothy C.Bates,“Large Cross-National Di.erences in Gene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action on Intelligence,”Psychological Science 27,no.2 (February 1,2016):138–49,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5612727.】

從基因到更好的智力測試成績的因果鏈并沒有完全斷裂，但當兒童的家庭物質資源匱乏時，它被削弱了。

這些研究共同說明了一個向下拉平(leveling down)的過程：當人們因為貧窮、性別歧視或政府壓迫而無法繼續(xù)接受教育時，他們擁有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變得無關緊要。基因型和上學之間的因果鏈取決于是否有學可上。因此，我們經?？吹?，基因對教育的影響最小的社會背景是最不理想的，因為其中普遍存在剝奪、歧視和/或威權主義的社會管控。

研究結果呈現(xiàn)的這種模式——好環(huán)境中的遺傳率高于壞環(huán)境中的遺傳率——可能是反直覺的。但我們可以利用生物學家理查德·陸文頓的一個經典的思想實驗來建立一個直觀感受。

注【Ned Block,“How HeritabilityMisleads about Race,”The Boston Review 20,no.6 (January 1996):30–35.】

想象一下，有兩個花園，其中一個有營養(yǎng)豐富的土壤、明媚的陽光和充足的水，另一個則遍布巖石，黑暗籠罩，土地干枯?，F(xiàn)在，這兩個花園都播種了不同基因的玉米種子。在資源豐富的花園里，每株植物都有機會達到最大的高度。此外，由于同一花園內所有植株的條件完全相同，所以植株之間的高度差異主要是由于種子之間的遺傳差異。

陸文頓的例子經常被用來說明，為什么（正如我在第四章所解釋的）即使群體內部的差異是由遺傳差異造成的，群體之間（如種族群【Block.】 同時，花園的體）的差異仍然可能完全是由環(huán)境因素造成的。

例子也說明了在關于“縮小”學生差距的言辭中往往被忽略的一點 注 例子也說明了在關于“縮小”學生差距的言辭中往往被忽略的一點：： 資 源 豐 富 的 花園，為所有植株提供相同的環(huán)境，植株的平均高度可能更高，但植株在高度上更不平等。同樣，消除結構性障礙，如制度化的性別歧視、過于高昂的學費和嚴格的分班制度，一方面會提高人群的平均教育水平，但另一方面會增加跟人與人的遺傳差異有關的教育結果的不平等。

注【Stephen J.Ceci and Paul B.Papierno,“The Rhetoric and Reality of Gap Closing:When the 'Have-Nots'Gain but the 'Haves'Gain Even More,”American Psychologist 60,no.2(2005):149–60,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60.2.149. 】

平等與公平

如上文所示，通過觀察研究，我們經?？吹剑趬阂趾蛥T乏的環(huán)境中，教育結果的遺傳率較低；而在更開放和資源豐富的環(huán)境中，教育結果的遺傳率較高?；谶@種觀察，一些科學家提出，高遺傳率實際上是好事，它表明惡劣的環(huán)境條件得到了改善，也表明社會更尊重個體，所以每個人獨特的、受遺傳影響的才能和傾向能夠體現(xiàn)出來，并影響他們的生活結果。1970年代，理查德·赫恩斯坦在他的《優(yōu)績主義中的智商》一書中指出，高遺傳率是一個積極的跡象，表明社會已經消除了若干環(huán)境不平等的現(xiàn)象：“消除學校中的大班制、糟糕的圖書館、簡陋的物質環(huán)境、擁擠的貧民區(qū)、素質較差的教師、不充足的飲食等……必然會 提 高 遺 傳 率 。

注【 Richard J.Herrnstein,I.Q.in the Meritocracy ”(Boston:Little,Brown,1973).】

近期，社會科學家道爾頓·康利和詹森·弗萊徹重提這一點，認為高遺傳率可以被視為社會中“公平的衡量標準”，是一個機會平等的烏托邦社會的必要但不充分的組成部分”。

注【Conley“and Fletcher,The Genome Factor.】注【Conley and Fletcher.】 ，

這一觀點，即生活結果的高遺傳率是烏托邦社會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會讓一些讀者深感不安。這真的是我們的理想嗎：一個“遺傳的香格里拉”不平等已經被消除，但遺傳造成的生活結果不平等仍然存在？

在那里，貧困和壓迫造成的生活結果，植根于社會環(huán)境的不平等是不可接受的，這是大部分人的共識。那么，為什么與基因有關的不平等就可以接受呢？畢竟，正如我在本書中所論證的，這兩者都是出生的意外，是一個人無法控制的運氣。

1980年代初，對行為遺傳學持激烈批評態(tài)度的心理學家里昂·卡明，反駁了這樣一種直覺認識，即由基因造成的生活結果的不平等，在道德上比由環(huán)境造成的不平等更可接受。他舉的例子是苯丙酮尿癥(PKU)，這是一種罕見病，由單基因突變引起，損害了人體代謝一種叫苯丙氨酸的蛋白質砌塊的能力。如果不加以治療，PKU會導致智力障礙。而高收入國家現(xiàn)在經常對新生兒進行PKU篩查，通過低苯丙氨酸的限制性飲食來治療。

用飲食治療PKU，就像用眼鏡應對近視一樣，讓我們想起了我在本章前面提到的一個觀點：遺傳原因可以有環(huán)境的解決方案。事實上，盡管PKU有一個簡單的、已得到充分了解的遺傳病因，但在目前，環(huán)境解決方案仍然是治療PKU唯一的辦法。PKU的基因療法（目前）還沒有成為現(xiàn)實。

注【Hiu Man Grisch-Chan et al.,“State-of-the-Art 2019 on Gene Therapy forPhenylketonuria,”Human Gene Therapy 30,no.10 (October 2019):1274–83,https://doi.org/10.1089/hum.2019.111.】

而且，我們可以將PKU的簡單病因與具有高多基因性的結果（如智力測試分數(shù)或受教育程度）的遺傳結構進行對比，它們涉及成千上萬影響微小、機制不明的遺傳變異。更加復雜的是，這些變異中有許多同時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例如，許多與高受教育程度有關的遺傳變異，也與精神分裂癥的高風險有關。

注【EvanA.Boyle,Yang I.Li,and Jonathan K.Pritchard,“An Expanded View of Complex Traits:FromPolygenic to Omnigenic,”Cell 169,no.7 (June 2017):1177–86,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7.05.038.】

注【 V.Bansal et al.,“Genome-WideAssociation Study Results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id in Identifying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Schizophrenia,”Nature Communications 9,no.1(August6,2018):3078,http://dx.doi.org/10.1038/s41467-018-05510-z;Demange et al.,“Investigating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Non-cognitive Skills Using GWAS-by-Subtraction.”】

注【Richard Haier,“NoVoice at VOX:Sense and Nonsense about Discussing IQ and Race,”Quillette,June11,2017,https://quillette.com/2017/06/11/no-voice-vox-sense-nonsense-discussing-iq-race/;Ann Brown,“John McWhorter:Racial Equality May Mean Genetic Editing To Close Racial IQ Gap,”The Moguldom Nation,February9,2021,https://moguldom.com/335699/john-mcwhorter-racial-equality-may-mean-genetic-editing-to-close-racial-iq-gap/.】

一些保守派學者建議我們通過編輯兒童的基因組來提高他們的智商，這在科學上不僅是不可行的，也是荒謬的。而且，正如卡明指出的，PKU的例子也顯示了只關注植根于環(huán)境的不 平 等 ， 而 不 關 注 植 根 于 基 因 的 不 平 等 的 荒 謬 性。

注 【 Leon J.Kamin,“Commentary,”in Sandra Scarr,Race,Social Class,and Individual Di.erences in IQ(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1),482.】

如果家庭對其后代的生活機遇有長期的遺傳影響，自由主義者為什么不應該感到不安？“遺傳”產生的差異是否比“環(huán)境”產生的差異更公正、更美好、更真實？……“遺傳”差異是否比“環(huán)境”差異更加固定和不可逆轉？如果認為我們應該對文化家族性智能不足(cultural-familial retardation)感到不安，同時又愉快地接受由基因決定（但很容易預防）的PKU，那顯然是荒謬的。

卡明的反問（“自由主義者為什么不應該感到不安？”）反映了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論點。羅爾斯指出，如果人們發(fā)現(xiàn)源于環(huán)境運氣的不平等令人不安地不公平，那么人們也可能發(fā)現(xiàn)源于遺傳運氣的不平等同樣令人不安［本書《正義論》的引文譯文借用謝延光先生的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個別之處，略有改動。］

注【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ed.(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9).】

一旦我們在決定分配份額時為社會偶然因素或天然機會的影響而感到苦惱，我們在思考時也不免要為另一種影響而感到苦惱。從道德的觀點看，這兩種影響似乎是同樣毫無道理的。

我們應該為人們無法控制（因此不能說他們應得）的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而煩惱，這種想法并沒有停留在抽象的哲學世界。相反，它已經融入了世界各地的教育政策。讓我們考慮一下經合組織是如何定義教育公平的：公平并不意味著所有學生都獲得同等的教育結果，而是指學生的成果差異與他們的背景或學生無法控制的經濟或社會環(huán)境無關（強調是我加的）。這里的邏輯很清楚。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學生之間的任何不平等，都被認為是不公平的，而不公平的原因在于它們是抽彩的運氣造成的，學生對其既無選擇也無控制。這種對公平的理解已經深入美國教育工作者的思維中。

注 【 OECD,Equity in Education:Breaking Down Barriers to Social Mobility,PISA(Paris:OECD Publishing,2018),https://doi.org/10.1787/9789264073234-en.】

注【H.MoriahSokolowski and Daniel Ansari,“Understanding the E.ects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Biology,”Npj Science of Learning 3(October1,2018):17,https://doi.org/10.1038/s41539-018-0032-y;Carina Omoeva,“Mainstreaming Equity in Education,”issues paper,FHI 360Education Equity ResearchInitiative,September 2017,26,http://www.educationequity2030.org/resources-2/2017/10/27/mainstreaming-equity-in-education. 】

關于公平(equity)和平等(equality)之間的區(qū)別，有一個著名的闡釋，即三個身高不同的人，都想從一個棒球場的柵欄上看過去（圖8.1）?！捌降取币馕吨麄兠總€人都得到一個高度完全相同的凳子，導致他們之間的個體差異持續(xù)得到表達。而“公平”意味著每個人都得到一個足夠高的凳子，使他們能夠看到柵欄的另一邊，其中最矮的人得到更高的凳子（即更有力的支持）。

因此，我們認為，教育公平不是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而是給那些最有可能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的孩子（無論是由于他們的背景社會條件還是由于“自然的偶然性”）提供有針對性的強化支持，使他們的學習盡可能達到更有優(yōu)勢的同齡人更容易達到的水平。我女兒的學前班教室里有一張彩色招貼畫，上面寫著：“公平不是每個人都得到同樣的東西。公平是每個人都得到他為了成功而需要的東西?！边@是5歲孩子也能理解的公平概念。公平的倡導者反對主導美國政治話語的“機會平等”言論。機會平等 實 際 上 可 以 用 多 種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定 義 。

注 【 Richard Arneson,“FourConceptions of Equal Opportunity,”The Economic Journal 128,no.612(July1,2018):F152–73,https://doi.org/10.1111/ecoj.12531.】

但最簡單明了的定義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對待每個人。當然，問題在于人們在基因和其他方面并不完全相同。為每個人提供完全相同的教育條件的教育體制，將不可避免地產生深刻的結果不平等，就像建造一個1.8米高的柵欄，然后給每個人提供完全相同的15厘米高的腳凳，不管他們的身高如何。

機會平等必然會復制植根于自然隨機性的不平等，所以有些人主張放棄對機會平等理念的依戀。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指出：“自由主義的一視同仁觀念……必定會反映，也許會擴大由自然或歷史造成的差別……人們熟知的一視同仁原則，加上其關于相關差異的‘優(yōu)績主義’概念，看來過于軟弱，不能與自然制造的不平等作斗爭?！?/p>

注【ThomasNagel,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U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引文譯文借自《人的問題》，萬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105頁。］】

作家弗雷德里克·德博爾說得更尖銳：“機會平等是一種陳腐的過時觀念。它是一種詭計，一種躲避。它是進步人士為不平等提供祝福的一種方式 。 ”

注 【 Fredrik deBoer,The Cult of Smart:How Our Broken Education SystemPerpetuates Social Injustice (New York:All Points Books,2020).】

抬高底線：當干預措施促進了公平

回到戈德伯格的眼鏡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思想實驗之所以如此影響深遠，部分原因在于，眼鏡是一種促進公平的干預。擁有良好視力的人并沒有獲得增強視力的手術來使他們的視力變得更加敏銳。相反，資源被有選擇地給予那些視力差的人，使他們的日常視功能盡可能地達到視力好的人享有的水平。

不過，我懷疑戈德伯格的例子之所以經久不衰，也是因為現(xiàn)實生活中可以借鑒的促進公平的行為干預的例子太少了。很少，但并非完全沒有。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強有力的GWAS創(chuàng)建的多基因評分的出現(xiàn)，我們終于開始看到豐富化的環(huán)境的例子，這些環(huán)境既改善了平均結果，又縮小了與遺傳有關的不平等，使那些最容易出現(xiàn)不良結果的人受益。

舉個例子。一項研究考察了20世紀中期英國的一項教育改革對人們健康的影響，該項改革規(guī)定：1957年9月1日或之后出生的每個人都必 須 在 學 校 待 到 他 們 年 滿 16 周 歲 ， 不 準 提 前 退 學 。

注 【 SilviaH.Barcellos,Leandro S.Carvalho,and Patrick Turley,“Education Can Reduce HealthDi.erences Related to Genetic Risk of Obesit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no.42 (October 16,2018):E9765–72,https://doi.org/10.1073/pnas.1802909115. 】

在這個截止日期之前出生的人，與在這個截止日期之后出生的人不會有任何系統(tǒng)性的差異。那么，生日就構成了一種自然實驗的基礎，測試政府強迫人們在學校多待一年的效果。

平均而言，額外的教育年限改善了人們的健康：經歷此項教育改革的人在成年后的身體質量指數(shù)更小，肺功能更好。但并不是每個人的反應都一樣。此項改革對那些具有最高的超重遺傳傾向（以肥胖癥GWAS的多基因指數(shù)衡量）的人的影響最大。因為教育改革對風險最大的人影響最大，所以改革減少了與遺傳有關的不平等。在沒有經歷過此項改革的人當中，具有最高遺傳風險的三分之一的人，與具有最低遺傳風險的人相比，超重或肥胖的風險要高20%。改革之后，這一差距縮小到只有6%。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名為“家庭檢查”(Family Check-Up)的干預項目，該項目向青少年的父母傳授所謂的“家庭管理”策略：如何監(jiān)測青少年的朋友和行蹤而又不過分干涉，如何設定合理的限制（如宵禁）并予以執(zhí)行。

注【Sally I-Chun Kuo et al.,“The Family Check-up Intervention ModeratesPolygenic Influences on Long-Term Alcohol Outcomes: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Intervention Trial,”Prevention Science 20,no.7 (October 2019):975–85,https://doi.org/10.1007/s11121-019-01024-2.】

美國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將接受“家庭檢查”干預的家庭與對照組進行了比較，結果發(fā)現(xiàn)，平均而言，干預措施減少了青少年飲酒現(xiàn)象和隨后出現(xiàn)的酗酒問題。一項后續(xù)研究引入了遺傳數(shù)據(jù)，使用從酒精依賴的GWAS中創(chuàng)建的多基因指數(shù)。在對照組中，多基因指數(shù)和酗酒問題之間的聯(lián)系跟我們根據(jù)原始GWAS所期望的結果相符：平均而言，多基因指數(shù)較高的人有更多的酗酒問題。但在那些家庭接受干預的人中，遺傳效應被關閉了：遺傳風險和酗酒問題之間沒有關聯(lián)。

最后，我們在研究“美國高中數(shù)學分班與結果的多基因關聯(lián)”時（見上一章），看到了類似的抬高底線的模式?？偟膩碚f，多基因指數(shù)更高的學生學習數(shù)學的平均年限更長（這項研究使用了1990年代中期的數(shù)據(jù)，當時美國大多數(shù)州只要求高中生學習兩到三年的數(shù)學）。但是，來自優(yōu)勢高中（那里有更多家長擁有大學文憑）的學生，即使他們的多基因指數(shù)較低，也不會從數(shù)學課程中半途而廢。

目前我們還不清楚這是為什么。也許是因為優(yōu)勢高中可以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額外的輔導或指導，或者可能僅僅是因為在家長受過大學教育的家庭中存在強烈的社會規(guī)范，即期望學生參加什么類型的數(shù)學課。但是兩個多基因指數(shù)相當?shù)膶W生會根據(jù)他們的學校環(huán)境不同而顯示出不同的結果，特別是如果他們的多基因指數(shù)很低的話。

這 三 個 例 子 說 明 了 一 個 更 普 遍 的 問 題 ： 公 平 (equity) 和 質 量(quality)并不總是對立的。在所有這三個例子中，正向的環(huán)境改變，不成比例地改善了那些具有最高遺傳風險（肥胖、酗酒、從數(shù)學課程中半途而廢）的人的結果，因此使不同基因型的人的結果變得更均衡。

當富人變得更富有，窮人被拋下

不過，促進公平的結果并不是必然的。干預措施可能成功，因為它們平均而言改善了結果，但同時它們也可能加劇人們之間的遺傳差異。例如，自1960年代以來，政府對香煙和其他煙草產品征稅，已成功地將煙草消費量減半。但是健康經濟學家詹森·弗萊徹和其他人提出，征稅對于勸阻那些在遺傳上香煙成癮風險最小的人吸煙最為有效。

注【JasonM.Fletcher,“Why Have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Stalled?Using Genetic Moderation to Examine Policy Impacts,”PLOS ONE 7,no.12(December5,2012):e50576,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0576】相比之下，那些在遺傳上成癮風險最大的人卻越來越被拋在后面，繼續(xù)在吸煙的災難性健康 后 果 （ 和 懲 罰 性 的 經 濟 成 本 ） 中 掙 扎 。

注 【 Jason D.Boardman et al.,“Population Composition,Public Policy,and the Genetics of Smoking,”Demography48,no.4 (November 2011):1517–33,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1-0057-9;Benjamin W.Domingue et al.,“Cohort E.ects in the Genetic In.uence on Smoking,” Behavior Genetics 46,no.1 (January 2016):31–42,https://doi.org/10.1007/s10519-015-9731-9.】

這種情況，即原本就處于有利地位的人從政策或干預措施中受益最多，被稱為馬太效應。耶穌在《馬太福音》（第25章第29節(jié)）中說：“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苯逃芯空哐芯苛笋R太效應與兒童考試成績或其社會經濟地位等因素的關系，發(fā)現(xiàn)馬太效應雖然并非不可避免，但當干預措施或計劃可供所有人使用時，馬太效應也是普遍存在的。

注【Ceci and Papierno,“TheRhetoric and Reality of Gap Closing.”】

例如，暑期學校計劃往往使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比貧困家庭的孩子受益更多。

注【Harris Cooper et al.,“Making theMost of Summer School:A Meta-Analytic and Narrative Review,”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65,no.1(February 2000):i–127;ThomasD.Cook et al.,Sesame Street Revisited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5).】

誰在受益？呼吁提高透明度

在本章中，到目前為止，我們討論了社會可能不同于當前狀況的三種路徑。第一，社會可以變得更加具有壓迫性和貧窮，通過將每個人向下拉平來減少結果的不平等。第二，社會可以通過對那些在遺傳上最有可能出現(xiàn)不良結果的人進行有針對性的投入，來最大限度地減少結果的不平等?；蛘?，第三，社會可以實施干預措施和計劃，最大限度地提高那些原本就處于有利地位的人的成果，但不能提高（或不能大幅提高）其他人的成果。

第一個可能的替代世界使每個人的情況都變差，沒有人的情況變好，這顯然是不可取的。但在另外兩種替代世界中如何選擇，可能就不那么明確了。

在圖8.3中，我解釋了這兩種替代的環(huán)境。對于每一種選擇，都有一個跨個體的可能結果分布，但這些分布不僅在平均值上有差異，而且在其范圍（即不平等的程度）上也有差異。該圖還指出了兩個擁有不同基因的假設個體的結果：基因型A（圓形）與B（三角形）。具有某種基因型的個體的預期表型結果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中如何變化，被稱為反應規(guī)范 (reaction norm) 。

注 【 Anthony J.F.Gri.ths et al.,“Norm of Reaction andPhenotypic Distribution,”in An Introduction to Genetic Analysis,7th ed.,ed.AnthonyJ.F.Gri.ths et al.(NewYork:W.H.Freeman,2000),http://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2080/.】

反應規(guī)范發(fā)生轉變的概念，突出了一個不同的問題，即個人與同一社會中的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與其說是人與人之間的比較，不如說是回到了我在本章開始時強調的“如果”問題：如果你的基因型完全相同，但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會怎樣？換句話說，我們現(xiàn)在是將每個人與他們自己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的情況進行比較，而不是在同一個世界中比較不同的人。以這種方式考慮，突出的問題不是哪個世界使兒童之間的結果不平等最小化，而是哪個世界使個人的結果最大化。

但是，我們應該優(yōu)先考慮誰的成果？例如，考慮到一所學校正在采用新的數(shù)學課程，并在兩個方案中做出選擇。a或b哪一個更可??？

(a)新課程對那些在遺傳上最有“風險”的兒童特別有幫助，從而減少那些碰巧繼承或沒有繼承特定遺傳變異組合的兒童之間的教育結果差距。

圖8.3　不同基因型的人在不同環(huán)境中的教育結果分布。圓圈和三角形代表兩個具有不同基因型的假設個體。相對于目前的情況，促進公平的環(huán)境（方案a）改善了圓圈所代表的個體的受教育程度，但對三角形代表的個體來說差別不大，從而減小了結果的不平等。相比之下，績效最大化的環(huán)境（方案b）改善了三角形代表的個體的教育結果，但沒有改善圓形代表的個體的教育結果，因此增加了他們之間的不平等。在兩個備選方案中，方案b取得了更高的個體結果。

(b)新課程對那些無論如何都最有可能成功的兒童特別有幫助，從而使少數(shù)學生獲得更高水平的數(shù)學技能。

講求理性的人可以為a和b提出各種經驗論據(jù)。例如，我們可以進行各種成本效益分析：a與b相比，有多少學生得到了幫助？一套新的課程對每個學生來說要花費多少錢？一個社會中有更多的人擁有某種基線水平的數(shù)學技能，與一個社會中有更多的人擁有非常高的數(shù)學技能，其（在經濟生產力、技術創(chuàng)新、社會凝聚力、政治參與等方面的）下游影響(downstream impact)是什么？

除了這些經驗問題之外，這種選擇還涉及人們的價值觀問題，包括人們是把教育結果的平等作為目的，認為平等本身就是一件好事；還是僅僅把平等作為實現(xiàn)其他目標（如經濟成果的平等）的一種手段。

不過，目前，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不必對這些價值觀保持透明，也不必面對相關政策或干預措施的實現(xiàn)效果是否符合這些價值觀的證據(jù)。在教育和政策研究中，人們之間的遺傳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見的，因為研究者甚至沒有嘗試去測量人們的任何遺傳信息。在研究教育成就或心理健康時，關于基因與干預的相互作用的高質量研究，如顯示英國的一項教育改革如何特別有利于肥胖癥高風險人群的研究，是非常罕見的。

數(shù)關于基因×干預效應或基因×環(huán)境效應的研究，都使用了不良的基因型測量方法（例如，研究單一遺傳變異的影響），或者使用了本身與人們的遺傳差異相關的環(huán)境背景的測量方法。相比之下，少數(shù)做得好的研究有很好的基因型測量方法（如從強有力的GWAS中創(chuàng)建的多基因指數(shù)），并使用準實驗設計來研究環(huán)境，從而更好地推斷出環(huán)境影響的因果關系 。

注【Luren Schmitz and Dalton Conley,“Modeling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With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85,no.1 (2017):10–21,https://doi.org/10.1111/jopy.12227.】

據(jù)我跟正在開發(fā)和測試干預措施的科學家探討的經驗，他們往往不愿意在他們的研究中加入遺傳信息。他們有一些務實的反對意見：“會不會很貴？要求提供DNA信息會不會降低參與度？我必須在現(xiàn)場準備一個低溫冰箱嗎？”（答案是：不貴，不會降低參與度，不需要?；蛐头中涂梢韵鄬Ρ阋说赝瓿?，每個人的費用不到75美元。正如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基因型分型公司的成功所證明的，人們可能對參與遺傳學研究相當好奇和熱心。而且唾液樣本可以在室溫下儲存數(shù)月，甚至數(shù)年。）不過，在這些務實的反對意見之下，潛藏著更深層次的恐懼：在教育或心理健康結果的研究中，單單是采集DNA樣本這種行為本身，就牽涉到優(yōu)生學意識形態(tài)，這讓不情愿的研究者感到厭惡，因為他們認為運用遺傳信息的風險總是大于好處。當然，研究者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即基因信息確實有可能被濫用，例如使用多基因指數(shù)來選拔個別學生到競爭激烈的學術職位上。我將在第十二章中討論這些濫用，以及它們的反優(yōu)生主義的替代方案。

但是，就像鴕鳥把頭埋在沙子里一樣，對遺傳數(shù)據(jù)視而不見并不能使遺傳差異消失。如果一項干預措施會使那些在遺傳上最有可能獲得不良受教育結果的兒童更加落后，那么無論研究者是否觀察到這種促進不平等的效果，它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如果我們忽視遺傳信息，我們就失去了一件有用的工具，無法看到誰從現(xiàn)有的干預措施中受益，誰又沒有受益。

什么的公平？不要忘了長因果鏈

于教育干預措施或政策能否促進公平，以及是否應該促進公平的問題，具有額外的意義，因為人們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異與許多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密切相關。特別是在美國，擁有和不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在收入、財富、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差距很大，而且越來越大（見第一章）。很多時候，通過增加讀完大學的人數(shù)，使大學學歷不再依賴于一個人的出身條件（無論是遺傳條件還是社會經濟條件），從而提升教育結果的公平，被描繪成解決人們生活中更廣泛不平等的唯一可能手段。

但是，縮小教育結果方面的差距，并不是我們解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面臨的經濟和健康危機的唯一途徑。當然，我相信教育本身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好東西，為更多人提供真正的機會花幾年時間學習藝術、文學、科學或哲學，將豐富他們的生活。但是，我們可以堅持認為教育是人們需要獲得的好東西，但同時不迷信高等教育是獲得健康、安全和美滿生活的唯一可接受的途徑。正如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所寫：“我們不接受這樣的基本前提，即人們如果沒有學士學位就對經濟毫無價值。我們當然也不認為，那些沒有獲得學位的人應該受到某種程度的不尊重，或被視為二等公民?！?/p>

注【Anne Caseand Angus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190785/deaths-of-despair-and-the-future-of-capitalism.】

正如我在本章開頭描述的，一個多世紀以來，優(yōu)生學思想家的典型立場就是從遺傳學的角度對通過社會政策進行社會變革的前景持悲觀態(tài)度。這種悲觀主義產生于一種有缺陷的遺傳決定論，它想象人們的特征（認知、個性和行為）都不可避免地被DNA所固定。正如我在本章描述的大量研究表明的，遺傳決定論是錯誤的，但遺傳決定論并不是唯一需要根除的錯誤。優(yōu)生主義者對通過社會政策進行社會變革的前景所持的遺傳悲觀主義，也來自一種有缺陷的經濟決定論，它想象那些在教育方面不成功的人必然被置于糟糕的工作、低工資和糟糕的醫(yī)療保?。ɑ蚋緵]有醫(yī)療保健）當中。

不過，我們不必看得很遠，就能想象出安排社會的不同方式。例如，凱斯和迪頓認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的貧困化，大部分責任可以歸于我們過分昂貴的醫(yī)療保健體制，這個體制是高收入國家中的異類。

注【Case and Deaton.】 我在本書第一部分中提出，人與人之間的遺傳差異會導致他們在社會和行為結果上的差異。但我們必須從一個漫長而復雜的因果鏈來理解基因的因果關系，這個因果鏈跨越了多個分析層次，從分子的運動到社會的行動。這個因果鏈的長度和復雜性意味著，有多種機會來干預基因型和復雜表型之間的聯(lián)系。改革醫(yī)療保健系統(tǒng)，使“低技能”工人的工資不被雇主提供的醫(yī)療保險的高額費用所拖累，不會改變人們的DNA，但它可能會削弱連接遺傳差異和收入差異的漫長因果鏈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此外，我們對公平的相對重視程度，在因果鏈的不同環(huán)節(jié)會有所不同。例如，人們可能很容易得出結論，使用基因編輯來平衡人們的DNA序列本身的努力，其侵入性、經濟成本和負面結果的風險是非常可怕的。人們可能會認為，與其在人們獲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可能性方面實現(xiàn)平等，不如最大限度地提高少數(shù)具有高度數(shù)學興趣和能力的人的生產力，即使這些興趣和能力是“贏得”社會彩票或自然彩票的產物。不過，人們也可能認為，在獲得清潔的水、營養(yǎng)食品以及醫(yī)療保健和免于身體疼痛方面使人們平等，而不管他們的教育水平如何，是非常重要的。連接基因彩票和社會不平等的漫長因果鏈意味著，關于公平的決定（關于我們希望世界是什么樣子）必須在因果鏈的每個環(huán)節(jié)做出。

憧憬一個不同的人類社會

有這樣一種觀念，成為許多人接受生物學和社會行為之間聯(lián)系的巨大障礙之一：生物學對進步的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劃定了一條硬性的界線(hard stop)。很多人會這么想，并非偶然。正如我在本章開頭所討論的，政治極端分子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宣稱這是真的。他們的推理是，如果某種特征是可遺傳的，它就無法改變；因此，試圖改變它，或者想象“一個非常不同的人類社會”（哲學家彼得 · 辛格 語 ） ，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注 【 Peter Singer,A DarwinianLeft:Politics,Evolution,and Cooperation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在本書中，我已經開始描述為什么遺傳原因不是社會變革的敵人。但是，承認遺傳原因的重要性和接受使用遺傳學研究工具，還有別的平等主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