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召開的中共十大無疑是特殊的存在。這次大會上，一項提名引發(fā)了軒然大波，將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 王洪文，推到了時代的風口浪尖。當毛澤東提名王洪文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時，會場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眾人心中五味雜陳，對這個年輕且資歷尚淺的造反派頭頭，突然被委以如此重任，感到困惑與震驚。在這凝重的氣氛中，唯有一人打破僵局，直言：“一個副主席就行”。這句看似簡單的話語，卻似一顆石子，投入平靜湖面，泛起層層漣漪。

王洪文，1935 年出生于吉林長春。早年，他的生活平凡且艱辛，放過牛、養(yǎng)過豬，在田野里揮灑汗水。1950 年，15 歲的王洪文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奔赴朝鮮戰(zhàn)場，投身抗美援朝戰(zhàn)爭。戰(zhàn)爭結束后，復員的他來到上海，成為第十七棉紡織廠的一名工人，之后又任職于廠保衛(wèi)科。本應在平凡崗位上默默工作的他，卻在時代的浪潮中，迎來了命運的轉折。

“文化大革命” 爆發(fā)，局勢風云變幻。王洪文敏銳地察覺到 “機遇”，迅速投身其中。1966 年，他與同廠 6 人率先 “造反”，貼出一系列針對黨委和市委工作隊的大字報。同年 11 月初，他聯(lián)合潘國平、陳阿大等 30 余人，發(fā)起組織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并憑借手段和煽動能力，被推選為司令。此后，他制造了多起影響惡劣的事件。上海 “安亭事件” 中，他煽動數(shù)千人臥軌攔車，要挾中共上海市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之后，又勾結張春橋、姚文元，掀起 “一月風暴”，奪取上海黨政大權，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自己也當上副主任。在一系列 “造反” 行動中，王洪文不斷膨脹，成為上海地區(qū)極具影響力的造反派頭頭。

隨著 “文革” 的推進，王洪文的影響力逐漸引起中央關注。1969 年，在中共九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實現(xiàn)了從普通工人到中央委員的巨大跨越。而他的 “好運” 并未就此止步。1972 年，毛澤東決定調王洪文到北京工作。初到北京的王洪文，并不清楚自己未來的方向。毛澤東多次召見他，對這個年輕人問長問短，表現(xiàn)出濃厚興趣。毛澤東看重的，或許是王洪文 “工農兵” 的經歷，他認為王洪文做過工、當過兵、務過農，這樣的背景符合他心中對干部的期望。此后，王洪文開始參與中央事務，毛澤東還安排他參與籌備中共十大，并與張春橋、姚文元一起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

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召開。王洪文的一系列安排震驚眾人。他成為十大主席團成員，位置僅排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后；擔任十大選舉委員會主任，副主任是周恩來等人；甚至在十大召開時，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在隨后的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被擢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列在毛澤東、周恩來兩位開國元勛之后。此時的王洪文，年僅 38 歲，從一個普通工人到國家副主席，他的人生軌跡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毛澤東提名王洪文為副主席時，會場陷入沉默。這沉默背后，是眾人復雜的情緒。許多老干部心中充滿疑慮。王洪文資歷太淺，在他們眼中，這樣一個靠 “造反” 起家的年輕人，缺乏足夠的政治經驗、領導能力和深厚的革命資歷，難以擔當副主席這一重任。但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下，大家敢怒不敢言。就在這時，一位參會者直言：“一個副主席就行”。這句話看似簡單，卻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它既表達了對王洪文能力的質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當時政治安排的一種委婉抗議。只是在那個特殊時期，這樣微弱的聲音，很快被時代的洪流淹沒。

擔任副主席后的王洪文，并沒有展現(xiàn)出應有的領導才能和政治智慧。他本性難移，在一些外事活動中，開始顯露出輕浮的一面。正襟危坐沒多久，便斜倚歪坐，蹺起二郎腿，完全沒有大國領導人應有的莊重。在國內事務中，他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越走越近，四人結成 “四人幫”，開始了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