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彼得大帝”時期這一概念在俄國智識和文化史中有著深遠的影響。盡管在彼得大帝統(tǒng)治之前，俄國也未能完全免除西方的影響，不過自18世紀始，俄國歐洲化的速度與規(guī)模都大大增加了。

原文作者 | [英]莫琳·佩里

《劍橋俄國史》

主編：[英]莫琳·佩里

主譯：楊成

版本：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5年5月

俄國領土的地理邊界究竟在哪里？公元9世紀時，羅斯穿越東歐平原上的森林，矗立在波羅的海和伏爾加河中游之間；17世紀末時，遼闊的莫斯科公國（不久就是俄羅斯帝國）西起波羅的海，往東跨越亞歐大陸直達太平洋，北起北冰洋，南至黑海的大草原——領土范圍與今天的俄羅斯聯邦基本一致。俄國在哪里，以及俄國是什么，數個世紀以來一直在變化。對俄國地理環(huán)境的任何討論都須考慮此種變化。

伯克利文化地理學家卡爾·索爾的著作對領土界定問題提供了部分答案。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里，索爾宣稱任何地理研究的焦點都應是“文化景觀”，即“某一文化群體由自然景觀塑造而成”的領土。“文化是主體，自然區(qū)域是媒介，文化景觀是結果?！币勒账鳡柕挠^點，本章將會重點關注俄國的“文化景觀”，在所考察的時期內，俄國人的定居點、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改變了地球上相關區(qū)域的自然景觀。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人類不可能像索爾設想的那樣，被簡單地按照人類學劃分成不同的文化單元。例如，中世紀初的羅斯人絕不僅僅是俄羅斯人的祖先，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也起源于此，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批羅斯人是斯堪的納維亞人而非斯拉夫人。而且，大批非斯拉夫人居住在羅斯境內及周邊，在日后的俄羅斯更是如此。

界定領土還可以采取一種更為簡便的替代方式，即將其定為俄羅斯人的國家所占領的區(qū)域——尤其是在前彼得大帝時期的最后階段，當時俄國達到了最大的地理范圍。不過這一界定也并不完全令人滿意。13世紀前的“羅斯土地”僅有一部分是后來的莫斯科公國（最終成為俄羅斯帝國）的前身，兩者的地理坐標完全不相匹配。羅斯的部分領土甚至在17世紀末的俄羅斯之外，況且并非所有的俄羅斯人都住在俄國。因此，我們所要研究的范圍仍是模糊不清的。

《戰(zhàn)爭與和平》（2007）劇照。

人類社會永遠無法脫離自身存在的自然環(huán)境，強行這樣做只會帶來抽象與虛幻，妨礙理解。跟隨著索爾，我們把自然環(huán)境或者說地理景觀（包括空間特征）理解成“生活環(huán)境復合體”，它內生于某一社會。重要的是，“人類改變環(huán)境并且使其滿足自身需要”，索爾如此寫道。換言之，人類社會隨著自身存在的自然環(huán)境而改變。二則正如索爾所言，“沒有普遍的社會法則，只有文化層面的認可”。

換句話說，關注自然環(huán)境及其歷史影響，并非就是承認某種環(huán)境決定論，正如經濟史學生并不必然認可經濟決定論。自然環(huán)境影響人類方方面面的發(fā)展，而且它也是發(fā)展的一部分，但環(huán)境并不能決定發(fā)展。“地理環(huán)境論”，索爾寫道，“代表著一種教條——一種理性時代的新福音。”他拒斥此種“狹隘的、唯理論的命題”，而是推崇讓自己聞名于世的人文主義文化研究。正是在這一態(tài)度下，我們開始了對地理環(huán)境問題的研究。

推動俄羅斯帝國

建立的殖民進程

在蒙古人入侵之前，關于俄國人遷至混交林和森林草原的具體情況，我們所知甚少。顯然這一地區(qū)并不缺少人口，俄國人在遷徙和定居的過程中，逐漸與芬蘭烏戈爾人、波羅的人和其他先民產生了融合。而且，早期俄國人的遷徙活動明顯沒有遭遇大規(guī)模有組織的抵抗。俄國農耕民族遭遇的抵抗主要來自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事實上，他們比俄國農民強大得多。后來這一方向上的威脅升級，更加好戰(zhàn)的東方民族入侵，尤其是佩切涅格人、波洛伏齊人和韃靼人。因此眾所周知，之后的數個世紀，俄國人無法進入草原定居，有時還須服從于這些游牧部落建立的政體，或者從他們手中保護自己。與之類似，長期以來，俄國人向烏拉爾山以東草原的遷徙一直遭到游牧部落的阻撓。

在北邊的混交林地區(qū)，俄國人的定居沒有遭遇有組織的抵抗。然而在東邊，直到1552年伊凡雷帝最終征服喀山汗國，俄國的殖民進程一直受到制約。隨后俄國迅速征服西伯利亞，1649年在太平洋沿岸建立第一批俄國人定居點。直到17世紀，俄國在擴張過程中遭遇中國人，他們在遠東的野心才受到抑制。然而，即使在此時，俄國人也繼續(xù)向白令海峽擴張，最終抵達北美大陸。

在俄國領土的西部，一系列國家和政體長期與俄國爭奪土地，如短期存在的條頓騎士團，還有瑞典、波蘭、匈牙利和立陶宛等國家。因此這些地區(qū)體現了歐洲的地緣政治形勢，即國家間互相競爭、挑戰(zhàn)他國的領土擴張。17世紀，足夠強大的俄國才開始在這個方向上取得領土。

因此，俄國在亞歐大陸的位置對其長期發(fā)展至關重要，莫斯科公國以其14世紀初獲得的領土為核心，向四面八方進行擴張。歐洲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進行此種規(guī)模的國家擴張——西歐國家從15世紀開始只能在海外建立帝國。坐守歐洲東部邊界的俄國，則得以建立一個獨一無二的橫跨亞歐大陸的帝國。

《戰(zhàn)爭與和平》（2007）劇照。

長期以來，歷史學家研究了推動俄羅斯帝國建立的殖民進程，并就其原因和性質展開爭論。一些人強調國家在追求權力和資源的過程中發(fā)揮了主導和激勵作用；另一些人則著眼于俄國普通農民和其他人在抵抗威脅時做出的自發(fā)的和機會主義的決定，他們在崛起的過程中充分利用發(fā)展機會。19世紀，研究草原邊疆的烏克蘭民族歷史學家D.I.巴加列伊認為，16世紀和17世紀俄國在森林草原和草原地區(qū)的殖民進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國家的支持，相反，烏克蘭哥薩克人在這一地區(qū)的定居則是自發(fā)進行的。

同時，許多采用階級視角的蘇聯歷史學家傾向于認為，自發(fā)的農民移民和定居是反抗封建國家階級斗爭的一部分。R.E.F.史密斯提及農民在混交林進行自發(fā)的內部墾殖時稱：“農民的遷徙與定居似乎表明大部分農民傾向于在沒有國家制約的情況下生活。他們同自然的斗爭相當艱苦，有時甚至十分殘酷，但他們明顯感覺這遠遠比不上國家施加的剝削與傷害?！焙翢o疑問，這一觀察是正確的，但在本卷涵蓋的歷史時期內，不同邊疆與不同時期的情況有所區(qū)別：有時農民主動墾殖，有時是國家、地主或者其他人發(fā)起。如此大規(guī)模和漫長的殖民過程是難以一言以蔽之的。

俄國人如何能夠跨越

如此遙遠的距離？

問題在于這些俄國人如何能夠跨越如此遙遠的距離。河流顯然十分關鍵。正如富蘭克林和謝潑德所說：“當《往年紀事》的編纂者試圖指出他們的土地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時，他們想到的主要是河流與河道，部落和人們的名字與它們有關，交通要道和名人的旅程一同被記錄下來?！焙恿饕虼嗽谠缙诙韲说纳矸菡J同中最為重要。對于農民而言，它們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它們還是主要的通道。在毫無特色的東歐平原，平靜遼闊的河流提供了相對簡便的交通方式，而且旅行者通常不會迷路。相對地，它們常常給選擇陸路的行人帶來諸多阻礙。早期，編年史記錄者等人展現出對河流系統(tǒng)與運輸網絡的豐富知識。正如一位作家在談到17世紀的西伯利亞地圖時所說：“人們除了知道西伯利亞河流縱橫，海岸處河口密布，其他什么也不清楚?！币虼酥匾牡乩碜x物，例如1627年左右編纂的著名的《大地圖冊》，也是按照河流網絡繪制而成的。

毋庸置疑，河流網絡方便了俄國人跨越平原，并且最終把廣闊的俄國領土連接在一起。在近代交通運輸方式出現之前，因為“空間阻力”的減少，水路運輸比陸路運輸更為便宜，也更有效率。據估計，在光滑、水平的路面上以1米/秒的速度推動重1.6噸的物體所需的力量，在靜止的水中能以相同速度推動60噸～100噸重的物體。

《戰(zhàn)爭與和平》（2007）劇照。

17世紀30年代末，亞當·奧萊利烏斯沿伏爾加河從莫斯科前往阿斯特拉罕時，已經看到裝載有400拉斯特～500拉斯特17世紀，德國拉斯特作為一個重量單位的重要性似乎隨著地區(qū)和貨物變化。因此，難以確定奧萊利烏斯在這里所使用的是什么測量方法。貨物（主要運送鹽、魚子醬和咸魚）和200名船員的平底輪船逆流而上。6月30日，奧萊利烏斯離開莫斯科，中途數次?？堪哆叄詈笥?月15日抵達目的地。據估測，17世紀順流而下的客船平均速度從每24小時44千米到85千米不等（奧萊利烏斯所乘船只24小時行駛距離甚至達到144千米），逆流而上的速度則是每24小時25千米～46千米不等。但奧萊利烏斯所估計的速度是每日不超過5千米。

與此同時，水路交通也會遇到諸多困難與危險。航運受到季節(jié)限制，為防止腐爛或被盜，冬季通常需要貯藏貨物。除了冬天河流結冰，春天的洪水、夏天的干旱也會影響航運。許多河段都會出現湍流和瀑布，因此運輸時常受到阻礙，甚至面臨傾覆的風險。淺灘、沙洲和沙堤不斷沿著河床變換位置，進一步增加了航運的難度。逆流而上總是緩慢和麻煩的。從16世紀開始，纖夫們開始在伏爾加河上幫助推動駛向上游的船只。在俄國眾多的湖泊中航行有許多便利之處，例如可以使用船帆，不過風暴來臨之際也會增加傾覆的危險。

奧萊利烏斯順伏爾加河而下，一路上險象環(huán)生，17世紀通過水路穿越大草原地區(qū)，遇險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曾遭到河邊一伙韃靼人的射擊，受到哥薩克強盜的威脅，船只擱淺，卡在一棵沉木上弄丟了錨，并曾遇到冰山，遭遇強勁的逆風，被迫靠著河岸行駛并減緩速度，因為變質的面包和魚干腹瀉，喝光啤酒，還同時面臨酷暑與狂風暴雨并存的惡劣天氣，這段旅程極為艱難?？傊贸淘庥龈鞣N險情，這在當時十分正常。

在河流結冰的冬季，或是無法通航的路段，道路的重要性開始凸顯。例如傳統(tǒng)的韃靼小道，韃靼人沿著南部草原地區(qū)和莫斯科公國中心地區(qū)的分水嶺，進行了數次入侵俄國的遠征活動。俄國人擁有自己的道路網絡，因此很少使用這些小道。不過這些道路構成了戰(zhàn)略威脅，并且成為防御的對象，17世紀20年代制成的《大地圖冊》詳細展示了南部邊疆的軍事地圖。其他重要的大路包括從莫斯科到雅羅斯拉夫爾的道路，從沃洛格達經陸路/水路抵達阿爾漢格爾，或者經過蘇霍納河與北德維納河抵達阿爾漢格爾。這是16世紀和17世紀俄國人、外國商人和外國使節(jié)頻繁涉足的路線。

奧萊利烏斯從西歐啟程的路途便經過西北部起自莫斯科的諾夫哥羅德大道，西邊的莫斯科斯摩棱斯克高地一線的道路則經過維亞茲馬、多羅戈布日和斯摩棱斯克，一直延伸至立陶宛。16世紀末一條重要的路線是通往西伯利亞的水陸混合路線。在16世紀末，這條路線始自北部蘇霍納河上的大烏斯秋格，途經索里維切戈茨克、拉利斯克、切爾登和索利卡姆斯克，然后經過洛茲溫斯克抵達西伯利亞的塔夫達和托博爾。1595年開拓了一條直達路線，即穿過烏拉爾山的維爾霍圖里耶。這條大路經過圖拉、托博爾，最后抵達圖林斯克、秋明和托博爾斯克。從17世紀中葉起，一條新的從莫斯科經由維亞特卡到索利卡姆斯克的道路得以開辟，17世紀末從維爾霍圖里耶到托博爾斯克的這段路線再次改道，囊括了繁榮的貿易中心伊爾比特。從托博爾斯克出發(fā)，可以通過水陸兩路抵達葉尼塞河，然后進入東西伯利亞。毛皮和其他商品經由這些路線流動，并且受到位于戰(zhàn)略要處的政府海關郵政網絡的管理。

在中世紀的俄國，經由陸路旅行也會遭遇特有的困難。冬季道路結冰，因此可以使用雪橇，只要溫度不是太低，它在效率上就可以媲美水路旅行。在相對有利的條件下，雪橇的速度甚至可能高于夏季陸路交通30%～50%。然而雪地沒有標識極易迷路，穿過結冰的河流也有可能遇難，而且冬季風雪天氣時可能死于受凍。俄國道路沒有獲得良好的維修，16世紀的西歐旅客在此不能像在別處一樣享受住宿以及其他服務。游客通常要在大路附近的私人住宅里請求過夜，但在人煙稀少的地區(qū)，這樣的住所十分少見。路況不好的時候，例如春天和秋天，常常無法通行。橋梁和淺灘也會十分危險，由于洪澇頻仍，當地粗心大意的居民時常阻斷大路。野生動物和法外之徒（強盜和土匪）也會增加陸路旅行的危險。

直到前彼得大帝時期末，

俄國疆域依然一片松散

隨著俄羅斯國家的統(tǒng)一和擴張，極有必要投入更多的資源以克服“空間阻力”。政府開始加強對主要交通要道的保養(yǎng)、規(guī)范化道路建設和維修，并且修建橋梁。從16世紀開始，政府郵政驛站開始沿主要道路建立，有效連接了首都、省會和像阿爾漢格爾這樣的戰(zhàn)略要處。這些道路上每隔一段距離就會有一家驛站，驛站指派服務人員保障馬匹體力，從而確保信使及時傳遞政府郵件。因此，政府公務人員的出行速度遠遠超過一般人。例如，莫斯科—諾夫哥羅德一線的信使送信在夏天可能用時六七天，而莫斯科—沃洛格達一線的則只要五天。這意味著每天行駛80千米～100千米的路程。普通行程遠遠落后于這一速度。

改善交通的同時，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加強這個不斷擴張的國家的凝聚力，包括整頓地方行政和軍事管控，更加重視邊疆劃界和防御，以及統(tǒng)一度量衡、貨幣和法律。與此同時，政府改善了情報收集機制，方便掌握土地所有、軍事部署、財富收入、交通狀況以及定居點的相關信息。16世紀時，俄國首次繪制疆域地圖。因此，國家建構與政府監(jiān)管、穩(wěn)固以及領土開發(fā)密切相關，這也意味著加強對空間的控制。但是由于國力有限，政府無法掌控偏遠地區(qū)，國家建構的進程因而漫長且零碎。直到前彼得大帝時期末，俄國疆域依然一片松散。

俄國人在廣闊的亞歐大陸不斷擴張，他們遭遇了諸多自然障礙，也獲得了眾多機會。廣闊的空間帶來巨大挑戰(zhàn)，但也絕非完全負面的現象。土地遼闊意味著可以獲取新的資源，接觸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逃離既有的約束。廣大的空間便于國家流放國內敵人，抵御外部強敵。俄國人在拓展空間的同時，不斷接觸著外部世界。

《戰(zhàn)爭與和平》（2007）劇照。

俄國位于東歐邊緣，它在亞歐大陸不斷擴張，接觸了各種民族與文化。如上所述，早在俄國人對歐洲的混交林地帶進行拓殖之前，芬蘭烏戈爾人與波羅的人已經來到這里，他們彼此雜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就此而言，俄國從一開始就是多元文化，盡管許多文化交流迷失于逝去的時代?；旖涣值貐^(qū)沒有明確的邊界，沒有樹立抵擋外部世界的屏障，這也意味著當地俄國人與他人早有交流。例如，不能低估草原的重要性。俄國農學家們與草原游牧民族有著迥異的生活方式與世界觀，但他們之間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頻仍，在蒙古統(tǒng)治時期這種交流尤其得到加強。學界一直在探討此種聯系對俄國人的長遠影響，然而學者之間幾無共識。在鄰近草原地區(qū)之外，我們對俄國與更廣泛的亞洲文化的聯系知之甚少。不過顯然，地理條件使得俄國與亞洲建立了密切聯系，而這種聯系必然對其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前彼得大帝時期末，俄國人擴張到了西伯利亞地區(qū)，他們與東方的聯系進一步加強。

自公元10世紀起，俄國皈依東正教，融入拜占庭的文化，成為基督教世界的一員。毫無疑問，俄國與希臘世界跨越草原與黑海的長期聯系與之相關，他們與巴爾干地區(qū)的斯拉夫人更直接的聯系也是如此。基督教引領羅斯進入歐洲文化世界，但是由于語言以及其他障礙，俄國長久以來未能繼承其文化遺產。在漫長的歲月里，俄國人一直都對基督教文化的基礎懵懂無知。直到17世紀，俄國與西方的聯系日益頻繁，此種狀況方才有所改善。

缺乏便捷的海陸通道導致俄國與西歐長期以來咫尺天涯，東正教與天主教文化的差異又加劇了雙方的隔閡。而與波蘭立陶宛、瑞典以及其他國家的競爭進一步加重了這一問題。因此，盡管諾夫哥羅德與普斯科夫同波羅的海地區(qū)有著緊密的貿易聯系，而且俄國與中歐的陸路暢通，但是其與西歐之間始終關系疏遠。俄國處于歐洲發(fā)展的邊緣地帶，直到晚近，它才參與到歐洲事務以及跨大西洋貿易當中。在16世紀末，英國人與荷蘭人跨過白海，俄國人開始與他們展開密切的貿易往來，此后俄國人逐漸對歐洲事務，尤其是西歐的技術與文化成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過，直到彼得大帝在位時期，俄國在波羅的海獲得了通往西方的“窗口”圣彼得堡，才正式開啟了俄國文化的“歐洲化”。

PS：本文選自《劍橋俄國史》（第一卷），較原文有刪節(jié)修改。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fā)。作者：莫琳·佩里；摘編：何也；編輯：張進；導語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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