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浩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法學院聯合培養(yǎng)博士研究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河北法學》2025年第9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數字私力”是一種限制或消除網聯物的功能性的遠程手段。廠商應用數字私力，不構成與用戶的共同占有。因為數字私力不能被視為一種占有事實，廠商也缺乏相應的占有意思。為了保護用戶對網聯物的管領支配，應將物之功能性納入占有保護的范圍，肯定數字私力構成占有侵害的可能?！白晕益i定型”數字私力本質是一種預設的程序鎖，其并不侵害用戶的占有狀態(tài)?！斑h程鎖定型”數字私力會使網聯物整體失效，構成占有侵奪?！胺罩袛嘈汀睌底炙搅赡軜嫵烧加星謯Z或占有妨害，具體取決于網聯物功能性對網絡連接的依賴程度。用戶對數字私力條款的同意，可阻卻廠商占有侵害的構成。數字私力條款具有正當性，但其是否有效，還需進行內容審查。數字私力條款僅在載明了執(zhí)行的正當利益、告知的提前時間、執(zhí)行的明確后果、用戶的異議途徑等內容，并且執(zhí)行手段符合比例原則時，才不會因違反《民法典》第497條的規(guī)定而無效。

關鍵詞：數字私力；遠程鎖定；占有侵害；占有保護；數字私力條款

目次 一、問題的提出 二、數字私力不構成共同占有 三、數字私力構成占有侵害的判斷 四、數字私力占有侵害的同意阻卻 結語

一

問題的提出

隨著物聯網技術的推廣，傳統(tǒng)離線設備正在被數字遠程控制物替代，也即網聯物（Internet-Dinge）。廠商在設計這類網聯物時，往往會保留后門權限，確保其在產品交易后仍有遠程控制、修改和鎖定設備的數字干預權力。在發(fā)生糾紛時，這一技術手段能使廠商繞開司法程序，直接對網聯物進行遠程支配，打破傳統(tǒng)的公權力救濟模式。因此我國也有學者稱其為“數字私力救濟”。近年來，數字私力在國內外引起一系列司法糾紛，其背后蘊含的教義學問題值得重視。2022年10月，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對著名的“電池鎖定案”進行裁判，引起了德國民法學界的廣泛討論。在該案中，一家法國銀行根據合同條款對原告電動汽車的電池進行遠程鎖定，導致其無法正常使用汽車。我國司法實踐中，由數字私力引起的民事糾紛亦不在少數。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檢視民法對該問題的回應?！皵底炙搅Γ―igitale Eigenmacht）”概念源自德國民法學研究，最早由漢堡大學學者琳達·庫舍提出。之所以將遠程數字干預稱為數字私力，是因為其是否構成《德國民法典》第858條第1款的“禁止的私力（Verbotene Eigenmacht）”值得深究。后者是《德國民法典》關于占有保護的原則性規(guī)定，用以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未經法律許可或占有人同意，構成對他人占有的侵奪或妨害。廠商應用數字私力的初衷，往往在于確保合同權利的實現，或在合同終止后實現對標的物的有效取回。若其構成《德國民法典》第229條的自助行為，或構成與網聯物用戶的共同占有，則在客觀層面排除“禁止的私力”的構成。此外，若該行為取得占有人的主觀同意，同樣可阻卻“禁止的私力”條款的適用。上述問題在德國民法學界引起大量爭議。

我國《民法典》關于占有的規(guī)定較為簡潔，僅在第二十章中用5個條文進行框架性規(guī)定。其雖然于第462條規(guī)定了占有保護請求權，但并沒有明確占有的定義和占有侵害的構成要件。厘清數字私力與占有侵害二者之間的關系，有必要對上述條款進行教義學理論的補充。否則，用戶基于《民法典》對網聯物的占有保護，可能將面臨數字化浪潮帶來的“權利鴻溝”，傳統(tǒng)的民事權益被新興技術所侵蝕。本文將聚焦這一問題展開探討。

二

數字私力不構成共同占有

構成占有侵害，須對他人占有之物進行占有侵奪或妨害。數字私力是一種對物遠程控制的手段，若廠商與用戶構成對網聯物的共同占有，則可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占有侵害的構成。在德國學界，有學者贊同此種觀點，提出構思精巧的“共同占有說”。但當前該種學說受到批判，也不符合我國的實際。

（一）“共同占有說”的基本立場

德國萊比錫大學學者康拉德·杜登在其著作中系統(tǒng)地提出了“共同占有說”。數字私力之所以難以被認定為一種占有事實，原因在于其遠程性與無形性。因為占有的本質為對物品在物理上的管領支配。杜登認為，廠商的數字私力能改變網聯物內存或芯片上的元電荷，影響其整體的功能性，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物理性的管領支配，不妨認為廠商與用戶構成共同占有。受《德國刑法典》第303a條數據篡改罪中“數據支配權（Datenherrschaft）”理論的啟發(fā)，杜登將此種理論稱為“數字化對物支配（Digitale Sachherrschaft）”。

“共同占有說”可從德國司法實踐中得到支持。網聯物內存或芯片中的軟件或數據，不能被視為《德國民法典》第90條意義上的物，自然也不能被占有。但當其處于物理載體之上時，德國法院的判例卻肯定其整體應被作為有體物看待。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德國法院便一直強化這一裁判立場。例如在1993年的“軟件交付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就明確提及，“儲存在載體上的軟件構成了有體物，應視為動產?！彪S后的一系列典型案例中，聯邦最高法院均保持同樣的觀點。在2006年的“軟件服務合同案”中，法院指出，受到保護的僅是電子數據的物理載體，而非無形的軟件本身。 在2015年的“親密照片刪除案”中，法院再次明確重申：作為電子數據的照片和視頻無法被主張占有，但可肯定被告對儲存載體的占有地位。杜登據此認為，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從未肯定軟件和數據能作為物被保護，但當其處于物理載體上時，便取得了相當于有體物的地位。并且，這一形態(tài)下的軟件或數據具有可控性，其能夠在不同的物理載體之間被復制、轉移、修改、刪除，就如同介質中的電、暖氣和水一樣，具備了有體物的基本特征。廠商遠程控制網聯物，實際上就是通過改變芯片或內存上元電荷的方式，修改軟件或數據的程序表達，進而控制網聯物整體。這與占有的本質無異，都是一種對物的管領支配。

還有學者指出，從規(guī)范性評價的角度，數字私力也符合占有的概念?！兜聡穹ǖ洹凡]有對占有的構成作出立法界定，僅在第854條第1款進行描述性規(guī)定：“對物的占有，通過對該物的實際管領支配而取得?！倍袛嗍欠駱嫵蓪嶋H管領支配的狀態(tài)，應結合社會通常觀念進行，如結合對物的實際控制時間、控制的穩(wěn)定程度、人與物的空間關系、占有的可識別性以及對物施加物理影響的可能性等方面進行綜合考量。分析數字私力的實踐樣態(tài)，可發(fā)現其并沒有逸出占有概念的外延。第一，數字私力在時間維度上能夠形成穩(wěn)定的控制。占有的構成，要求對物的實際控制能穩(wěn)定持續(xù)一段時間。當前許多網聯物都能實現長時間的穩(wěn)定支配，如部分智能汽車具有通過APP進行遠程召喚、倒車入庫的功能，用戶能通過手機與汽車保持穩(wěn)定地連接，許多手機廠商也能夠長期保持對手機系統(tǒng)的更新和控制，符合上述時間標準不成問題。第二，數字私力對物支配不需要人與物品在空間上緊密聯系。傳統(tǒng)觀點認為，只有人與物品在空間上處于較為緊密的狀態(tài)時，才構成占有。但數字私力的存在打破了物理空間的限制，廠商能夠遠程實現對網聯物的全方位控制，這一空間標準正在消解。第三，數字私力并非不具有顯著的占有外觀。構成占有的另一顯著特征，是在外觀上能對利益第三人起到占有歸屬指示作用。隨意棄置路邊的自行車、小區(qū)中出現的流浪寵物難以判斷占有歸屬，因此其是否受占有保護存在疑問。而數字私力雖然是一種隱形之力，但其同樣可具有占有外觀。當前大多數規(guī)?；\營的共享單車、共享電車都具有鮮明的商業(yè)標識，在智能汽車、智能手機廣泛普及的情況下，也很少有人不會意識到該類產品會受廠商的遠程控制。

運用數字私力的廠商可以具備占有意思。占有的構成，還需具備主觀上的占有意思，即“心素”?！兜聡穹ǖ洹返?54條和第856條關于占有取得和結束的規(guī)定并未體現占有意思作為主觀要件，但對該兩條的文義解釋和歷史解釋可確定該主觀要件的必要性。占有意思無需達到意思表示的程度，僅是一種對物占有的自然意思。實踐中，如同“電池鎖定案”一樣，網聯物的交易、出租往往會在合同中附帶數字私力條款，廠商會在其中聲明保留遠程控制的權力。根據德國通說，構成《德國民法典》第856條第1款的占有放棄，需要有顯著的放棄意圖。數字私力條款的存在，可作為廠商不放棄占有、保持占有意思的證明。

此外，在比較法層面，“共同占有說”也能得到支持。在美國，部分汽車貸款機構常在車輛中安裝啟動中斷裝置，以促使借款人按時還款。這類裝置的合法性一直存在爭議。杜登在其另一篇論文中指出：啟動中斷裝置的合法性依據為《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第9-609(a)(1)條。該條規(guī)定，違約發(fā)生后，債權人有權親自到場取得擔保物的占有?！睹绹y(tǒng)一商法典》第9-609(b)(2)條則對前述債權人的自力救濟作出限定，規(guī)定僅在不擾亂和平的前提下可不經法院審查直接實施。而美國的判例法指出，由啟動中斷裝置引發(fā)的遠程鎖定并非是一種現場行為，不存在債權人與汽車占有人直接接觸、暴力升級的現實風險，不屬于擾亂和平的情形。這一立場也得到美國部分州立法的印證。例如，《康涅狄格州通用法典》在第42a-9-609(d)條、第42a-2A-702(e)條明確肯定了“電子自助（electronic self-help）”作為一種自力救濟手段的合法性。只要這一手段是基于合同約定，并在提前通知的情況下行使，便是被允許的?！犊屏_拉多州法典》第4-9-629(g)條也從反面規(guī)定，在合理預見且不會直接導致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的情況下，在機動車內植入電子程序使其中止運轉的做法是允許的。上述規(guī)定雖不能直接說明廠商和用戶能對網聯物構成共同占有，但至少可以肯定，數字私力并不會擾亂和平秩序，用戶的占有保護受到限制具有正當理由。

（二）對“共同占有說”的批判

“共同占有說”以精細的微觀視角，論證了廠商的共同占有人地位，巧妙地排除了網聯物用戶的占有保護請求權。但這一理論由于思維過程繁瑣，沒有得到《德國民法典》修訂者和司法機關的支持，被學者所批判。

在德國2002年、2021年進行的兩次債法改革中，“共同占有說”并未得到立法者的肯定。支持“共同占有說”的核心論據之一，是德國司法實踐傾向于將“軟件/數據+物理載體”的組合作為有體物保護。但這實際上是德國法院為了解決軟件或數據在交易場合中無法可依的局面而無奈進行的類推適用?！兜聡穹ǖ洹分匈I賣法的核心制度，尤其是第929條“交付”的概念、第433條和第434條關于“物的瑕疵”的規(guī)定，均是以有體物交易為原型設計的。軟件和數據不屬于《德國民法典》第90條規(guī)定的物，其能否適用上述規(guī)定也就存在爭議。為了緩解上述問題，在2002年的債法現代化改革中，德國立法者對《德國民法典》第453條第1款進行了全面修改，規(guī)定“關于物的買賣的規(guī)定，準用于權利買賣和其他標的物的買賣”。這一舉措旨在增強買賣法對軟件等無體物交易的適用性，但卻并未對《德國民法典》中關于租賃合同、占有和所有權的規(guī)定進行配套修改。這說明，立法者并不打算將軟件和數據納入物的范疇，而僅希望在買賣法中進行有限回應。此立場在2021年德國的“債法改革2.0”中體現得更為清晰。2019年，歐盟以“孿生指令”的形式同時通過了《數字內容指令》和《貨物買賣指令》，以增強合同法對數字經濟和物聯網浪潮的應對能力。德國于2021年將上述指令在《德國民法典》中轉化實施，在債法總則第327-327u條新增了“數字產品合同”規(guī)范群，并補丁式地在租賃法中新增了相關規(guī)定。至此，作為“數字產品”的軟件和數據在交易中無法可依的問題被完全解決，但也徹底游離于物的體系之外，其也自然無法作為占有的客體。

退一步而言，即便將共同占有的構成聚焦于網聯物的內存或芯片上，這一修正后的觀點也因思維過程過于繁瑣、不適應發(fā)展需求而被否定。雖然軟件和數據因其虛擬特性無法被作為有體物占有，但數字私力執(zhí)行過程中，網聯物內存或芯片上的元電荷卻可能實際發(fā)生改變。因此，一個在邏輯上可成立的推論是，廠商和用戶可基于網聯物的內存或芯片構成共同占有。杜登也意識到這一點，在其專著中，他將對共同占有論證的重點放在廠商對網聯物內部元電荷的物理支配上。此種基于微觀視角的繁瑣理論并不契合數字私力的發(fā)展：第一，數字私力的執(zhí)行并不必然伴隨元電荷的變化。部分網聯物的鎖定是基于預設的出廠程序產生，譬如共享電動車行駛范圍和速度的限制，其鎖定前后內部的元電荷是否產生顯著變化，難以判斷。還有部分廠商通過中斷云服務的方式執(zhí)行數字私力，其改變的也不是網聯物內部的元電荷，僅僅是單向阻斷了網聯物對服務器的訪問。第二，在許多場景中，廠商并非對網聯物進行整體支配，僅限制了部分功能。譬如當前部分智能汽車中有需要付費開啟的座椅加熱或按摩功能，廠商無疑對座椅具有支配地位，但座椅僅為汽車整體的非重要部分，認定構成共同占有并無必要。第三，對于微觀電荷的管領支配不等同于對宏觀物體的實際控制。近年來，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下薩克森州高級法院 分別對兩起汽車試駕案作出判決，均指出，賣方雖然在試駕汽車中植入GPS定位、SIM監(jiān)控功能，但不等同于物理意義上的管領支配，在試駕交付時起賣方已喪失其占有地位。當前，該理論已經被德國司法界所摒棄。由德國各州司法部長組成的“數字重啟”工作組在研究報告中就曾指出：“這種觀點細致到從物理學角度對儲存介質上的電荷進行探討，顯得過于繁瑣……軟件或數據在物理層面的細節(jié)可不予關注?！薄岸诺窃谄渲鞯那把灾赋觯摪钭罡叻ㄔ簩Α姵劓i定案’進行裁判前，已經知曉‘共同占有說’和‘數字化對物支配’的基本觀點，但在判決正文中卻并未提及，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杜登的觀點并未被官方所采納?！?/p>

多數情況下，“共同占有說”在占有意思的主觀認定上也不成立。支持“共同占有說”的學者常用銀行保險箱的例子類比數字私力的情形：銀行保險箱的開啟通常需要銀行和客戶使用不同的鑰匙協作打開，二者構成統(tǒng)一共同占有。但這類案例中銀行的共同占有人地位早已被杜塞爾多夫高等法院在一份1995年的判決中否認。該判決指出，銀行與客戶僅對保險箱本身構成共同占有，由于銀行缺乏對內容物的占有意思，客戶應是內容物的唯一占有人。結合《德國民法典》債法分則的規(guī)定來看，在網聯物買賣、租賃等情形下廠商并不能保留其占有意思?！兜聡穹ǖ洹返?33條第1款第1句規(guī)定，買賣合同的出賣人有義務向買受人交付標的物的所有權，通說認為交付即意味著完全喪失占有，出賣人不得對標的物保留占有意思?！兜聡穹ǖ洹返?35條雖然并未規(guī)定租賃物在使用權授予時需要占有移轉，但對于房屋、車輛等實體物的出租必然要以占有移轉為前提，出租人的占有意思保留也應被否定。杜登認為，廠商的共同占有意思可以通過網聯物首次使用時的用戶協議重新激活，但實際上這一觀點有違《德國民法典》第242條的誠實信用原則，構成對后合同義務的違反。也有學者主張應對《德國民法典》第929條第1句的交付概念進行修正，使其不再要求所有權人完全喪失對物的占有，而允許將所有權人的實際支配限制為遠程訪問。但該觀點過于激進，因有可能動搖民法的基礎概念而未被立法機關采納。數字私力不代表占有意思保留的觀點，已經得到德國法院近年多個判例的印證。在2023年的“汽車售后回租案”中，法蘭克福高等法院指出，出賣人保留汽車備用鑰匙的行為，因缺乏占有意思而不構成對汽車的共同占有。在前述“電池鎖定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也認為廠商的電池租賃條款構成對占有意思的放棄，間接否定了其共同占有人的地位。

“共同占有說”在我國民法中也缺乏教義學基礎。我國《民法典》同樣沒有肯定軟件或數據是第115條意義上的物，而將其作為第127條的“數據、網絡虛擬財產”加以規(guī)定。從性質看，我國《著作權法》第3條第1款第8項將“計算機軟件”作為智力成果加以保護，屬于知識產權的范疇。在數字私力的場景下，許多網聯物的軟件系統(tǒng)往往由廠商或第三方公司開發(fā)，使用者不享有知識產權，自然也無法對軟件構成共同占有。對于信息數據，我國《民法典》并未肯定“個人信息權”的獨立地位也未以絕對權的立法思路對其進行保護，而是借助《個人信息保護法》中一系列行為規(guī)范將其作為一種反射法益。信息數據本身的虛擬特性導致其較難適用我國民法中關于占有的規(guī)定。因此，廠商和用戶之間也難以基于網聯物中的數據構成共同占有的關系。在主觀要件上，與《德國民法典》中的推論類似，對我國《民法典》第595條、第598條、第224條和第240條等關于買賣合同、物權變動和所有權的規(guī)定進行體系解釋，不難推出我國民法同樣不允許廠商在出售網聯物后仍保留占有意思的結論。此外，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在類似情形下也傾向否定共同占有的構成。例如在“海菲爾格公司訴米德公司物權保護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在案涉設備交付米德公司后，米德公司依法對該設備享有物權，海菲爾格公司的遠程鎖定行為構成對米德公司物權的妨害。

三

數字私力構成占有侵害的判斷

使用數字私力的廠商并非網聯物的共同占有人，其遠程控制行為會對網聯物造成實質影響，尤其是在功能性上。因此有必要討論，數字私力是否在占有保護的對抗范圍內，以及在何種情況下數字私力構成占有侵害。

（一）物之功能性作為占有保護的對象

根據傳統(tǒng)的占有保護學說，數字私力是否處于占有保護的對抗范圍存疑。占有侵害包括占有侵奪和占有妨害，我國《民法典》第462條規(guī)定了相應的占有物返還請求權和占有妨害排除請求權，作為占有保護的主要規(guī)范依據。判斷占有侵害的構成，我國理論和實踐的觀點較為一致，均認為侵害行為須破壞或威脅到物的秩序和社會平和。這實際上是一種純物理層面的占有保護理論，在應對數字私力的科技革新上顯得無力。一方面，數字私力并不必然危及物的秩序和社會平和。如前所述，網聯物上的軟件在我國法中的性質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智力成果，其屬于一種知識產權而非民法上的物，無法被用戶所占有，自然也并不適用民法上的占有保護制度。并且，在數字私力發(fā)生后，網聯物往往僅喪失功能性，其物之整體仍在使用者的支配范圍內，物的秩序和社會平和可能沒有發(fā)生改變，判斷是否構成占有侵害存在困難。另一方面，即便承認數字私力構成物理性占有侵害的可能性，在實踐中也難以判斷其成立。數字私力既可以通過作為的方式進行，如廠商以發(fā)出指令的方式對網聯物進行遠程鎖定或控制；也可以通過不作為的方式進行，如停止網聯物的網絡連接功能或云服務。當數字私力以不作為的方式進行時，似乎很難將其視為一種占有侵害行為。數字私力既能作用于網聯物的整體，如對共享單車、共享電動車的遠程鎖定，也能僅作用于網聯物的某一部分，如鎖定電動車的電池、停止汽車座椅的加熱功能等。當其僅在網聯物的某一部分發(fā)揮作用時，判斷占有侵害的構成也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除了純物理層面的占有保護理論，德國民法學中還有所有權說、持續(xù)性利益說和人格保護說等占有保護理論，這些學說在應對數字私力的問題上均不具有很強的解釋張力。所有權說在19世紀的德國民法學中占主導地位，耶林、薩維尼等著名法學家均是其支持者，主張占有為一種“簡化的所有權保護”。持續(xù)性利益說為黑克（Heck）所主張，認為占有是對“生活狀況連續(xù)性”的保護。此兩種學說均因無法解釋為何非法占有亦受保護而在理論發(fā)展中被揚棄。人格保護說則源自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在20世紀由布羅德曼（Brodmann）完善。他認為，占有體現了人格權益的要素之一，“對占有的保護無非是對其背后人格權益的保護”。部分學者認為這一理論可應用于數字私力場景，如在長期租賃的情況下，鎖定車輛可視為對占有人個人自由的重大限制，進而應受到占有保護。但由于實踐中對“個人自由”的解釋過于模糊，且該理論會混淆人格權請求權及物權請求權，因此該觀點也并未被德國學界所采納。

在此背景下，占有保護的內涵具有更新的必要。近年來，德國不少學者主張應將物的功能性納入占有保護的范圍，以應對數字私力帶來的法律漏洞。庫舍首先提出了對物之功能性的限制構成占有侵害的觀點。她指出，判斷數字私力是否構成占有侵害，應著眼于網聯物的預期功能是否受到干擾。她舉例了20世紀30年代在德國被廣泛討論的一系列“廣播干擾案”來說明物之功能性受損的具體樣態(tài)。在這些案例中，廣播對信號的正常接收因附近電力設施的存在而受到干擾。當時學者們較為統(tǒng)一的觀點認為，無線電廣播的自然屬性即為接收并清晰地轉化電波，若該功能無法實現，即便廣播本身并沒有受到物理性改變也不影響占有侵害的構成。庫舍所提出的預期功能性標準被“電池鎖定案”二審法院采納，但遺憾的是并未被終審的聯邦最高法院所明確。事實上，在德國和中國的司法實踐中，物之功能性是否受到影響一直是判斷是否構成占有侵害的標準之一，只不過其尚未經過理論的提煉。在德國司法實踐大量存在的管道堵塞或污染案件中，排水管道本身并沒有受到物理層面的影響，行為人卻因對“某物的正常使用造成顯著妨害”而構成占有侵害。另一起更為典型、被德國學者反復提起的“檔案失竊案”更具有代表性。在該案中，一名電工盜取了國家檔案館的百余份文件，在文件被悉數追回的情況下電工仍構成占有侵害，原因是其打亂了檔案的順序而導致檔案館無法正常使用。甚至在許多因環(huán)境條件改變而導致物品無法正常使用的案件中，德國法院也支持占有侵害的構成。在1997年的“建筑機械封鎖案”中，原告公司的建筑機械因被告的示威抗議而無法開工，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這種阻礙機械發(fā)揮其預期用途的行為構成占有侵害。在2016年的“港口阻塞案”中，一個通航港口因油輪擱淺而被阻塞，導致數艘駁船無法正常使用，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這種行為與占有侵奪無異。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類似的案件也不在少數。如在“艾啟威訴中石化排除妨礙糾紛案”中，中石化公司在艾啟威公司廠區(qū)鋪設管道，導致艾啟威公司廠區(qū)部分地段因《石油天然氣管道保護法》的規(guī)定而無法使用，法院肯定這種造成土地使用功能受限的行為構成占有侵害。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占有保護對象的物之功能性，應來自物品本身的自然屬性，而非合同約定產生的附加屬性。否則，占有保護請求權將會變相成為一種合同履行請求權，進而賦予占有人有失公平的過度權利。2009年德國的“供暖中斷案”能夠很好地體現這一問題。在該案中，房東因為租戶拖欠租金的行為切斷了房屋的供暖，使得房屋的功能性受到損害，租戶主張占有妨害排除請求權。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房東停止供暖的行為并不構成占有侵害，因為占有保護的范圍僅限于物品本身的預期功能性，即房屋的居住功能，而不涉及基于合同約定的額外權益。若肯定租戶的占有妨害排除請求權，則租戶得以借此請求房東恢復供暖，占有保護請求權實際上起到了合同履行請求權的功能，架空了合同法中先履行抗辯權、同時履行抗辯權等對房東的保護性權利。在實踐中，對二者進行區(qū)分并不困難。判斷數字私力是否構成對網聯物的占有侵害，主要依據客觀標準。只要對物品功能性的限制實際上達到了對管領支配的侵奪或妨害程度，即可認為有損物品的自然屬性，構成占有侵害。譬如遠程對智能汽車、房屋進行鎖定。而基于合同約定產生的附加功能，如車輛的座椅加熱按摩功能、智能手機的云備份服務等，則屬于物品自然屬性外的附加屬性。判斷物品的附加屬性是否受到限制，應依照合同法中履行瑕疵制度的“主觀—客觀”標準進行，確定債務人是否全面履行了合同義務。在2021年的“債法改革2.0”后，《德國民法典》第327a條規(guī)定，網聯物屬于“帶數字元素的商品”，其產品瑕疵的構成須根據第475b條所規(guī)定的主客觀相結合的標準進行判斷。我國《民法典》雖未對網聯物進行特別規(guī)定，但根據第510條和第511條的規(guī)定，對產品質量瑕疵的判斷同樣須按照主客觀結合的標準進行。

（二）數字私力占有妨害的類型化判斷

物之功能性可納入占有保護的范圍，數字私力存在構成占有侵害的可能性。從分類上看，數字私力可體現為“自我鎖定型”“遠程鎖定型”和“服務中斷型”三種典型樣態(tài)。根據其類型的不同，占有侵害的構成也存在差別。

1.“自我鎖定型”數字私力與占有侵害

“自我鎖定型”數字私力，指的是網聯物的鎖定并不依賴廠商的遠程指令，而是在出廠之時便在產品的芯片中植入鎖定程序，當滿足一定條件時便自動觸發(fā)。當前許多電器都內置了自我鎖定程序，如洗衣機有轉速限制，電腦、電視機、手機有高溫保護等。自我鎖定程序也可用于對產品進行惡意“計劃報廢”。2017年，法國環(huán)保組織HOP便起訴了四家打印機公司，指控其故意生產帶有打印頁數限制芯片的墨盒，使得硒鼓在仍有20%以上墨水剩余時停止工作。一般情形下，“自我鎖定型”數字私力不構成占有侵害。

當自我鎖定程序存在于網聯物的應用軟件之上時，軟件本身的失效并不會影響網聯物整體的主要功能。例如，當前存在許多手機或電腦的應用軟件需要付費運行，當用戶不再支付費用時，該類軟件便無法繼續(xù)使用。在此情況下，并不能認為軟件開發(fā)廠商對用戶構成了占有侵害。因為軟件的功能屬于網聯物的附加屬性，其基于軟件開發(fā)廠商與用戶之間的軟件使用服務協議產生。而基于網聯物自然屬性所體現的主要功能，如手機撥打電話、聯網的功能，并沒有受到影響。這一做法在知識產權法上具有正當性，德國法院在一系列判決中肯定了在軟件中添加程序鎖的合法性。1980年的“軟件鎖定案”為該系列的首個代表性判決。在該案中，案涉軟件在交付之時就帶有會在特定日期自行鎖定的程序，在廠商人工檢查了用戶的付費和使用情況后，軟件才會解鎖。原告訴請被告移除軟件中的程序鎖，聯邦最高法院駁回這一請求，認為“著作權人有權通過技術手段實現必要的保護功能”。在隨后發(fā)生的一系列程序鎖案件中，盡管鎖定的樣態(tài)存在差別，如限制軟件運行速度、限制軟件二次銷售、限制軟件多次安裝等，聯邦法院的立場均保持一致，即肯定這是保護著作權的合法行為。從規(guī)范上進行檢視，軟件也不能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網聯物的組成部分?！兜聡穹ǖ洹返?27a條將軟件和網聯物分別作為“數字產品”和“帶數字元素的商品”進行區(qū)分規(guī)定，二者適用不同的合同法規(guī)則，其背后體現了對虛擬產品和實體產品交易特點不同的考量。在我國民法上，軟件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智力成果，根據《民法典》第512條第2款的規(guī)定，其以訂立電子合同、在線傳輸交付的方式進行交易，與作為實體物的網聯物在規(guī)范適用上也迥然不同。因此，針對軟件的自我鎖定程序，并不等同于對網聯物本身進行鎖定。

當自我鎖定程序存在于網聯物的固件中時，同樣不構成對網聯物的占有侵害。與應用軟件不同，固件是控制網聯物所必須的軟件，其往往體現為網聯物的操作系統(tǒng)。固件一般儲存在網聯物的內存之中，是網聯物能夠正常使用、運行其他應用軟件所必須的電子程序。嵌入固件層面的自鎖程序并不會構成占有侵害，原因在于：第一，自鎖程序在網聯物交付給用戶之前就已經存在，網聯物的自我鎖定在預設的時間或場景條件下必定會觸發(fā)，用戶自始所獲得的就是特定時段或范圍內的占有。第二，由于自鎖程序預先設定的特性，網聯物在發(fā)生鎖定時，并沒有廠商的遠程控制，自然也就不存在占有侵害的行為。第三，當前許多網聯物固件中的自我鎖定程序，有遵循國家產品質量標準的安全性考量，并非惡意限制用戶的正常使用。例如，在2020年發(fā)布的《智能家用電器的智能化技術 洗衣機的特殊要求》國家標準對智能家用洗衣機的安全性作出了規(guī)定，要求其能夠自動檢測滾筒內是否有兒童存在，并禁止洗衣機的啟動；2024年發(fā)布的《汽車軟件升級通用技術要求》國家標準第5.2條規(guī)定，網聯智能汽車在進行車載軟件升級時，廠商應確保禁止任何影響車輛安全的功能，尤其是駕駛功能無法被使用。對于少部分帶有惡意自我鎖定程序的網聯物，如前文提到的智能墨盒，則應適用合同法上的履行瑕疵制度，而非占有保護制度。

2.“遠程鎖定型”數字私力與占有侵害

“遠程鎖定型”數字私力，指的是廠商在網聯物出廠時即保留對其遠程控制的后門，廠商可根據與用戶之間的約定或自身運營的需要對網聯物進行遠程控制或鎖定。其與“自我鎖定型”的最大區(qū)別，在于“遠程鎖定型”數字私力需要被動接收廠商所發(fā)出的控制指令，才能實現鎖定或被遠程操控。

原則上，“遠程鎖定型”數字私力構成占有侵害。無論是《德國民法典》還是我國《民法典》，均未對何種行為構成占有侵害進行明確規(guī)定，實踐中的判斷須借助社會通常觀念進行。在判斷遠程鎖定是否限制了網聯物的功能性時，需對社會通常觀念進行具體化。對此，可借助網聯物的名稱、網聯物的功能性質和網聯物被控制的區(qū)域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第一，網聯物的名稱往往體現了其主要功能特性。例如，我國在2019年前后曾發(fā)生過一系列與上海斐訊公司相關的智能產品爆雷事件。斐訊公司銷售的智能體脂秤、智能手表因無法與服務器連接，引發(fā)大規(guī)模消費者訴訟。智能體脂秤的核心功能是測量體重，智能手表的核心功能是收集用戶的運動和睡眠數據，聯網功能只是確保上述產品能夠通過APP分析健康數據。在核心功能沒有受到影響的情況下，法院正確地在履行瑕疵制度的框架內解決上述案件，而非借助占有保護制度。第二，被遠程鎖定的須為網聯物的主要功能，而非其附加功能。譬如，智能汽車的主要功能為載人行使，若該功能被遠程鎖定，正如德國的“電池鎖定案”一樣，可認為廠商構成占有侵害。但若鎖定的為汽車座椅的按摩加熱功能，或車機上的導航功能，則并不構成占有侵害。附加功能無法體現在物品本身的自然屬性中，而往往是通過合同約定額外附加的，其并不屬于占有保護的對象。前文提及的2009年德國“供暖中斷案”便能夠很好地體現這一區(qū)分。第三，被遠程鎖定的須為網聯物的核心功能部件，而非其外部的附屬功能部件。例如，對于手機而言，其芯片主板、顯示屏、操作系統(tǒng)固件等為核心部件，其上搭載的軟件、配套的藍牙耳機、備用電源等為附屬功能部件。當手機軟件、藍牙耳機等被遠程鎖定時，并不構成占有侵害。僅在芯片主板或系統(tǒng)固件受到影響時，方會限制其主要功能。2023年12月，韓國首爾高等法院就一起iPhone系統(tǒng)升級案作出判決。在該案中，法院認為蘋果公司對系統(tǒng)進行升級的行為限制了手機的CPU性能，其負有賠償責任。2018年，我國也曾有用戶因同樣的原因向法院提起訴訟，認為蘋果公司侵害了其所有權。在該情況下，也應當認為廠商構成對手機用戶的占有侵害。

在占有侵害的形態(tài)上，“遠程鎖定型”數字私力一般構成占有侵奪。遠程鎖定往往會導致網聯物的主要功能完全喪失，達到完全排除用戶對物管領支配的程度。用戶得依據我國《民法典》第462條第1款前段的規(guī)定，對廠商主張占有物返還請求權。

3.“服務中斷型”數字私力與占有侵害

當前還有部分網聯物，其功能性的維持需要依靠廠商的網絡連接或云服務進行。典型的如智能家居系統(tǒng)，其中所包含的智能恒溫器、智能監(jiān)控和智能照明系統(tǒng)都需要不間斷地保持互聯網連接，才能維持其整體的功能性。類似的還有智能澆灌系統(tǒng)、智能快遞柜、智能售貨機等。一旦廠商中斷了上述物品的網絡連接，則很可能導致其無法正常使用，這便是“服務中斷型”數字私力。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存在較多因網聯物無法正常連接網絡而引起的訴訟糾紛。該種數字私力是否構成占有侵害，需要分情況討論。

當該類物品網絡連接的中斷是由公共網絡故障或基于運營需求關閉服務器而引起時，一般不會構成占有侵害。前者并沒有剝奪網聯物正常訪問網絡的功能性，僅僅是一般性網絡服務的提供出現了問題。用戶僅需要更換網絡連接、改變連接路徑，即可正常使用。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決能夠類比此種情形，印證上述觀點。在2005年的“鐵路封鎖案”中，一輛低底盤火車撞斷了某段鐵路上的架空電纜，導致一輛電氣機車無法行使，法院認為，這不構成對電氣機車的占有侵害，因為占有保護并不包括對特定軌道的使用權。在兩起“客流減少案”中，一個港口和一個高速公路服務站分別因河道阻塞和道路封閉影響了客流量，法院認為這并不構成對港口和服務站的功能性占有侵害，因為設施本身仍保持功能性，并未受到直接的物理控制。在另一起“貨物運出案”中，一個工業(yè)園區(qū)的貨物運出因道路封鎖而受影響，法院認為，這同樣不構成對園區(qū)的功能性占有侵害，因為封鎖僅影響了特定道路的可達性，而園區(qū)本身仍可通過其他方式運送貨物。上述案例需要與前文提到的“港口阻塞案”相區(qū)分，在后者中，駁船所受到的影響是針對性、全面性的，其不存在替代的途徑恢復正常功能。類似地，當廠商基于運營需求決定對網聯物的服務器統(tǒng)一關閉時，其并非是一種針對性的限制行為，通常會有保留既有功能的替代方案，因此也不構成占有侵害。譬如，任天堂基于產品迭代的考量，決定自2026年3月逐步關閉國行Switch的服務器，這將導致相應的游戲機無法在線下載游戲和聯機，但大多數單機游戲功能不受影響，用戶也能通過購買實體卡帶的方式正常體驗游戲。

但當網聯物的網絡連接功能被廠商針對性地定向剝奪時，便可能構成占有侵害。譬如，索尼、任天堂和蘋果公司都會對有可能被改裝或破解的設備進行遠程BAN機，停止相應設備的一切功能，這在許多國家都引起過訴訟糾紛。原因在于，一方面，當這樣的針對性封鎖發(fā)生時，用戶不具有替代性的途徑恢復網聯物的網絡連接功能，當該物品的功能性與網絡連接深度綁定時，用戶對其的占有無疑會受到侵害。另一方面，廠商持續(xù)提供網絡服務的義務也源于部分法律的要求，在此情況下定向剝奪網絡連接功能的行為具有不法性。譬如，我國《電信條例》在“電信服務”一章中詳細規(guī)定了電信業(yè)務經營者保障電信服務暢通性、及時性和穩(wěn)定性的義務，尤其是第40條第3項規(guī)定，電信業(yè)務經營者在電信服務中，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拖延或者中止對電信用戶的電信服務”。若電信業(yè)務經營者違反上述條例的規(guī)定，針對性地限制了用戶的網絡連接，則構成對相應用戶電信終端設備的占有侵害。

雖然“服務中斷型”數字私力是一種相對較弱的鎖定方式，但根據相應網聯物的功能性對網絡連接依賴程度的不同，其可能構成占有侵奪或占有妨害。當網聯物的功能性與網絡連接深度綁定，中斷網絡連接即可能導致網聯物癱瘓時，廠商的行為完全排除了用戶的對物管領支配，構成占有侵奪。譬如，當前的智能家居系統(tǒng)、智能農業(yè)灌溉系統(tǒng)的運作都依賴網絡連接，失去網絡功能將導致整套系統(tǒng)無法工作。當中斷網絡連接會使網聯物的大部分功能缺失，但不至于完全癱瘓時，廠商的行為妨害了用戶的對物管領支配，構成占有妨害，例如前述科技公司在無正當理由時對終端設備進行BAN機的行為。

四

數字私力占有侵害的同意阻卻

排除占有侵害的構成，我國民法學說認為事由主要有二，即法律許可和占有人同意。在多數情況下，數字私力并不構成我國《民法典》第1177條所規(guī)定的自助行為，因為廠商的合同債權并非情況緊迫無法獲得公力救濟的合法權益，法律許可阻卻并不滿足。因此，需要重點討論的是，廠商與用戶簽訂的數字私力條款是否構成占有人的有效同意。

（一）數字私力條款的正當性論證

數字私力的運用，往往以廠商和用戶之間的格式條款為前提。例如在“克某與新疆某機械設備公司合同糾紛案”中，雙方約定，“乙方未按約定付款，甲方有權隨時停止售后服務和通過GPS遠程鎖定產品功能?！边@類格式條款是否違反我國《民法典》第497條的規(guī)定，以及是否能構成對占有侵害的有效同意，是亟待厘清的問題。

在德國法學界，數字私力條款是否會不合理地減輕廠商的責任、限制或排除用戶的主要權利，在理論上同樣存在爭議。不少學者對數字私力條款的有效性產生質疑，主要存在三種觀點：第一，數字私力打破了國家公權力機關對暴力的壟斷，不合理地通過合意擴張了自力救濟的范圍。國家的暴力壟斷原則要求，任何私權利的實現應通過法院執(zhí)行，避免私力造成的暴力循環(huán)。而數字私力實際上構成了一種私人執(zhí)行，有違程序正義，也可能侵害相對方的實體權利。第二，數字私力條款轉移了當事人之間的訴訟負擔，加重了網聯物用戶的維權責任。在網聯物用戶拖欠款項，或者在合同結束后不歸還相應物品的情況下，本應由廠商對用戶提起訴訟。而當網聯物被數字私力鎖定后，維權程序啟動的責任就轉嫁給了用戶，加重了用戶的負擔。第三，數字私力條款能否構成對占有侵害的有效同意存疑。對占有侵害的同意，本質上是一種物權意思表示，原則上其應在占有侵害發(fā)生之時作出。而數字私力條款在性質上屬于債權意思表示，其能否包含并提前構成一種物權同意存疑。若上述觀點成立，則在我國《民法典》中數字私力條款也會因違反第497條的規(guī)定而無效。

然而，從便利技術發(fā)展、鼓勵共享經濟規(guī)?；\作的角度，應肯定數字私力條款的正當性，而非一律將其作無效處理。

首先，國家公權力機關對暴力的壟斷與數字私力條款的有效性并不沖突。數字私力并沒有達到法院強制執(zhí)行的暴力程度，其只是一種溫和的維權手段。如前所述，“自我鎖定型”數字私力是網聯物內部預設的程序鎖，其并不能被視為占有侵害行為，自然也就無需上升到暴力維權的層面討論。“遠程鎖定型”和部分“服務中斷型”數字私力會構成占有侵害行為，但僅限于使相應的網聯物失去功能性，并沒有達到法院強制執(zhí)行的那種完全回轉物品狀態(tài)的程度。我國《民法典》中的許多規(guī)定也表明，除了自助行為外，民法還賦予當事人更廣泛的私人執(zhí)行途徑。譬如，《民法典》第447條賦予債權人留置權，當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債權人可以留置已經合法占有的債務人的動產并優(yōu)先受償；《民法典》第569條肯定了債務約定抵銷權，在互負債務的情況下，即便標的物種類、品質不相同，當事人之間協商一致便可債務抵銷。在我國民法并未明確“私人執(zhí)行類型法定”原則的情況下，不妨將數字私力作為一種基于約定的溫和維權手段進行肯定。實際上，在許多案例中，數字私力也并沒有排除國家公權力機關對暴力的壟斷，而更類似于對訴訟手段、法院強制執(zhí)行的一種前置補充。典型的如德國“電池鎖定案”，雙方在格式條款中約定，“因解除而導致合同被特別終止的情況下，出租方將首先提前14天通知即將鎖定電池充電功能。”根據該條款，當數字私力發(fā)生之時，其僅相當于將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狀況“凍結”在合同解除的時刻，并沒有排除通過訴訟解決糾紛的途徑。

其次，數字私力條款改變的僅是維權程序啟動責任的分配，并沒有實際改變當事人之間的證明責任。證明責任，是當作為裁判基礎的法律的要件事實在訴訟中處于真?zhèn)尾幻鳡顟B(tài)時，一方當事人須承擔的不利后果。在證明責任的分配上，我國部分民事實體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對某些案件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而在沒有相應規(guī)定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具有證明責任分配的最終權力。也就是說，證明責任的分配不允許當事人之間進行自由約定，否則相應條款會因違反《民法典》第153條的規(guī)定而無效。但在數字私力條款中，其并沒有實質改變當事人之間證明責任的分配。若用戶主張廠商構成占有侵害，其仍需基于《民法典》第462條的規(guī)定，證明其為合法占有人，且存在占有侵害的行為和相當因果關系，而廠商則須對已取得用戶同意、因果關系不成立、除斥期間經過等請求權不成立或消滅事由負證明責任。數字私力條款所改變的，實際上是維權程序啟動責任的分配，即原本應由廠商提起原物返還或合同履行之訴，變?yōu)橛捎脩籼崞鹫加形锓颠€或排除妨害之訴。在《民事訴訟法》并未規(guī)定程序啟動責任分配的情況下，當事人在合同中對此進行自由約定并無不妥。尤其是當行業(yè)規(guī)?；\作、存在大量交易需求的情況下，這樣的安排實際上是便利經營、提高效率的必要舉措。典型的如，電信公司、銀行會定期自動扣劃服務費，因為在交易對象數量眾多的情況下，其不可能逐一提起訴訟敦促付款。即便維權程序啟動責任的分配給用戶帶來了些許不利，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電池鎖定案”中也指出，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在格式合同中引入異議機制彌補，最終平衡雙方利益。

最后，數字私力條款可構成對占有侵害的有效同意。在我國民法中，物權變動是否需要獨立的物權合意以及是否遵循無因性原則，一直存在眾多的學說爭議。當前《民法典》的規(guī)定并未明確承認物權合意，但在動產交易領域，已有不少判例肯定物權的變動須具備相應的物權合意，從《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第14條、《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10條等規(guī)定也可推出，現行法要求不動產登記須存在實質性的物權變動意思表示。此處不妨在肯定物權合意必要性的前提下展開討論。雖然占有的本質是一種事實狀態(tài)，但我國民法學說并不否認其是一種可被處分的財產性利益。因此，對占有的處分，原則上也需基于物權合意進行。而問題在于，對占有侵害的物權性同意，能否在數字私力條款中提前進行，該種條款的表述又是否能達到物權合意的明確性門檻？在德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并不否認當事人可在合同中對物權合意進行提前安排，但需闡明相應的物權效果。如在1977年的“劇院租賃案”中，雙方在合同中約定，“租賃合同終止時，……出租方有權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直接進入場地清除蟲害、打掃衛(wèi)生?！倍彿ㄔ赫J為，該條款可視為租戶對出租方進入場地的物權性同意，而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該條款僅為債權合意，因為其不具有在物權效果上的明確性。而上述判決正文中被援引的“車輛回收案”則被用以與上述條款進行對比。在該案中，雙方約定：“逾期付款時，貸款方有權回收車輛，并自行取得該車輛的占有，此行為不構成禁止的私力?！痹摋l款采用了“取回占有”“不構成禁止的私力”等明確指向排除《德國民法典》第858條物權效果的表述，德國法院肯定其構成物權合意的可能性。在數字私力的場景下，只要廠商在格式條款中明確闡述了遠程鎖定的物權效果，就應肯定其構成物權合意。否則，在共享經濟規(guī)?；l(fā)展的情況下，數字私力條款將成為具文，用戶總是能以占有侵害未取得同意為由對抗廠商的鎖定行為，這將大大增加經營成本。

（二）數字私力條款的有效性審查

數字私力條款的存在具有正當性，其不應被一律作無效處理。接下來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應如何在內容上對數字私力條款進行控制，方能平衡廠商和用戶之間的利益格局。具體而言，數字私力需要在廠商具有正當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在執(zhí)行過程中，廠商應對用戶進行提前通知，并賦予用戶提出異議的途徑。

數字私力執(zhí)行的前提，是廠商對此具有正當利益，其應在相應的格式條款中體現。數字私力的執(zhí)行不能破壞廠商和用戶之間原本的法律地位。廠商的正當利益，可以是廠商本就依法享有的返還原物請求權、履行抗辯權。如在“電池鎖定案”中，廠商就在格式條款中載明，“因解除而導致合同被特別終止的情況下，出租方將首先提前14天通知即將鎖定電池充電功能”，該條款的正當性基礎在于廠商本就具有的返還原物請求權。我國司法實踐中，大量數字私力條款本質上是廠商的履行抗辯權的變體。如在“某某工程機械租賃公司、陳某民與某智能裝備公司追償權糾紛案”中，雙方在《產品買賣合同》中約定，“甲方有權隨時采取停止售后服務、GPS遠程鎖定產品使用功能、拖機等形式促使乙方還款?！痹凇敖K洋馬建設公司與江西運優(yōu)建筑公司租賃合同糾紛案”中，雙方在《設備租賃合同》中約定，“甲方機械退場前，乙方必須按合同約定支付余款，否則甲方有權停機待款”。廠商的正當利益，還可以是廠商對網聯物所有權、操作系統(tǒng)固件著作權的合法保護。當前，我國許多城市都鋪開了共享電動車服務。為了減少車輛回收的成本、降低丟失風險，許多廠商都會運用數字私力的技術對電動車的行駛范圍進行限制。例如滴滴青桔在《共享電單車用戶租賃服務協議》第4.2.3條規(guī)定，“出租方將不斷優(yōu)化電子圍欄技術以明確運營范圍，……（用戶應）避免將車輛停放至運營范圍外的區(qū)域”。蘋果、任天堂等科技公司為了保護其產品操作系統(tǒng)的閉源完整性，都會對強制破解越獄的設備進行遠程鎖定。

數字私力條款應載明，在數字私力執(zhí)行前，廠商須提前對用戶進行明確告知。智能物已經滲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若在遠程鎖定前無提前告知，很可能會對用戶權益甚至公共安全造成重大影響。譬如正常行駛的車輛因被廠商鎖定而無法移動，正在通話中的智能手機突然被遠程關閉等。在“債法改革2.0”后，《德國民法典》在第312a條第2款中將基于數字私力的遠程鎖定技術納入消費合同的告知義務中?！兜聡穹ǖ洹返?12a條第2款規(guī)定，企業(yè)必須按照《民法典實施法》（EGBGB）第246條的規(guī)定向消費者提供必要的信息，后者要求企業(yè)必須明確告知消費者帶數字元素的商品的技術性保護措施。我國《民法典》中并無相關規(guī)定，僅第500條第1款第2項對先合同告知義務進行了籠統(tǒng)規(guī)定，將“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作為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情形之一。數字私力涉及對標的物的遠程鎖定，關涉當事人之間的重大利益，將其具體信息納入《民法典》第500條第1款第2項的范圍內并無不妥?！断M者權益保護法》第8條、第20條關于消費者知情權、經營者告知義務的規(guī)定也可以作為廠商數字私力告知義務的規(guī)范依據。網聯物觸發(fā)數字私力的具體情況，應屬于其質量、性能和用途信息的一部分，根據上述規(guī)定，其處于經營者告知義務的范圍內。數字私力條款和執(zhí)行前的告知還必須向用戶明確闡述可能產生的物權效果，以取得用戶對占有侵害的物權性同意。廠商在設計相關的格式條款時，應避免“禁止繼續(xù)使用”“停止相關服務”等模糊表述，而應明確告知用戶其技術手段將會干預用戶對網聯物的占有狀態(tài)，對用戶的實際管領支配造成一定限制。此外，數字私力條款還應載明，在遠程鎖定或服務中斷前進行通知的合理期間，以便消費者合理安排其使用計劃。這一合理期間長度的判斷，須結合網聯物對個人生活或工作的重要性進行綜合考量。對于長期租賃的汽車、生產設備而言，用戶對其處于長期占有的狀態(tài)，且重要性較高，在執(zhí)行數字私力前提前10—20天進行通知較為妥適。而當標的物為共享電動車、共享充電寶時，用戶對其僅為短期占有、臨時使用，提前5—10分鐘進行鎖定通知也是合適的。

數字私力條款應預設用戶提出異議的途徑。如前所述，數字私力條款雖然并未改變當事人雙方的證明責任，但卻改變了維權程序啟動責任的分配，加重了用戶的訴訟負擔。因此，需要在數字私力條款中為用戶預設異議途徑，以平衡雙方之間的利益。異議的內容，可以是鎖定的理由、與鎖定相關的費用計算等?？梢钥吹?，當前我國主流的共享單車服務平臺，如美團單車、哈啰單車和滴滴青桔等小程序都會在騎行結束后為用戶提供費用異議的渠道，當自行車存在故障或費用計算有誤時用戶可以通過上傳證據圖片的方式申請退款。這一做法平衡了廠商和用戶之間的維權負擔，值得在其他網聯物的應用上推廣。賦予用戶提出異議的權利，實際上也是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24條第3款“自動化決策拒絕權”的基本要求?！白晕益i定型”數字私力的觸發(fā)原理是網聯物中預設的鎖定程序，部分“遠程鎖定型”和“服務中斷型”數字私力是基于智能合約或區(qū)塊鏈技術實現的，其特點都是在無人干涉的情況下自動執(zhí)行，可謂是自動化決策的一種。即便是如“電池鎖定案”中那樣由廠商人工啟動的鎖定機制，在許多情形下也是先由算法系統(tǒng)評估用戶是否逾期繳費或達到了其他鎖定事由，再經人工操作按下鎖定按鈕。這整個過程實際上也和自動化決策無異。數字私力涉及對用戶占有狀態(tài)的干涉，屬于“對個人權益有重大影響的決定”。根據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24條第3款的規(guī)定，用戶有拒絕的權利，以確保數字私力在具備人工審查的情況下正確進行。

數字私力條款還應規(guī)定符合比例原則的鎖定機制，避免對用戶權益造成過大的限制。一方面，數字私力的執(zhí)行不得排除或限制用戶基于合同的合法權利。例如，在房屋租賃時，用戶有權在不違反合同約定的情況下自由使用房屋；在汽車租賃的情況下，用戶有權在約定的時間和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愿合理使用汽車。廠商不得在缺乏正當、合理事由的情況下在合同中保留隨時鎖定網聯物的權利。廠商也不得在合同中約定，利用數字私力技術排除用戶的先履行抗辯權、同時履行抗辯權、留置權等輔助合同實現的合法權利，否則該條款會因違反《民法典》第153條的規(guī)定而無效。另一方面，數字私力的手段應與其目的相匹配，避免波及用戶的固有權益。在“電池鎖定案”中，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案的爭議焦點之一就是電池的鎖定已經影響到整輛車的正常使用，這是否會造成對用戶權利的過度限制。廠商在設計數字私力的執(zhí)行手段時，應將鎖定范圍限制在與目的相匹配的范圍內。例如，停止車輛座椅的加熱按摩功能，不能對整輛車的正常行使造成影響，停止游戲主機的某項云服務不得影響其他游戲的正常運行等等。在涉及房屋、智能手機、醫(yī)療器械或生產設備等生活、生產必需品時，廠商應對數字私力的運用設置更為苛刻的條件。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54條、《民事執(zhí)行查封、扣押、凍結財產規(guī)定》第3—5條規(guī)定了責任財產執(zhí)行豁免制度，對于被執(zhí)行人及其家屬生活所必須的居家用品、醫(yī)療物品和最低生活費用等，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凍結?！兜聡袷略V訟法》第811條則進一步將必要的農業(yè)生產用具、職業(yè)所必需的交通工具和生產設備等納入執(zhí)行豁免的范圍。上述規(guī)定均旨在保障人的基本尊嚴和生存權利。數字私力作為私人執(zhí)行的一種，廠商在設計其鎖定手段和范圍時也應參考上述訴訟法的規(guī)定，在網聯物為用戶生活或生產所必需的情況下，適用更為謹慎苛刻的鎖定事由作為前提。

結語

本文旨在厘清數字私力與占有侵害二者之間的關系，而從論證過程中可發(fā)現，解決這一“小問題”需要嘗試對占有保護理論進行更新。實際上，網聯物應用的鋪開已經開始對傳統(tǒng)民法理論和框架造成全面挑戰(zhàn)，而不僅僅是占有保護這一領域。網聯物在交易后需要長期與廠商保持網絡連接，依賴廠商提供的數字內容、系統(tǒng)更新、固件維護等一系列虛擬服務。其實質上突破了傳統(tǒng)民法“商品—服務”二分的立法架構，對所有權、買賣合同、租賃合同、服務合同、產品瑕疵、占有保護等一系列民法基礎概念造成沖擊。對此，歐盟于2019年頒布了《數字內容指令》和《貨物買賣指令》這一對孿生指令，以應對“數字產品”“數字服務”和“帶數字元素的商品”的交易需求。德國則于2021年在《德國民法典》中實施上述孿生指令的內容，進行“債法改革2.0”。在此過程中，“德國民法典是否需要全面更新”一直是學者們討論的重大議題。

相較于“百歲高齡”的德國民法典，我國《民法典》非常年輕。對于實施剛滿四年的中國民法典而言，發(fā)出“中國民法典是否需要全面更新”的詰問顯得激進。我國《民法典》在立法時考慮到了互聯網的發(fā)展，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設置了詳細的規(guī)定，能夠與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很好地銜接，體現了鮮明的數字元素。但也需要注意到，我國《民法典》關于所有權、買賣合同、租賃合同、服務合同、產品瑕疵和占有保護的規(guī)定仍處于傳統(tǒng)民法的框架中，在應對“數字產品”“數字服務”和“帶數字元素的商品”的交易上仍顯得單薄。當前，我國是當之無愧的網聯物技術強國。我國在智能汽車、智能物流、智能家居、智能農業(yè)等領域已經具備“趕英超美壓德”的實力。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涌現了大量關于網聯物交易引發(fā)的糾紛。在此背景下，非常有必要進一步更新我國《民法典》的解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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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法學》2025年第9期目錄

【專論】

1.立法協調的理論探析及其機制完善

馮玉軍、李依明

【名家論壇】

2.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跨區(qū)域集中專屬管轄規(guī)則闡釋

傅賢國

3.規(guī)范抑或失范：規(guī)范性文件行政復議附帶審查

江國華、孫凱強

【專題：數字法治研究】

4.刑事涉案數字資產處置中公私合作的法律風險和制度建構

李胥

5.數字私力與網聯物的占有保護

陳浩林

【青年法學家】

6.信托財產所有權命題的消解、轉換以及規(guī)范效應

——信托財產之非法人財團屬性及其體系影響

朱埡梁

7.論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違反國家有關規(guī)定”

張麗霞

8.航運數字化背景下電子運輸記錄法律制度之體系化表達

——兼評《海商法（修訂草案）》相關條款

李雯雯、胡正良

【司法實踐】

9.案涉房屋系工程款債權的物化載體

——（2020）最高法民再352號執(zhí)行異議之訴案判解研究

衡飛玲、馮文生

【博士生園地】

10.論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解釋路徑與法律推定的適用

王奕琛

《河北法學》是由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員會主管，河北政法職業(yè)學院、河北省法學會主辦的法學學術期刊，連續(xù)被評為中文核心期刊、CSSCI擴展版來源期刊、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等。1983年8月創(chuàng)刊，國內外公開發(fā)行，月刊，大16開本，內文200頁。主要欄目有：專論、名家論壇、青年法學家、熱點問題透視、博士生園地、司法實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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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范阿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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