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清晨，你一定記住——救國，要先看毛澤東！”病榻上的楊昌濟攥著章士釗的手，聲音沙啞卻透著篤定。

章士釗愣住了。他在北大教席多年，見過無數(shù)才俊，卻從未聽楊昌濟如此鄭重地提一個年輕人的名字。那一年，楊昌濟五十一歲，肺病已擴散到雙肺，連說一句話都要停頓半晌。

身邊的醫(yī)師不敢插嘴，只能聽著二位湖南老鄉(xiāng)低聲交談。章士釗追問緣由，楊昌濟沒有再多解釋，只微微點頭，示意后人自會看明白。短短一句話，像一顆釘子牢牢釘進章士釗的記憶，也為后來中國風云埋下伏筆。

時間撥回到1913年。辛亥革命硝煙尚未散盡，袁世凱的陰影已籠罩京津。就在這一年，學成歸國的楊昌濟回到長沙，被聘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教席。迎面撞進他視線的，是一張還帶著鄉(xiāng)土氣息、卻目光炯炯的臉——20歲的毛澤東。

在第一師范，楊昌濟開設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他要求學生寫日記、辦壁報、閱讀《世界地理大勢論》《天演論》，連課堂提問也劍走偏鋒。別的學生或拘謹、或隨和，只有毛澤東一次次舉手，把“天演”同“民生”拉到一塊討論。有時候校鐘敲得山響，二人仍在走廊里辯個不停。楊昌濟暗自驚嘆：這小子不是死記硬背的料，而是要把書本轉(zhuǎn)成刀槍。

毛澤東何以有這份底氣？得追溯到他的少年時期。1893年冬夜，他誕生在韶山?jīng)_的雷雨聲里。母親文七妹把他托給外祖父文芝儀，幼時便混進舅舅的私塾，聽哥哥們搖頭晃腦讀《三字經(jīng)》、背《大學》，他在一旁困了就趴桌角，醒來能把整節(jié)課復述出來。九歲時，靠一本《康熙字典》和幾張殘頁，硬是啃完《水滸傳》；再大一點，只要天沒黑，就能捧書鉆進山洞，點松脂做燈。

這種“野路子”的讀書法，讓他在私塾里屢屢頂撞老師。有人罰抄，他答對聯(lián)；有人要打，他寫詩勸。父親毛順生盼他接管米店，他卻被《盛世危言》里“變法圖存”四個字震到難以自拔。1909年，表兄文運昌帶回幾瓶奎寧，為母親治病，也把西方藥理和新式教育的概念帶進他腦子。自此，毛澤東認定——知識不是死字，而是能救人、能救國的利器。

1918年夏天，楊昌濟赴北大任教，臨走前拍著毛澤東肩膀說：“北平寒冷，卻能長見識?！睅讉€月后，毛澤東背著鋪蓋卷北上，先在北大圖書館謀了份助理職務，每月八塊錢，半數(shù)寄回家貼補親弟學費。白天整理書刊，晚上借燈狂讀，餓了咬兩口干饅頭繼續(xù)。館長李大釗注意到這個湖南青年極少閑聊，只跟人談政論和世界大勢。

1919年“五四”爆發(fā)，北京學潮洶涌。毛澤東雖非京城學生，卻在街口散發(fā)《湘江評論》特刊，大聲疾呼“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楊昌濟把這期刊塞進外套口袋，回家翻了兩遍，心里踏實：我眼沒花，這孩子確實在成長。

1920年春，楊昌濟病情惡化，從西山療養(yǎng)院移至協(xié)和醫(yī)院。毛澤東聞訊趕來，一路汗?jié)褚陆?。病房里，兩人聊的仍是社會改造、勞工運動。護士提醒病人注意休息，楊昌濟擺手：“再說兩句?！迸R別時，他咳得兩眼發(fā)黑，卻硬把《新人道》雜志塞給毛澤東，“有空看，別把眼光只放湖南。”

當年9月，楊昌濟病勢終無回轉(zhuǎn)。給章士釗那封信中，他寫道：“二子其一，毛潤之也；若論開張?zhí)煜轮荆斠源俗訛橹??！绷硪蝗藙t是蔡和森——毛澤東在長沙、北京的摯友。信紙發(fā)黃，筆跡顫抖，卻透出判斷的堅定。

楊昌濟逝世后第三個月，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人在上海、嘉興籌備建黨事宜。1921年7月，中共一大閉幕，參會者十三人，平均年齡僅28歲。外界不把這群年輕人當回事，但楊昌濟早在一年多前就押下注腳。

后來，毛澤東經(jīng)歷秋收起義、井岡會師、長征、抗日、解放戰(zhàn)爭，不到三十年，中國版圖已由內(nèi)憂外患轉(zhuǎn)向獨立自主。若翻舊檔案，可以看到：許多重大節(jié)點前，他都會提到第一師范時期的“楊先生”。1949年10月開國慶典，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有同窗問他此刻所想，他只是簡短回答：“先生若在，當與國同慶。”

讀到這里，不難理解楊昌濟為何在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毛澤東。一位教育家最大的成就，不是自己寫出多少論文，而是能把目光投向未來，發(fā)現(xiàn)并扶持改變時代的人。毛澤東恰恰是那個人，而這份洞察力，使楊昌濟在1920年的囑托，成為后來中國歷史里最精準的一次“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