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是我軍的戰(zhàn)神，打贏了許多匪夷所思的戰(zhàn)役，但是1934年的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懷玉山戰(zhàn)役，是他一生的痛。當時他任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紅七軍團參謀長。先遣隊最終在懷玉山幾乎全軍覆沒，方志敏、尋淮洲等犧牲，僅粟裕率800余人突圍。

晚年的粟裕希望理清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客觀敵強我弱？還是主觀指揮錯誤？尤其是王明“左”傾路線是否直接導致了戰(zhàn)略誤判，為此，他找到了葉劍英。

1934年紅七軍團接到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命令，這是一個荒唐的決定。紅七軍團僅6000余人，而且一半是新兵，僅1200條槍，卻要求穿越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四省敵占區(qū)，直面20萬以上國民黨軍圍堵。

限期一個半月內(nèi)抵達1600公里外的皖南建立根據(jù)地。而當時蘇區(qū)與皖南之間布滿碉堡封鎖線，國民黨軍已實行“堡壘推進”戰(zhàn)術(shù)，小部隊機動空間幾乎為零。命令要求“輕裝疾進”，但途中需攻占城鎮(zhèn)補充物資。結(jié)果部隊剛?cè)敫＝ň蛷姽ブ乇朗氐母Ｖ荩瑐?00余人，反拖累行軍。

名義是“北上抗日”，實為掩護中央紅軍主力即將開始的長征轉(zhuǎn)移。先遣隊本質(zhì)是吸引敵軍注意力的“煙霧彈”。宣言稱“聯(lián)合全國武裝力量抗日”，但當時蔣介石正全力“剿共”，沿途國民黨軍不可能響應。宣傳傳單發(fā)160萬份，卻暴露行蹤招致圍剿。

葉劍英表示，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毛澤東曾建議紅軍主力挺進蘇浙皖贛無堡壘地區(qū)，威脅南京，迫使國民黨回援以解中央蘇區(qū)之圍。但當時毛澤東已被博古、李德等排擠出決策層，建議未被采納。毛澤東當時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紅七軍團出發(fā)前發(fā)表的《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由毛澤東、朱德聯(lián)合簽署。

7月31日，他還接受《紅色中華》采訪，公開支持先遣隊行動，稱“紅軍是全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并宣布“全國紅軍隨時準備隨著先遣隊出發(fā)”。說明毛澤東對行動目的和部署是知情的。但1934年初，毛澤東已被博古、李德等“左”傾領(lǐng)導人排擠出軍事指揮核心。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他的游擊戰(zhàn)建議被拒絕，只能負責地方政府工作。紅七軍團的北上任務(w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揮，毛澤東無權(quán)干預具體軍事決策。北上先遣隊有雙重任務(wù)，一是高舉抗日旗幟，揭露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賣國政策，爭取民心。二是吸引圍攻中央蘇區(qū)的國民黨軍分兵，掩護主力紅軍轉(zhuǎn)移。

毛澤東雖不認同具體指揮方式，但支持抗日宣傳目標，因此公開配合行動。也就是說，毛澤東反對“硬拼”但不反對戰(zhàn)略目標。毛澤東主張紅軍應深入閩浙皖贛無堡壘地區(qū)打運動戰(zhàn)，但1933年該建議被博古拒絕。當北上先遣隊奉命強攻福州、浙西時，毛澤東認為這是“以卵擊石”，但無法改變高層決策。

由博古、李德主導的中革軍委給紅七軍團下達命令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既要破壞鐵路，又要攻打大城市，導致部隊疲于奔命。當時軍團領(lǐng)導層還在內(nèi)斗，政委樂少華機械執(zhí)行命令，中央代表曾洪易排擠軍團長尋淮洲，削弱戰(zhàn)斗力，曾洪易后來還叛變了。

毛澤東認為，如果按他原計劃讓紅軍主力東進閩浙皖贛，可威脅南京，迫使國民黨軍回援。此方案獲彭德懷、林彪支持，但被博古斥為“逃跑主義”，他堅持“堡壘對堡壘”戰(zhàn)術(shù)，錯失時機。博古、李德有三個重大誤判，一是認為打出抗日旗號可瓦解敵軍，但國民黨地方軍閥為保存實力反而加緊圍攻，浙江保安團追殺先遣隊獲蔣介石嘉獎。

二是迷信“聲東擊西”效果，幻想6000人可牽制十幾萬敵軍，但蔣介石識破意圖，僅調(diào)3個師追擊，主力仍圍困中央蘇區(qū)。粟裕晚年回憶：“敵軍主力根本沒被調(diào)動”。三是強令建立不可能的新蘇區(qū)。皖南無群眾基礎(chǔ)，而國民黨在皖南駐軍5個師。中革軍委卻命令“就地開展土地革命”，導致部隊在陌生地形陷入絕境。

先遣隊實為毛澤東方案的縮水版，不敢派主力，只敢派偏師送死。葉劍英后來對粟裕直言：“如果用毛主席原計劃，何至于此！”。先遣隊出發(fā)后，中革軍委又強令其與方志敏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但政委樂少華架空尋淮洲指揮權(quán)，導致譚家橋伏擊戰(zhàn)慘敗。

1935年1月，紅十軍團在懷玉山被10倍敵軍包圍，彈盡糧絕下血戰(zhàn)7晝夜。方志敏、劉疇西被捕犧牲，尋淮洲戰(zhàn)死，僅粟裕率800殘部突圍。但這次行動也并非一無所獲，雖沒有完成荒唐的任務(wù)，但殘部組建紅軍挺進師，在浙南游擊戰(zhàn)中發(fā)展為新四軍骨干，印證毛澤東“保存有生力量”的正確性。

先遣隊用全軍覆沒的代價，僅換來主力紅軍長征初期15天的轉(zhuǎn)移窗口。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掌權(quán)后，第一件事就是批判此役為“左傾幼稚病的典型”。所以這一決策失敗的本質(zhì)是 “左”傾領(lǐng)導用士兵生命掩飾戰(zhàn)略無能的犧牲品，以“政治正確”綁架軍事理性，用口號替代可行性分析，借“抗日”大旗掩蓋反圍剿失敗的窘境，轉(zhuǎn)移內(nèi)部矛盾。

以史為鑒，不能再讓同樣的錯誤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