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jié)選自《基因彩票》，上一章鏈接：

《基因彩票》第九章：用先天來理解后天

《基因彩票：運氣、平等與補償性公正》，作者是凱瑟琳·佩奇·哈登，行為基因?qū)W家、臨床心理學教授，曾發(fā)表100多篇關于遺傳對復雜人類行為影響的科學論文?！痘虿势保哼\氣、平等與補償性公正》提出一個有趣的概念：除卻家庭與社會環(huán)境的“卵巢彩票”之外，一個人還要經(jīng)歷遺傳因素隨機匹配機制的“基因彩票”抽獎。作者認為承認“基因彩票”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追尋一個在技術和生理上較為平等的社會。

近期我將會在網(wǎng)易號平臺將這本書的各個章節(jié)分享給大家，感興趣的網(wǎng)友可以去買一本實體書。

《基因彩票》第十章：個人責任

“我只是祈禱……他們可以去來世，去上帝想要他們?nèi)サ牡胤??！碑斦劦阶约?2歲的懷孕女友查尼絲以及她10歲的弟弟埃迪和母親安妮特的死亡時，阿莫斯·韋爾斯淚流滿面。有一天晚上，韋爾斯來到查尼絲在得克薩斯州沃斯堡市的家中，向母子三人連開數(shù)槍。隨后韋爾斯向警方自首。在監(jiān)獄里，他接受了當?shù)豊BC記者的7分鐘采訪，該采訪于2013年在網(wǎng)上播出。 注【“Unedited:Amos Wells'Jailhouse Interview,”NBC 5 Dallas-Fort Worth,July 3,2013,https://www.nbcdfw.com/news/local/Unedited-Amos-Wells-Jailhouse-Interview_Dallas-Fort-Worth-214139161.html.】“我沒有辦法給任何人解釋，也沒有人可以給出解釋，沒有人能嘗試讓我做的事情顯得正確，或使它看起來合理，讓每個人都能理解……沒有理由?！?/p>

盡管韋爾斯說他的罪行沒有理由，但他的辯護律師試圖在遺傳學領域?qū)で蠼忉?。辯方在韋爾斯的判決階段辯稱，根據(jù)在新西蘭進行的一項候選基因研究，韋爾斯之所以有暴力傾向，是因為他繼承了某個版本的MAOA基因，一位專家證人稱這種基因型為“一種非常糟糕的遺傳”。 注【Robbie Gonzalez,“How Criminal Courts Are Putting Brains—Not People— on Trial,”Wired,December 4,2017,https://www.wired.com/story/how-criminal-courts-are-putting-brains-not-people-on-trial/.】 本書第二章討論了為什么科學界不再相信這些候選基因研究是可信的。韋爾斯案件的陪審團也不相信。他們一致投票判他死刑。

作為行為遺傳學家，閱讀韋爾斯的判決記錄是一種令人汗顏的體驗。我認識且尊重起初將MAOA基因作為與犯罪行為相關聯(lián)的候選基因進行研究的那些資深學者。我自己也發(fā)表了許多與青少年犯罪有關的遺傳學文章。在為學術期刊寫論文時，我很難想象我那干巴巴的、充滿術語的文字會被得克薩斯法庭上的“專家”引用，而他面對的十二個人將決定政府是否應該殺死一個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伴隨著我們所有的科學：如果你認真地把遺傳視為人與人之間差異的來源，那么這對“我們對自己的生活結(jié)果應當承擔多少責任”意味著什么？當遺傳被作為死刑案件的證據(jù)時，我們不能將其視為抽象問題并打發(fā)掉。

在本章中，我接下來會考慮，遺傳對教育的影響如何改變我們對“個人對自己在學校的成敗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應負怎樣的責任”的看法。然后，鑒于遺傳和“個人責任”之間的緊張關系，我會考慮如何利用關于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果的遺傳學研究，來主張在社會上進行更大規(guī)模的資源再分配。

犯罪的遺傳學

韋爾斯的辯護團隊并不是第一個將其客戶的行為歸咎于基因的律師團隊。2017年對法律數(shù)據(jù)庫的一項檢查發(fā)現(xiàn)，在十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告的MAOA基因型信息被作為證據(jù)提交給法庭，最常見的情況是在量刑階段或定罪后的上訴程序中。 注【Sally McSwiggan,Bernice Elger,and Paul S.Appelbaum,“The Forensic Use of Behavioral Genetic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Case of the MAOA-L Genotyp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50 (January–February 2017):17–23,https://doi.org/10.1016/j.ijlp.2016.09.005.】關于遺傳信息如何在刑事審判中使用的原始研究提出，遺傳信息可能像一把“雙刃劍”，它可能讓人覺得被告在道德層面不是那么有罪，但也可能讓人覺得被告更有可能繼續(xù)危害社會。 注【Lisa G.Aspinwall,Teneille R.Brown,and James Tabery,“The Double-Edged Sword:Does Biomechanism Increase or Decrease Judges'Sentencing of Psychopaths?,”Science 337,no.6096 (August 17,2012):846–49.】

不過，后續(xù)研究發(fā)現(xiàn)，在司法鑒定的語境中引入的遺傳信息，與其說是一把雙刃劍，不如說是一把鈍刃劍。無論對法官還是對普通人來說，無論罪行是嚴重的（如謀殺）還是輕微的（如財產(chǎn)侵害），遺傳解釋一般不會改變?nèi)藗儗η‘斄啃痰囊庖?。當我們想懲罰某人的時候，我們就會選擇無視遺傳信息。 注【Nicholas Scurich and Paul Appelbaum,“The Blunt-Edged Sword:Genetic Explanations of Misbehavior Neither Mitigate nor Aggravate Punishment,”Journal of Law and the Biosciences 3,no.1 (April 2016):140–57,https://doi.org/10.1093/jlb/lsv053.】

這種對犯罪行為的遺傳解釋的摒除，理應讓我們感到驚訝，因為我們對其他類型的行為和生活結(jié)果的判斷，更容易受到遺傳信息的影響。平均而言，對心理問題（如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焦慮癥、肥胖癥、飲食失調(diào)和性功能障礙）的“生物遺傳學”解釋減少了人們對這些問題的過錯和責任的評判。 注【Erlend P.Kvaale,William H.Gottdiener,and Nick Haslam,“Biogenetic Explanations and Stigma: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Associations among Lay people,”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96 (November 2013):95–103,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3.07.017.】而對性取向的生物遺傳學解釋的普及，有助于增加人們對同性戀權利的支持。 注【Jeremiah Garretson and Elizabeth Suhay,“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bout Biological Influences on Homosex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Gay Right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9,no.1 (March 1,2016):17–29,https://doi.org/10.1177/1065912915620050.】 因此，一些活動團體已經(jīng)接受了遺傳學研究在消除污名方面的潛在價值。例如，“全國精神疾病聯(lián)盟”為每一種精神病診斷發(fā)布了概況介紹，其中顯著地表明“遺傳”和“大腦結(jié)構”是該疾病的原因。 注【Fact Sheet Library,NAMI: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accessed November 6,2019,https://www.nami.org/learn-more/fact-sheet-library.】 遺傳學可以成為消滅污名的解藥。

為什么大家可以接受用遺傳學研究來為抑郁癥患者或超重者“開脫”，而不能接受用它來為實施暴力犯罪的人“開脫”？這個差異不能簡單地歸結(jié)為兩種情況背后的遺傳學研究的差異。雖然在阿莫斯·韋爾斯的案件中，關于MAOA基因影響的論點在科學上很弱，但有很強的證據(jù)表明基因?qū)θ说墓粜院捅┝π袨橛杏绊?。從童年開始的嚴重行為問題、身體攻擊行為和情感冷漠，都是反社會行為綜合征的一部分，這種綜合征在兒童時期已經(jīng)具有高度的遺傳率(>80%)。 注【Essi Viding et al.,“Evidence for Substantial Genetic Risk for Psychopathy in 7-Year-Olds,”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6,no.6 (June 2005):592–97,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04.00393.x.】

除了高遺傳率，科學界還獲得了與犯罪可能性有關的遺傳數(shù)據(jù)。在與犯罪行為有關的規(guī)模最大的一項遺傳學研究中，我和我的合作者匯集了多種沖動或危險行為的GWAS信息，如童年時的多動癥癥狀、濫交、酗酒、吸食大麻。這些行為并不總是違法的，但它們都在犯下暴力罪行的人中更常見。我們一共匯集了近150萬人的信息，并測試了個別SNP是否與心理學家所說的“外化”(externalizing)的總體傾向有關?！巴饣敝傅氖沁@樣一種傾向：持續(xù)地違反規(guī)則和社會規(guī)范，并與沖動控制作斗爭。

圖10.1　從150萬人的外化GWAS中創(chuàng)建的多基因指數(shù)來看違法犯罪率和反社會行為率。圖表改編自Richard Karlsson Linnér et al.,“Multivariate Genomic Analysis of 1.5 Million People Identifies Genes Related to Addiction,Antisocial Behavior,and Health,”bioRxiv,October 16,2020,https://doi.org/10.1101/2020.10.16.342501。

GWAS結(jié)果告訴我們，與外化多基因指數(shù)低的人相比，外化多基因指數(shù)高的人被判定犯有重罪的可能性要高4倍以上，被監(jiān)禁的可能性幾乎高3倍（圖10.1）。他們也更可能使用阿片類藥物和其他非法藥物，更可能有酗酒問題，更可能出現(xiàn)反社會人格障礙的癥狀。反社會人格障礙是一種以魯莽、欺騙、沖動、攻擊性和缺乏悔意為特征的精神病狀況。 注【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4th ed.(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我應該再次強調(diào)，我們的研究集中于那些具有歐洲遺傳血統(tǒng)并可能被認定為白人的人群內(nèi)的差異。正如我在第四章所述，這些遺傳關聯(lián)不能也不應該被用來解釋不同種族在違法犯罪或監(jiān)禁率方面的差異。

即使有了這樣的提醒，很多人仍會覺得關于犯罪行為的遺傳學研究令人不安。事實上，在我們對人類發(fā)展和社會背景的了解的語境里解讀我剛剛描述的那項研究，需要一整本書的篇幅。在這里我們可以弄簡單一些。請注意，如果我說“基因影響人們的沖動和冒險行為，所以他們不應該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負責”，比起我說“基因影響人們的體重，所以他們不應該為自己的超重負責”或“基因影響人們的情緒和情感，所以他們不應該為自己的抑郁負責”，這聽起來會有多大不同。根據(jù)表型的不同，人們對遺傳信息的反應也不同。

想責怪別人

一位心理學家（馬特·萊博維茨）、一位哲學家（凱蒂·塔布）和一位精神病學家（保羅·阿普爾鮑姆）對人們接受遺傳信息的方式的明顯差異感到好奇，于是他們聯(lián)手嘗試了解其原因。 注【Matthew S.Lebowitz,Kathryn Tabb,and Paul S.Appelbaum,“Asymmetrical Genetic Attributions for Prosocial versus Antisocial Behaviour,”Nature Human Behaviour 3,no.9 (September 2019):940–49,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9-0651-1.】 在一系列引人入勝的研究中，萊博維茨、塔布和阿普爾鮑姆讓實驗參與者閱讀關于“簡”或“湯姆”的故事，這些人有反社會行為（例如，從一個睡著的流浪漢那里偷錢，欺負一個年紀較小的學生）或親社會行為（例如，檢查以確保流浪漢安然無恙，出手保護一個被霸凌的學生）。 注【Lebowitz,Tabb,and Appelbaum.他們寫道：“我們的發(fā)現(xiàn)支持了大量的現(xiàn)有證據(jù)，表明‘行為的生物學解釋的固有性質(zhì)’之外的因素，可能影響人們贊同它們的可能性?！比绻叭藗冋J為遺傳學的解釋是在推卸行為的道德責任”，那么他們拒絕接受這些解釋就“是因為希望維持責怪別人的能力”?！?然后，實驗參與者要么得到用遺傳來解釋湯姆或簡的行為的信息，要么不得到遺傳解釋。

研究者在介紹基因“證據(jù)”時態(tài)度相當堅定，既提供了一個圖，又提供了一大塊解釋文字（圖10.2）。

科學家發(fā)現(xiàn)，人們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行為，是因為受到了他們的基因的影響。這張圖顯示了基因組中相關基因的位置。根據(jù)近期的測試，簡具有這樣的基因。換言之，簡的基因構成（即她從父母那里遺傳的基因）導致她在上述情境中做出這樣的行為。

圖10.2　行為的遺傳解釋。提供給實驗參與者的圖片和文字，見Matthew S.Lebowitz,Kathryn Tabb,and Paul S.Appelbaum,“Asymmetrical Genetic Attributions forProsocial versus Antisocial Behaviour,”Nature Human Behaviour 3,no.9 (September 2019):940.49,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9.0651.1 ；圖片出自Nicholas Scurich and Paul Appelbaum,“The Blunt-Edged Sword:Genetic Explanations of Misbehavior Neither Mitigate nor Aggravate Punishment,”Journal of Law and the Biosciences 3,no.1 (April 2016):140–57,https://doi.org/10.1093/jlb/lsv053,by permission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然后，實驗參與者被問及他們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們剛剛被告知的內(nèi)容：“你認為，在你剛讀的故事中，遺傳在湯姆/簡的行為中起了多大作用？”（記住，除了調(diào)查者給他們的信息，參與者對湯姆和簡一無所知，而調(diào)查者只是告訴他們：“簡的基因構成導致她的行為方式?！保┰谝恍┭芯恐?，參與者還被問到“你認為，簡在多大程度上應當對你剛才讀到的行為模式負責？”和“你認為，你剛才讀到的簡的行為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她的真實本性？”。

在所有這些研究中，參與者對親社會行為的遺傳解釋的認可程度，明顯高于對反社會行為的遺傳解釋的認可程度。拒絕接受對反社會行為的遺傳解釋的傾向，與認為簡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傾向是一致的。

這些結(jié)果表明，我們對罪責與責任的判斷與我們對遺傳解釋的認可之間的關系，同人們通常認為的方向相反。并不是說我們聽到遺傳對人有影響，就相應地認定某人是否責任較輕，而是我們會先決定是否要追究某人的責任，然后相應地選擇拒絕或接受有關遺傳影響的信息。

我們想要保留責怪別人的能力并想讓人承擔道德責任的時候，就拒絕接受遺傳證據(jù)。這個結(jié)論有助于大家理解我在第二章介紹的另一項研究的結(jié)果。在那項研究中，明尼蘇達大學的心理學家要求人們估計不同表型的遺傳率。 注【Emily A.Willoughby et al.,“Free Will,Determinism,and Intuitive Judgments About the Heritability of Behavior,”Behavior Genetics 49,no.2 (March 2019):136–53,https://doi.org/10.1007/s10519-018-9931-1.】 估計最準確的人，是有多個子女的母親，但一般來說，受試者的估計都趨向于接近正確答案。換言之，人們對遺傳率的平均估計相當接近西方工業(yè)化社會對某一性狀之遺傳率的科學共識。不過，有兩個例外。有意思的是，這項研究中的受試者大大高估了兩個表型的遺傳率：乳腺癌和性取向。那些自稱是政治自由派的人，對性取向的遺傳率估計特別高。

乳腺癌和性取向是非常不同類型的結(jié)果，具有非常不同的遺傳結(jié)構，但它們至少有一個共同點：說某人對自己是否得癌癥或是否成為同性戀者有選擇權，通常是一種禁忌。如果你告訴乳腺癌患者，她們應當對自己的疾病負責，那么你就是在主張“受害者有罪論”。如果你告訴同性戀者，他們應當為自己不是異性戀者負責，那么政治自由主義者會認為你是恐同分子?！熬芙^接受遺傳信息以保留我們責怪別人的能力”與“接受遺傳信息以推卸責任”是一體兩面。

同卵雙胞胎和自由意志系數(shù)

人們對責任的判斷與他們對遺傳率信息的接受與否是相輔相成的，這就提出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將遺傳影響視為對一個人的能動性或控制能力的限制？如果一個人的某項結(jié)果是具有高遺傳率的，這是否意味著他只需要對自己的結(jié)果承擔較少的責任？

這類討論有可能陷入永無止境的形而上學辯論的黑洞?？蜌獾卣f，宇宙是否是決定論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這些問題已經(jīng)超出了本書的范圍。所以我們需要設置一些哲學上的邊界。如果你認為宇宙是決定論的，自由意志的存在與決定論的宇宙不相容，自由意志是一種幻覺，那么遺傳學就無話可說了。 注【道金斯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無論人們對決定論的問題持何種觀點，插入‘遺傳’一詞都不會產(chǎn)生任何影響。如果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決定論者，你會相信你的所有行為都是由過去的物理原因所決定的，你可能會，也可能不會相信你因此不能對你的外遇行為負責。但是，即便如此，一些物理原因是否是遺傳的，又有什么區(qū)別呢？為什么遺傳決定因素被認為比環(huán)境決定因素更不可避免，或更能免除人的責任？”Richard Dawkins,The Extended Phenotype:The Long Reach of the Gene,rev.ed.(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遺傳只是宇宙的一個小角落，在這個宇宙里，我們已經(jīng)理解了更大的決定論鏈條的一小部分。

但拋開形而上的問題，我們作為彼此生活在一起的社會人，對待謀殺和眼睛顏色的方式并不一樣。在人類事務的正常過程中，我們不會認為人們是自己選擇擁有藍眼睛的，也不會認為人們是有意識地確保他們的眼睛不是棕色，更不會認為因為人們有藍眼睛所以他們應該得到更多，因為我們已經(jīng)（在我看來是正確地）認定，眼睛顏色不是一個人能夠自己選擇的。我的眼睛是綠色的，這不是我邀功或受責備的理由。但我們會對人們的謀殺行為做出評判。當我們在不同類型的人類結(jié)果之間做出這種區(qū)分時，我們可以考慮，在做出區(qū)分時將有關遺傳的信息（以及有關早期環(huán)境作用的信息）納入考慮是否合理。在我看來，答案是肯定的。一個人的生活結(jié)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他們的生活起點，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動也就成為問題。

電影《侏羅紀公園》有一個場景，在恐龍開始吃人之前，杰夫·高布倫飾演的角色正向勞拉·鄧恩飾演的角色解釋“復雜系統(tǒng)的不可預測性”。他把她的手平舉起來（“像象形文字一樣”），在她的手上滴了一滴水。水會向哪個方向滾落？她做了一個預測，然后他們觀察水滑落的地方。高布倫要求她重復這個動作：“我將做同樣的事情，并且從同一個地方開始。水將向哪個方向滾落？”

第二次，水珠從鄧恩的手的另一側(cè)滑落。為什么水沒有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從她的手上滑落？高布倫利用結(jié)果的差異，對鄧恩的手進行了在職業(yè)場合很不適合的愛撫，同時也提出了“微小的變化……從不重復，并極大地影響結(jié)果”的假設。

兩個同卵雙胞胎一起長大，就像兩滴水從同一個地方開始。他們開始是一個受精卵，后來才分裂成兩個獨立的人。由于是用同一個卵子和同一個精子受孕，他們的DNA序列幾乎完全相同（不過并非完全相同，因為發(fā)育突變可以只影響雙胞胎中的一個，但不影響另一個）。 注【單卵雙胞胎的基因組之間存在差異，這意味著雙胞胎遺傳率的估計可能會被系統(tǒng)地低估了，因為由單卵雙胞胎之間的遺傳差異引起的表型差異會被錯誤地歸因于環(huán)境差異。Hakon Jonsson et al.,“Di.erences between Germline Genomes of Monozygotic Twins,”Nature Genetics 53,no.1 (January 2021):27–34,https://doi.org/10.1038/s41588-020-00755-1.】 他們是同一個子宮里的胎兒。他們通常在同一時間出生，通常在同一座房子里被同一對父母撫養(yǎng)，雙胞胎的父母有同樣的缺陷、長處和怪癖。雙胞胎通常在同一所學校上學，住在同一個社區(qū)。

不過，同卵雙胞胎的許多生活結(jié)果并不完全相同。他們之間的差異——雙胞胎之一很胖，另一個很瘦；其中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癥，另一個正?！赡芟袼麄兊南嗨浦幰粯恿钊酥?。

研究者通常將同卵雙胞胎之間的這些差異稱為“非共享環(huán)境”(non-shared environment)，縮寫為e2。同卵雙胞胎之間的相關性越低，非共享環(huán)境的值就越高?？赡艿膃2值范圍在0（意味著同卵雙胞胎的結(jié)果總是完全相同）到1（意味著同卵雙胞胎并不比從人群中隨機抽出的兩個人更相似）之間。因此，e2代表人與人之間的某些差異，這些差異并不是由他們的DNA或他們出生的社會環(huán)境的差異造成的。e2反映了兩滴相同的水從同一個地方開始向不同方向落下的程度。

我的博士生導師埃里克·特克海默提出，在考慮了遺傳和家庭教養(yǎng)的限制之后，人類結(jié)果的個體性仍然存在，這是一種“量化人類能動性”的方式。 注【Eric Turkheimer,“Genetics and Human Agency:Comment on Dar-Nimrod and Heine,”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no.5 (2011):825–28,https://doi.org/10.1037/a0024306.】 他的推理是這樣的：我們認為，如果一個人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動，那么他就對某一結(jié)果有選擇和控制。如果那些有著相同的由偶然性造成的條件的人——也就是說，他們有著相同的基因（不考慮上述的例外）和相同的家庭教養(yǎng)——實際上從未出現(xiàn)過不同的結(jié)果，那么就很難想象他們原本有可能出現(xiàn)不同的結(jié)果。在特克海默看來，不可預知性成為自由的標志。

簡而言之，非共享環(huán)境就是自由意志。不是那種已經(jīng)沒有人相信的形而上學的自由意志（根據(jù)這種自由意志的觀念，人類的靈魂自由地漂浮在物理世界的機械性約束之上），而是一種具體的自由意志……它包含了我們以復雜和不可預測的方式對復雜環(huán)境做出反應并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自我的能力。

在特克海默看來，不由你的基因型或環(huán)境條件決定的個人表型空間，定義了你的自由意志可以發(fā)揮作用的邊界。借用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的一句話，e2讓你知道你有多少“施展空間”(elbow room)來選擇你成為什么樣的人。 注【Daniel C.Dennett,Elbow Room:The Varieties of Free Will Worth Wanting,new ed.(Cambridge,MA:MIT Press,2015).】 特克海默隨后列出了人類的各種結(jié)果，指出同卵雙胞胎在我們認為很少涉及選擇和道德責任的結(jié)果上，只有很小的差別。身高的e2系數(shù)小于0.1。也就是說，考慮到一個人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出生在一個特定的家庭，擁有一個特定的基因組，人的身高沒有多少“施展空間”。但這只是身高。社會和行為結(jié)果呢，比如教育？

教育中的自由意志系數(shù)

如果同卵雙胞胎之間的差異程度表明了人們對自己的結(jié)果有多大的潛在的能動性， [1] 那讓我們考慮一下我們實際觀察到的同卵雙胞胎在社會和經(jīng)濟結(jié)果方面的差異，以及（在現(xiàn)代工業(yè)化資本主義社會中）得到獎勵（形式是社會和經(jīng)濟層面的成功）的心理表型的差異。

特克海默指出，智商的e2系數(shù)只比身高的e2系數(shù)大一點，成年后為0.2，兒童期為0.25，而身高的e2系數(shù)則為0.1。但即便是這種微小的差異，也可能是因為可靠地測量智商的難度很大。在使用統(tǒng)計技術來糾正測量誤差的研究中，智力測試成績的e2更接近于0.1。在一項對出生后即分離并在不同家庭中長大的雙胞胎的經(jīng)典研究中，雙胞胎之間智力測試成績的平均差異大約等于同一個人參加兩次測試的平均差異。 注【T.J.Bouchard and M.McGue,“Familial Studies of Intelligence:A Review,”Science 212,no.4498 (May 29,1981):1055–59,https://doi.org/10.1126/science.7195071.】

智力測試考察的是一般的認知能力，但我們也可以考察更基本的認知過程。我在第六章提過，綜合執(zhí)行能力(general EF)是引導和分配注意力的能力。在兒童和青少年中，一般執(zhí)行功能的e2幾乎不大于零(<0.05)，而處理速度的e2又與身高的e2相當(0.15)。 注【Laura E.Engelhardt et al.,“Strong Genetic Overlap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Intelligen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 145,no.9 (September 2016):1141–59,https://doi.org/10.1037/xge0000195.】

當我們考慮學業(yè)成果時，e2有時會大于認知能力的觀察值，但并不總是大于它。在我們的得克薩斯雙胞胎樣本中，童年時期的閱讀和數(shù)學成績測試分數(shù)的e2大約是0.3。 注【Laura E.Engelhardt et al.,“Accounting for the Shared Environment in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ith Measured Socioecological Contexts,”Developmental Science 22,no.1 (January 2019):e12699,https://doi.org/10.1111/desc.12699.】 但在英國，從童年到青春期的成績測試分數(shù)顯示e2估計值小于0.15。類似地，作為大學錄取通道的全國性標準化考試，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考試(GCSE)分數(shù)的e2為0.13 注【Kaili Rimfeld et al.,“The Stability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cross School Years Is Largely Explained by Genetic Factors,”Npj Science of Learning 3(September 4,2018):16,https://doi.org/10.1038/s41539-018-0030-0.】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不同國家和不同隊列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在所有研究中，從0.11到0.41不等），而所有樣本的平均數(shù)為0.25。在斯堪的納維亞的隊列中，e2比較小(0.17)，同樣比我們看到的成人身高的e2大不了多少。 注【Amelia R.Branigan,Kenneth J.McCallum,and Jeremy Freese,“Variation in the Heritability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An International Meta-Analysis,”Social Forces 92,no.1 (September 2013):109–40.】 在收入方面，男性的e2約為0.4（二十年的平均收入）。 注【Daniel J.Benjamin et al.,“The Promises and Pitfalls of Genoeconomics,”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4 (September 2012):627–62,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511-110939.】 這與抑郁癥的情況相當，但仍然低于個性的e2。

從這個角度審視雙生子研究，由于只關注e2，先天—后天之爭就會消失。我們并不試圖分析，是雙胞胎在社會彩票中的相同結(jié)果，還是他們在遺傳的自然彩票中的相同結(jié)果，導致一起長大的同卵雙胞胎擁有如此相似的生活。但我們可以簡單地理解，在考慮到社會彩票和自然彩票的相同結(jié)果之后，心理特征和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剩余的不可預測性就很小了。一旦我們考慮到運氣（包括環(huán)境和遺傳因素）的強大影響，留給“個人責任”的空間就非常小了。

畢竟，說某人應對自己生活的結(jié)果負責，意味著在理論上，他本可以做得不同。一般來說，“這個人可以做得不一樣嗎？”是一個不可能回答的問題。人只有一次生命，因此，如果你選擇了不同的行動，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不同，或有不同的行為，這在經(jīng)驗上是無法解答的。但是，對一起長大的同卵雙胞胎的生活的跟蹤告訴我們，實際上，在同一個地方開始生活，有相同的父母、相同的住址和相同的基因的人，最終很少會有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們有幾乎完全相同的執(zhí)行功能技能和大學入學考試分數(shù)，以及相當類似的最終受教育程度。

你的基因型，就像你家庭的社會階層一樣，是一個你無法控制的“出生的偶然”。你的基因型，就像你家庭的社會階層，是你生活中的一種運氣。關于同卵雙胞胎的文獻告訴我們，自然彩票和社會彩票加在一起，是預測某人成年后的社會地位，特別是他們的受教育程度的有力因素。

運氣的意識形態(tài)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你對上一段文字的反應會因你的政治立場而不同。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與自由派相比，保守派更不同意“成功人士很可能在生活中很幸運”這樣的說法，而更同意“人們不需要運氣就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這樣的說法。 注【Dena M.Gromet,Kimberly A.Hartson,and David K.Sherman,“The Politics of Luck: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Percei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uck and Succes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9 (July 2015):40–46,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5.03.002.】 在同一研究者的另一項實驗中，人們被要求閱讀一段摘自作家邁克爾·劉易斯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yè)典禮上的講話 注【“Princeton University's 2012 Baccalaureate Remarks,”Princeton University,June 3,2012,https://www.princeton.edu/news/2012/06/03/princeton-universitys-2012-baccalaureate-remarks.】 這段話的一個版本使用了劉易斯關于運氣在成功中的作用的原話（“人們，特別是成功人士，真的不喜歡聽到把成功解釋為運氣”）；另一個版本用“來自其他人的幫助”替換了“運氣”。如果政治保守派讀到將成功歸因于運氣的版本，他們尤其可能不同意這段話（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參與者在閱讀將成功歸因于運氣的版本時，都認為這段話的作者不那么討人喜歡，不那么有智慧，也不那么令人欽佩）。

最近，蓋洛普民意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特朗普總統(tǒng)在美國的支持者比反對者更少傾向于同意“富人之所以富是因為他們更幸運”的說法（27%對38%）。 注【Jonathan Rothwell,“Experiment Shows Conservatives More Willing to Share Wealth Than They Say,”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3,2020,https://www.nytimes.com/2020/02/13/upshot/trump-supporters-experiment-inequality.html.】 大約同樣比例(26%)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差異是不公平的。與全球平均水平相比，這一比例低得驚人：在60個國家中，大多數(shù)人(69%)認為他們國家的收入差異是不公平的。

我們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保守派不愿意承認運氣的作用。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撰寫了《多樣性的錯覺》(The Diversity Delusion)和《向警察開戰(zhàn)》(The War on Cops)等書的保守派作家希瑟·麥克唐納堅持認為，“擲骰子一樣的隨機性［并不］足以使今天的商業(yè)巨頭或他們的前輩取得成功”。相反，“行為選擇塑造了人生軌跡” 注【Heather MacDonald,“Who 'Deserves'to Go to Harvard?,”Wall Street Journal,June 13,2019,https://www.wsj.com/articles/who-deserves-to-go-to-harvard-11560464201.】 （她還聲稱，“只有最嚴酷的政府壓制才能消除”分布不均的“先天天賦”的影響，這是我在第八章討論的關于社會變革可能性的遺傳悲觀主義的一個例子）。

另一位保守派評論員丹·麥克勞夫林(Dan McLaughlin)對伊麗莎白·沃倫在2011年競選美國參議員時的發(fā)言做出回應時，也談及了同樣的主題。沃倫的一次演講在網(wǎng)上爆紅，談的是公共投資對于私營企業(yè)的成功如何必要。麥克勞夫林描述了為什么他認為沃倫的觀點對保守派議題是危險的：它可能將更多的財富再分配正當化。麥克勞夫林在推特上寫道：“如果你讓人們相信，成功跟工作和努力關系不大，你就是在主張給成功人士增加更多負擔?！?注【Quoted in James Pethokoukis,“You Didn't Build That:Obama and Elizabeth Warren Argue against Any Limiting Principle to Big Government,”blog post,AEIdeas,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July 19,2012,https://www.aei.org/pethokoukis/you-didnt-build-that-obama-and-elizabeth-warren-argue-against-any-limiting-principle-to-big-government/.】

認識到保守派多么厭惡將結(jié)果歸因于運氣，有助于我們理解兩個觀察到的事實(data)。如果你習慣于認為遺傳學研究必然支持右翼世界觀的話，你會對這兩個事實感到驚訝。首先，保守派比自由派更不可能將人們的生活結(jié)果歸因于遺傳，特別是對于像性取向和吸毒這樣的涉及道德判斷的結(jié)果。 注【Stephen P.Schneider,Kevin B.Smith,and John R.Hibbing,“Genetic Attributions:Sign of Intolerance or Acceptance?,”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0,no.3 (July 2018):1023–27,https://doi.org/10.1086/696860.】 其次，保守派比自由派更不可能同意富人“天生就有更強的能力”。 注【Rothwell,“Experiment Shows Conservatives More Willing to Share Wealth Than They Say.”】

麥克勞夫林反對運氣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是他擔心強調(diào)運氣的作用會增加對財富再分配的支持。他的直覺是正確的。事實上，當人們認為不平等源于人們無法控制的運氣因素，而不是認為不平等源于選擇時，他們更有可能支持財富再分配。

在一系列精彩的實驗中，挪威的一個經(jīng)濟學家團隊顯示了不平等的來源（選擇或偶然）與人們再分配金錢的意愿之間的聯(lián)系。 注【Ingvild Alm.s et al.,“Fair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equality Acceptance,”Science 328,no.5982(May 28,2010):1176–78,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87300;Alexander W.Cappelen,Erik ..S.rensen,and Bertil Tungodden,“Responsibility for What?Fairness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4,no.3 (April 2010):429–41,https://doi.org/10.1016/j.euroecorev.2009.08.005;Alexander W.Cappelen et al.,“Just Luck: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Risk-Taking and Fairnes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no.4 (2013):1398–1413.】他們的許多研究涉及一個可分成兩部分的經(jīng)濟游戲的變化。在第一部分，即“生產(chǎn)階段”，參與者通過執(zhí)行一項任務，如打字，來“掙”錢。有幾個變量在起作用。其中一些變量通常被認為處于參與者的控制之下，例如一個人花了多少分鐘打字。有些變量顯然不在參與者的控制之下，例如實驗者為每一個輸入的字設定的價格。有些變量受到的控制程度是模糊的，如一個人在一分鐘內(nèi)能打多少個正確的字。有些變量將一個人分得的蛋糕與整個蛋糕的大小對立起來：例如，就游戲結(jié)束時每個人的“身價”而言，如果分數(shù)分配得更不平等，那么分數(shù)就更顯得珍貴，這樣一個人就可以通過接受更不平等的分配而最終獲得更多的錢。

在游戲的第二部分，人們（參與者或觀眾）被要求決定，是否每個人都能完全保留他們所掙的錢，或者是否應該對一些錢進行再分配。在這些研究中，人們有不同的偏好。有些人喜歡結(jié)果平等，而不考慮不平等的來源。這樣的人是激進的平等主義者。有些人喜歡讓每個人完全保留他們在游戲中掙到的錢，不管它是如何產(chǎn)生的。這樣的人是自由意志主義者。

不過，最常見的是，人們根據(jù)不平等的來源是偶然還是選擇，來區(qū)分公平和不公平的不平等：如果因為實驗者分配給他們工作的價碼較低，人們在游戲結(jié)束時賺的錢較少，那么人們就更有可能通過再分配來抵消這種不平等。

人們對運氣在經(jīng)濟游戲中的作用的敏感度，反映在他們對有關不平等的調(diào)查的反應中。 注【Ingvild Alm.s,Alexander W.Cappelen,and Bertil Tungodden,“Cut-throat Capitalism versus Cuddly Socialism:Are Americans More Meritocratic and E.ciency-Seeking than Scandinavia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no.5 (May 2020):1753–88,https://doi.org/10.1086/705551.】 在挪威的一項調(diào)查中，將近一半的人(48%)表示，由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應該被消除?？傮w而言，美國人比挪威人更能接受不平等，政治保守派比政治自由派更能接受不平等。但從整體上看，如果結(jié)果不平等是運氣造成的，人們更愿意實施再分配；如果結(jié)果不平等是人們能夠控制的因素造成的，人們更不愿意實施再分配。

人們對運氣在經(jīng)濟游戲中的作用的敏感度，反映在他們對有關不平等的調(diào)查的反應中。 注【Ingvild Alm.s,Alexander W.Cappelen,and Bertil Tungodden,“Cut-throat Capitalism versus Cuddly Socialism:Are Americans More Meritocratic and E.ciency-Seeking than Scandinavia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no.5 (May 2020):1753–88,https://doi.org/10.1086/705551.】 在挪威的一項調(diào)查中，將近一半的人(48%)表示，由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應該被消除?？傮w而言，美國人比挪威人更能接受不平等，政治保守派比政治自由派更能接受不平等。但從整體上看，如果結(jié)果不平等是運氣造成的，人們更愿意實施再分配；如果結(jié)果不平等是人們能夠控制的因素造成的，人們更不愿意實施再分配。

再談“想責怪別人”

在本書的第一章，我介紹了一項社會心理學研究，參與者被告知，一個虛構的卡爾松博士發(fā)現(xiàn)在人們的數(shù)學測試表現(xiàn)中，遺傳影響能夠解釋一點點(4%)或很多(26%)的差異。在后一種情況下，人們，特別是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卡爾松博士不太客觀，而且持有不太平等的價值觀。也就是說，當卡爾松博士報告說遺傳因素對數(shù)學考試成績有較強的影響時，人們認為他相信“如果社會允許一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權力和成功，這是可接受的”這樣的觀點，而不相信“社會應該努力創(chuàng)造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使社會變得公正”這樣的觀點。

這項研究的結(jié)果與我作為行為遺傳學研究者的個人經(jīng)驗相吻合：承認遺傳對社會層面的重要結(jié)果（如數(shù)學考試成績或受教育程度）存在影響，被廣泛認為是對平等主義價值觀的對抗。當然，人們這么想是有充分理由的。歷史上，意識形態(tài)極端分子曾利用遺傳學思想為極度不平等的社會政策辯護，如限制來自世界某些地區(qū)的移民，強迫人們絕育，甚至拘禁和謀殺某些人群。

們認識到了為什么某些類型的遺傳學研究，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大眾想象中，都與關于人類優(yōu)劣的極端主義觀點有關，但我在本章描述的研究指出了一個與之迥異的框架。一個人的基因型是從他可能繼承自父母的許多基因型中隨機選擇的，這是一個運氣問題。平均而言，那些政治上保守的人不愿意承認運氣在人們的成功中發(fā)揮了作用。同樣，當人們想指責別人或以其他方式讓別人對其（錯誤）行為負責時，人們更可能拒絕接受有關遺傳影響的信息。但是，當不平等被視為源于人們無法控制的運氣因素時，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更有可能將這些不平等視為不公平的，并支持再分配以實現(xiàn)資源平等。

綜合起來考慮，這些要點是一個新的合題的要素：遺傳是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運氣問題。如果我們認識到遺傳運氣在人們的教育和經(jīng)濟成功中的作用，就可以減少人們因為沒有取得足夠“成就”而受到的指責，并且事實上可以支持再分配資源以實現(xiàn)更大的平等。

而在另一面，如果我們拒絕接受關于遺傳如何影響社會和經(jīng)濟結(jié)果的信息，就可能會產(chǎn)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即導致任何未能在教育方面取得進展，以及在只惠及“技能型”工人的經(jīng)濟體中表現(xiàn)不佳的人，受到更多的指責。英國社會主義者邁克爾·揚擔心窮人遭到污名化（即認為窮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所以窮人應受指責）。他發(fā)明了“優(yōu)績主義”(meritocracy)一詞來描述一個反烏托邦的未來。在首次使用“優(yōu)績主義”一詞四十多年后，揚沮喪地反思了那些在學校表現(xiàn)不佳的人是如何因自己的不成功受到責怪的?！霸谝粋€如此強調(diào)優(yōu)績的社會中被判定為沒有優(yōu)績的人，他的生活確實很艱難。沒有哪個底層階級曾受到這樣嚴苛的道德譴責。” 注【Michael Young,“Down with Meritocracy,”The Guardian,June 28,2001,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01/jun/29/comment.】

[1] 更確切地說，e2可以被認為是人們擁有能動性的程度的上限。神經(jīng)科學家凱文·米切爾所說的“發(fā)育變異”(developmental variation)，即表型發(fā)育過程中固有的隨機性，也會增大一對雙胞胎之間的差異，而無需其中任何一個人施加我們通常承認為能動性的東西。Kevin J.Mitchell,Innate:How the Wiring of Our Brains Shapes Who We Ar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