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2日，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化學專業(yè)副教授黃愷的生命戛然而止，年僅41歲。這位本科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博士階段師從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ohn Polanyi的學者，曾以第一作者/通訊作者身份在 Nat. Commun.、J. Am. Chem. Soc. 等頂刊發(fā)表15篇論文，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多項國家級項目，主講的《物理化學》入選廣東省一流課程，學術履歷堪稱“金光閃閃”。更令人扼腕的是，他于7月底新婚，生命本該開啟新的幸福篇章。去世前三天，他仍在食堂用餐；三個月前，他還在為課題組招聘實驗員、代表學校參加活動。

一切如常的表象下，暗流早已洶涌。

二、“卷”字背后的制度之殤

對于死因，知情人諱莫如深，只吐出一個“卷”字。進一步的信息拼圖指向殘酷現(xiàn)實：黃愷疑似是同批入職者中唯一未通過“非升即走”考核的人。這一制度要求青年學者在6-8年內(nèi)完成嚴苛的科研指標，否則解聘。盡管黃愷的學術成果遠超多數(shù)同行，但考核標準的模糊性、資源分配的不均、國際化高校的特殊壓力（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60%教授來自以色列，全英文教學），可能讓他的努力未能轉化為制度認可的“達標”。更值得深思的是，他去世后校方迅速刪除其官網(wǎng)信息，追思會低調(diào)舉行，折射出高校對悲劇的回避態(tài)度。

三、非升即走：扭曲的學術競技場

“非升即走”本意是優(yōu)化師資，卻在執(zhí)行中異化為“學術賭博”。其核心矛盾在于：

標準的模糊性。科研成果數(shù)量與質量、教學與社會服務的權重缺乏透明，導致評價主觀化。

資源錯配。青年教師常面臨啟動經(jīng)費不足、團隊支持薄弱，卻需承擔同等考核壓力。

心理安全網(wǎng)缺失�？己耸≈苯拥韧诼殬I(yè)終結，缺乏緩沖機制或轉崗路徑，將學者逼入絕境。

更令人扼腕的是，黃愷的悲劇并非孤例。就在他去世前半個月，浙江大學一名35歲博士后同樣疑似因考核壓力跳樓身亡。

兩起事件共同指向一個尖銳問題：當學術理想被簡化為“達標”與“淘汰”的二元對立時，象牙塔已成生死場。

四、反思：游戲規(guī)則亟需人性化重構

考核制度去“一刀切”

建立多維評價體系，區(qū)分科研型、教學型、應用型人才通道，避免唯論文導向。

引入中期反饋機制，定期評估并提供資源調(diào)整支持，而非最終審判。

構建心理支持網(wǎng)絡

高校需設立獨立心理干預機構，為高壓群體提供匿名咨詢。

推動“學術共同體文化”，鼓勵合作而非惡性競爭，弱化“帽子”“項目”的生存捆綁。

探索退出機制的尊嚴保障

對未通過考核者提供校企合作轉化、產(chǎn)業(yè)界推薦等轉型路徑。

借鑒國際經(jīng)驗，如北美高校的“終身教職軌道”（Tenure Track）包含過渡期資助。

學術的歸學術，生命的歸生命

黃愷去世后，友人的悼念意味深長：“愿他來生不再遇見那些惡心的事。” 這句話不僅是對個體的哀思，更是對畸形學術生態(tài)的控訴。

當頂尖學府的精英學者需以生命為代價叩問制度之弊時，我們這些未亡人應當意識到：高校的核心使命是孕育思想，而非絞殺理想。唯有將“人”置于“指標”之前，讓游戲規(guī)則回歸理性與溫度，才能避免“又見跳樓”的循環(huán)。

逝者已矣，生者必須行動——因為下一個黃愷，可能就在你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