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這條道路荊棘遍地，能看到最后勝利的人少之又少，有太多優(yōu)秀的同志犧牲在了黎明之前，讓人扼腕嘆息。

不過，有少部分人犧牲也存在著爭議，比如高敬亭。他曾經(jīng)是新四軍最強支隊的指揮官，比同時期的粟裕地位更高。他對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確實也犯下過一些錯誤，導致1939年6月不幸被殺。

高敬亭死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存在著不好的定性，哪怕毛主席認為不妥也未能改變，直到1977年總政發(fā)出《關(guān)于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文件，后又追認高敬亭為烈士，這才讓高敬亭的問題被全面看待。

而平反也帶來了一個問題，說明當初他是被錯殺的。那，到底是誰的責任呢？多年以后，新四軍的高層中只有鄧子恢坦誠負有部分責任?？v觀此事的來龍去脈，也是令人唏噓啊。

一、留守鄂豫皖的堅定戰(zhàn)士

這個“戰(zhàn)士”并不是說職務(wù)，而是指高敬亭一直在為革命事業(yè)奮斗。自從參加黃麻起義開始，高敬亭就開始在鄂豫皖進行武裝斗爭，無論多么困難他都沒想過退縮妥協(xié)。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后，主力匆匆轉(zhuǎn)移，高敬亭則被留了下來，出任紅25軍75師政委。1934年局勢再度惡化，紅25軍主力也選擇轉(zhuǎn)移，高敬亭依然留了下來，成為根據(jù)地的主要負責人。

這兩次主力出走看似只有輕飄飄的幾句話，但對蘇區(qū)的打擊是致命的，主力不僅帶走了大量兵力、糧食、財物等資源，還給留守人員造成一個感覺——我們打不過敵人。

本來硬實力就不如，還被打擊到自信心，留守部隊開小差的人數(shù)與日俱增。高敬亭見此連忙出手整頓，他將為數(shù)不多的人員拉起來重組紅28軍，全面負責鄂豫皖邊區(qū)黨、政、軍工作。

即使在敵人的重重包圍、多次進攻下，高敬亭依然率部在大別山地區(qū)堅持了三年游擊戰(zhàn)爭，能力和勇氣不是一般人能走，他這個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1937年9月，國共兩黨達成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合作相關(guān)事宜，高敬亭率部下山接受改編，成為新四軍第四支隊主力。此時的他麾下有1500余人，是整個新四軍中人數(shù)最多、戰(zhàn)斗力最強的一個支隊。

他的經(jīng)歷從某種角度上來講跟粟裕很相似，都是長期脫離中央打游擊，都是從實戰(zhàn)中歷練了軍事水平，不過粟裕帶出來的人沒有高敬亭多、職務(wù)也不及高敬亭。

后來的對日作戰(zhàn)中，高敬亭表現(xiàn)依然出色，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率部跟日寇、偽軍展開了近百次戰(zhàn)斗，光是達到千人以上規(guī)模的就有四次。

據(jù)統(tǒng)計，第四支隊在高敬亭的指揮下共擊斃1700多名日軍和4000多名偽軍、土匪，同時期別的支隊都比不上。

亂世之中，強大就是最好的號召力，很多想要抗日的有志之士紛紛來投，第四支隊迅速擴充至8000余人。這些成績，既屬于高敬亭為組織做的貢獻，又是他能力的直接體現(xiàn)。

既然如此，高敬亭為何又會遭到錯殺呢？簡單來說就是人無完人，高敬亭的積極作用很大，但客觀而言問題也很嚴重。

二、過于自我化的殘酷悍將

高敬亭的自我，是隨著職務(wù)上升而加劇的。紅四方面軍對內(nèi)部的整肅一直非常嚴重，老張在時就有白雀園，眾多優(yōu)秀指戰(zhàn)員被錯殺。

四方面軍主力出走后，這種風氣也沒有改變，包括核心層的吳煥先、沈澤民，軍隊中的兩個師政委高敬亭、戴季英都是如此。

戴季英在紅74師中搞過火線肅反，一邊打仗一邊對自己人下手，74師師長徐海東氣得直哭，但也無可奈何。高敬亭則更勝一籌，紅75師師長姚家芳都死得不明不白，有上千人遭到處理。

等紅25軍主力出走后，高敬亭抵達皖西，與堅持在此斗爭的紅82師匯合并出任師政委。然而沒過多久，高敬亭就以“第三黨”的名義將師長林維先抓了起來。

也是好在林維先人緣好、有威望，高敬亭不敢貿(mào)然下手，否則新中國就會少一個開國中將了。

后來高敬亭著手重建紅28軍，一步步成為鄂豫皖根據(jù)地的絕對領(lǐng)導者，他通過戰(zhàn)斗總結(jié)出“敵情不明不打，傷亡過大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繳獲不大不打”的“四不打”原則。多次痛擊敵軍。

1936年6月上海《申報》就哀嘆道：“高俊(敬)亭匪全部精銳，不過千余人，在邊區(qū)各縣時集時散，現(xiàn)化整為零，日見擴大，滋蔓難圖?！?/strong>

然而對自己人，高敬亭也沒有手軟，江求順、余雄、羅作凡等一大批干部被清理掉，他能成為鄂豫皖最高領(lǐng)導人最主要的助手有兩個：原皖東北少共書記方永樂、皖東北獨立團政委徐城基。

但方永樂遭到逮捕，正待處決時敵人來襲，方永樂說：“高政委，大敵當前一致對外，我是不是反革命，等戰(zhàn)斗結(jié)束后再審查也不遲，請讓我指揮，掩護部隊撤退?！彪S后以死明志。徐城基也是差不多的處境。

在四周都是敵人的高度緊張環(huán)境下，高敬亭漸漸把部隊搞成了一言堂，任誰都不能觸碰自己的權(quán)威。這在特殊的背景下可以理解，但后來他一直沒改，就很致命了。

全面抗戰(zhàn)接受改編后，中央準備將鄭位三派到新四軍第四支隊去擔任副支隊長，當初為了跟國民黨軍隊統(tǒng)一，我黨未設(shè)政委職務(wù)，鄭位三這個副支隊長實際就是去當政委的。

鄭位三是鄂豫皖根據(jù)地的元老級人物，也是高敬亭的老領(lǐng)導，組織想的是熟人好辦事，但高敬亭卻很不舒服。尤其是被鄭老批評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后，高敬亭直接將上級報告換人，讓戴季英調(diào)來跟自己搭檔。

中央為了促成盡快東進抗日，就同意了。但沒想到戴季英抵達后，兩人還是處不來。當時中央要求第四支隊迅速出征，但高敬亭不愿離開艱苦作戰(zhàn)多年的大別山，一直各種推托。戴季英為此跟他發(fā)生爭吵，馬上也遭到排斥。

第四支隊機要秘書江騰蛟曾經(jīng)也是戴季英的部下，有天戴季英去江騰蛟辦公地點走動，江想到戴季英也是四支隊的領(lǐng)導，就將一份最新的電報拿給戴季英看。

這件事被高敬亭知道后，馬上抄起竹編過去暴打江騰蛟，隨即還關(guān)押審問。據(jù)江騰蛟回憶，有天晚上他聽到警衛(wèi)說準備后半夜處決，于是趁人不注意偷偷翻墻離開，后轉(zhuǎn)到第五支隊去任職。

戴季英自己也是搞肅反出身的，內(nèi)心惶恐不已，沒多久便帶著中央派來的干部一起離開，是為“新開嶺事件”。到這一步，組織還沒有別的想法，只是反復要求東進，奈何得不到回應。

徐州淪陷后，皖東的情況錯綜復雜，當時日寇的重心北部在黃河一線、南部在廣州、中部在武漢，因而沒留多少部隊在皖東，這是一個天賜的發(fā)展良機，中央希望第四支隊能迅速挺進。但高敬亭還是不聽。

1938年7月，安徽省工委書記彭康給上級報告中稱：4支隊問題，戴同志已離開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員也離開了……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極。這對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對于抗日，對于安徽的工作，都會發(fā)生莫大的影響，因此須得有一個斷然的解決。

緊接著新四軍給中央的電報，也是肉眼可見的失去耐心，1939年1月項英致電中央：高仍在現(xiàn)地收編土匪、擴大部隊，企圖在懷桐廬一帶創(chuàng)造根據(jù)地，對黨及上級使用他認為是限制他發(fā)展，因此對黨及軍部極不滿。

3月2日，項英、周子昆致電中央：“我們正在著手解決高問題，你們有何意見？”3月14日，二人再次致電中央：高顯然進步緩慢，對東進至今懷疑，對執(zhí)行黨的路線，態(tài)度極差......

4月18日，中原局代理書記朱理治致電中央，提出解決高敬亭問題的三策，上策是讓他到延安學習，中策是改支隊為縱隊，由其他同志當一把手，高敬亭配合，下策是撤銷其職務(wù)。

還沒等組織決定如何處置，高敬亭竟想將部隊調(diào)回大別山，并與國民黨大別山地區(qū)的負責人廖磊頻繁接觸。這就犯了忌諱。

4月27日，葉挺跟鄧子恢、賴傳珠等人過江成立江北指揮部，高敬亭的問題，交由江北指揮部解決。

5月10日，葉挺親自去第四支隊做工作，表明東進是中央的指示。連以上干部會議，大家紛紛出聲支持，高敬亭見狀也不便反對。葉挺看著部隊開拔才離開第四支隊駐地。

然而，葉挺一走，高敬亭又下令第四支隊停止前進。在這敏感時節(jié)，第四支隊7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帶著兩個警衛(wèi)班叛逃了。徹底把矛盾引爆。

這件事，無論哪個角度來看，高敬亭都逃不脫關(guān)系。他不知情，那就是沒能力管好部隊，要負領(lǐng)導責任；他若知情，那就是在給軍部下馬威。

所以6月4日，高敬亭被江北指揮部扣押，隨后新四軍軍部對高敬亭展開了批判，葉挺對高敬亭說：

“數(shù)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改正你的缺點，你都視若無睹、充耳不聞，實可為你的命運惋惜?！?/strong>此外，大多數(shù)干部都發(fā)了言。

案子呈遞上去時，毛主席批示將高敬亭押赴延安處理，還是準備以教育為主，可惜主席的命令沒到，事情就已成定局。6月24日，高敬亭被葉挺的警衛(wèi)班槍殺于肥東青龍場。

三、曲折又復雜的平反之路

這件事情讓主席非常痛心，第四支隊8團團長周駿鳴去延安開會時，主席就說過高敬亭不該殺。

建國后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匯報工作時提了句“高敬亭同志在這里影響很大，上了年紀的人至今還常提到他?！泵飨矅@息：中央發(fā)電叫不殺，他們不聽，還是殺了。

1975年10月，主席身體已經(jīng)不太好，看到高敬亭女兒高鳳英寫的信后，還是作出批示，要求總政重新甄辦。最終總政在1977年4月27日下發(fā)《關(guān)于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文件。

這個文件也很有意思，里面有這樣一段：高敬亭同志參加革命后，在堅持鄂豫皖地區(qū)的革命斗爭中是有功的，雖在四支隊工作期間犯有嚴重錯誤，但可以教育，處死高敬亭同志是錯誤的。

對于高敬亭的死，到底是誰的責任，至今仍爭論不休。昔日新四軍最高的兩位領(lǐng)導葉挺、項英都過早去世，他們并未述及這個方面。

不過《鄧子恢傳》坦誠自己是有責任的，畢竟當年召開的高敬亭公審大會，鄧子恢曾批評高敬亭有“違犯統(tǒng)一戰(zhàn)線、逃避抗戰(zhàn)、貪污腐化、破壞優(yōu)良傳統(tǒng)”等七項過錯，最后一天的主持人也是鄧子恢，他在大會上作出了最終決議。

除此之外，就再無其他人有明確表態(tài)。

我在網(wǎng)上看到一句關(guān)于高敬亭的話，仔細想想也有道理：高敬亭雖然殺了很多自己人，但他也讓更多自己人活了下來。

如果沒有高敬亭整合，經(jīng)歷兩次主力出走的鄂豫皖留守部隊，勢必會遭到更嚴重的打擊；如果不是高敬亭有出色能力，部隊傷亡一定會更大。只能說，人都是復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