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15日清晨，你真打算去當兵？”母親把手里半舊的棉襖遞給我時，聲音壓得很低。那一刻，我點了點頭，又猛地挺直腰板，仿佛這樣就能提前適應(yīng)部隊的隊列口令。

那是一個寒風吹得門軸吱呀作響的年代，國際局勢緊繃，縣廣播站反復(fù)播放“備戰(zhàn)備荒”的口號。鄉(xiāng)親們的注意力卻更集中在年終分紅——幾百斤玉米能換多少布票，而十八九歲的男孩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穿上軍裝，走出狹窄的山溝。

學校收到征兵通知后，班里的熱度陡然升高。課桌上攤著政治學習材料，下面卻悄悄傳閱著縣武裝部印的《常見病自測表》。我自測成績挺好，卻偏偏錯過預(yù)檢。原因很簡單：和鐵匠鋪的朋友去借爐火烤鞋，被煙嗆得一雙眼睛通紅，回校時預(yù)檢已結(jié)束。

轉(zhuǎn)折出現(xiàn)于初檢那天。排在木門前的隊伍歪歪斜斜，一位山西陽泉口音的代理排長喊我的名字：“劉××？過來聊兩句！”他上下打量我后，只吐出“還行”兩字，卻像給我打了強心劑。爺爺站在角落，看見我立正得筆直，胡子都樂得抖了抖。老人作為“貧下中農(nóng)代表”被請來監(jiān)督公正，他私下卻不斷提醒我：“光靠家庭光環(huán)不夠，身體素質(zhì)是硬杠杠?！?/p>

正式體檢設(shè)在公社大禮堂。父親那時被下放到大隊醫(yī)療室，正好在血壓臺旁幫忙。他悄悄塞來一個紙包，里面是切成細條的咸蘿卜干，說能補鹽分。我體重46公斤，勉強過線，卻在耳鼻喉科被攔，“流清鼻涕還是稠鼻涕？”醫(yī)生問。我愣住，腦海里飛快盤算哪一種影響小。見我支吾，他皺眉。我只得老實交代上月因高燒引起的鼻出血，連夜勒頭巾止血的糗事。醫(yī)生聽完擺手：“問題不大，下去吧?！焙顾查g順脊梁流到鞋里。

晚間驗血，大伙裹著軍大衣擠在禮堂長凳上，各自琢磨誰還能留下。第二天要去縣醫(yī)院透視，九公里土路，說遠不遠，卻足以把精力榨干。我兜里只有父親臨走遞的1塊錢，但心里興奮得發(fā)熱，于是豪氣沖天地給剩下五個同伴買了全票，九角錢一揮而空，只剩一毛。

透視合格，我卻得到一條“內(nèi)線”：大隊指標只有五個，而我在“候補”欄。年輕氣盛的我整夜翻來覆去，天明直接沖到民兵營長家?！拔夷狞c不夠？”我連珠炮似的列舉家庭成分、團員身份、縣雙代會代表、視力一流。營長抓耳撓腮：“你別急，定政審名單時再比?！?/p>

那段日子，我像擰緊的彈簧。一面幫父親整理藥柜，一面盯著武裝干事的院門。終于，政審環(huán)節(jié)上，一個正式對象因“歷史問題”被刷下，我遞補成功。武裝部那張《入伍通知書》印著紅章，遞到手心時還有油墨味，我卻只感覺指尖發(fā)燙。

真正的考驗還在后面。臨行前，我回校辦團組織關(guān)系。午飯依舊是黃豆面條配清水白菜，大家用半只辣椒瓶搶著蘸湯。我嚼著面條，心里打鼓：我還欠食堂兩塊錢。去辦公室找王老師，他皺眉道：“先交費，再蓋章?！边@話像冰水當頭。我急了，連聲保證部隊安頓好就寄錢，他搖頭：“原則不能破?！?/p>

兩元錢在今天連一杯咖啡都買不到，可當時能頂一戶人一周口糧。我退到走廊，冷風從窗縫鉆進棉衣，浮躁漸漸被理智壓住。我硬著頭皮借遍同學，最終好兄弟王國強掏出皺巴巴的兩張一元大團結(jié)：“拿去，不用急著還。”我攥著鈔票沖進辦公室，王老師這才穩(wěn)穩(wěn)地在介紹信上蓋了公章。我能感覺到他的為難，也能體會他的堅持。

兩天后，百姓敲鑼打鼓送新兵。爺爺把自家最好的旱煙袋往我口袋里塞：“人要有骨氣，更要懂規(guī)矩?！备赣H則重復(fù)一句叮囑：“到了部隊，記賬本別丟?！蔽颐靼?，他不只是擔心錢，還是擔心我守不守得住那兩塊錢帶來的教訓(xùn)。

火車穿過黃土高原，映著冬日蒼陽。我摸著胸前的通知書，想起那場為兩塊錢奔走的尷尬，不由苦笑：英雄氣概往往敗在細枝末節(jié)。后來在北京軍區(qū)，我記賬如同記日記；再后來轉(zhuǎn)業(yè)回鄉(xiāng)，合影里的王老師頭發(fā)變白，我仍主動迎上去握手。那兩塊錢既沒砸碎我的政治前途，反倒成了我行事作風的錨點：信譽重于票子。

有人問我當年最深的體會是什么？我常說，部隊教我的是紀律，但那兩塊錢讓我明白，紀律的背后是擔當。欠賬可以補，信譽若丟，再亮的軍銜也撿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