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4日，日本本州島尚未出梅，細密的雨絲浸潤著大地。

北陸新干線剛剛開通的路段，縮短了福井往來東京的時長，卻丈量不出長谷川清司經(jīng)年累月的奔波。

埼玉縣伊奈町劉書卿的舊居內(nèi)，一場來之不易的對談?wù)谶M行。長谷川不時低咳，井芹龍野戴著口罩——縱然身有微恙，可彼此的眼神卻穿透層層阻隔。井芹龍野的日語敘述間，情到深處總會蹦出帶著東北腔的漢語普通話，恰似歷史的回聲。

記者：長谷川先生，在您這段漫長而孤獨的追尋之旅中，是什么力量支撐著您，讓您即使面對重重困難，也能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長谷川清司：支撐我的力量，首先源自我與劉書卿老師夫婦深厚的師生情。每當劉老師談及二哥劉芳生被捕，總會眼含熱淚，悵然若失的神情里交織著憤怒與悲傷——這樣的場景，我見過無數(shù)，多得數(shù)不清。那一刻，我便迫切想弄清：她先生井芹貞夫老師創(chuàng)辦的“哈爾濱大陸學院”究竟是怎樣一所學校？這所學校與劉芳生烈士有何關(guān)聯(lián)？以及這位考入哈爾濱法政大學的進步青年，是如何像《夜幕下的哈爾濱》主人公一樣，毅然跟隨中國共產(chǎn)黨，在反滿抗日的洪流中，奉獻出他光明而短暫的一生。

這仿佛是兩位老師托付給我的課題，是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2009年8月，我退休后便決心赴華調(diào)查真相。上大學時我主修日本中世史，曾通過古文典籍進行嚴謹?shù)膶嵶C研究，這種研究方法早已成為習慣，研讀史料時非但不覺得辛苦，反而因發(fā)現(xiàn)新線索而樂在其中。我渴望結(jié)合時代背景還原歷史細節(jié)，并將真相匯報給他們的獨生女井芹龍野女士——否則，我始終無法釋懷，深感愧對恩師。

同時，我還擔心“哈爾濱大陸學院”以及劉芳生烈士的英勇事跡會被歷史掩埋。我決心將其整理成冊并出版留存，更希望有朝一日，劉芳生能與已陳列其中的大陸學院另外兩位烈士一起，列入東北烈士紀念館“法政大學事件”的展板，讓更多后人知曉，中華民族曾有這樣一些為國捐軀的英雄。

這份對恩師的承諾、對歷史的敬畏、對真相的執(zhí)著，便是我從未想過放棄的動力。

記者：您能分享一些早年在日中學院（日本歷史最悠久的漢語?？茖W校之一，前身是“倉石漢語講習會”）、東京漢語講習會等學習漢語的難忘經(jīng)歷嗎？特別是兩位老師如何通過他們的言傳身教深深影響了您的人生選擇，乃至投身于社會正義事業(yè)？

長谷川清司：1972年中日邦交正?；毡鞠破饾h語熱。那年10月，我大學畢業(yè)后半工半讀，在東京神保町內(nèi)山書店二樓的日中學院夜校結(jié)識了劉書卿老師。她以純正的漢語普通話和充滿生活氣息的生動教學，為我開啟了通往中國文化的大門。當時許多漢語教材充斥口號，讀來枯燥，而劉老師和井芹老師的自制講義卻別具一格，滿是煙火氣，例如“美女來買東西，多少都會給點優(yōu)惠哦！”這讓我明白，語言本就該扎根老百姓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兩位老師從不回避歷史與政治。他們常在課間講述戰(zhàn)時哈爾濱的往事。他們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比誰都懂“語言能成為兇器”。他們認為，學習漢語絕不能脫離近現(xiàn)代史的背景，否則中日摩擦就可能因小事而意外爆發(fā)。這種“政治、歷史與語言密不可分”的理念，在我心中深深扎根。他們常說：“要學能與老百姓交流的漢語。”

1979年我赴北京工作一年，井芹老師叮囑我定期匯報見聞，我將日常漢語記錄下來寄給他，他用紅字密密麻麻進行批注。這些內(nèi)容后來編成我的首部著作《眼見耳聞的漢語》，由日本毛澤東研究權(quán)威竹內(nèi)實教授撰文推薦——1960年，竹內(nèi)實曾作為日本文學代表團成員訪華，受到毛主席接見，同行的還有團長野間宏以及后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

1983年回到家鄉(xiāng)后，我秉承恩師教誨，仿照井芹教室（東京漢語講習會）的模式，經(jīng)一年籌備，在自家開辦了福井漢語講習會。白天在建筑公司上班，晚上每周兩課，四十年如一日，節(jié)假日從不間斷，每年9月還會與學員集體朗讀《中日聯(lián)合聲明》。我始終堅守一個原則：若有人學漢語是為了侵略或管控外國人，我會禮貌拒絕入學——這正是兩位老師耳提面命的教誨。

到了21世紀初，大量中國研修生來到日本，在許多“臟累險”的崗位上支撐著日本經(jīng)濟發(fā)展。然而，他們常因語言不通、不了解日本勞動法而遭受不公，甚至被拖欠工資。我妻子一句“你學漢語到底是為了什么？”推了我一把。我想，或許我的漢語技能能為這些弱勢群體提供幫助。于是，我從2003年起成立“外國人研修生問題聯(lián)網(wǎng)組織福井”，并擔任代表，二十年來無償為近五百名中國研修生提供法律援助。傾聽他們帶著濃重方言的訴說時，我才真切體會到兩位老師說的“聽懂老百姓的話”有多重要——唯有聽懂他們的心聲，才能為他們整理訴求、伸張正義。這一切，都源自兩位老師“為人民服務(wù)”“濟弱扶傾”精神的感召。他們的言行和人生態(tài)度，始終指引我學漢語是為了溝通和幫助，而不是為了侵略或管控。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塑造了我的人生軌跡，讓我懂得：真正的學習，終要服務(wù)于良知與正義。

雖然談不上轟轟烈烈，但我以扎扎實實的努力踐行著初心——“學好中國話，為日中友好起橋梁作用！”

記者：您在質(zhì)問信中，除了細數(shù)泉屋利吉的罪證，還特別戳破了他自詡戰(zhàn)后“十日歸鄉(xiāng)”的謊言。請問，泉屋利吉作為一名特務(wù)，他是怎樣做到在戰(zhàn)敗后那樣混亂的時期，僅用十天就撤回日本，甚至還以此自夸呢？揭露這背后真相，對于撕下他偽善面具的重要性又體現(xiàn)在何處？

長谷川清司：泉屋利吉在《憂國之士憂國之詞——泉屋利吉先生語錄》中宣稱，即便在8月9日蘇聯(lián)出兵、戰(zhàn)況惡化之際，仍有“心靈相通的中國人和朝鮮人”相助，才得以迅速回國，以此抬高自己，掩蓋在哈爾濱的滔天罪行，這簡直一派胡言！

長谷川為翻譯110萬字金成民著《日本軍細菌戰(zhàn)》查閱了大量731部隊資料。

我調(diào)研了大量資料，證實當時被侵略人民對日本軍人和特務(wù)恨之入骨，絕無可能主動相助。他之所以能夠如此快速地潛逃回國，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是利用了自己在偽滿時期通過金錢收買的漢奸和爪牙。泉屋利吉曾自詡“行走在鈔票上的男人”，他在哈爾濱特務(wù)機關(guān)資金充裕。那些他口中“多年培養(yǎng)的部下”，實則是協(xié)助其間諜活動的密探。戰(zhàn)敗后，這些人深知清算在即，與泉屋一同逃竄只為保命。何來“心靈相通”？泉屋將這種基于利益和罪惡的合作，恬不知恥地美化為“幫助”，實在荒謬。

更關(guān)鍵的是與731部隊的黑暗關(guān)聯(lián)。泉屋利吉擔任偽滿特務(wù)期間，尤其在1941年至1945年間，他所就職的偽哈爾濱警察廳多次將反滿抗日被捕者作為“人體實驗”材料送往平房基地。他正是靠這些人脈：731部隊中，金澤籍人士極多——隊長石井四郎雖非金澤出身，但曾在金澤四高求學，與當?shù)販Y源深厚；其“得力干將”增田知貞軍醫(yī)大佐，以及負責基礎(chǔ)研究及結(jié)核班的聯(lián)絡(luò)官二木秀雄均為金澤人——而泉屋本人同樣出身金澤。這種地域紐帶，加之731部隊敗退時大量人員涌向金澤設(shè)立臨時本部的背景，為泉屋快速返鄉(xiāng)提供了便利。據(jù)泉屋回憶錄記載，他的撤退路線（哈爾濱→長春→吉林→通化→滿浦→平壤→首爾→釜山→山口縣東萩）也印證了這一點：參考同期731部隊的敗退記錄（參見石井四郎《1945年戰(zhàn)敗備忘錄》、常石敬一《731部隊全史》等），若無內(nèi)部接應(yīng)，短短十天內(nèi)絕無可能完成。

揭露這些，意義遠不止戳穿一個謊言。731部隊的軍醫(yī)們戰(zhàn)后搖身一變，成了血庫創(chuàng)始人、制藥公司高管，在醫(yī)學界粉飾太平；而泉屋則躲進教育界，以所謂教育理念包裝自身，道貌岸然地立足于世。他們從未反省，只用沉默與謊言掩蓋罪行。作為知曉真相的人，揭露這種偽善是責任——唯有撕開他們的假面，才能讓世人看清：那些披著“和平”“教育”外衣的人，腳下可能踩著無數(shù)無辜者的白骨。這不僅是對歷史的還原，更是對所有受害者的告慰。

特務(wù)泉屋利吉等敗逃路線（此圖僅作路線結(jié)構(gòu)示意，不作實際地理依據(jù) ，所經(jīng)地名為今名）。| 徐曉斌制圖

記者：井芹龍野女士，您與這段歷史有著血脈相連的羈絆——出生于哈爾濱，成長于中日結(jié)合的家庭，又是劉芳生烈士的外甥女。這份獨特的家族背景，以及您對舅舅劉芳生烈士故事的追尋過程，對您的人生觀和中日關(guān)系理解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看著長谷川先生為還原真相長年奔走調(diào)查，您的心情又是如何？

井芹龍野：我1948年4月4日出生在哈爾濱，1953年9月9日隨父母赴日。雖然那時我還很小，對戰(zhàn)爭的殘酷沒有直接記憶，但那份悲傷的“底色”似乎是與生俱來的。

我父親井芹貞夫，曾是《朝日新聞》駐中國特派記者，在天津南開大學學習中文。后來，因與我母親劉書卿的二哥劉芳生相識，與我母親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包括我二舅劉芳生在內(nèi)，母親的兩位兄長都慘遭日本軍國主義者殺害。二舅自被捕后便一直下落不明，身為日本人的父親井芹貞夫也曾多方打聽，卻始終杳無音信。外祖母因日夜憂思牽掛，最終在1945年撒手人寰——她到死都沒能等來二舅回家的消息。

在如此沉重的背景下，父母的婚事曾遭雙方家族強烈反對，唯有外祖父展現(xiàn)出驚人的開明。他認為女兒與女婿的心意最為重要，從未表示反對。甚至戰(zhàn)后在母親猶豫是否要隨父親赴日時，外祖父還鼓勵她“家人無論如何都要守在一起”，自己卻最終未能與女兒再相見。外祖父定是全然信任父親的人品，才肯將最疼愛的女兒托付于他。父親常常感念這位中國老人家的寬廣胸襟，那張記錄著外祖父慈容的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

戰(zhàn)后，父親險些被送往西伯利亞，幸得中國友人相救，這份恩情讓他深懷對中國的眷戀。他本想一輩子留在中國，在我出生時便決定了：無論男女，都用故鄉(xiāng)熊本縣的地名“龍野”為我命名。這讓我從小就明白，溝通與理解的價值，遠超仇恨與對立。

1953年，父親接到最后一批返日的通知。在我們動身前往日本前，父母曾發(fā)生爭執(zhí)。母親實在放心不下外祖父——家里只剩他一個人了。政府的同志寬慰她：“你父親是烈士家屬，國家絕不會虧待他，放心去吧。”正因有著這樣的過往，他們始終堅信中日兩國絕不能再經(jīng)歷不幸，于是傾注全部熱情，通過漢語教育推動中日友好。父親總在我耳邊叮囑：“語言的破壞力有時勝過武器，使用時千萬不可大意。”成長在這樣的家庭，我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種強烈的信念：只要能為日中友好略盡綿薄之力，再苦再累也在所不辭。

說起對二舅的記憶，因為他加入了地下黨，真實身份對家人是絕對保密的。自他被捕后整整十四年間，全家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有一天，在哈爾濱南崗的公交站，這個謎底才揭曉。我大約三四歲時，正值人民政府鎮(zhèn)壓反革命，公審殘害抗日志士的偽哈爾濱警察廳特務(wù)，大街小巷的墻上貼滿彩色壁報，上面畫著“法政大學事件”中的七位烈士受盡各種酷刑的慘狀。我和母親在站臺等車，只見她突然失聲痛哭，瘋了一樣撕下壁報緊緊抱在懷里，久久無法平靜。后來才知道，壁報最下方的犧牲者姓名“劉世政（劉芳生）”，正是我的二舅。

2009年起，母親的得意門生長谷川先生開始調(diào)查，他將舅舅的犧牲細節(jié)，以及加害者的真實面目，一點點呈現(xiàn)在我面前。這種從模糊記憶到清晰事實的沖擊，是巨大的。那些資料過于殘酷而真實，我無法一口氣讀完，屢屢中途停下，心中交織著憤怒、悲傷與無力感，最終都化作淚水，難以自已。

這份追尋，本該由我來完成，實在羞愧難當，只覺自己力有不逮。父母當年沒說完的話、沒厘清的痛，他替我接上了，幫我解決了“如何將歷史真相、反戰(zhàn)精神傳遞給孫輩”的苦惱。他的追尋如此耗費大量精力與時間，實在令人感佩。在收到他所制《哈爾濱大陸學院》那本冊子，聽到CD里收錄的母親講座原聲時，我想，父母若在天有靈，定會無比欣慰吧。

長谷川長年累月調(diào)查劉芳生及哈爾濱大陸學院積累的大量資料文件。

記者：您說外祖父劉文田是位“了不起的人”——兩個兒子被日軍殺害，卻仍能接納日本女婿，允許女兒遠嫁。這份胸懷對當下的中日關(guān)系有何啟示？

井芹龍野：外祖父的這份大愛，每次回想都讓我動容。在那個國仇家恨、個人痛苦達到極致的時代，他承受著喪子之痛，卻沒有被仇恨蒙蔽雙眼。就像當年悄悄解開我母親的纏足布，反抗封建壓迫一樣，他懂得把“日本軍國主義”與“井芹貞夫這個普通人”分開來看：前者是施暴的戰(zhàn)爭機器，后者是真心待女兒、認同和平的個體。仇恨該對準罪惡本身，而非特定民族的全部。

他明知女兒與我父親情投意合，為了女兒的幸福和家庭的團聚，他愿意承受骨肉分離的痛苦。這種“放手”對他而言，是另一種犧牲與升華：以個人的思念為代價，換得小家團圓的可能，更成為珍愛和平的象征。這份犧牲與我二舅劉芳生為抗日獻身，共同構(gòu)成了中華民族面對戰(zhàn)爭的完整態(tài)度——既不屈服于暴力，也不困于仇恨。

對我而言，外祖父、二舅和父母的故事，正是中日人民可以超越歷史傷痕、建立深厚友誼的證明。這啟示我們：真正的和平不在口號里，而在人與人的真心相通中——這或許就是我們家族留給后代最珍貴的精神遺產(chǎn)。

東北烈士紀念館今昔對比圖，右為前身偽滿哈爾濱警察廳。| 受訪者供圖

記者手記

致和平：一場未竟的堅守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魯迅

1945年8月11日，距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僅剩四日，魯迅筆下那位吾師之中“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藤野嚴九郎先生與世長辭。他或許未曾想到，八十年后，一位來自其故鄉(xiāng)福井的老人長谷川清司，亦是懷揣著對恩師的深深敬意，續(xù)寫著跨越國界的堅守：退休后遠赴冰城，奔波于街巷與故紙間，找線索、核細節(jié)、記真相，甚至兩度致信劊子手后代——只為讓中共英烈劉芳生的名字從歷史塵埃中醒來，讓“馬革裹尸還”的壯語不再蒙塵。

恰如藤野先生為魯迅一一訂正解剖圖時的嚴謹，長谷川以民間之力填補著歷史敘事的縫隙。他不是專業(yè)學者，卻用十六年的自費調(diào)查追尋真相，串聯(lián)起烈士就義、加害者沉浮的完整證據(jù)鏈；他不是外交家，卻以“語言是橋不作兇器”的信念，在福井漢語講習會堅守四十載，讓每個漢字都生長著善意之根。

在這場跨世紀的追尋里，有令人齒冷的對比——劊子手泉屋利吉戰(zhàn)后搖身變?yōu)椤敖逃闰?qū)”；也有穿透時空的溫暖——日本父親因中國友人相救而對華感恩，中國姥爺超越國仇家恨將女兒托付給日本女婿，日本老人為還原中國烈士真相長年奔走……這些點點滴滴的和平接力，都在小心呵護那道戰(zhàn)爭之痂，讓它成為歷史之鑒、后事之師。

如今，日本福井漢語講習會的教室里，一幅中國大地圖赫然在目。地圖上，一條醒目的手工紅線勾勒出中國工農(nóng)紅軍艱苦卓絕的長征路線，那仿佛是長谷川心中的精神圖騰——“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只要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就會催生戰(zhàn)勝一切的力量。

當他帶著大陸學院的老照片重走哈爾濱中央大街，帶著劉芳生的資料回到當年劉芳生受酷刑之地——如今的東北烈士紀念館，他仿佛也在完成一場跨越國界的“精神長征”：不是為了延續(xù)仇恨，而是只為讓劉芳生們用生命守護的尊嚴，成為兩國人民共通的語言。歷史的清算從不是歇斯底里的聲討，而是像長谷川這樣，用日復(fù)一日的堅守，讓真相成為常識，讓良知成為本能。

此刻，精神地圖上的長征紅線仍在延伸。只要還有人記得劉芳生的微笑、藤野先生的批注、長谷川的腳步，這場為和平奔走的長途跋涉，就永遠在路上。而每一步，都是對魯迅先生那句名言最鮮活的應(yīng)答——讓死者活在活人心里，讓和平活在世代接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