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開元 日本就實大學人文科學部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致力于歷史研究、歷史敘事和史學理論的結合，追求打通文史哲、科學與藝術并舉的新史學，主要學術領域為戰(zhàn)國秦漢史與史學理論。

貴族階層的消亡

西漢初年實行封建與郡縣并行的雙軌制，既是一種新政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種新政治勢力的養(yǎng)成。漢朝分封劉氏同姓為王，看重的是皇室的血緣親族關系，將其當作政權的一大支柱。漢朝分封功臣為列侯，看重的是功勞，將功臣當作政權的另一大支柱。在封建制下，不管親族的諸侯王，還是功臣的列侯，都是世襲繼承，由此養(yǎng)成了一個新的貴族階層。對于這種經由行封建養(yǎng)成新貴族階層的政治行為，我曾經概括其為“新貴族主義”。

《刺秦：重新認識秦王朝》

李開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深入一步考察，功臣列侯的身后根基是漢初軍功受益階層。這個社會階層由創(chuàng)建漢帝國的劉邦政治軍事集團轉化而來，不僅擁有高貴的身份、強大的政治勢力和經濟財富，而且對于政治權利具有強烈的所有權意識，相對于皇權也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諸侯王的身后是皇族和外戚，他們被刻意扶持和培養(yǎng)，逐漸成為能夠與軍功受益階層拮抗的平衡勢力。漢初的政權建立在這兩大勢力的平衡點上，獲得了相對的穩(wěn)定，能夠穩(wěn)妥處理政權交替之際的突發(fā)事變，奠定了二百年長治的基礎。

深入一步思考更不難發(fā)現，西漢初年推行的新貴族主義，也是一種糾偏改錯的政治舉措，針對的是秦王朝排斥王族功臣、消滅貴族階層的政策失誤。

回看歷史，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主張廢封建，直接針對的限制對象正是王族和功臣。他在上書中說：“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tǒng)，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意思是，如今有賴于陛下的神靈，天下一統(tǒng)，都成為郡縣。對于諸位王子和眾多功臣們，國家用賦稅加以厚重的賞賜，已經甚為充足，而且易于控制。

我們在前文的考察中說到，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國的宗室貴族已經被排除在政局之外，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已經完全不存在，作為一種社會階層，已經消失。而沒有了封地的軍功勛貴，在官僚制的文法消磨中逐漸邊緣化，也失去了成為一種新貴族階層的條件。

秦滅六國，遠古以來的貴族王政消亡，唯一的幸存者正是秦國。秦始皇廢封建，秦國的王族外戚在政治上等同于平民，功臣列侯的封邑也被剝奪，貴族階層被廢除。從此以后，秦朝成為天下唯一的國家，皇帝成為國家的唯一主宰，官僚成為聽命于皇帝的奴仆。獨天下的專制皇權由此形成，皇權官僚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由此出現。

閻步克先生在分析中國傳統(tǒng)政體時認為，從政治勢力上說，若存在強大的“中間階層”，則國君難以專制。從中國古代的歷史來看，限制國君專制的強大“中間階層”，首先是貴族階層。古來的貴族階層，依靠天生的血緣獲得世襲的等級身份；新生的功臣新貴，則依靠功業(yè)勞績獲得世襲的等級身份。這種世襲的等級身份成為一種相對獨立于王權的力量，用當下的流行語來說，貴族階層是“自帶流量”的。與此相對，秦的官僚階層沒有獨立的身份，“自身不帶流量”，直接依附于王權。

貴族階層的存在，不但是限制國君專權的制衡力量，也是現代民主政體得以從英國產生的根源。從秦國的歷史上看，每當王權出現繼承危機時，都是由貴族出面來穩(wěn)定政權。比如秦武王突然死后，穰侯魏冉與宣太后聯手平定季君之亂，建立安定的新政權。又比如秦王政親政之初，嫪毐之亂爆發(fā)，也是華陽太后與昌平君聯手平定叛亂，穩(wěn)定了政權。然而，當秦始皇突然去世，秦王朝出現繼承危機時，再也沒有貴族能夠站出來維護政權的連續(xù)性，在李斯和趙高這類依附王權的官僚和近臣的把持下，二世而亡。這完全應驗了當年博士淳于越的預言：“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p>

《漢書·地理志》說：“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币馑际?，秦統(tǒng)一天下以后，認為周朝因為封建制度的衰微最終被諸侯所滅亡，所以，不分封尺寸的土地，將天下全部實行郡縣制，徹底消滅了古來貴族的后代，沒有任何遺留。值得注意的是，秦統(tǒng)一天下，推行單一郡縣制，不僅消滅了各國的貴族，從最終的結局上看，也將秦的貴族消滅了個干凈，有五百年悠久歷史的秦國也因此消亡。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中國遠古以來的氏族貴族及其社會結構，也至此而徹底終結。

失去應對外部世界的能力

漢朝建立之初，內有侯國王國，外有匈奴百越，用不同的方式處理不同地區(qū)不同國家間的關系，成為漢王朝施政和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也是漢王朝與秦王朝極不相同之處。

通觀整個漢帝國的周邊世界，北方有匈奴，南方有南越，東北有朝鮮，東南有閩越，西南有西南夷。為了應對周邊四方，漢朝逐漸樹立起一種多元的世界觀，創(chuàng)建出一套多層次的治理體系，史家稱之為“冊封體制”。冊封體制后來發(fā)展成近代以前通行于亞洲東部的一種國際秩序。中原的王朝國家，通過稱號、印璽、任命書的授予，與周邊國家建立起一種宗主國和從屬國的君臣關系，以此確立所在區(qū)域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穩(wěn)定。

在“冊封體制”的運作之下，以漢朝為中心，在亞洲東部地區(qū)形成了一個超國家的政治文化勢力圈，史稱“東亞世界”和“中國文化圈”。東亞世界的地理范圍以漢朝所在地區(qū)為中心，包括匈奴所在的蒙古高原，朝鮮所在的東北地區(qū)、南越所在的嶺南地區(qū)和中南半島北部、西域各國所在的中亞地區(qū)、西南夷所在的云貴高原、東海中的日本列島，后來也被納入其中。放眼全球，與東亞世界平行并列者，西方有以羅馬為中心的地中海世界，南亞有印度世界，中亞有兩河文明世界。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西嶋定生先生，是“冊封體制”、“東亞世界”和“中國文化圈”概念的創(chuàng)建者。西嶋先生的研究視野開闊，他將中國史研究納入了區(qū)域史和全球史的范疇，提煉出精準致用的概念，規(guī)范出中國與周邊關系的理想類型，為中國與周邊關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西嶋先生“冊封體制”說的基礎，是日本另一位著名歷史學家栗原朋信對于璽印的研究。通過對傳世和出土璽印的研究，栗原先生認為，漢帝國存在內臣、外臣和客臣三種臣屬形式。大體說來，全面遵守漢朝的德、禮、法三種規(guī)范者，屬于內臣，比如侯國和王國；只受德和禮的約束者，屬于外臣，比如周邊如南越、朝鮮、西南夷；更為對等、主要受禮約束者，屬于客臣，比如匈奴。三種不同的臣屬關系各有不同的冊封形式和內容。西嶋先生據此深入擴大，把內臣的冊封看作漢帝國疆域以內政治關系的確定，將外臣和客臣的冊封看作漢帝國疆域以外政治關系的確定。從而，漢朝與外臣和客臣的關系具有外交性和國際性，由此建立的政治關系就是國際秩序，由此所形成的跨國家的政治文化圈，就是東亞世界。

西嶋先生進一步指出，“冊封體制”的形成與漢帝國的國家構造，特別是封建與郡縣并行的郡國制有直接的關系。具體而言，“冊封體制”是郡國制中封建制的延伸，沒有封建制在帝國內的存在，就沒有帝國外冊封體制的出現。也就是說，漢帝國“冊封體制”之所以能夠建立，源于西漢初年實行了封建與郡國并行的郡國制。

西漢初年，漢帝國是聯合帝國，而不是統(tǒng)一帝國，是一個由帝國、王朝、王國和侯國組成的四級制國家聯合體。在這個國家聯合體中，列侯擁有對于侯國的統(tǒng)治權，諸侯王擁有對于王國的統(tǒng)治權，漢朝兼有對于皇帝直轄地的統(tǒng)治權和對于王國和侯國的政治主導權。為了治理聯合帝國內復雜的封建關系，漢朝中央政府相應地發(fā)展出一套多層次的法治體系。管理侯國有侯國法，管理王國有王國法，大致是一種統(tǒng)一法制下的間接統(tǒng)治形式，不同于漢朝對于直屬郡縣的直接管理形式。從兩漢四百年的歷史來看，漢朝政府通過法律的修改，在不同時期對于王國和侯國的內政有不同程度的干預和介入，卻從來沒有廢止的打算。從兩千年帝制中國的歷史來看，封建的理念和實踐始終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歷朝歷代，從來沒有消失。

在這個四級制聯合帝國之外，北方有匈奴帝國，南方有以南越國為主的百越諸國，它們都在漢帝國的疆域之外，與漢帝國的關系，是國與國之間的對外關系。

西漢初年，漢朝最重大的對外關系，是與匈奴帝國間的關系。經過“白登之圍”的敗局之后，漢朝政府通過納貢和親承認了匈奴的強國地位，在對等的國家關系認識中，意識到自己的弱勢和局限。從以后的歷史來看，如何逆轉漢匈之間的強弱關系，將匈奴納入冊封體制中來，是漢王朝用力最深、持續(xù)最久的最大課題。

南越國建立在劉邦稱帝建立漢王朝的前一年。該國曾經是秦帝國的郡縣，是在秦末之亂中由駐防南越的秦南部軍獨立創(chuàng)建的國家。與對匈奴的關系不同，漢朝政府從一開始就沒有將南越視為對等的國家，而是視為接受漢帝國冊封的附屬國家。

關于南越接受漢朝冊封的事情，史書上留下了漢朝使臣陸賈出使南越，說服南越王趙佗放棄“帝”號，歸屬漢朝稱臣的故事，事在高帝十一年。按照漢朝的制度，冊封諸侯王國，應授予金印紫綬，就是黃金鑄造的印、紫色絲綢編織的佩帶。按照漢朝政府于高帝六年修訂后的諸侯王國法，諸侯王必須是劉氏王族，王國相由漢朝任命。漢朝冊封南越國，也是授予金印紫綬，不過，諸侯王不是劉氏，漢朝對于南越國的內政也完全不干預。漢朝政府將漢帝國內的諸侯王稱為內諸侯，置于漢朝法律的管理之內，將漢帝國外的諸侯王稱為外諸侯，不在漢朝法律的管理之內。外諸侯的義務在于稱臣納貢，維護邊疆的安全和往來的暢通。

以此反觀秦王朝，由于廢封建實行單一郡縣制，從一方面看，中央政府和皇帝的權力確實強化了，帝國內諸侯相爭的隱患消除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秦王朝對于不能實行郡縣制也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統(tǒng)治的地區(qū)，也隨之失去了應對能力，無法同漢朝一樣，在更加廣大的區(qū)域建立起多層次的治理體系，對更加廣闊的地域建立起開放的勢力范圍。

眾所周知，秦統(tǒng)一天下后，對百越地區(qū)先實行軍事征服，然后建立郡縣，實行直接統(tǒng)治；對匈奴也是實行軍事征服，派遣三十萬大軍出擊，占領了河套地區(qū)，實行郡縣統(tǒng)治。但是，對于無法實行郡縣統(tǒng)治的蒙古高原，因為無力應對，只有修建長城，將其與能夠實行郡縣統(tǒng)治的地區(qū)隔離，以不承認、不往來的自閉方式，完成單一郡縣制下天下一統(tǒng)的自我滿足。

所以說，秦帝國的單一郡縣體制堅硬板結，有效治理的范圍狹小有限。與此相對，郡縣和封建并行的漢制柔韌靈活，有效治理和間接統(tǒng)屬的范圍廣大遼闊。通觀兩千年的帝制中國，更多繼承的是柔韌靈活的漢制，而不是堅硬板結的秦制。總而言之，漢承周秦二制，行王霸之道，能長治久安。歷代以史為鑒，皆行漢制而戒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