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輝、杜贊奇、孫江，攝于京都。

最近有人問，學術上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誰，我腦海里瞬間閃過一串名字，最后定格在杜贊奇三字上。杜贊奇即Prasenjit Duara，在中國學界，就跨學科、跨領域的影響言，當今似乎沒有哪位美國中國學學者能超過杜贊奇。杜贊奇長我十三歲，我稱他老杜，他叫我小孫，我們見過六次，都是在日本：突然開始，戛然而止。

1950年，杜贊奇生于印度阿薩姆邦，大學畢業(yè)后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88年，杜贊奇根據(jù)博士論文改訂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正式出版，一時好評如潮，先后于1989年和1990年獲得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和亞洲學會列文森獎。我閱讀此書較晚，是在1993年進入東京大學博士課程之后。當時我正在準備博士論文，打算以結社為切入口研究現(xiàn)代權力的起源，但苦于找不到一個有效的解釋模式。幾經曲折，我的閱讀暫停在此書上。如果駒場圖書館還留有此書當年借閱簽名的話，可知是一本被我反復借閱的著作。在學界論及國家與社會關系時有兩個通行的解釋模式，一個是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模式，一個是馬克斯·韋伯的支配與被支配模式。針對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鄉(xiāng)村與國家的關系，杜贊奇獨具匠心地將目光聚焦于中間層——經紀人，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的經紀人以保護性角色充當國家和地方的媒介，而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掠奪性經紀人和現(xiàn)代化設計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致使政治內卷化，最后現(xiàn)代化目標歸于失敗。杜贊奇關于文化和權力關系的解釋讓我眼界大開，從此拋卻過往的思維慣性，開始學習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

杜贊奇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

回顧二十世紀，非西方產生的有世界影響的學說屈指可數(shù)，亞洲居三：一個是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由于有中國革命成功經驗的加持，該理論在六七十年代產生了巨大影響，吸引了眾多外國人研究中國，換言之，中國的魅力不是來自傳統(tǒng)文化而是來自中國革命。第二個是日本的“近代超克”（overcoming modernity），作為非西方國家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典范，日本學者在二戰(zhàn)中提出的超越西方/現(xiàn)代的構想，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下被歐美左翼思想重估。第三個是印度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這是一種關于社會底層人群及其與精英群體關系的研究，破除了西方學界對印度的刻板認識，喚醒了被屏蔽的沉默的聲音。杜贊奇出身印度，研究中國，了解日本，這種跨界身份注定了其研究的跨界特質。1995年，杜贊奇的新著《從國族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英文版甫一面世，我即閱讀，其打破線性歷史（linear history）、倡導復線歷史（bifurcate history）的訴求，讓我認真思考為何著史、為誰著史之問題，開始以別樣的方式追問中國的現(xiàn)代性。1996年夏，我給時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杜贊奇寫信請教，很快收到了回復——塞滿幾篇厚厚論文的郵包，這些構成了他2003年出版的《主權與本真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一書的基礎。這是我與“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初次接觸，舊的問題未去，新的問題又來。如果說，杜贊奇關注的是建構現(xiàn)代利維坦所需的非現(xiàn)代素材的話，受其啟發(fā)，我將自己研究現(xiàn)代權力起源的問題意識由革命和國家擴展到殖民地。

杜贊奇著《從國族拯救歷史》

杜贊奇著《主權與本真性》

1996年12月的一天，我被告知杜贊奇剛到日本，下午將在東京大學平野健一郎教授的討論課上講演。平野早年留學哈佛，師從費正清。我和杜贊奇幾乎是見面即熟，時當壯年的老杜，干練略瘦，而我滿頭卷發(fā)，兩人站在一起妥妥的一道異域風景。我將老杜引入導師并木賴壽教授的研究圈子。老杜活潑善言，夾生的日語幾天下來便十分流利，我詢問何故。他說反正我是外國人，沒有義務說得那么好！是呀，語言本來是交流的工具，不是差異化的標尺。我在日本二十多年間很少說敬語，因為“敬”就是距離感。前幾年，有個慣以苦澀的臉看外國人用日語寫書的現(xiàn)京都大學某教授，在一本面向大眾的關于中國的小書后記里，竟將敬語用反，聲稱老師拜讀了他的著作，真是反自取辱。

老杜是蜚聲國際的著名教授，我是搭上留學末班車的倔強的博士生，他待我如師長般友善，問我將來有何打算，我說拿到博士學位后到美國待上一年，然后回國。老杜建議我，先到思想開放的他任教的芝加哥大學待半年，再去他取得博士學位的保守的哈佛大學待半年，并表示愿意為我安排一切。我很感激，雖然后來因為我留在日本工作而未能成行。

在東京期間，由于我在思考結社方面的博士論文，我們的談話不離這一主題。《從國族拯救歷史》有一章寫會黨，老杜認為存在兩種會黨敘述——儒家話語中的革命和進化語境中的革命，見解獨到而深刻，堪稱本書最精彩的一章。當他把簽名的本書送給我的時候，我告訴他這一看法，他聞后眼睛放光，答曰是的，是第四章。我還向他請教關于道院、道德會研究的問題，這些團體屬于被線性的歷史排斥的分叉的歷史的殘留，老杜命名為“救世團體”（redemptive society），具有“超克近代”的指向。那是一個沒有手機的時代，記得有天我們相約在立教大學校門口見面，我臨行前想起要送給他一本酒井忠夫先生在戰(zhàn)時撰寫的調查和研究作品，復印花了很長時間，愣是讓他在寒風中等了近一個小時。

孫江著《重審近代中國的結社》

老杜雖然研究歷史，但歷史只是他的田野；老杜雖然研究中國，但從未將自己局限在中國。杜贊奇以中國歷史為方法思考革命、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以及區(qū)域化和全球化等問題。他從華北走到東北，由實證而理論，從中國到亞洲，最后創(chuàng)出了獨特的全球化理論。老杜寫過一篇很有意味的文章，題為“歷史為什么是反理論的”（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仿佛是其自畫像，我指定為研究生的必讀物。通常我們說研究歷史需要借助理論，這不錯，但理論的內在邏輯與歷史的復數(shù)性之間是相互抵牾的。就終極而言，凡是歷史的皆不可定義。惟其如此，讀者不能從純歷史學的角度閱讀杜贊奇的著作。實際上，杜贊奇在其一舉成名的第一本書出版后，我認為他就告別了歷史學家的身份，而朝向歷史理論家（不是歷史學理論家）邁進。我在日本大學教書時，同僚木下千花教授的專業(yè)是社會學，她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期間曾出入過杜贊奇的討論課。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杜贊奇到東京大學參加國際會議（1997）和在北海道大學演講（2010），都與中國研究無關，說來他與日本中國學界的交往有兩次倒和我有關。

2009年，學習院大學武內房司教授主持的東亞民間宗教研究的科研計劃想在結項前舉辦一次國際會議，我提議邀請時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的杜贊奇來做基調演講。杜贊奇帶來的論文是《亞洲的儒教與中國的新宗教》，討論中國和東南亞民間宗教與儒教的關系，以及在復雜的二十世紀上半葉國家與市民關系之外，民間宗教如何重新界定自身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之關系。老杜曾說要寫一本關于香港的著作，大概因為去了新加坡而放棄了該計劃，從這篇論文中我隱隱地感到他在思考新的問題，但直到2014年他又出版一部新著《全球現(xiàn)代性危機——亞洲傳統(tǒng)和可持續(xù)的未來》（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我才明白老杜的學術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是一部接續(xù)其以往思考的著作，提出了“流轉的歷史”（circulatory history）概念，“流轉的歷史”仿佛一部現(xiàn)象學的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歷史，主客關系不再是二元對立的，杜贊奇在時間和空間的流轉中建構了超越啟蒙/西方/現(xiàn)代的全球史理論，值得每一個有理論訴求的中國學者閱讀。

杜贊奇著《全球現(xiàn)代性危機——亞洲傳統(tǒng)和可持續(xù)的未來》

會議結束后，與會者一起參觀了位于銀座的日本紅卍字會（道院）總部。道院成員都有道名，例如對少年失怙的傅斯年有培育之恩的侯延爽，道名為“素爽”。日本成員也學著中國成員給自己取道名，有尋賢、尋宗等。我和來自港臺的學者公議，給老杜起了一個道名——尋奇。

2011年時當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由于孫中山與日本的淵源，日本學界準備在東京和神戶召開兩場紀念大會。2010年3月，神戶會議籌備人神戶大學緒形康教授給我來信，詢問能否請到杜贊奇。我給老杜去信后很快接到回音——老杜回信特別快！說正要經大阪飛往北海道，于是我們三人在大阪一家酒店咖啡廳面談了一個小時，敲定了一年半后的會議！在神戶辛亥革命會議上，我報告的題目是“會黨與辛亥革命”。為了活躍氣氛，我劈頭講了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曾被人問及孫文和孫江有什么關系。我回答當然有了，一個組織會黨干革命，一個研究會黨干革命。滿座只有老杜一人大笑，仿佛只有他一人懂日語。

神戶一別，杜贊奇回美國去了杜克大學，我辭去日本教職回南京大學，沒想到2019年6月27日竟偶遇于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其時我正在日文研訪學，而老杜應邀演講后要轉往他地，于是和從前見面一樣，意外相見，暢飲歡談而別。

疫情后，我和老杜偶有書信往還，他介紹學生來南京查閱資料，還期待我去杜克大學講學。去年，我從老杜的學生、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慕惟仁（Viren Murthy）處獲知他要榮休，感到一陣寂寞，當即表示要去參加榮休儀式和紀念研討會。當發(fā)現(xiàn)無法成行后，我決定寫一篇詳述杜贊奇學術成就的文章，這里先記下一些索引性文字。回顧我與老杜的交往，我從他那里獲得的啟示甚多，我以他的研究為特立獨行的學術風向標而定位自己的學術。三十年間，我們幾乎不談私事，但在無言中，我知道一個阿薩姆印度青年因為想像中國革命而投身中國研究，進而放眼世界，成一家之言，在當代全球學術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這種“尋奇”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