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樂舞文化發(fā)達，崔令欽《教坊記》、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和孫棨《北里志》等書頗能反映唐代以曲藝為生的女子的精湛技藝和生活情狀。其中的御前表演者，不免讓讀者聯(lián)想到漢代的衛(wèi)子夫與趙飛燕姊妹。似乎哪位女子一旦被皇帝青睞，“一朝選在君王側(cè)”，就意味著錦衣玉食、飛黃騰達。

唐代后妃中，有此傳奇經(jīng)歷的實在寥寥。兩《唐書·后妃傳》所錄后妃數(shù)量寡少，其中未見有此種際遇的女子。陳麗萍《賢妃嬖寵：唐代后妃史事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補充了相當數(shù)量的唐代后妃資料，筆者倒是從中尋覓到兩位。

一位是唐玄宗的趙麗妃。臨淄王李隆基為潞州別駕時，張暐“潛識英姿，傾身事之，日奉游處。及樂人趙元禮自山東來，有女美麗，善歌舞，王幸之，止于暐第，生廢太子瑛”。（《舊唐書》卷一〇六《張暐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3247頁）《新唐書·王琚傳》述張暐事，作“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新唐書》卷一二一《王琚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4332頁）二書所載趙元禮身份一致。趙麗妃雖一度深得玄宗寵愛，開元十四年去世后獲得“和”之謚號，這在唐代后妃中是很罕見的。（《賢妃嬖寵》，第125-126頁）然而“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愛?則恩絕”，（《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上》，中華書局，1964年，第3952頁）以明皇之好色多情，恐怕趙麗妃也不能久得君王歡心。

第二位是唐代宗時之張昭儀。大歷（766-779）中，歌女張紅紅與父歌于衢路以求食。將軍韋青“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即納為姬”。韋青“乃自傳其藝，（紅紅）穎悟絕倫”。張紅紅很快名動長安，甚至傳到皇帝耳中——“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為才人”。韋青去世的消息由代宗告知紅紅后，紅紅“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嘆之，即贈昭儀也”。（段安節(jié)撰，亓娟莉校注《樂府雜錄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3-54頁）陳麗萍于張昭儀事后加按語“張昭儀事出自小說，其人其事有待考證。但唐代規(guī)模龐大的宮伎群體確實有不少來自民間，其中因色藝出眾而被寵幸并得封嬪妃者也是可能存在的”。（《賢妃嬖寵》，第156頁）

雖然有得到皇帝寵幸的微弱可能性，但宮廷伎樂女子養(yǎng)在深宮，其活動殊少自由。近日瀏覽墓志，恰見一位出于唐代箏樂世家的女子，因為母親的著意安排，擺脫了深受禁錮的命運，開啟了與其他大部分女性一樣的婚姻生活。該方墓志前半對于唐代音樂史（特別是補充箏樂人資料）很有價值，后半所涉及唐代士人與妾室、妾室與丈夫正妻子女關系亦是社會生活史的極佳史料。

高氏墓志并蓋，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第98頁

為便于研究，今將墓志全文（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拓片在第98頁，錄文在第289頁）分前后兩部分移錄如下：

大唐前監(jiān)察韋公故高氏墓志銘并序

前監(jiān)察御史里行韋廙撰

有唐元和十二年二月廿九日，高氏歿于長安親仁里之私第，生廿七年矣，實可痛哉！其先代曉音律，世服朱紫。有親姊三人，皆藝皃﹝貌﹞絕代。長姊歌啟齒而梁塵暗落，次姊指拂弦而秦聲動天，并為君命所求，歿身怨非吾偶。第三姊復因公主抑奏，今貴寵無比。 上欲制置新曲，必先錯綜于其箏。唯此姊與兄三人同出于李氏，其母嘗嘆三女拘限宮禁，每仲夏之朔方遂一面。況小女孤幼，倍所鐘愛，變易姓氏，養(yǎng)于他族。而天假艷麗之質(zhì)，生知絲竹之音，凡樂有經(jīng)耳之聲，我箏必隨而盡得。密親聽其清響妙絕，知酷似同母之姊矣。

志主高氏于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去世，年二十七歲，則其生于德宗貞元七年（791）。高氏出自一個世代通曉音律的家族，三位姐姐因藝貌絕代而選入宮廷，其中三姐憑借公主的推薦，深得皇帝寵信。這位向憲宗進獻女樂人的公主是誰呢？很可能是憲宗愛女普寧公主。憲宗有十八女，“梁國惠康公主，始封普寧。帝特愛之”（《新唐書》卷八十三《諸帝公主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3667頁）元和四年，“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nèi)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第4300頁）當時傳言普寧公主從于頔處取歌舞人獻于憲宗，可見其平素對樂舞的留意，那么高氏第三姊很可能也是因為憲宗最寵愛之普寧公主的推薦而受到皇帝賞識的。

從“次姊指拂弦而秦聲動天”及“我箏必隨而盡得。密親聽其清響妙絕，知酷似同母之姊矣”來看，高氏出自一個箏樂世家。學界關于唐代箏樂的研究中，對箏人搜集頗為完備，（謝明《唐代箏樂研究》，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51-62頁；李國平《唐時期箏的歷史地理探索》，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99-106頁）然未見有著錄高氏姊妹者。

《教坊記》載曰：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佩琚居然易辨，內(nèi)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nèi)者，教習琵琶、三弦、箜篌、箏等者，謂“搊彈家”。（崔令欽撰，吳企明點?！督谭挥洝?，中華書局，2012年，第12頁）

李氏的三位女兒應是“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nèi)者”之“搊彈家”，非如賤隸之“宮人”。

宮廷樂人的生活處于極度封閉的狀態(tài)?！督谭挥洝返挠涊d恰可與墓志內(nèi)容對照：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nèi)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nèi)人家”，四季給米。其得幸者，謂之“十家”，給第宅，賜無異等。初，特承恩寵者有十家，后繼進者，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shù)十家，猶故以“十家”稱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nèi)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余內(nèi)人并坐內(nèi)教坊對。內(nèi)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教坊記》，第11頁）

入選宜春院的女伎，雖家在教坊，同家人相見亦非常困難。僅每月固定在二日和十六日，其母得與女兒相見；若遇其生日，則其母、姑、姊妹皆可同來相見。李氏三姊妹雖非入宜春院之“內(nèi)人”，但其身份之不自由當無二致。墓志寫出宮之難，此處則描述樂人家人入宮相見難。

高氏之母姓李，而唐代最著名的箏樂世家即出自李氏?！稑犯s錄》“箏”條載：

箏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即青孫，亞其父之藝也。（《樂府雜錄校注》，第93頁）

元和年間，善彈箏者中有名李青青者?！稑犯s錄》原文謂從周為青青之孫，亓娟莉推斷“孫”為“子”之訛，李青青活躍于元和至太和間（806-835），李從周（吳融《李周彈箏歌》結(jié)合吳融的經(jīng)歷，推算宣宗大中時，李周處于青少年時期，從所工技藝、身份、活動時間等判斷，似與李從周為一人）活躍于宣宗大中（847-859）以來，二人似當為父子。（《樂府雜錄校注》，第93-94頁）亓氏觀點可備一說。高氏去世于元和十二年，元和年間正是其三位姐姐在宮禁活躍的時期。這個箏樂世家不但“其先代曉音律”，則唐代音樂世家，不僅男子世承其業(yè)，女子也得以傳其術。高氏箏樂師承既有先世通曉音律，或許其母李氏有來自李青青家族這一箏樂世家的可能。

唐代教坊女樂來源有多種途徑，地位普遍卑下，命運亦堪稱凄慘。（劉夢姣《唐代教坊女樂研究》，曲阜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14-18、32-38頁）教坊藝人的生活中，屈辱和眼淚自然是占據(jù)絕大部分，雖然也伴隨著些許歡樂時光。（岳永逸《眼淚與歡笑：唐代教坊藝人的生活》，《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有研究注意到唐代宮人女樂往往需到年長色衰后方能出宮而重獲自由，其主要出路不外乎“入道”或“歸家”兩種。（張詠春、郭威《武德內(nèi)教坊與云韶府（院）——唐代內(nèi)廷用樂管理機構的后宮類型》，《人民音樂》2016年第9期）高氏的兩位姐姐在深宮孤寂離世，沒有盼到出宮的曙光。即便有幸重獲自由，也已是年光老大，嫁人談何容易。

李氏苦于與三位女兒見面困難，哪怕是付出“變易姓氏，養(yǎng)于他族”的沉重代價，也絕不讓小女兒步三位姐姐的后塵。三位姐姐在得知母親把自己的妹妹改姓寄養(yǎng)，從而可以避開自己這種幾無自由的命運時，她們的情感或許是欣慰中夾雜著羨慕。在母親的汲汲努力下，終于有一位女兒逃離了“拘限宮禁”的命運。高氏被母親養(yǎng)于高家（可能與李氏或其夫家有姻親關系），雖然也與姐姐們一樣接受了音樂技能的修習，但終究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墓志又載：

女工妓巧，樣出于心，新眉愁嚬，鬢藂于頂。年十六從于韋，雖非正禮，嘗主中饋，無威以制，律己服之。頃韋于荊南滯留，黔南從事，中間暫會，復又南行，相繼五年，托以家事。韋之兒女互染重疾，躬親藥物，口嘗手授，適其寒燠，皆遂痊平?！跄甓校f方旋反，如﹝而﹞新知之樂，每聯(lián)步以游。才經(jīng)周歲有余，未報辛勤之節(jié)，正月中而遘疾，二月終而奄謝。母及第二兄同執(zhí)藥餌，名醫(yī)術士，無所施力。有行一紀，而無其子，遽長往矣，可不哀哉！以其年三月廿五日窆于長安縣義陽鄉(xiāng)任賈村韋莊之西北?？至旯戎?，故勒石以紀。銘曰：

柔而干，麗而聰，秋之翠，春之紅。三星耀兮人去室，九原歸兮花辭風。廿七兮壽太促，十二年兮歡遽終。神福善兮言何謬，奠無主兮事如空。帝城南兮，故園之西北；臨穴一慟兮，路人為悲塞。

高氏在十六歲時嫁給京兆韋廙。高氏是韋廙喪妻后續(xù)娶之妾室，不過實質(zhì)上已成為家庭女主人，地位也不算低。但高氏畢竟非正妻，所以墓志強調(diào)了“無威以制，律己服之”的略顯尷尬的處境。高氏未獲正妻地位，或是因其家世低微，不能與京兆韋氏對等的緣故。

韋廙其人，傳世典籍未見其傳記資料。試秘書省校書郎崔周冕于大和元年（827）撰《唐故鄉(xiāng)貢進士京兆韋府君墓志銘并序》，（拓片見《隋唐五代墓志匯編·洛陽卷》第13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7頁；錄文見《唐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99-2100頁）志主韋行素，“曾祖彬，皇蜀州青城縣令；祖克勤，皇河南府汜水縣令；考廙，皇河南府汜水縣尉。公即廙之幼子”。韋行素父名廙，京兆人，與撰高氏墓志之京兆韋廙時代相同，或即同一人。據(jù)韋行素墓志，知行素母（廙妻）為高陽齊氏，衛(wèi)尉少卿齊煚是行素之舅，行素娶齊煚長女。若韋行素父韋廙與為高氏撰志的韋廙是同一人的話，那么韋廙是在正妻齊氏去世后，再娶高氏?！绊f之兒女互染重疾”，當即是齊氏所生，高氏悉心照料的韋廙之子應該就是韋行素。據(jù)墓志載，韋行素卒于大和元年（827），享年卅五，則其生于貞元九年（793），僅比繼母高氏小兩歲。

韋行素墓志，見《隋唐五代墓志匯編·洛陽卷》第13冊第87頁

不過，史籍中還有另一個韋廙?！缎绿茣ぴ紫嗍老当怼份d鄖公房有韋廙，太原府參軍，與韋行素父韋廙非同一人。其高祖太仆少卿韋爽與武后、中宗時為相之韋巨源為同輩，則其時代亦與撰墓志之韋廙相合。因此不能遽然排除此人是高氏之夫的可能性。

高氏嫁給韋廙后，因韋廙常年仕宦他鄉(xiāng)，二人聚少離多（“頃韋于荊南滯留，黔南從事，中間暫會，復又南行，相繼五年，托以家事”）。高氏除了高超的音樂素養(yǎng)外，還是一位賢內(nèi)助。韋廙常年在外為官，前妻之兒女身染重病，多虧高氏悉心照料，才得以痊愈。

元和十年冬，韋廙回到家中，二人度過了幸福的時光（“韋方旋反，如﹝而﹞新知之樂，每聯(lián)步以游”）?？上Ш镁安婚L，高氏很快重病，雖有母親和二哥的悉心照顧，還是在生病月余后去世（“才經(jīng)周歲有余，未報辛勤之節(jié)，正月中而遘疾，二月終而奄謝。母及第二兄同執(zhí)藥餌，名醫(yī)術士，無所施力”）。韋廙感嘆高氏“有行一紀，而無其子，遽長往矣，可不哀哉”。

還可以提及的是，浸潤在樂舞文化的環(huán)境中，不少唐代女性的音樂素養(yǎng)頗高。墓志中還有士族女性善彈箏的記載。華陰縣尉苗紓為其妻撰《唐故夫人滎陽鄭氏墓銘并序》載“夫人諱溶……善彈箏鼓琴，凡聲成音律，珠貫心手。又善文字，能屬詩?；驀L游他方，時遇清明節(jié)，寄詩二首，見酬四篇。其詞美麗，怨而不失其正。雖皇甫氏之禮宗，不獨稱矣。寶歷二年，自博陵，從不時調(diào)集，閑關歲月，恨未果歸。由是怨望，郁憤生疾。以大和二年二月戊戌終于定州寧國里之私第，享年廿”。（拓片及錄文見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匯編》，線裝書局，2007年，第670-671頁）苗紓筆下的妻子溫婉賢惠，音樂詩文俱佳，可惜因為丈夫在外求官，長久分別而郁憤生疾，才二十歲就去世了。

鄭溶墓志，見《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匯編》第670頁

張冏為其叔母撰《唐故九華觀書□師藏形記》載“仰維叔母……加以雅好書史，一覽無遺。善妙秦箏，備該曲調(diào)。爰自疾亟，神用不虧”。（拓片見《隋唐五代墓志匯編》陜西卷第2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4頁；錄文見《唐代墓志匯編續(xù)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95頁）張冏叔母秦箏技藝高超，即使其病重時彈奏也是“神用不虧”。

張冏叔母墓志，見《隋唐五代墓志匯編》陜西卷第2冊第24頁

唐代士族家庭女性的音樂才能，一方面作為取悅丈夫的工具，同時又成為繁瑣、單調(diào)家庭事務之外的調(diào)劑，是其自娛的手段。除了在與夫君相聚的短暫時光中給對方帶來聽覺享受之外，箏這種樂器對這些家庭女性更多意味著是與丈夫分別的漫長歲月中消磨時光、排解孤寂、自我愉悅的情感寄托。

因為母親的安排，高氏沒有走上她三位姐姐那般極度缺乏自由的人生之路。那么，她到底是走出圍城，去到了更自由的天地，還是從一個圍城短暫逃離后又步入另一個圍城？不同讀者可能會有迥異的看法。也許高氏在剛嫁給韋廙因聚少離多時曾憧憬過三位姐姐那般的生活。不過我想，在經(jīng)歷了大姐、二姐在宮中孤獨度日，尚未嫁人就去世的悲劇后，她的憧憬就變成了對姐姐們的憐惜。真實的感受只有高氏自己冷暖自知，或者她身處其中，也曾猶豫過、懷疑過，卻又難以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