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杰姆奧盧、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濱遜，以表彰他們在關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政治發(fā)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是兩位的代表作。《政治發(fā)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一種理解民主的創(chuàng)立和鞏固的統(tǒng)一框架。特別是，這一框架強調為什么政治制度變革與在非民主政體背景下的政策讓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六章 民主化

6.1引言

在這一章中，我們將提出并發(fā)展關于民主化的基本模型。人們對不同的政治體制有偏好，是因為他們預料政治行動者在這些制度下會采取不同的行動，從而產生不同的政策和社會選擇。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的分析以我們在前兩章中建立的關于民主和非民主的模型為基礎。

6.2政治制度的作用

我們?yōu)槭裁葱枰懻撝贫?為什么不直接說：權貴和民眾對不同的政策有偏好，他們之間的政治沖突導致有利于一個或另一個團體的政策?我們認為，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沖突還有更多的內容。關于政策的沖突是靜態(tài)的——關于今天發(fā)生了什么。理性的行動者還關心未來。這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持久性的，因此有影響未來政治行動和政治均衡的能力——發(fā)揮作用之處。因此，我們需要在動態(tài)的背景下認真考慮政治制度；通過這一過程，我們便能提出民主的建立以及鞏固的理論。對此至關重要的是有關政治制度作用的思想。

我們強調政治制度調節(jié)法定政治權力的配置。政治權力是在對實行何種政策存在沖突時，一個特定的團體(或個人)在政治領域中所具有的影響力的量度。如果權貴是有錢人，且是有權力的，那么,我們就會預料有更低的稅率、更少的再分配和一般說來偏袒有錢人而不是窮人的一系列政策。因此，政治權力內在于每一種關于加總相互沖突的偏好的討論之中。各種民主模型以不同的方式加總這些偏好，因此，如第四章所討論的那樣，它們自然會將不同的政治權力分配給不同的團體。然而，對我們的分析至關重要的是這一假定：通常來說，多數民眾在民主中而不是在非民主中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

前瞻性的理性經濟行動者所關心的不只是今天的經濟配置及政策，而且還關心未來的經濟配置和政策。因此，政治權力是有價值的，所有團體都希望在某種程度上保證自己在未來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政治制度因其持久性能夠影響法定政治權力在未來的配置。我們關于制度的方法以這樣一 個假定為基礎：一般說來，政策比制度更容易逆轉，即使有時難以逆轉。因此，民主化使得民眾與在非民主中相比不僅在今天有更大的權力，而且在未來也有更大的權力。因此，民主化是使政治權力向多數民眾轉移的一種方式。如果民眾能在今天獲得民主，他們將在未來增加自己的法定政治權力，因為只要民主存續(xù)，他們就將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決定方面擁有更大的發(fā)言權。

民眾如何保證社會變?yōu)槊裰?他們只有在擁有足夠的政治權力的時候才能做到這一點。顯然，從一種非民主的情況開始，民眾被排除在選舉之外，至少是他們的偏好沒有很大作用。所以，他們如何能擁有政治權力?答案是，政治權力不僅僅是由正式規(guī)則授予的，它還可以采取事實政治權力的形式。如果民眾形成了一種可信的損害掌握著法定政治權力的權貴的經濟

和社會利益的革命或重大的社會動蕩威脅，那么,他們就能在非民主中擁有政治權力。在本書中，當我們討論政治權力時，既包括來自政治制度的權力，也包括和民眾挑戰(zhàn)體系的能力或權貴發(fā)動政變的能力也就是說，事實上的獲得權力的方式。換句話說，對我們的目的而言，政治權力是使一個社會團體接近其偏好的政策的任何東西，不論是法定的，還是事實的。

然而，我們的敘述仍然是不完整的。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論證的內容可

以圖解的形式總結如下：

政治權力(t)→政治制度(t)→政治制度(t+1)→ 法定政治權力(t+1)

今天擁有政治權力的團體能夠設立——或迫使其他團體設立有利于他們的政治制度。這些政治制度持續(xù)下來并調節(jié)著未來政治權力的分配。因此，民主化使民眾有能力在將來增強他們的政治權力，但是，為什么民眾需要政治制度來確保他們明天的政治權力?畢竟，他們在今天是擁有政治權力的。

在我們的理論中，當事實政治權力只是暫時性的時候也就是說，今天擁有更大政治權力的人，通常不是明天將擁有它的人政治制度是特 別有用的。這種暫時性也許是由對制度的多種經濟、社會和政治沖擊造成的。的確，我們在第五章看到，關于集體行動問題的經驗文獻強調，即使這一問題能夠解決，解決的辦法也往往是暫時性的。一個團體今天解決了集體行動問題的事實并不能保證它明天也能設法解決這一問題。今天也許存在著一種衰退，它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穩(wěn)定，使要利用事實政治權力影響政治結果的任一方處于有利地位。然而，衰退經常是暫時性的，明天或許會有繁榮。

現(xiàn)在設想一種民眾今天擁有事實政治權力，但他們預期明天不會持有類似政治權力的一種情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要求一組將他們的政治權力鎖定的制度。這正是民主制度可以做的事情。通過采用相對自由和公平的選舉(在這樣的選舉中，所有公民而不僅僅是權貴的選票都有意義),民眾來自非同尋常事件(諸如政治危機或戰(zhàn)爭結束)的事實政治權力變得制度化了，并轉換成了未來的政治權力。

在我們的論證中還有最后一步。民主化是由非民主向民主的運動。在非民主中，權貴制定決策。因此，當權貴決定“推廣公民權”并將更廣泛的社會階層納入決策過程時，民主化就發(fā)生了。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陳述。如在導論和第二章中所說明的那樣，幾乎所有發(fā)生于19世紀歐洲和19～20世紀美洲的向民主的重大運動都是現(xiàn)有政治體系將公民權向以前被排斥在外的社會階層的擴展。

為什么他們會這樣做?答案是：在非民主中，民眾暫時的、事實政治權力來自他們可以采取的對現(xiàn)有體系代價慘重的行動，如革命或巨大的社會動蕩。權貴愿意阻止這一切，并為此做出讓步。但是，民眾關心的不僅是今天的分配和政策，而且還有將來的分配和政策。因此，在通常情況下，權貴不僅要在當前讓步，還要做出關于未來的許諾。然而，一旦革命的威脅消退——事實政治權力的至關重要的暫時性!——這些許諾也許就會被背棄。因此，權貴愿意做出可信的承諾。這就是制度的承諾價值有意義之處。民主化保證了政治權力移交給多數民眾的可信性，增加了權貴的承諾得以兌現(xiàn)的可能性。因此，當權貴愿意對未來政策做出可信的承諾時，民主化就發(fā)生了，而且權貴只有把(他們部分的)政治權力——法定政治權力移交給民眾才能做到這一點

我們的理論可以以圖形的形式概括如下：

6.3 對政治制度的偏好

在這一節(jié)中，我們要說明關于政治制度的基本沖突，特別是民主與非民 主之爭。出于這一目的，我們回到第四章所討論的基本的兩階級模型。將總人口標準化為1,行動者中的一部分，1一δ>1/2,是收入為y2的窮人，其余部分δ,是收入為y>y2的富人。富人是權貴，窮人為民眾。平均收入用y表示，如前所述，我們用符號θ把不平等的程度參數化。(4.7)式給出了貧窮的民眾和富有的權貴的收入，且一個窮人偏好的稅率滿足(4.11)式。

換而言之，民眾在民主中得到更高水平的效用和收入，而權貴在非民主中得到更高水平的收入。這一觀察得出的一個直接含義是：存在著關于政治制 度就是說，關于社會應該是民主還是非民主的的沖突。在民主中，民眾得到相對更豐厚的利益；權貴則受益于非民主。

6.4政治權力和制度

6.4.1制度與政策

制度和政策之間有什么區(qū)別?不論是在政治學還是在其他社會科學中，都有一種暗含的理解，即制度和政策有著重大的不同。例如，幾乎沒有人會認為稅收政策是一項“制度”,而有沒有憲法或社會是不是民主的則通常被認為與制度有關。那么,區(qū)別是什么呢?

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將制度定義為“一個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或更正式地說，是由人設計的制約人類互動的約束”(North,1990,p.3)。當我們討論廣義的制度，包括支持經濟決策的形形色色的社會、政治方面和經濟、社會活動的組織時，這一定義是有用的。然而，對我們的目的來說，它可能過于寬泛了。在我們看來，政策和制度之間的主要區(qū)別是制度的“持久性”和制度影響未來政治權力分配的能力。政策更容易逆轉，而制度則較為持久。并且，制度決定著各種團體的政治偏好是如何被加總為社會選擇的。因此，當前采用的一組制度不僅在今天而且還在明天影響各社會團體的政治權力狀況。

持久性和影響未來權力分配的能力使制度作為一種承諾機制具有重大意義?；叵胍幌?，在第五章討論的政治中的承諾問題，它的出現(xiàn)是由于掌握權力的團體(權貴)對未來做出了許諾，但在以后兌現(xiàn)這些許諾卻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將背棄諾言，轉向另一條不同的行動路線或選擇別的政策。

我們將這種現(xiàn)象稱為承諾問題，因為掌握權力的團體不可能可信地許諾某些政策。承諾問題與以下事實有著密切聯(lián)系：在未來，政治權力將掌握在一個特定團體的手中，他們能利用這一政治權力實施另外的而不是他們許諾的政策。這一說明也意味著制度作為一種承諾機制是有用的，因為它們影響著政治權力在未來的分配。簡單地說，如果某一特定團體要做出關于行動過程的承諾，要使這一承諾可信，還有比將更大的權力授予希望看到該行動過程落實的一方更好的辦法嗎?換而言之，承諾問題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為在那些擁有政權的人和那些從許諾的政策受益的人之間的“不一致”。改變掌握權力的人的身份，許諾就會變得可信。

我們不是最先強調制度的承諾價值的人。這一主題出現(xiàn)于許多著作中，也包含在其他的著作中(例如，有關結構誘發(fā)均衡的文獻；參見：Shepsle,1979;Romer and Rosenthal,1978;Shepsle andWeingast,1984),但最明確的似乎是與諾思和溫加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的有重大影響的論文相聯(lián)系的。他們指出，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確立的立憲政體提供了王室不廢除其債務的承諾，從而提高了其借貸能力。這一點使得財政制度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為工業(yè)革命的到來提供了部分先決條件。

這一制度變革在實踐中相當于什么?它是如何實現(xiàn)這一承諾的?考慮這兩個問題就會清楚制度在這一特定環(huán)境下的作用，更普遍地說，它們在我們分析政治制度和民主化的方法中的作用。第一個重要方面是制度是持久性的。光榮革命之后，統(tǒng)治者無法回到那段可以不經議會同意、隨心所欲地操縱債務和稅收政策的時期了。光榮革命建立了定期召開的議會(這以前必須聽從國王的“召喚”)并授予議會對財政事務的控制權。第二，這些制度約束了統(tǒng)治者的行為。正是制度的這一方面使清償債務成為一個可信的承諾。

諾思和溫加斯特的解釋是有說服力的，對歐洲歷史上的一次重大制度變革的例子涉及的各種問題作了非常好的描述。為什么這些新的制度使償還債務的承諾變得可信?如果議會足以強大到罷免合法的國王詹姆斯二世，它為什么還需要改變制度以保證未來的國王不會背棄償還債務諾言呢?對答案的全面探討將我們引向政治權力以及政治權力和制度之間的關系。當議會廢除詹姆斯二世的王位時，它利用其事實政治權力和曾派軍隊援助過它的荷蘭的權力。然而，這種情況是暫時的；荷蘭并不打算在議會每次求助時都派遣軍隊(一個原因是荷蘭正忙于與法國作戰(zhàn))。所以，在英國，議會改變政治制度，試圖鎖定其暫時性的事實政治權力。新的制度將法定政治權力分配給議會———雖然不夠徹底，但與以前相比，議會權力要大得多了。并且，對權力的新的配置保證國王將無法拖欠其債務，因為大部分債務都是對議會的債務，所以確保債務償清對議會是有利的(Stasavage,2003)。

類似的問題在我們關于民主化的理論中也是重要的：權貴被迫實行民主化以阻止被剝奪了公民權的民眾發(fā)動的革命。民主一經確立，就會在政治領域造成持久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將構成一個充分可信的承諾，給民眾在未來想要的權力和政策。

6.4.2制度和承諾

我們關于諾思和溫加斯特(NorthandWeingast,1989)的討論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什么制度提供了承諾?在我們的模型中，這是因為法定政治權力決定著誰可以在何時采取何種行動。例如，在民主中，政策是由多數人的投票決定的，這意味著如果權貴不擁有挑戰(zhàn)民眾的事實政治權力，民眾能得到他們想要的任何政策。當民主創(chuàng)立的時候，民眾認為該制度將賦予他們法定政治權力，作為對更親多數政策的承諾，即使他們在未來不享有事實政治權力。

并且，在民主建立之后，取消民主是有成本的，這有很自然的原因最明顯的是各團體對特定的制度進行了投資(BrainardandVerdier,1997;Coate and Morris,1999;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舉個例子來說，在英國1867年通過第二改革法案之后，保守黨和自由黨就開始把自己作為群眾性政黨組織起來，并創(chuàng)建了作為全國性組織參與競爭所必需的制度。他們創(chuàng)建了保守黨和自由黨的俱樂部以及動員新的群眾選民所必需的全國性的網絡組織。這些都是特定的投資，如果民主停止發(fā)揮作用，其價值就會被破壞掉。這就使民主得以持續(xù)，因為它使人們有更大的動力捍衛(wèi)民主。并且，這些為民主特別創(chuàng)建的組織，一經創(chuàng)立，便使集體行動問題更容易解決。這些就是民主一旦創(chuàng)立就難以(盡管不是不可能)逆轉，以及它作為一組政治制度擁有承諾力量的根本原因。

6.4.3政治權力

到此為止的討論強調政治權力有著不同的方面。顯而易見，政治制度授予了那些控制總統(tǒng)職位和立法機構的人以政治權力。例如，美國憲法分配建議和制定法律的權力，使在選舉中獲勝的團體具有制定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政策的權力。然而，除了這些之外，政治權力還有更多的方面?？紤]一下委內瑞拉的情形。1998年，烏戈·查韋斯以壓倒性的多數當選為總統(tǒng)， 1999年，他牢牢控制了改寫憲法的過程，這大大增加了他的權力。查韋斯因此擁有了大量的法定政治權力。然而，其他的團體既不控制總統(tǒng)職位，也沒有對重新改寫憲法的過程以任何的影響力，但擁有重要的事實政治權力。反對查韋斯所偏好政策的力量(例如，國家石油公司的經理)可以組織罷工，使經濟疲軟，如同他們在2002年12月之后組織了兩個月的罷工那樣。政治對手也可能組織街頭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改變其政策，即使他們沒有任何能影響這些政策的法定政治權力。這樣的經濟決策和集體行動對政府來說是成本很高的。

然而，從本質上說，這種挑戰(zhàn)體制的權力是暫時性的。盡管罷工的石油工人對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成本，打擊了現(xiàn)有體制，但他們同時也危害他們自己及其家人。罷工因此必然是暫時性的。并且，罷工是難以組織和維持的，其力量取決于其他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的因素，例如世界石油的價格。委內瑞拉石油工人的力量也取決于地緣政治因素以及美國15%的石油是從委內瑞拉進口的事實。這促使美國政府對委內瑞拉的政治進行干預，以保持石油的流量。然而，這種干預的實質取決于美國政府的特點，這是隨著時間而改變的，從而再次使得事實政治權力是暫時性的。

有人會認為罷工和示威的威脅頻繁地呈現(xiàn)，足以促使查韋斯改變他的 政策。然而，查韋斯顯然直到這些威脅實際表現(xiàn)為罷工和示威后，才做出讓步。一般來說，組織罷工的威脅是否可信是不清楚的，因為必須協(xié)調許多人的行動；而且，由于政府能組織破壞罷工的活動，罷工可能失敗。即使已經出現(xiàn)了罷工或示威，也不能保證在未來就很容易組織另外一次罷工或示威。這些因素表明了查韋斯的反對者為什么不滿意政策讓步的原因，因為他們 預料這些政策會被逆轉。他們只有在罷免了這位總統(tǒng)、從而改變了法定政治權力的配置之后才會感到滿意。

在民主化的語境中，關于暫時性的沖擊與政治權力變更之間關系的最佳例子之一是由瑟爾伯恩(Therborn,1997) 指出的，他觀察到許多民主化都緊隨戰(zhàn)爭其后。這與我們的理論完全一致，因為在戰(zhàn)爭期間，民眾組成了武裝部隊，他們擁有巨大的暫時性的權力。這種威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德國這樣的國家里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關于事實政治權力的一個要點是，它不一定是“靜止的”———由于經濟的、政治的沖擊和社會變革，哪一團體擁有政治權力是隨著時間發(fā)生變化的。此前，我們在關于專制的簡單模型中討論過一個暫時性政治權力的例子。耐人尋味的是，事實政治權力的暫時性本質已被奧唐納爾和施密特(O'Donnell and Schmitter,1986)關于過渡的文獻明確注意到了，他們對反對權威主義體制的集體行動的動力學做了如下描述：

……這一浪潮遲早要達到頂點……隨后，隨著一些個人和團體因耗盡了資源或變得幻滅再次使自己非政治化，一些人變得非激進化，某一正常態(tài)會重新確立……還有些干脆厭倦了持續(xù)的動員及其對他們私人生活的侵擾。(p.26)

6.5 一個靜態(tài)的民主化模型

現(xiàn)在，我們建立一個包含關于民主化的方法的所有要素的模型。除了政治沖突和制度的承諾作用之外，這一方法強調了被剝奪公民權的民眾所擁有的來自革命威脅的暫時性政治權力。在特定的場合下，權貴為避免一場革命而實施民主化，以此作為對未來親民眾政策的一項可信承諾。在本章中，我們假定民主一旦建立就得以鞏固，將對反民主的政變的分析推遲到下一章。

回想一下，當權貴擁有無人爭奪的政治權力時，他們選擇零稅率，不進行任何收入再分配(即t=0)。相反，對民眾來說最可取的稅率是由(4.11)式給出的t>0。t 的比較靜力學也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回憶一下我們之前的討論，即團體間不平等程度的加劇(即，0的更高水平)會提高民眾想要的稅率；因此dt/dθ>0。

現(xiàn)在，讓我們總結一下權貴和民眾之間其行動序列由圖6.1中的博弈樹描述的擴展式博弈的分析。按照對圖5.3所描述的博弈的討論，我們可以設想最開始的選擇是由“自然”做出的，它決定一次沖擊(它影響著對體制進行挑戰(zhàn)的吸引力的大小)的價值。然而，正如第五章所討論的那樣，在靜態(tài)模型中，略去狀態(tài)L,把這一枝從樹上折去，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非民主受到挑戰(zhàn)的狀態(tài)，是沒有損失的。既然如此，我們也像以往一樣略去符號H。圖6.1與圖5.3的不同在于博弈樹的左端，沿著L 枝，被折去了。

開始時是權貴擁有政權，并在民眾之前行動。他們首先決定是否實行民主?！笆恰笔菢擞洖镈的枝，“否”是標記為N 的枝。和上一章一樣，我們用tN表示權貴在非民主中制定的稅率，用符號 表示中位選民在民主中制定的稅率。如果權貴選擇D,民主就會建立，中位選民個窮人制定稅率。如果他們不實行民主化，那么稅率就由權貴制定。在這一政策決策之后，民眾決定是否發(fā)動革命。依據我們在第五章的討論，革命為其參加者帶來了私人利益，因此不存在集體行動問題。如果革命開始，且有人數為5≤1—δ的民眾參加，那么革命總是會成功的。革命之后，貧窮的民眾剝奪了權貴的收入。然而，在革命期間，經濟中的一部分(μ>0)收入被破壞了。μ的高數值意味著革命的成本相對更高。

如第五章所分析的一樣，這些假定意味著革命之后，每個公民得到的支付為：

權貴在革命中被剝奪，假定他們一無所獲(即V(R,μ)=0)。

我們同樣說，如果民眾在革命中得到的比在權貴實行其理想政策t時

革命約束是有約束力的。正如第五章所述，不平等的加劇(即更高的θ)使革命約束更可能有約束力。自然而然地，μ的值小(即，民眾在革命后的收入更多)也會使得革命更具有吸引力，革命約束(6.3)式更可能有約束力。如果民眾發(fā)動革命——進入R枝，那么在博弈結束時民眾和權貴的支付為(VP(R,μ),VP(R,μ))。

對權貴來說，另一種選擇是不實行民主化，自己制定稅率。在這種情況下，問題是權貴能否可信地承諾做出某些讓步。我們再次通過引進一個“后續(xù)博弈”,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對這一情形建立模型。在后續(xù)博弈中，權貴重設稅率的概率為1-p,不能這樣做，實行革命決策之前選定稅率的概率為p。這一點使我們能對這樣的一種思想建立模型，即在一個非民主社會里，權貴可以做出將來進行大量再分配的承諾，但是卻不一定兌現(xiàn)承諾——事實政治權力的至關重要的暫時性。

如在第五章討論的那樣，一個更令人滿意的方法是采用一個重復博弈，其中權貴可以實行他們今天許諾的政策，然而，一旦革命的威脅消失，他們就不能對未來政策做出任何許諾。這正是我們在第七節(jié)提出的模型，我們會發(fā)現(xiàn)當前的設置與之相類似，但在許多方面又比那一動態(tài)博弈更簡單。因此，我們傾向于從這個更簡單的模型開始，強調一些基本的問題，稍后再回到更令人滿意的框架。

它考慮了以稅率tN 進行再分配的概率為p這一事實。(注意符號Vi(N) 和Vi(N,tN)的區(qū)別，前者是當社會為非民主社會且不受約束時的支付；后者是社會為非民主社會，但權貴被迫制定稅率以避免革命的情形。我們后面也使用這種符號)。

首先，考慮這樣一種情形：權貴不實行民主，承諾特定的稅率tN=t,沒有革命發(fā)生。這種情況的預期支付為：

如果VP(N,tN=t)≥VP(R,μ), 那么這樣的一個讓步會阻止革命。根據在第五章的分析，我們可以定義μ*,使得在μ=μ*時，我們有VD(R,μ*)=Vp(N,tN=tP);也就是說，民眾從革命中得到的支付與從權貴許諾給他們的最優(yōu)稅率t中得到的支付一樣多。(當然，VP(N,zN=t2)在前一種情形中，權貴只能許諾這一稅率，他們的許諾兌現(xiàn)的概率也只是p。)根據方程VP(R,μ*)=VP(N,tN=t), 革命成本的這一臨界值μ*,由下式給出：

現(xiàn)在，我們有以下結果：

命題6.1:圖6.1描述的博弈存在著一個惟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σ,σ},它使得：

●若≤μ,那么,革命約束不具有約束力，權貴不用民主化或再分配收入就能保持權力。

●若θ>μ,那么,革命約束具有約束力。此外，令μ*由(6.6)式定義。于是：

(1)若μ≥μ*,權貴不實行民主化，定稅率為亡，實行足以避免革命的收入再分配。

(2)若μ<μ*且(6.7)式成立，讓步不足以避免一場革命，權貴實行民主化。

(3)若μ<μ*且(6.7)式不成立，沒有革命發(fā)生。

從命題6.1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是：當權貴做出的親民政策不足以令民眾相信時，為避免革命的發(fā)生，民主出現(xiàn)了。注意，p 越低，這樣的許諾就越不可信；μ*越高，讓步將避免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正是可信性的缺乏迫使權貴實行民主化。并且，不平等的程度必須足夠嚴重(θ>μ),才能使革命具有吸引力。在詳細研究這個模型的比較靜力學和討論其更多的含義之前，我們先引入鎮(zhèn)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