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陽火旺還是陰寒虛？”仙/武俠劇中江湖郎中常掛嘴邊的一句問話，也是養(yǎng)生節(jié)目中常見的開場白。

而在一些商品營銷里，也不乏“陰陽調和”“平補陰陽”“陰陽雙補”的說辭。

可見“陰陽”已成為一個跨越哲學、醫(yī)學、玄學甚至營銷語言的通用詞。然而，我們真的理解“陰陽”嗎？

王蓉蓉教授以哲學的視角和歷史的深度，為我們帶來一個提問——“何謂陰陽？”

《陰陽》此書既非民俗入門，也不走通俗易懂的“玄學”路線，而是深耕先秦至漢代諸典籍，從宇宙論、身體觀到修身術與謀略術，將陰陽視為一種“思維范式”（paradigm），進而建構出一幅跨越哲學與實踐的中國思想地圖。

“陰陽”不是你以為的陰陽

當我們將陰陽等同于“男與女”“黑與白”“剛與柔”，我們已陷入現(xiàn)代詞典意義的框架。這些表述本身即是問題的源頭：它們將陰陽靜態(tài)化、二元化，卻忽視了陰陽概念中真正的核心——動態(tài)、關系與轉化。

通過對《詩經(jīng)》《尚書》《黃帝內經(jīng)》《淮南子》等典籍的解讀，王蓉蓉教授回溯了陰陽作為自然現(xiàn)象觀察所得的早期意義：最初，陽是山之朝陽面，陰是山之背陰面，它們并非物質，而是關系。在中國古人的世界觀里，任何事物的性質都取決于所處的語境與時間點。就像“左手為陽、右手為陰”，但若舉手、放手、變熱、變涼，陰陽的歸屬又會隨之轉化。

陰陽不是定性的名詞，而是處境的形容詞。

因此，陰陽真正表達的，是一種“活的、流動的、多維的邏輯”——世界在永恒的相對關系中運作，變化不是偶然，而是規(guī)律本身。

“陰陽”是思維范式，而非哲學概念

與其說這本書解釋了“什么是陰陽”，不如說它揭示了“我們?yōu)槭裁纯偸峭ㄟ^陰陽來看待世界”。

這就必須提到一個關鍵詞：范式（paradigm）。借用庫恩在科學史中的概念，范式是一種塑造世界觀的方法論框架，而“陰陽”正是中國思想長期以來的認知母體。

書中指出，陰陽范式的結構并不等同于邏輯二元論，而更類似“關聯(lián)性思維”（correlative thinking）：它關心的是事物間的感應、對照、互補、轉化。例如，從天象到政治、從醫(yī)學到兵法、從修身到房中術，陰陽提供的并非一套答案，而是一種思考路徑——通過對立中的互含、變動中的平衡，尋找行動的契機和生活的節(jié)奏。

因此，《陰陽》展示了范式如何展開：陰陽不僅參與宇宙的生成（道、氣、易、太極），也滲入政治權力、性別秩序、風水審美、醫(yī)藥調理等各個層面。陰陽作為思維方式，不但可以指導術的應用，還可統(tǒng)攝“身、家、國、天下”之間的倫理與修養(yǎng)。

陰陽的“功效之道”

與西方哲學家偏愛“形而上”的抽象理念不同，中國思想更注重“功效”——即思想如何能在現(xiàn)實世界中起作用。王蓉蓉教授展示了陰陽謀略在世界中的功效，讓人意識到陰陽不是靜態(tài)理論，而是“技”的來源。

例如在《鬼谷子》《兵法》等典籍中，陰陽被用來分析人事、判斷時勢、制定策略。所謂“捭闔之道，天地之道”，正是以陰陽開合比喻對局勢的理解與操控。

書中進一步指出，“陰”的維度往往意味著背景、潛隱、不顯現(xiàn)的條件，而“陽”則為顯現(xiàn)、當下、直接行動。真正的謀略，不是陽剛獨斷，而是識陰用陽、借陰制陽——這也是對“以陽召陰，以陰召陽”最生動的解釋。

這一論述非常貼近中國文化中的“成事之道”，也反映了為什么古人總強調“陰陽和則萬事吉”。不僅道術、心術、房中術等個人修養(yǎng)之術依賴于此，連君王用兵、相地建城也以陰陽為指南。

太極圖中的世界觀

在圖像時代，太極圖已成為流行符號，但我們是否真正理解它的含義？

太極圖并不是陰與陽的“拼圖”，而是一種“生成結構”的形象表征。黑白互繞、各含一點的結構，并非“互補”，而是說明陰陽之中始終包含著對方的種子——即“互含”與“轉化”的可能性。

這種可視化的哲學，不僅形象地解釋了“極陽生陰、極陰生陽”的原理，也體現(xiàn)出一種對生命節(jié)律的深度洞察。它啟示我們：不是非此即彼，不是勝者全得，而是順應循環(huán)、知止有時，方為道之所在。

更深一層，太極圖本身也預設了一種視覺邏輯：以“象”思維統(tǒng)攝抽象思想，使之既可講述、亦可圖示。這種象形哲學，貫穿《易經(jīng)》《黃帝內經(jīng)》等典籍，構成中國思想中獨特的形象理性。

古太極圖與新太極圖

陰陽之間

陰陽并非一組哲學術語，而是中國思想與文化最根本的呼吸方式。它關乎節(jié)奏、秩序與關系，關乎身體、修養(yǎng)與策略，也關乎對“生命何以可能”的深刻追問。

從大眾文化中的“黑白魚眼”出發(fā)，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回望太極圖的圓圈，不再只是抽象對立，而是理解世界的另一種溫和方式：既不僵硬執(zhí)拗，又不流于虛無。

正如“陰陽是中國思維之樹之本”，其“枝繁葉茂”，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底層邏輯。而我們今日若欲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個人與群體、科技與生命之間的關系，也許無法繞開這條源遠流長的古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