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

“人類政治從何而來？”“人類政治在哪里？”“人類政治向何處去？”

這是政治領域的“關鍵三問”，在如今這個全球政治局勢風起云涌的時代，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認識變得愈發(fā)重要了。

“你不關心政治，政治自會來關心你”，但是，想要理解政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特別是，現實的政治總是以理念為指導，而理念總以與理想面貌不同的方式成為現實。 如果不能對理想與現實相互交錯的復雜狀態(tài)有著正確的認識，我們就很難真的理解我們眼下正在發(fā)生的歷史。

《混搭的承諾》與《抵達》是我們進入這個問題的不二之選，兩本書皆是著名學者為普及政治學知識所著的通識讀物，兼具學術深度和可讀性。兩本書的豆瓣評分分別為8.5和8.3，得到了讀者們的廣泛認可，無論是政治學小白還是專業(yè)讀者，都能從中得到有益的知識。

《混搭的承諾》由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所著，這本書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晦澀的政治理論之間的聯(lián)系和變化，帶領讀者了解14世紀以來現代各種意識形態(tài)的誕生、交錯及趨同，以此去重繪現代政治的立體圖景。

《抵達》由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包剛升所著， 以演化論視角來理解人類政治的發(fā)展與變遷，將5000余年政治史視為一部政治演化史，分析人類政治演化史上的重大政治現象，展現政治發(fā)展的基本脈絡。

《混搭的承諾》側重政治觀念，關注政治理論和觀念的嬗變；《抵達》關注政治發(fā)展，仔細梳理歷史上的各類政治體制的利弊及演化過程。 如果將人類政治演化比喻為一條大河，那么理解這條大河過去的基本流向后，或許就會更加明了今天我們所處的位置以及未來要抵達的方向。

兩本書，帶你領略政治的現實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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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搭的承諾》

理想政治與政治理想有何不同？

一般而言，政治想象、政治設計、政治運作，如果缺乏理想維度，就不構成政治思想。被現實與理想同時牽扯是人政治生活的一種必然處境。這使得人們關于政治的思考既需要面對現實，又需要展望未來。由此，任何現代政治觀念的闡釋者，都不缺乏對政治理想目標的設想。

政治觀念的理想取向，不僅受現實生活促使人們去想象如何超越現實的意欲推動，也受想象空間愈來愈大、想象力愈來愈弱的思想實際刺激。政治想象受制于政治寬松度。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可以為純粹的想象騰出空間，讓人們能夠掙脫現實，去構想一個合于理想的政治世界。

理想政治與政治理想是很不同的。理想政治不受現實拘束，已經超越了現實政治生活的局限，超越了現實生活的條件許可，直奔無條件限制的完滿政治境地。政治理想則是基于現實政治而表達的期待性政治意愿，它著重于這種理想的可實現性，至少是可局部兌現性。政治理想是現代諸政治觀念流派思想的必要組成部分，理想政治則大都由激進主義所提倡。

就理想政治的實踐性來說，它往往表現出通過一場革命解決所有社會缺陷的特點。像前述羅伯斯庇爾在《革命法制和審判》里講的，革命將解決人在本性上和社會上的所有弱點，讓所有人成為純粹的、崇高的人，也就是成為不摻雜質的道德人。一登上現代政治觀念史的舞臺，保守主義就對理想政治加以嚴厲拒斥。它呼吁，要敬重長久以來由宗教、社會與文化等傳統(tǒng)塑造的政治信念、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也就是，重視傳統(tǒng)、重視既有、重視習慣，是一種遠遠優(yōu)于一心盼望理想社會降臨的政治思維。

《悲慘世界》

在現代重要的政治觀念流派中，保守主義堅定拒絕理想政治幻想；自由主義對政治理想有所設想，但對理想政治基本保持緘默。

實際上，形式性的現代政治理想，為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激進主義所共享，但在實質內涵上存在很大差異：保守主義以過去形成的人心和社會秩序為政治理想。自由主義把國家當作“人造的人”，試圖通過對這個“人造的人”各種功能的優(yōu)化，使其順暢發(fā)揮輸入、輸出功能，順利實現對內保護、對外御敵的國家存續(xù)目的。

激進自由主義或“白左”，期望通過社會的革命性改造，使社會建構合于人們的期待，就像前面提到的邊沁和密爾的思想。不過，這種改造并不準備打破社會的基本秩序，打破人造國家的基本制度安排。而激進主義尤其是較為極端的激進主義，推崇的是全盤改造社會，徹底改良人性，一心將人類社會提升為毫無缺陷的準神性社會。

從理想政治的角度來說，除了像羅伯斯庇爾等雅各賓黨人拋頭顱灑熱血，盧梭基于日內瓦小城的淳樸經驗而對人進行的道德化設想，也構成重要的理想政治方式。但他們完全無法與蔚為大觀、影響甚巨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相媲美。相比而言，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基于當下的政治理想想象，而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則是基于終極目標的理想政治想象。

人們在各種政治觀念體系中表達的理想，究竟是認同久已形成的傳統(tǒng)理想，還是認取面向現實的秩序狀態(tài)，抑或是無條件地追求完滿政治？這是一個影響了近百年政治狀態(tài)的問題。其實，這也是一個究竟認取政治理想還是騖于理想政治的決斷問題。

避免政治悲劇的三項原則

在現代社會，無論是基于當下的政治理想，還是基于終極目標的理想政治，為免導致社會政治悲劇，都需要遵循：第一，為理想降調；第二，將悲情約束；第三，弘揚理性精神。三者都指向限定理想沖動、服從理性指引的努力。

為理想降調，就是致力于降低理想的調門，拒絕讓理想成為不可約束的思想與行為動力。當理想政治變成部分人對絕對理想狀態(tài)的組織化追求，并被用來動員大眾、掀起不可約束的群眾運動時，理想就會成為殺人的理由與工具。一旦一個人自居理想化身、不受現實制約，他便會對人間社會極度不屑、對蕓蕓眾生心懷恨鐵不成鋼的蔑視，亟于在改造人性的基礎上全盤改造社會，以理想的名義制造人類災難。

《新聞編輯室》

將悲情約束，就是將悲情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恰當的狀態(tài)中。人類社會經常出現一些以終極理想目標煽動社會大眾的狂妄之士，他們竭盡所能地煽惑處在政治權力博弈之外的社會中下層，讓他們不顧日常生活，陷入好高騖遠的理想狂熱之中。法國大革命時期“第三等級就是一切”的宣告，此后一個階級拯救人類的宣言，以及這類宣示所帶來的深重社會災難，讓人明白，社會悲情必須約束起來，否則它的肆意泛濫，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將理性弘揚，強調的是政治生活必須接受理性的引導。從人性角度講，理性從來是屈從于情感的，人永遠無法用自己的理性戰(zhàn)勝自己的情感。于是，有人在政治觀念上大肆宣揚情感決定論。這是嚴重的誤導。在公共政治的世界中，情感必須被理性控制。這是人類社會公共政治生活的宿命。

如果不弘揚理性，理解公共政治的理性命運，那么人們就無法成功駕馭情感的力量，以情動人就會成為政治催情的普遍方式，人們就會陷入情感泛濫、理性丟失的可怕狀態(tài)，讓政治變成因情犯罪、制度流于擺設、法律失去效能、社會悲壯失控的局面。因此，就現代政治觀念史來講，標明理想而又能夠控制理想，就成為一種人們必須為之進行的艱難政治斗爭。

《抵達》

民主政體解決了什么政治問題？

今日人類的政治成就并非單一的民主政體所帶來的，而是人類5000多年政治演化的累積結果。正如塞繆爾·芬納所說，人類政治演化是一個不同時代、不同政治區(qū)域的政治發(fā)明不斷累積、疊加和融匯的過程。

現代民主政體固然在許多方面是19世紀以來新的政治發(fā)明，但其賴以立基的許多制度設計乃是過去許多年人類政治演化累積的產物。綜合來看，到了現代民主這個政治演化的新階段，人類社會已經達成了兩項最主要的政治成就。

第一項主要成就是作為政治發(fā)明的有效國家。從公元前3500——前3000年早期國家在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興起以來，國家已經經歷了5000多年的政治演化。今天的國家構建，從硬件來說，立足于縱向一體化的武力系統(tǒng)、官僚系統(tǒng)與稅收系統(tǒng)之上；從軟件來說，立足于合法性、國家認同甚至是國家能力之上。

如今，至少在較發(fā)達的人類政治體中，國家能夠較為有效地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與秩序，能夠提供公民所需的基本的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能夠基本保證絕大部分公民免受來自國內或國外非法行為的侵害。

第二項主要成就是約束國家的一系列政治發(fā)明。僅有國家是不夠的，國家也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國家濫用權力，統(tǒng)治階層為所欲為，那么國家?guī)淼目嚯y就不會比它減少的苦難來得少。

《林肯》

所以，在國家發(fā)明之后，人類政治最重要的演化是出現了一系列約束國家的政治發(fā)明。其中，立憲主義和法治約束了國家及其統(tǒng)治者的政治權力范圍與限度，分權制衡的制度安排使得國家內部不同職能和不同層級政治權力能夠互相制約，民主制度設計使得國家統(tǒng)治與公共政策能夠立足于公共意志并服務于公共利益，而不再是以滿足統(tǒng)治者或少數統(tǒng)治精英的利益為依歸。所有這一切都使得國家權力在約束條件下，基于憲法、法治、分權與民主的原則來運行。

如果以文明范式的視角來理解人類政治的演化，現代民主模式也構成了一種新的文明范式。就文明范式的三要素而言，現代民主范式的基本特征是：（1）在政治權力方面，權力來自人民，政治家通過周期性選舉掌握執(zhí)政權，一般來說，政治權力受到憲法與法律的約束，公民權利與自由得到明確的保障；（2）在經濟資源方面，經濟資源具有足夠的自主性與自由度，不再受制于政治權力的任意支配，但民主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和福利進行經濟資源的再分配；（3）在政治經濟績效方面，現代民主范式由于保護產權和鼓勵經濟自由，通常有利于持續(xù)的經濟增長與創(chuàng)新，但民主的再分配訴求往往容易導致高稅負、福利病與財政難題。

民主政體的當代挑戰(zhàn)

當然，迄今為止，以民主時代作為標識的人類政治并非全然都是優(yōu)點。民主時代的最大挑戰(zhàn)是，民主本身就意味著不確定性。由于民主意味著一人一票與多數決定，所以民主本身的狀況始終取決于政治共同體成員對民主政治的運作。

與王權時代、封建時代、有限投票權的立憲時代不同，民主的最大特點是普通民眾經由幾年一次的周期性選舉決定著國家的重大人事與政策問題。這里既包括了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又包括了政治家與選民之間的政治互動。而民主政治的均衡，無論是其人事產出還是策產出，都是由民眾的政治參與以及政治家與選民的互動決定的。

動態(tài)地說，民主政治的特點是，政治系統(tǒng)需要時時對社會系統(tǒng)中的變化做出回應和響應。經濟因素、技術因素與其他社會因素的重大變化會引發(fā)新的情境條件，而民主又會在這種新的情境條件中被重新塑造。

綜合來看，作為一個政治系統(tǒng)，民主在產出上的不確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首先是選擇政治領導人的不確定性。通過民主方式能否選出勝任的政治家或政治領導人，這既是一個邏輯問題，又是一個經驗問題。從邏輯上說，普通民眾以多數決定規(guī)則選擇政治領導人，其結果高度取決于普通民眾的偏好與判斷力。

《紙牌屋》

從經驗上說，民主政體既選出過許多在知識、能力與德行上都足夠優(yōu)秀的民主派領導人，又選出過為數不少的無力勝任的政客甚至是潛在的威權主義領導人——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包括1933年魏瑪共和國選出了希特勒。

從2000年前的柏拉圖到18世紀晚期的美國聯(lián)邦黨人，他們對民主都有一個深層的憂慮，即在普通民眾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下，相比于稱職且自制的政治家，善于煽動大眾的民粹領袖，即德謨咯葛，可能更容易當選。民粹領袖一旦當選，就容易將共和國引導至錯誤的方向上。就統(tǒng)計意義而言，目前來看這種概率并不是很大。但對任何一個民主政體來說，一旦這種情形發(fā)生，就是悲劇性的。

特別是，當社會劇變到來、重大沖突隱現、民眾受困于危機或恐懼時，民粹領袖崛起的概率就會增加。比如，有美國學者就把唐納德·特朗普視為21世紀的美國民粹領袖。總之，民主能否始終選出較為勝任的政治領導人，或者能否即便在選錯之后仍然有糾錯機會，這仍然是現代民主政體的一個長期挑戰(zhàn)。

其次是選擇重大公共政策的不確定性。正如民主能否選出勝任的政治領導人存在不確定性一樣，民主能否選擇較為正確、合宜的公共政策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兩者的邏輯是相似的，即無論政治領導人還是公共政策，其最終來說都取決于普通民眾的偏好與判斷力。當然，就公共政策選擇而言，任何民主政體都會加入精英設定政治議程、專家治國等重要因素。但最終來說，普通民眾的偏好與判斷力在選舉政治中是最具決定性的。

因此，一個民主國家的重大公共政策選擇必定會受到民意的左右。特別是，經濟模式與發(fā)展路徑的選擇，是否進行土地改革與財富再分配革命，自由市場還是政府干預的取舍，自由貿易政策與經濟民族主義的權衡，移民政策松還是緊，以及重大關頭跟他國妥協(xié)還是開戰(zhàn)等，都是重大公共政策問題。這些重大的決策從本質上講都掌握在普通民眾的手中。民眾在這些問題上的選擇，很可能會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

最后是和諧與沖突之間的分野。按照美國學者拉里·戴蒙德的說法，民主本身意味著競爭，但太多的競爭又會傷害民主本身。從歷史經驗來看，對有些民主政體來說，選民政治分裂程度較低，政治運作總體比較和諧，社會與政治暴力現象比較罕見；但對另外一些民主政體來說，選民政治分裂程度較高，政治運作總體上呈現沖突特征，社會與政治暴力現象頻仍。前者是較為和諧的民主政治，后者是沖突導向的民主政治。

這兩種政治的分化，既跟不同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有關，又跟不同國家的政治家與選民如何運作民主有關。沖突導向的民主政治大體上更有可能導致民主穩(wěn)定性與有效性的降低。特別是，對一些貧富差距較大、族群與宗教多樣性較高的國家來說，民主政治運作是否有可能演變?yōu)閷みM或極端政治力量的動員，就是一個現實問題。如何防止民主政治運作走向嚴重的撕裂與沖突，也是現代民主政體的一大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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