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習慣于快速消費內(nèi)容,追逐熱點、一笑而過。
但總有一些作品,能讓人在屏幕前久久沉默,被迫直視血淋淋的現(xiàn)實。
今天聊一部比較沉重的紀錄片——
它沒有煽情的配樂、沒有刻意渲染的悲劇氣氛,只是冷靜地、近乎殘酷地呈現(xiàn)了四起曾經(jīng)震動韓國卻逐漸被時間掩埋的重大案件。
鏡頭背后,是幸存者顫抖的聲音、發(fā)黃的檔案照片、以及至今仍在逃避責任的加害者。
影片從一樁發(fā)生在1982年的真實事件開始。
一個14歲的少年在放學路上被巡警攔下,警察從他書包里拿出一塊面包,指控他偷竊。
不顧少年辯解,警察開始用棍子毆打他,甚至用打火機燒他的下體。
最終,少年在極度痛苦中“招認”了。
不久,一輛面包車來到警局,將他帶離。
他并不知道,自己正被送往一個名為“兄弟之家”的福利院——一個被政府表彰的“示范機構”,實則是隱藏在全斗煥政權包庇之下長達12年的人間地獄。
兄弟之家成立于1975年,名義上是為了收容流浪漢、凈化市容,尤其是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前夕,政府試圖向國際展示一個“整潔文明”的韓國。
但實際上,這里是一個依靠綁架、非法拘禁和暴力維持的集中營。
影片通過多位受害者的口述,還原了那里的日常:孩子們被編號、穿統(tǒng)一制服,每天要做苦力、吃餿食,稍有不從就會遭到毒打。
性侵更是普遍存在,不論男女、無論年齡。
一個11歲的女孩因試圖逃跑被多次性侵并被注射藥物,最終導致精神失常。
據(jù)統(tǒng)計,十二年間至少有657人死亡,尸體常用毯子包裹后草草掩埋。
而這一切的幕后主使——兄弟之家的院長樸仁根,不僅沒有被追責,反而被政府褒獎為“社會功臣”。
他通過勾結警察系統(tǒng),大規(guī)模抓人以騙取政府補貼,甚至直接參與虐待與性侵。
事件曝光后,樸仁根僅以“挪用公款”和“違章建筑”被判刑兩年六個月,實際服刑僅9天。
之后他攜巨款移居澳大利亞,經(jīng)營高爾夫球場,安度晚年。
直到紀錄片播出,他和他的家人從未向受害者道歉。
同樣令人發(fā)指的是“攝理教”(JMS)性侵案。
早在2023年紀錄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中,這一邪教就已被曝光,而《以幸存者之名》則繼續(xù)追蹤了事件后續(xù)。
攝理教創(chuàng)始人鄭明析自稱“再臨彌賽亞”,以宗教為外衣系統(tǒng)性侵女信徒,其中還包括大量未成年女性。
香港女孩葉萱(Apple)在2012年入教后成為受害者之一。
她于2023年公開指控并提交了一段鄭明析性侵時的錄音證據(jù),內(nèi)容極其不堪。
然而,揭露罪行遠不是終點。
影片跟蹤記錄了葉萱和紀錄片團隊在揭發(fā)之后所遭遇的有組織反撲:
攝理教不僅在法院外組織大規(guī)模抗議,還跟蹤、威脅制作人員;更驚人的是,教會早已滲透進警察、法院甚至媒體機構。
一名潛伏在節(jié)目組中的信徒將拍攝計劃泄露給教會;有警察背景的信徒為教會制定應對策略;甚至葉萱提供的錄音證據(jù)也被法院人員私下交予辯方律師。
鄭明析最終在2025年被判17年徒刑,雖遠少于社會期待,但至少暫時阻止他繼續(xù)作惡。
紀錄片播出后,攝理教信徒數(shù)量減半,葉萱也逐步重建生活、結婚生子。
但這一切的代價,是無數(shù)受害者多年來的恐懼、掙扎與絕望。
影片還再現(xiàn)了另外兩起慘案:“至尊派”仇富殺人事件和三豐百貨大樓倒塌事故。
“至尊派”七名成員因仇富心理計劃綁架富人,最終卻針對無辜平民實施虐殺,甚至自建監(jiān)獄和焚尸爐。
而三豐百貨倒塌則因官員受賄、施工舞弊導致大樓坍塌,死傷超過500人,成為韓國史上最嚴重的建筑工程事故之一。
整部紀錄片在敘事上極其克制,沒有過度依賴情感渲染,而是讓檔案影像、受害者陳述加害者回應自然交織。
鏡頭多次對準幸存者們的臉——那些被奪去青春、健康與尊嚴的人們,如今已步入中年或老年,卻仍在等待一個道歉。
影片也跟蹤拍攝了他們直面昔日加害者的嘗試。
例如,兄弟之家的幸存者崔大哥遠赴澳大利亞尋找樸仁根的后代,卻只得到冷漠的回應:“那么多年了,你還想怎樣?”
《以幸存者之名》之所以震撼,不僅僅因為它揭開了歷史的傷疤,更因為它清晰地呈現(xiàn)了一種重復的、“結構性的惡”。
無論是兄弟之家、攝理教,還是至尊派或三豐百貨,背后都存在著相似的機制:權力與資本的合謀、系統(tǒng)性的包庇、以及對個體生命的徹底漠視。
影片中一位專家點出,韓國社會深處有一種“救世主情結”,弱勢個體常期待某種外力拯救,卻反而更容易被集體性的狂熱或欺騙所吞噬。
紀錄片并沒有提供廉價的希望。
它不回避現(xiàn)實中的失敗:受害者大多未能等來正義,加害者往往安享晚年。
但它也讓人們看到,每一次揭露、每一次發(fā)聲,都有可能阻止新的悲劇發(fā)生。
正如葉萱的勇氣讓更多信徒看清真相、走出邪教,紀錄片團隊的努力也讓兄弟之家等歷史罪行重新進入公眾視野。
我們觀看,我們憤怒,我們心痛——然后呢?《以幸存者之名》的意義或許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拒絕遺忘。
它提醒我們,歷史從不遙遠,罪惡也并非偶然。
只要仍有權力不受制約、仍有人被排除在敘事之外,類似的悲劇就會換一副面孔,重新上演。
而紀錄片和幸存者們所做的,正是以記憶對抗遺忘,以真相對抗謊言——哪怕只能讓世界“微微傾斜一點”,也已是無可替代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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