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偉大的革命家鄧穎超女士走完了她的一生，安詳?shù)亻]上眼睛。

她的秘書趙煒，隨即針對她的后事處理問題，向中央提出了四點。

正常情況下，趙煒作為鄧大姐的秘書，她的話一定會被中央重視。

但當時，中央?yún)s并不認同她提出的四點問題，還把人民群眾的理由給搬了出來。

趙煒到底說了什么？這四點，和鄧大姐本人又有什么關系？

1976年年頭，鄧大姐送走了她這一生最親愛的革命伴侶，周總理。

他們兩個人是中央乃至全國的模范夫妻，相識于少年時代，多年來彼此攜手，共同奮斗。

有著一樣的志向，你懂得我的堅守，我懂得你的追求，靈魂伴侶莫不如是。

周總理的離開，對鄧大姐的打擊很大，不過并不會把這個堅強勇敢的女性徹底打倒。

她用一個人的肩膀，扛起了兩個人的責任，繼續(xù)踐行著他們共同的使命。

西花廳的海棠花開了又敗，敗了又開。

年復一年，站在海棠樹下的人，卻從兩個人變成了一個人。

鄧大姐守著西花廳的回憶，望著遠方的路，同樣年復一年，獨自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1991年，因為肺炎和高燒，她住進了醫(yī)院，放不下的工作只能暫停，每天休息的時間，也比從前多了許多。

看著鄧大姐瘦瘦弱弱的樣子，秘書趙煒非常心疼。

她在鄧大姐身邊工作多年，兩人也早已經(jīng)把對方看成自己的家人。

現(xiàn)在，她只希望鄧大姐能保重身體，能讓自己的生命延長一些，再延長一些。

可惜生死有命，再偉大的人，也沒有辦法逃避這個規(guī)律。

面對死亡，鄧大姐的態(tài)度是平和的。

她經(jīng)歷過革命年代無數(shù)次生死一瞬的緊張關頭，也經(jīng)歷了戰(zhàn)友愛人的離開。

現(xiàn)在年紀大了，自己早就已經(jīng)看開了，也不避諱談論這個話題。

只是，鄧大姐每每提及類似的話題，趙煒的鼻子總是會發(fā)酸。

她沒有那么平靜，無法坦然面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

就算真的到了1992年7月11日凌晨，鄧大姐的心臟漸漸停止跳動，她都還沒有完全做好心理準備。

痛徹心扉的感覺，實在是很不好受。

趙煒強撐著精神，幫著處理鄧大姐的后事。

因為她是貼身秘書，所以有的事情，還得她來拿主意。

面對中央工作人員，趙煒提出了四個要點，這四個要點，都是鄧大姐在臨終之前對她的叮囑。

其中一個，就是不要讓工作人員為她守靈。

作為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鄧大姐相信，人死如燈滅，眼睛閉上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守靈這個習俗，在她看來其實并沒有什么意義，反而還會增加工作人員的工作負擔。

和她一樣的老一輩革命家就是這樣，一輩子堅持著一個原則。

永遠不會用人民群眾的事情來麻煩自己，但永遠不會用自己的事情去麻煩其他人。

從前的周總理就是如此，哪怕病入膏肓，躺在病床上精神不濟。

他還都是要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盡量不去打擾其他人，唯恐享受到了任何一點特權。

這對革命伉儷，他們有著同樣的人格底色，骨子里也都是一樣的人。

在這一點上，他們還做過一件相同的事情。

周總理生命垂危之時，曾經(jīng)叮囑過醫(yī)護人員。

如果到了最后一刻，不要浪費時間和資源來搶救他，要把寶貴的醫(yī)療資源留給其他更需要的人。

同樣地，鄧大姐住院之后，尤其是對自己的身體情況有了預感之后，也做出了相同的囑托。

到了后面，不要再把時間精力花費在她的身上，要去關注其他病人。

永遠先人后己，永遠先大家后小家，這就是他們。

從道理上，醫(yī)護人員們承認，有的時候，搶救其實就是徒勞無功的。

但是從情感上，沒有一個人能眼睜睜看著周總理和鄧大姐離開，并且無動于衷。

他們的人格魅力，足以改變所謂的道理，勾起人心底里最純粹的感情。

所以從鄧大姐生前的風格來看，她拒絕工作人員守靈，這是有跡可循的。

不過，黨中央并沒有完全遵從她這個想法。

中央充分尊重鄧大姐的決定，但工作人員們大多愿意自發(fā)送別她最后一程。

所以即使不安排大費周章的守靈計劃，每天晚上，還是會有人心甘情愿留下來值守。

輪流值班，這是權衡鄧大姐遺愿和工作人員感情之后的決定。

趙煒提的第二點，也是鄧大姐的第二個想法，就是不在家中吊唁。

同時還有第三點，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讓她安安靜靜地離開。

以上兩點，本質上都是一個意思，不要大張旗鼓，不要高調宣布，把她當成一個普通人，不要勞動廣大人民群眾。

這一點，先別說中央能不能認同了，廣大人民群眾就無法接受。

其實，在得知鄧大姐去世的消息之后，很多人就一直在打聽，怎么樣才能親自來送別鄧大姐。

一些敬愛她的老百姓，更是專程從外地趕來，就是為了和她告別。

在普羅大眾的心中，鄧大姐是一個為他們、為國家而做出過巨大犧牲的人，是一個為了崇高理想事業(yè)而奮斗終身的人。

她是人民的好干部，人民的情感天平，會永遠向她傾斜。

如果真的不舉辦追悼會，這讓中央如何向人民群眾交代？很多老百姓可能會覺得情感受傷，也可能會終生遺憾。

但是考慮到鄧大姐低調樸實的想法，中央肯定也不能把規(guī)模搞得太大，這也是對逝者的不尊重。

于是思來想去，中央決定不舉行繁復的吊唁儀式，而是舉辦小型的追悼會，為人民群眾提供一個寄托哀思的渠道。

工作人員也要嚴格控制進場的人數(shù)，總之不能把事情搞得太高調，同時也要照顧到人民群眾的情緒。

中央的顧慮和想法，趙煒其實也是能夠理解的，因此在思索再三之后，她也同意了這個方案。

至于趙煒傳達的最后一點要求，就是不接待日本友人來到北京吊唁。

關于鄧大姐這個想法出現(xiàn)的原因，后世曾做出過一些猜測。

有人說，她可能是考慮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樸素感情，不愿意讓日本友人的出現(xiàn)，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還有人說，她一直追求的就是低調，日本友人也好，其他國家的友人也好，盡量都不要麻煩他們跑一趟。

總而言之，對于這一點，中央是絕對尊重的。

他們決定讓中日友好協(xié)會出面，在日本大使館設置一個小型的吊唁現(xiàn)場。

鄧大姐的這四點要求，從頭到尾，考慮的都是國家，而不是自己。

她不向往偉大革命家的美名，也不需要無數(shù)鮮花，無數(shù)哭泣的聲音。

她想要的，是我們這個國家越來越好，是老百姓生活得越來越幸福。

趙煒陪伴著她，直到生命的終點。

最后的最后，她的骨灰，也由趙瑋撒向了江河之中，從此與祖國的山川河流同在，與人民群眾同在。

當骨灰從手上被吹走的那一刻，趙煒的心好像也空了一下。

此時此刻，她是真正地要和鄧大姐告別了，和對她影響至深的長者告別。

或許在時空的某一個交疊處，骨灰同樣撒向了大好河山的周總理，會和鄧大姐再相逢。

這對革命夫妻，靈魂伴侶，他們會執(zhí)子之手，共同見證祖國的繁榮與強盛，見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參考資料：

1、生命不息，戰(zhàn)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鄧穎超往事（上）——《縱橫》2014年第2期20-26,共7頁

2、鄧穎超的“骨灰盒”遺囑——《共產黨員》2013年第3期58-58,共1頁

3、華夏經(jīng)緯網(wǎng) 《黨性作風100典（三）——鄧穎超：兩份遺囑，一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