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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伯力會議結束后，蘇軍代表突然要求前來參會的東北黨代表暫時留在蘇聯(lián)。鑒于此舉對東北游擊運動可能帶來的重大消極影響，東北黨上下普遍表達不滿。

周保中等東北黨主要領導人，則從保存東北游擊運動有生力量的角度，最終決定接受這一要求，并積極促成黨內共識。

1、蘇軍突然要求“停止派遣”

第二次伯力會議期間，周保中與蘇軍代表還擬定了參會代表返回東北的計劃，計劃于3月底之前完成所有人的派遣。然而，直到1941年4月底，除張壽篯（李兆麟化名）、金日成率隊返回，其他各部均遲延未決。周保中為此一再催促蘇方加緊派遣。4月27日，他提醒王新林盡快將第二路軍第二支隊王效明部、南野營的柴世榮和季青部派回東北。

但令他頗感意外的是，1941年5月初，王新林（蘇聯(lián)白人，遠東軍和東北抗聯(lián)對接人，原名瓦西里，抗聯(lián)叫順嘴，叫成王新林）突然兩次召見并正式以“環(huán)境不許可，恐怕招致日本強盜帝國主義法西斯的挑撥”為由，宣布所有滯留蘇聯(lián)的東北黨干部和東北抗聯(lián)官兵“停止派遣”。

或許是安撫周保中，王新林強調蘇軍與東北抗聯(lián)的關系原則上沒有變化，稱什么時候環(huán)境許可，什么時候就可以開始派遣工作。

對于王新林的突然要求，周保中最初是有抵觸的。他很清楚，蘇方的要求既不符合中共的組織原則和路線方針，也必將對東北游擊運動產(chǎn)生重大傷害。

他明白地告訴王新林：

第一，蘇方直接下令“停止派遣”違反了中共的組織原則。
第二，這項要求違反了在兩次伯力會議上蘇方與東北黨協(xié)確（或重申）的雙邊關系原則。周保中抱怨王新林“只是站在蘇聯(lián)遠東軍的一方面，而不是兼顧到中國東北斗爭環(huán)境的實際需要方面”。
第三，他強調“停止派遣”必將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造成重大消極影響。

周保中還結合東北游擊運動的特征，闡述了返回東北堅持抗戰(zhàn)的必要性：

第一，政治關系方面。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方針是抗日救國，中共東北黨組織作為中國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現(xiàn)時的使命是“必須與東北人民群眾不脫離，必須進行抗日到底”。他強調，這一使命的歷史基礎與重大意義并沒有喪失。

第二，現(xiàn)實影響方面。東北黨主要干部和部隊滯留蘇聯(lián)會令各地游擊部隊失去上級領導和群眾基礎，使南北滿失去呼應配合，各部必將陷入更大的困難甚至最終瓦解，如此一來“東北游擊運動不是被日本強盜最后消滅，而是被中國東北共產(chǎn)黨自己取消，幫助日寇掃清殖民地壓迫的障礙，失卻中共黨在東北的革命歷史意義”。

第三，組織關系方面。“停止派遣”是受蘇聯(lián)遠東策略改變而不是中共中央政治策略改變的影響，這一關乎東北游擊運動前途命運的重大決定，既沒有中共中央的任何指示，也未經(jīng)東北黨領導機關討論，是不能接受的。就組織關系而論，如此重大的決定，只有中共中央或共產(chǎn)國際“才有組織系統(tǒng)的根據(jù)，才有政治上直接指導的機能”。

第四，思想方面。那種將東北抗聯(lián)并入蘇軍、由蘇軍直接指揮的論調否定了中國革命的獨立性。他強調，中共黨員只有恪守中共與中國革命的立場，才能真正擁護蘇聯(lián)，成為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因此不應將東北黨干部和東北抗聯(lián)從東北抗戰(zhàn)的環(huán)境分割開來。

第五，抗戰(zhàn)前途方面。從中國及太平洋戰(zhàn)場的情形來看，東北游擊運動的政治環(huán)境是有發(fā)展的，前途是有希望的；而就具體的斗爭環(huán)境，夏季是最容易活動的季節(jié)，敵人最不容易包圍進攻；只要注意內部的鞏固，抗聯(lián)是很難被滲透或是被利用對付蘇聯(lián)的。

周保中強調，蘇軍即使有意同東北游擊運動發(fā)生關系，決定予以指導和援助，也不能是“直接指揮”，或是“將東北抗聯(lián)并入蘇軍”。這一立場也是周保中在1941年初伯力會議上堅守的，其根本目的乃是保持東北游擊運動的獨立性。

正是由于以周保中為代表東北黨領導人對中共和中國革命事業(yè)的這種忠貞，在東北淪陷十四年間，東北抗聯(lián)的旗幟才能始終屹立不倒，激勵著白山黑水之間的愛國仁人志士。

2、東北抗聯(lián)的抵制

蘇方突然要求“停止派遣”，在普通干部官兵中間也引發(fā)普遍的抵觸。5月15日，當蘇軍一位政治委員在南野營傳達這一指示時，現(xiàn)場就爆發(fā)了爭論，季青、安吉、崔賢、金潤浩等第一路軍官兵以未接上級黨組織的指示為由拒絕接受指示。

他們在次日寫給周保中的信中稱，蘇軍的指示令他們“心痛如裂，實在有些難忍”“有愧于死者”，并抱怨“小個政治委以國際共產(chǎn)黨的決定相威嚇，不顧我們的意見，一定這樣作”。他們堅決要求返回東北戰(zhàn)場，哪怕是單個地回去，也寧愿去追隨先烈犧牲在戰(zhàn)場上。

多年以后，季青在回憶起當時情形時仍耿耿于懷，稱去蘇聯(lián)開會實際是上了當，稱滯留蘇聯(lián)并非在東北戰(zhàn)場無法堅持更不是怕死，而是蘇聯(lián)人“把頭頭當人質，下面隊伍離不開”。

周保中經(jīng)過慎重思考，最終還是決定接受蘇方的指示。

他在5月10日向王新林表達了這一意向，他使用的詞是“不得不同意”。周保中還表達了自己的深層考慮，即東北游擊運動已經(jīng)關系到遠東蘇軍的工作，如果遠東蘇軍的負責人認為派遣工作有可能妨礙到剛剛訂立的《蘇日中立條約》，那么他就不能不積極地停止派遣。

至于蘇方這一指示對東北游擊運動潛在的消極影響，以及牽連到的中共黨組織和政治問題，他表示相信聯(lián)共黨和遠東蘇軍方面必能采取適當?shù)拇胫糜枰越鉀Q，強調自己相信局部利益應當服從整個利益，而整體的革命利益也不必然要求取消部分的革命利益。在講述了上述原則性問題之后，周保中請求王新林幫助滯留蘇聯(lián)的部隊官兵加強組織與管理教育工作。

第二天，5月11日，周保中向滯留蘇聯(lián)的主要負責干部（崔石泉、王效明、金策、馮仲云以及第二路軍人員正式傳達了蘇方關于“暫時停止派遣”的指示（此即“五月指示”），并且表明自己完全同意這一指示。

他還提到，王新林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在下達指示決定時曾與他進行了鄭重的、長時間的討論和解釋，“給我有確定的指示和說明”。

至于為何要接受這一指示，周保中還作了兩方面的解釋，稱：

一方面，根本原因是客觀環(huán)境的改變和工作條件的限制。他也提到，東北黨此前在某些工作與某些問題上耽誤了派遣時間也是客觀原因；另一方面，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使滯留蘇聯(lián)的抗聯(lián)官兵接受更多的蘇軍訓練和教育，以“養(yǎng)成更有力更健全的干部，為中國革命增強斗爭力量”。鑒于此，他要求所有人員服從命令，安心留駐野營，并加緊學習與訓練。

5月11日當天，周保中還在單獨發(fā)給金策、馮仲云、崔石泉和王效明的信中，指示要做好第二路軍干部官兵的解釋與安撫工作。他尤其囑咐崔石泉和王效明服從組織原則，堅持布爾塞維克的忠誠，不要沖動。

關于滯留蘇聯(lián)期間的黨組織關系問題，周保中提到已建議王新林確保東北黨原有的組織關系，并請?zhí)K方協(xié)助日后的教育訓練，要求部隊官兵加緊政治軍事和技術訓練。根據(jù)這封信的內容，蘇方“停止派遣”的指示不僅在第一路軍官兵中引起不滿，在第二路軍官兵中也是如此，甚至崔石泉和王效明這樣的高級干部也有情緒。

王新林獲悉相關情況后，還專門對金策、崔石泉、王效明與馮仲云進行當面說服，最終讓這些干部意識到“停止派遣”的指示“是正當?shù)谋匾?。

5月20日，周保中分別給在兩個野營的第一路軍和第二路軍官兵寫信，他一面表示理解官兵們急切返回東北戰(zhàn)場的心情與誓死斗爭的信念，另一面要求官兵認識到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變化并堅決服從黨的紀律。

他還解釋了停止派遣指示的含義：

第一，滯留是暫時的，并非根本脫離東北戰(zhàn)場；第二，滯留并不代表對中國革命事業(yè)“怠工或逃避”；第三，全體官兵仍是中共的抗日隊伍和組織系統(tǒng)。

他呼吁部隊官兵利用蘇方提供的便利條件，加強自身軍事、政治與技術學習，強調自己將與全體官兵共同進退。經(jīng)周保中的一再解釋，北野營全體官兵最終接受了“停止派遣”的指示，逐步展開政治軍事訓練以及相關學習。

針對抗拒情緒更為激烈的南野營官兵，周保中認為有必要親往巡視做說服工作，只是被蘇軍以客觀條件不許可拒絕。5月20日，周保中再次給南野營主要干部寫信（此時他尚未接到南野營5月16日發(fā)出的抗議信），他承認“停止派遣”的指示是蘇方下達的，也承認主要領導干部滯留蘇聯(lián)必將對東北游擊運動造成重大的、全局性的消極影響。

由于這封信沒有就指示內容作解釋，以及周保中未收到5月16日的抗議信，南野營干部遂于6月6日復信再次表達不理解與強烈不滿，信中稱對周保中5月20日來信內容早有預期，也奉命向官兵做了傳達，但同時強調：

我以及所有現(xiàn)地同志一致的感覺，我們坐享蘇聯(lián)勞動的血汗，看著強盜日本任情殺戮我中國人民，前線上千百萬的同胞兄弟正在同敵人肉搏血戰(zhàn)！我們，在血和淚中吞下了面包！……如果某一個重要干部有必要的停留，我們是同意的，但是，現(xiàn)在完全停留此間，事實上是不合適的！加之無期限的停留，實難言也！我們同意我們機關的決定，同意周同志的指示，但是，不知不覺說出自己信中所感覺的話來！這也是情所難免的！

6月8日，周保中終于收到了南野營官兵5月16日發(fā)給他的信，深感南野營官兵的不滿情緒，次日就發(fā)出復信進一步為蘇方辯解。

也許蘇方也很重視這一問題，僅僅三天之后，6月12日南野營官兵就接到了周保中6月9日發(fā)出的信。

這封信令他們內心的焦慮“稍有所余”，沒有再糾纏“停止派遣”問題，只是就蘇軍對南野營派遣工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請周保中指示。

周保中接信后再次發(fā)出長篇復信，囑咐他們要安心，同時也必須懂得利用現(xiàn)有條件繼續(xù)在東北的工作。兩天后，他還單獨致信野營主要領導人季青，批評后者的革命熱情勝過了對現(xiàn)實事務的認知。

經(jīng)過周保中的解釋說服，“停止派遣”在南野營中引發(fā)的不滿情緒逐漸平息。可以發(fā)現(xiàn)，盡管不都似南野營官兵中間那么明白、激烈的抵觸情緒，周保中、金策、馮仲云在內的東北黨領導人以及其余滯留蘇聯(lián)的大部分官兵，最初都對蘇方“停止派遣”的指示有抵觸情緒。

3、《蘇日中立條約》的影響

由此可以解釋一個長期流傳的疑團：東北抗聯(lián)為何要退到蘇聯(lián)？以及如何退入蘇聯(lián)？究竟是在東北戰(zhàn)場無法堅持，還是一次戰(zhàn)略轉移？顯而易見，東北抗聯(lián)之所以退入蘇聯(lián)，盡管有東北戰(zhàn)場情勢惡化等種種因素，但并不就是失敗退卻，當然也不是東北黨主要領導人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轉移，而是有相當?shù)呐既恍浴?/strong>

在東北抗聯(lián)“退入蘇聯(lián)”的全部進程中，來自蘇聯(lián)的因素發(fā)揮了更具主導性的影響。從另外一個角度，“退入蘇聯(lián)”也可以被視為蘇軍召集第二次伯力會議的客觀結果之一。

結合周保中這一時期的諸多信件內容，基本可以確認的是，“停止派遣”是王新林擅自、突然作出的決定，沒有事前的告知，也沒有事后的解釋。

甚至于，王新林在為此與周保中進行的兩次專門、正式的會談中，給出的解釋也只是一句籠而統(tǒng)之的“環(huán)境不許可”。或許部分地是受此影響，周保中在東北黨內傳達這項指示時，最初也只是大談所謂的黨性與組織原則，要求部隊官兵以黨性和黨的紀律原則服從這項組織決定。他沒有具體解釋（實際上也解釋不了）蘇方究竟是出于哪些考慮、以及他同蘇方進行了什么內容的討論，而只是一再聲明“環(huán)境不許可"。他5月11日發(fā)給金策、馮仲云、崔石泉和王效明的信就是如此，沒有任何解釋，只是要求這些干部以黨的紀律服從組織決定。

周保中此后在推測蘇方的動機時，主要也是聯(lián)系到1941年4月13日的《蘇日中立條約》。《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也是周保中始料未及的。他此前讀到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出訪莫斯科的消息時，認為日方的企圖在于切斷蘇聯(lián)對華援助，并斷定這是不可能的。

正如他在吉東黨和第二路軍總部會上的發(fā)言，他強調不管日方用任何“花言巧語”或“耍什么花花的手腕”，都決不能使蘇聯(lián)停止援華。然而，令他意外的是，蘇聯(lián)竟然同日本達成了中立條約，并宣示終止對華援助。目前沒有資料證明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對周保中情感的沖擊，但沖擊應是必然的。

目前有跡可循的是，蘇日簽約一事令周保中意識到，蘇聯(lián)的遠東戰(zhàn)略正在發(fā)生重大轉變并必將產(chǎn)生重大影響，無論是基于共產(chǎn)革命的組織原則，還是考慮即將出現(xiàn)的新形勢，東北游擊運動的使命與任務都將有重大變化。而“停止派遣”亦應是題中應有之義。

周保中在5月26日的吉東北滿省委干部會議上就系統(tǒng)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對遠東國際局勢以及東北抗日游擊運動造成重大影響。

由于我們已經(jīng)和遠東蘇軍發(fā)生工作關系的原因，遠東紅軍為了執(zhí)行政令，在新的環(huán)境下面，不能不把對我們相互間的工作進行限度，暫時相當?shù)母淖儭舜沃R時改變決定，不派遣越境部隊之根本原因，即受蘇日中立協(xié)定締結之影響。因我們游擊隊越境行動關系甚大，我們無論從國際主義者擁護和平政策見地上或從中國抗戰(zhàn)全局，東北游擊運動之工作連系，已纏繞到蘇聯(lián)遠東邊防關系上，我們不能以局部要求而與整個形勢相違背，不能使日寇借口挑撥。就另一事實上說，我們勉強要求也是辦不到的。

周保中最后一句話也流露出頗多的無奈。

盡管簽訂《蘇日中立條約》是斯大林在1930年代孜孜以求的目標，他在條約簽署后也的確逐步停止了對中國抗戰(zhàn)事業(yè)的援助，只是據(jù)此就斷定這份條約是蘇方“停止派遣”的主要考慮仍是不充分的。

很多跡象表明，莫斯科與東京的友好共識并未立即傳導至雙方在遠東的軍事情報機構。

一方面，日本軍方始終不信任莫斯科的承諾，事實上也沒有擺脫蘇軍的戰(zhàn)略壓力，沒有立即削減對蘇軍備；與此同時，遠東情報機構仍在向莫斯科提交大量可以證明日本即將進攻蘇聯(lián)或蓄意挑起邊境沖突的情報。

另一方面，蘇聯(lián)國防人民委員部在1940年夏秋多次指示加強遠東軍事部署，防范日軍突襲。鑒于日本情報間諜活動日趨猖獗，內務人民委員部還指示籌建遠東情報部隊，一旦蘇日戰(zhàn)爭爆發(fā)可派到敵后戰(zhàn)略據(jù)點。這種形勢下，蘇軍完全有可能加強對東北抗聯(lián)的控制。

4、周保中接受“停止派遣”的原因

下達“停止派遣”的指示之前，蘇軍實際上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對派遣工作的消極態(tài)度。周保中在1941年2月就同蘇軍代表擬定了派遣方案，并決定于3月底之前完成派遣，但蘇軍卻一再推遲派遣事宜，直到1941年4月底，除了張壽篯（李兆麟化名）、金日成，其余各部“猶未派遣”。3-4月間，周保中多次找蘇方代表商談，都無結果，他還為此“心殊愧疚而倍加焦急”。4月16日，周保中向到訪他寓所的蘇軍代表“瑞金”深表不滿，質問究竟是誰在負責派遣�！叭鸾稹币辉俦硎尽俺耸峦�，以冰雪融化大江解凍在即，時至今日已甚晚遲，惟有待江流開通而后，再行派遣云云”，周保中對這一解釋“頗為不滿”。

周保中之所以最終接受“停止派遣”，并能在黨內迅速統(tǒng)一思想，根本還在于，這一指示契合了當時東北游擊運動的戰(zhàn)略需要。周保中在1941年3月的一次黨內會議上就提出過在蘇聯(lián)保存實力的設想，稱在最嚴重的情形下的選擇或是堅持犧牲到底，或是設法保存實力圖謀再度斗爭。

他認為，在那種情形下，越境蘇聯(lián)整頓是為保存實力圖謀再戰(zhàn)所必須的辦法。他事后回顧第二次伯力會議時也提到，會議所以能舉行，除王新林的邀約，東北游擊運動也已難以為繼，并坦言正是由于蘇方提供的便利，抗聯(lián)官兵不僅得以保存實力，還得到了整頓、給養(yǎng)和訓練。

1949年5月，他在回答毛澤東提問時，也指出，如果1940年東北抗聯(lián)不退入蘇聯(lián)，就“一個也剩不下”。事實上，正是這次會議上，周保中提議將東北抗聯(lián)總司令部設在伯力，由王新林直接指導援助。

為降低“停止派遣”對東北游擊運動可能的消極影響，周保中對涉及的工作做了重新部署。他要求滯留官兵嚴格保持中共的組織與東北抗聯(lián)的軍事系統(tǒng)，爭取恢復與中共中央聯(lián)系，同時開展政治軍事訓練，培養(yǎng)干部和技術人員。

在派遣工作上，他請求王新林尊重中共黨和東北抗聯(lián)的組織系統(tǒng)。1941年5月24日，周保中通告北野營負責人蘇軍代表吳剛：若沒有吉東北滿負責人的指示和通知，任何方面不得擅自從野營調遣第二、第三路軍人員，他強調已經(jīng)向王新林申明此點，也向北野營黨委作了要求。

他還在6月21日給南野營官兵的信中，詳細闡釋了與王新林商定的相互關系原則：

（甲）留遠東邊疆的部隊嚴格保持東北原來之軍隊和黨的組織系統(tǒng)，并集中統(tǒng)一工作領導。蘇聯(lián)邊防所必需我們幫助之工作人員，由王新林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后再從部隊中指派之。

（乙）留現(xiàn)地部隊，在你們那方面，可以選出第一類工作人數(shù)名，較永久性的安插到地方中去。第二類則為做地方秘密巡回工作人數(shù)名，派去東北做不定期的工作。第三類即是邊防線短期工作，你們那邊約派出十人左右，短期偵查，時間至多兩個月或三個月，即須歸還原隊原派出所。這三類工作人員，交由當?shù)靥K聯(lián)負責者直接支配工作。一方擔負蘇聯(lián)之直接囑托工作；一方保有我處之領導集中、工作集中之東北系統(tǒng)關系。同時也就是進行我們東北游擊運動所需要的羣眾工作和偵查。

（丙）所有經(jīng)我們交付蘇聯(lián)負責機關派出之臨時工作人員，到今年深秋一律歸回原隊集中訓練。

（�。芘R時派遣工作之人員，不脫離中共及東北革命斗爭而為蘇聯(lián)幫助工作，同時是進行自己之工作，到規(guī)定時限，即須速行堅請派回原隊，不能負擔規(guī)定以外之工作。

盡管王新林承諾將遵守上述原則規(guī)定，負責具體工作的蘇軍在現(xiàn)實中仍經(jīng)常根據(jù)自身需要，在未經(jīng)東北黨組織和周保中批準或同意的情形下，隨意派遣東北抗聯(lián)官兵。類似的情形主要發(fā)生在南野營。

后來南野營官兵多次向周保中寫信，抱怨蘇軍的做法已使他們“失去了游擊隊的性質，隊伍分散了”。這實際上也反映出，蘇軍歸編、整訓這支不足千人的抗聯(lián)武裝的目的，并不是推動東北游擊運動的發(fā)展，或幫助中國的革命運動，乃是基于自身現(xiàn)實需要，確保蘇聯(lián)遠東安全并加強對日情報工作。這是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fā)點，至于任何關系原則或承諾，乃至對兄弟黨的尊重，都是服務于這一目標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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