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又稱“鵝城”，是座有1400多年歷史的文化老城。早在隋唐時期，它就是廣東東部的重要區(qū)域，一直是東江流域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古時候就有“嶺南名郡”“粵東門戶”的說法。

1938年武漢會戰(zhàn)打響后，日軍為了實現封鎖中國的南大門、進而占領東南亞各國，把入侵廣東惠州沿海地區(qū)當成了侵占華南的登陸點和“橋頭堡”。從1938年10月1日起，日寇每天派60多架飛機，對惠州城瘋狂投彈轟炸，這樣的轟炸持續(xù)了10天。當時的惠州城，大街小巷全成了一片火海，無辜老百姓死了多少、傷了多少，根本沒法統計……讓這座千年歷史的“嶺南名郡”在侵略中愛到了沉重的災難。

這次來惠州旅行，珊姐姐發(fā)現這座城市里藏著不少抗日時期的印記，現在成為了紅色教育基地及旅游景點，我拍下了照片，后續(xù)我會把這些關聯的故事分享出來，也想借此提醒：那段歷史值得我們一代又一代牢牢銘記，永遠不能忘記。這一站，我們來到距離水東街不遠的“東湖旅店”。

東湖旅店是在惠城區(qū)橋東上塘街，磚洋樓的外觀透著中西合璧的韻味，古雅的清水墻里，門口已經掛滿了牌子有文字介紹，讓我們能清晰知道這里前身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香港秘密大營救”里的關鍵站點——惠州接送站“東湖旅店”。

東湖旅店的初代主人翟雨亭，是民國時期惠州的知名鄉(xiāng)紳。1935年，他帶著全家從福建遷回惠州；抗戰(zhàn)爆發(fā)前，他買下橋東東湖塘邊一塊1000多平方米的空地，建起了一棟3層洋樓。這是當時惠州最早的中西式豪華別墅。1938年10月，惠州被日軍占領，當地的酒店、旅館全沒法開門營業(yè)。翟雨亭看著這情況，便把自家別墅改成了“東湖旅店”，做起了住宿生意。

時間來到1941年12月8日，香港也落入日軍手中。緊接著，日軍封鎖了香港到九龍的海上通道，實行宵禁，還到處搜捕抗日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愛國者。為了保住抗戰(zhàn)的有生力量，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聯手發(fā)起了“秘密大營救”。1942年1月5日起，東江游擊隊接下任務后，立刻安排要營救的人分批從香港偷偷渡海，由武工隊員護送到港九抗日游擊隊的交通站，再分東西兩條路線送往東江抗日根據地。在整個營救路線里，惠州是抗日物資和人員轉移的重要中轉站。

香港淪陷后，很多人回內地避難都要經過惠州中轉，當地旅店生意一下子火了起來。東湖旅店因為裝修高檔，常常住得滿滿當當。后來，有個外號叫“東江殺人王”的國民黨官員——他既是惠州軍區(qū)最高軍事長官，也是當地行政長官張光瓊，直接包下了東湖旅店三樓的房間。

張光瓊外號“東江殺人王”，手段狠辣，所有人都怕他，對他敬而遠之——正因如此，東湖旅店的一、二樓沒人敢租。可當時中共惠陽縣委組織部長盧偉如偏反其道而行，他化名香港某公司經理，包下了旅店二樓整層，把這里變成了秘密交通站。就這么在“虎穴”里、敵人眼皮底下，借著各種掩護悄悄完成轉移任務，上演了一出“暗渡陳倉”。后來茅盾評價，這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可以稱得上是“抗戰(zhàn)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當時，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親自指導營救掩護策略：一方面從香港籌集煤油、布匹、醫(yī)用品等抗戰(zhàn)緊缺物資；另一方面安排擅長經商的廖安祥，協助盧偉如開了洋行。這么做有兩個目的，既能為地下工作籌錢，又能給交通站打掩護。盧偉如等人借著經營洋行的便利，常以商業(yè)往來、應酬宴請為借口，和張光瓊等一大批國民黨軍官搞好關系。一來二去，這些軍官漸漸放松了警惕，也為后續(xù)的營救工作鋪好了路。

從1942年1月開始，營救行動正式展開。柳亞子、何香凝、鄒韜奮、茅盾、夏衍、張友漁……包括這些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內的百余人，在香港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舍命掩護下，沖破日軍和國民黨頑軍的一道道哨卡，先從香港安全抵達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控制區(qū)，再分批轉移到內地。

如今的東湖旅店舊址，已被重新整修，我來到的時候大門緊鎖，沒有對外開放，唯從外部看仍能看出仍保留著民國時期的裝修風格——新舊質感碰撞間，藏著一段厚重的歷史。作為香港秘密大營救的惠州接送站，這里曾為團結更多社會人士投身抗戰(zhàn)、助力抗戰(zhàn)勝利，立下了史詩般的功勞。

七十多年過去，東湖旅店的舊貌雖已變遷，但“東湖旅店”這個名字從未褪色。它始終承載著那段抗日烽火歲月里，無法被磨滅的紅色記憶，提醒著人們銘記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