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槍炮聲漸息，屠殺卻剛剛開始。

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進行一場比賽，以軍刀砍掉中國人的頭顱數(shù)量定勝負。二人拄刀洋洋得意的神情，被照片定格，出現(xiàn)在當年的日本報紙上。

這張照片，成為電影《南京照相館》重要細節(jié)。在歷史上，這張照片以及相關(guān)報刊報道，將已改頭換面的兩個劊子手揪了出來，得到應(yīng)有的懲治。

發(fā)現(xiàn)這張合影照片的，是高文彬。他先后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官、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秘書，是東京審判的全程親歷者。

2020年，定居在上海的高文彬以99歲高齡辭世。此后，他的家屬將其生前手稿、圖書、照片等2000余件物品捐贈給虹口區(qū)檔案館。檔案館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將這些資料編碼歸類，并翻拍整理成冊。

在虹口區(qū)檔案館恒溫庫房，我們透過這些檔案，走進這位東京審判的親歷者，以及那段審判過程。

高文彬（左）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前（文內(nèi)照片除特殊說明外，均為高文彬家屬捐贈，虹口區(qū)檔案局整理，劉雪妍翻拍）

參與東京審判

在高文彬留下的資料中，有一份他手寫的辭職信。他向原本任職的上海第一綏靖區(qū)司令部軍事法庭提出辭職。信中寫道：“日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氏來滬招致中國譯員，幸錄取該庭，復以工作緊急命令即日就道，遂致不及走辭所有原任書記官一職，懇請準予辭去……不勝感戴?！?/p>

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這個時候，一年前從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yè)的高文彬，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參與這場大審判。

這是中國第一次參與國際審判。東京審判的審訊以英文進行，大量的文件和證據(jù)需要整理翻譯，但中國檢察官辦事處人手極為缺乏，所以在正式開庭前，首席檢察官向哲濬回國招聘幾位翻譯前往東京工作。

在東吳大學法學院，高文彬接受了系統(tǒng)的英美法和中國法學習，且英語能力極佳，經(jīng)老師劉世芳舉薦，通過了向哲濬的面試。就這樣，他成為參與東京審判的17位中國代表中的一員。

1946年5月16日，高文彬抵達日本。最初，他主要負責文書翻譯。大約三四個月后，前期翻譯工作基本結(jié)束，高文彬轉(zhuǎn)任向哲濬秘書，負責國際檢察局和中國檢察組的聯(lián)絡(luò)和往來文件處理等。從他留下的資料可以看到，即使任務(wù)繁重，他的筆記依舊一絲不茍。

東京審判期間的文件復印件

高文彬的筆記本里，摘錄了很多語句搭配

揪出“百人斬”元兇

東京審判是對外開放的。法庭門口有一間小屋，民眾可以去購買旁聽券，售完為止。南京大屠殺是東京審判的重要部分，旁聽者特別多。

日本在1945年簽署投降書前后，有組織地銷毀大量證據(jù)，要求“一張紙片也不能留下”，連士兵和將領(lǐng)的私人日記都要毀掉。所以在東京審判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份日本的會議報告，也沒留下最高戰(zhàn)爭指揮委員會的筆錄。

本以為南京大屠殺，舉世皆知，但到了法庭上，日本戰(zhàn)犯口徑一致說自己無罪，就連旁聽的日本人對這一事件也將信將疑。東京審判遵循英美法系，實行無罪推定。要給日本戰(zhàn)犯定罪，必須有足夠的證據(jù)。

于是，找到南京大屠殺證據(jù)的重任，再次落在中國檢察組肩上。

為此，向哲濬陪同國際檢察局局長回到中國，帶著大量的證人證言再次來到東京。證據(jù)面前，南京大屠殺不容辯駁。

高文彬晚年回憶，當有關(guān)南京大屠殺的審判退庭時，他正巧碰到旁聽的日本人離開，“女的看到我們中國人就低著頭，不敢正視我們。為什么？她們覺得羞愧！”

事實上，中國檢察組對日軍暴行的證據(jù)收集沒有停留在已有的證人證言上。在東京審判中國部分的檢察工作完成后，高文彬仍舊有空就到國際檢察處的檔案室查資料。那里集中了各種媒體報道、相關(guān)檔案以及日方來不及銷毀的機密文件。1946年的一天，他發(fā)現(xiàn)一份1937年12月的《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有篇標題為《百人斬超記錄》的報道——

片桐部隊的向井敏明、野田毅兩名少尉，在南京開創(chuàng)了“百人斬競賽”的先例。在這場罕見的比拼中，兩人在10日紫金山攻略戰(zhàn)的戰(zhàn)績分別為106人對105人。10日中午，兩少尉手持刀刃殘缺的日本刀會面時，展示了這一結(jié)果。

野田：“喂，我斬了105了，你呢？”

向井：“我殺了106了！”

兩少尉哈哈大笑起來。不管是誰先砍到100人的，他們馬上達成一致意見，“算作平手游戲吧，再重新砍150人怎么樣？”11日，他們果真開始了斬150人的競賽。

資料圖

高文彬基本讀懂了報紙的意思?！跋氲阶约旱耐裆谝粯颖煌缆緯r，我的心都碎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作為中國人，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將兩人處決?！?/p>

高文彬馬上到資料室，將報紙復印了3份，一份自己留底，另兩份交到中國駐日本軍事代表團，轉(zhuǎn)寄到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因為東京審判主要針對甲級戰(zhàn)犯，乙、丙級戰(zhàn)犯的審判主要在國內(nèi)。

高文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手稿

東京審判中國代表團部分成員在日本的留影

1947年，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作為丙級戰(zhàn)犯，被押到南京軍事法庭受審。被捕前，他們混跡于被遣返的日軍當中，返回家鄉(xiāng)，脫掉軍裝，頭裹白布，在街邊做起了小生意。

接受審判時，抵死不認。向井敏明一口咬定，《東京日日新聞》的報道是假新聞，“記者淺海專為我頌揚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羨慕，希望能早日獲得佳偶，因此毫不足信。”野田毅堅稱根本沒有“百人斬競賽”這回事，即使法庭出示了報紙上的照片和報道，他仍表示“那是記者的想象”。不過，他自己在家鄉(xiāng)做報告時，卻多次得意揚揚地說過“斬殺百人競賽之勇士，說的就是我”。

兩名戰(zhàn)犯極力推諉，但終因證據(jù)確鑿最終被判處死刑。1948年1月28日，他們被拉到南京雨花臺刑場執(zhí)行了槍決。

留住歷史現(xiàn)場

在東京審判的兩年多時間里，高文彬一直住在東京。或許是出于安全方面考慮，盟軍嚴格控制各國代表團接觸日本普通百姓，吃飯也要去指定地點。但高文彬沒有閑著，他花90多美元買了臺相機，每逢休息日，就帶著相機和同事四處走走，留下了很多珍貴的相片資料。

歷經(jīng)數(shù)十年，不少相片已經(jīng)遺失，但留下來的依舊向世人展示了東京審判期間的日本。

有一個場景的照片特別多，其中最顯眼的標志是照片上有一塊標牌，上面寫著：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這就是東京審判所在地。代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標牌，插在門口小花園的土堆上；花園后面的大樓原先是日本陸軍司令部，即日本侵華戰(zhàn)爭策源地，其時卻成為日軍罪行審判地。這可能就是歷史的輪回。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還有些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為背景的照片，主體是中國代表團成員。有的照片中，他們神情肅穆，還有的，看似神色輕松。但只要比對高文彬留下的其他資料，不難推測，所謂的“輕松”，只停留在攝影的一剎那。

因為更多的時間，他們埋頭書案，搜集、整理日軍罪行。晚年的高文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如果我們不能在有效時間內(nèi)拿出足夠證據(jù)的話，那些罪大惡極的日本戰(zhàn)犯很可能會逃脫正義的懲罰，如果不能把他們繩之以法，那我們在東京法庭的這些人怎么回來面對國內(nèi)的老百姓？所以那段時間，我們在東京的那些人真有點度日如年的感覺?！?/p>

中國代表團部分成員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前留影

晚年高文彬（資料圖）

高文彬保存的徽章

除了搜集證據(jù)、拍照記錄，高文彬還有整理庭審記錄的習慣。

在日常工作中，簽收每天的庭審記錄是他的工作內(nèi)容之一。兩年多的庭審記錄有數(shù)百本，他將數(shù)本裝訂成一冊，打印上日期，貼在書脊上?；蛟S與法學背景有關(guān)，高文彬想保留一份送給東吳大學法學院。

本來，國際檢察處給每個國家的代表一份庭審記錄，但高文彬經(jīng)過溝通，得到了兩份。在1948年8月完成中國檢察組的工作后，他將兩套庭審記錄裝了兩個大木箱，與向哲濬共同乘坐“美琪將軍號”郵輪回國。此后，一套庭審記錄送到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另一套送到東吳大學法學院。

遺憾的是，后來這兩套記錄全部遺失。但能告慰老人的是，近年來，經(jīng)過中外學者努力，中文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jù)文獻集成》等均已出版。東京審判中中國代表團的努力，從未被人忘記。

而且，高文彬發(fā)現(xiàn)的線索、保留的資料依舊是研究東京審判的重要資料。如今，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中，掛著高文彬的照片，以致敬他在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提供的重要證據(jù)。他留下的其他資料，也在虹口區(qū)檔案館得到妥善保管，以待更多的研究者。

原標題：《想到同胞像牲口一樣被屠戮，“作為中國人，唯一想法是將兩人處決”》

欄目主編：洪俊杰 圖片來源：除說明外，均劉雪妍攝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劉雪妍 任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