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給大家講一件小事情。2001年，我受命給清華大學九十年校慶畫一幅大畫叫作“國學研究院”，畫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創(chuàng)辦國學研究院的五位前輩：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吳宓。

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華大學校史館詢問研究院故址在哪里，館員都說不知道。我急了，于是在校園內王國維自沉碑周圍特意先后詢問十幾位年齡在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師或職員，結果呢，不但沒有一個人知道本校有過這樣一所研究院，而且沒有一個人能夠聽清，并復述“國學研究院”這幾個字——

“什么？‘博學研究院’？”他們一臉茫然，掉頭走開。

我自己知道么？在給清華大學叫來幫忙教書前，我僅聽說過以上五位老先生的名字，要不是那幅創(chuàng)作，我也不知道清華大學有過這么一所“國學研究院”，問了人，才知道早在1952年，清華大學的人文學科就給全部砍掉了。那一年，我還在母親的肚子里。

一晃五十年過去，國家忽然想起“人文傳統(tǒng)”“國學研究”這些字眼，忽然要來紀念“國學研究院”，忽然要來做今天這樣的“人文大講堂”——所以不但是我，連國家也常常失去記憶的。

△四大導師與蔡元培

今天，全國院校，全國的教育，大談“人文”——可是大家要知道，一個民族忽然要來大談“人文”，不是好事情，正相反，它說明人文狀況出現(xiàn)了大問題。面對這樣的大問題，以我的看法，咱們先別奢談所謂“人文”，我們要緊的是先來恢復常識和記憶。

提到民國文人們，不得不說這一本曾經風靡一時的作品，逸事的路徑，輕盈的筆法，八卦的形式，尊仰的靈魂，讓我們重新認識了一位又一位如雷貫耳的歷史人物：

蔡元培、胡適、熊十力、李叔同、馬一浮、馮友蘭、馬寅初、傅斯年、梁潄溟、金岳霖……

二、

可是，我們失去的常識和記憶大多了，從何說起？今天，我們還是從繪畫說起吧。

但是繪畫的范圍很廣，話題很多，我就以“美術館”為話題說說看，因為美術館開放給所有人。

二十年前，我為什么去到紐約？不是為了移民、發(fā)財，而是為了到西方開眼界，看看油畫經典的原作。當我走進紐約大都會美術館，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畫看也看不過來，可是沒想到就在那里，我從此開始了中國藝術中國文化的啟蒙，認清了我們民族從上古到清末的藝術家譜：

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華盛頓，倫敦與臺北故宮，我所看到的中國藝術經典，竟是我在中國大陸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么，中國大陸的藝術珍品和大量文物還剩多少？放在哪里？僅以北京為例，據(jù)故宮古典書畫文物鑒定家單國強先生說，故宮所藏書畫約有九萬多件，他任職三十多年來，僅只看過其中的三分之一，而1949年迄今，故宮展出的書畫總量不超過一萬件。

照此說法，中國人不出國境，就應該看得到大量炎黃祖宗的藝術品，從美術館得到美術的常識，由美術史牽連文化的記憶。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錢財，缺乏太多設備，更主要的原因，我們的心思根本不在這些事情上面。要好好清理國寶，以今日世界的高水準永久陳列，還不知道要過多久。

單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齊白石老先生。齊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圖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獻北京畫院，幾個月前，我有幸親眼看到這批珍貴的文物，總有上千份吧，居然還像半個世紀前那樣，以最簡陋的方式，就像我們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札賬單那樣，折疊著，放在舊信封或破爛的塑料袋里。為什么呢？因為北京沒有這筆閑錢，也沒有心思好好整理，裝裱，展示，還幸虧靠著畫院保護著，珍藏著，動也不敢動。

中國只有一個齊白石，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中國畫家，可是與他差不多年齡上下的西方畫家，譬如長壽的畢加索，在法國西班牙兩國不知有多少紀念館，故居，美術館，專門陳列他的每張紙片，早死的凡·高，則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園里占有一座面積很大的個人美術館，朝拜者每天絡繹不絕。

凡·高生前冷落，死后享受世界聲譽，然而齊先生生前就被國家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可是今天，人們還是沒有地方去看一眼人民藝術家的畫。

三、

2000年，我回到北京定居，發(fā)現(xiàn)我又變得像出國前一般無知，在我們的故宮，在國家美術館，還是看不到民族藝術五千年的詳細脈絡，更看不到幾件經典的原作。

大家知道，繪畫是視覺藝術，看不到真東西，一切都是空談，就像一群聾子在那里談論音樂，可是我們全國上下的千萬名畫家和更多的藝術愛好者，居然也就空口談藝術，談了半個多世紀，而像我這樣的無知，今天還要給同樣無知的學生去上課。

依稀記得曾經，我在紐約買到電腦精印的幾份珍貴手卷：晉代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圖》，北宋李唐的《晉文公復國圖》，北宋李公麟的《海會圖》，清代王原祈的《輞川別業(yè)圖》，清代顧見龍的《春宵秘戲圖》。

《女史箴圖》(局部) 顧愷之

人但凡得了寶貝，忍不住要顯寶，我就捧著手卷給學生去上課，大家看呆了，別說沒見過，就是聽也沒聽說。上個禮拜，我又捧去給母校的老院長靳先生，新院長潘先生，還有老師兄老同學看，看過之后，靳先生一人就訂購了其中四套，而潘先生說五月訪紐約，要代中央美院買一批回來，用于教學。

這就是我們高等美術學院的“人文”現(xiàn)狀：我們要到國外去買民族藝術經典的復制品，假如不買，我們連這復制品也沒得玩。

可是以上手卷只是中國藝術的滄海一粟。大家知道不知道，除了歐美數(shù)百座重要的美術館，全世界評選出十大美術館，現(xiàn)在，我來念一念：

梵蒂岡美術館、法國的盧佛宮美術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俄國的冬宮美術館、西班牙的普拉多美術館、墨西哥的馬雅美術館、美國的大都會美術館、埃及的開羅美術館、德國的柏林美術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美術館……

——偌大的亞洲，沒有，一座也沒有。

四、

前面說到故宮，公元1407年，明成祖下令起造紫禁城，當時西方人才剛從中世紀醒來不久，文藝復興三杰還沒生出來，所以要說我們故宮的歲數(shù)，遠在梵蒂岡盧佛宮之上，可是今日的紫禁城嚴格說來不能算是博物館，只是皇宮舊址，因為故宮深園的大量書畫文物，就好比一座聲名遠揚的大飯館，除了掛出皇家仿饍的漂亮菜單，基本上不營業(yè)，不開飯。

中國，是亞洲最大，最古老，文化藝術最豐厚的國家，我們動不動就說“上下文明五千年”，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強符合國際收藏標準、陳列規(guī)范、開放制度與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館。

最近，故宮開始了建國以來投資最多，規(guī)模最大的大休整，據(jù)說要恢復乾隆盛世的模樣，到2008年開放給奧運會的各國游客看。大家知道，申辦奧運會哪里是為了體育，而是不折不扣的超級政治任務，可是沒有這項政治任務，錢撥不下來，事辦不起來，所以我有保留地謝謝天，謝謝地，但我緊跟著就要問一句：假使奧運會沒給安在北京城，2008年沒有這回事，故宮怎么辦？

凡是先進國家，尤其是維持民族自尊的國家，都會高度重視美術館，那是國家的榮耀，國家的臉面。諸位有一天到羅馬、巴黎、倫敦、紐約去看看，美術館天天人山人海。諸位說說看：美術館為什么那么重要？美術館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們一天到晚說“世界”、“世界”，你怎樣認識世界？看世界地圖？讀歷史書？讀世界新聞？讀參考消息？讀雜志上關于世界的報道？不是，你要真正能夠感性地，全面地，實實在在地了解世界，應該走進美術館。

美術館的“美術品”，博物館的“物”，都不是頂要緊的，要說書畫，要說文物，我們有，而且有的是，可是，美術館不是掛幾幅畫，擺幾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開展覽的地方，美術館博物館頂頂要緊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會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個國家，民族和社會中活生生的作用，美術館，是一本巨大的活的百科全書，因為美術館的對象不僅僅是藝術家，而是所有人。

英國人約翰.伯格說過這樣的話，他說：“一個被割斷歷史的民族和階級，它自由的選擇和行為的權力，就不如一個始終得以將自己置身與歷史之中的民族和階級，這就是為什么——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過去的藝術，都是一個政治的問題?！?/strong>

柏格是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本杰明的追隨者，本杰明的思想來源，是大名鼎鼎的馬克思同志。我們的國家奉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今天所有大學生都要考馬克思主義，學馬克思主義，很好，我們來想想這段話：如果這段話是對的，有道理的，那么，我們今天怎樣才能“始終”將自己“置身于歷史”？我們怎樣看待“過去的藝術”，并從中確認我們今天的“政治”立場？我相信，方法，途徑，許許多多，可是誰會想到美術館？美術館，以我的定義，就是提供文化常識，儲存歷史記憶的場所。

一百多年前，中國人想出很多法子來救國，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革命救國，等等等等，可是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大聲呼喊："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他清楚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宗教傳統(tǒng)宗教意識，但他認為"美育"是有可能的，比宗教還根本，還有效。但是，"美育"的最高標準和最起碼的條件，是要有國家美術館?？上г诓滔壬臅r代，國家不斷打仗，國民政府把故宮的國寶裝了幾百幾千箱，從抗戰(zhàn)烽火到退守臺灣，運過來運過去，六十年代才弄出臺北故宮博物院。

大陸這邊呢，快要一個世紀過去了，蔡先生的理想有沒有實現(xiàn)？他這句話的涵義，他這句話本身，又有多少人記得？要說"美育"，我們今天出了個所謂"五講四美"，層次很低，不過是要有禮貌，守規(guī)矩，走橫道線，別隨便吐痰之類，無非說明我們的社會五不講，四不美。

我想，要是我們全國大城市都有以上所說的大型國家美術館，情形不至于這個樣子。我在國外十多年，就眼看有自己美術館的國民，與沒有美術館的國民，很不一樣，大不一樣，太不一樣了。

二十年前，描繪機場壁畫的袁運生先生造訪西北敦煌，寫成一篇《魂兮歸來》的文章，呼喚我們偉大的民族精神，其實，魂是叫不回來的，西方人也叫不回希臘藝術與文藝復興的魂，我所要呼喚的，只是"常識與記憶"。為什么呢，因為西方人似乎知道"魂不附體"這句古諺，他們精心留存著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體"，只要"體"還在，所謂文化"魂"，就有個依附之所，要我說，文化藝術的"體"，就是美術館。

可是從我歸國兩年的見聞看，我們好像不在乎常識，不在乎記憶，我們所竭力構筑的，似乎總是所謂"上層建筑"——我們的藝術學院在教所謂"美術學"，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所謂博士生正在逐年遞增，我們的美術界天天高談所謂世紀性、國際性、歷史性、當代性等等聳人聽聞的大問題，種種雜志、研討會、拍賣會、博覽會、雙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動越來越多，規(guī)模越來越大，級別與名稱越來越高，遠遠看過去，我們的文化藝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欣欣向榮……

可是，在這一切的熱鬧與喧囂中，美術館，作為一條無法替代的認知途徑，一個國家的歷史記憶，一個巨大的文化實體，卻是長期懸置、長期缺席的。用中國人的老話說，這就是文化上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死水，弄得再漂亮，不過像個游泳池；無本之木是長不高大的，弄得再好看，也不過像個大盆景。

五、

歷史的失憶癥，必然引發(fā)更多的失憶。美術館只是整個文化問題的一小部分。如前所述，就在清華大學的九十年校慶，就在校方抬出國學研究院的輝煌過去，試圖藉此重振人文傳統(tǒng)時，我在校園里遇到的是無知與失憶。

而今天，我竟充當所謂"人文大講堂"的演講人，豈不諷刺？可是有人會說，這算什么大不了的大事嗎？是的，沒什么大不了，這只是“知道”與“不知道”的問題。蘇格拉底被引述最多的命題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我們的命題是什么呢？很簡單，就是“不知道”。種種種種“不知道”加在一起，我們如何談論“人文”？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大規(guī)模失落的常識與記憶，說不過來，這是沉重的話題，我的發(fā)言應該結束了，在結束前，容我添幾句有點亮色的話——

今天，在恢復常識與記憶的工作上，能夠使我們欣慰的，發(fā)生希望的，有兩件事，一件是空前興旺的出版業(yè)，大家知道，書本就是知識，讀書，就是要你"知道"。我歸國后最振奮，最開心的事，就是我們的書店終于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書，每本書似乎都在問我："你知道嗎？"或者說，每本書都在提醒我："同志，你不知道！"——雖然，今天我們出版的書籍種類與品質，還遠遠不能和發(fā)達國家比，但卻是建國以來最像樣，最應該的那么一種局面。

所以，另一件令人寬慰的事就是校園里的年輕人，就是在座各位。我在開始時說，諸位的知識比我多，學歷比我高，諸位，就是未來的國家棟梁。我任課兩年以來，一面感到慚愧，因為整個我這一代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知識結構與人格成長很有問題的人，如今已經占據(jù)了教育崗位，是國家最主要的師資群體。

另一方面，我發(fā)現(xiàn)新一代青年已經大大區(qū)別于我們，開始接受比較寬廣的知識系統(tǒng)，沒有這個前提，談不上"人文"。但是全方位恢復常識與記憶，又從常識與記憶中逐步建構高層次的文化意識，是個漫長的過程，我愿意說，在在座諸位同學身上，這一過程有希望真正開始。為了恢復常識，恢復記憶，重建人文的漫長過程，我愿以《易經》里的三句話送給大家，這三句話只有十二個字：

大人虎變

小人革面

君子豹變

什么意思呢？“大人”，指的是“王”，不必細說；“小人革面”，則忽兒這樣，忽兒那樣，靠著變臉討生活的角色，我們平時見得多了，也不必細說——要緊的是第三句話：

用今天的說法，所謂“君子”，接近于“知識分子”，指的是有文化，有教養(yǎng)，有立場，有品格的人——可惜，“君子”這兩個字，也屬于我們失憶的詞語了——那么，“豹變”是什么意思呢？古人說話是非常形象，非常準確的。大家在動物園里或電影里見過修長美麗的豹子嗎？那一身好皮，無比精致無比高貴，可是您要是見過剛養(yǎng)出來的幼小的豹子，簡直沒法看，皮毛粘滯，渾濁骯臟，像一團爛泥，哪里想到長大后會慢慢生就那一身好皮毛。

“君子豹變”，就是說，你要想從丑陋到美麗，從幼小到壯大，從無知到有知，逐漸成為一個有品質的人，你要慢慢地來，慢慢地蛻變……翻譯成現(xiàn)在的話，大概相當于所謂"十年種樹，百年育人"吧，但這話給我們說濫了，依我看，古人許多話，遠比今人說得漂亮，說得真確，可是給今人忘記了。我就是因一位年長的前輩告訴我這句話，這才知道，牢記在心。

諸位不論是什么性別，學得是什么專業(yè)，今后做什么社會角色，都希望有出息吧？或許，有人會變成大王，那可好極了，有人終究還是“小人”，那也奈何不得，可是我猜，將來諸位是升官發(fā)財也好，是白領藍領也好，誰都愿意自己變成一個“君子”，當?shù)闷稹熬印边@樣的美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