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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基農·R·麥金農（Kinnon R. MacKinnon）

麥金農博士是多倫多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研究跨性別醫(yī)療照護的助理教授。

在反對跨性別者權利的運動中，特朗普政府將聚光燈投向了那些對“轉變”（transition）感到后悔的個案。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 FTC）近期舉辦了一場題為“未成年人性別肯定醫(yī)療（gender-affirming care）的危險”的活動，會上有六位發(fā)言者表示自己認為性別轉變帶來的傷害大于益處。美國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在三月把某一天定為“去轉換關注日”（“Detrans Awareness Day”）。隨后一個月，白宮（White House）又要求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加強對“轉變后悔”的研究——盡管其同時砍掉了用于 LGBTQ 研究的8億美元項目經費。

我是一個研究“去轉換”（detransition）的學者——也就是研究那些已經進行過性別轉變、后來決定停止或逆轉的人，往往包括中止激素等醫(yī)療治療。

我本人也是跨性別者。15年前，當我25歲、還在讀研究生時，我開始使用睪酮進行醫(yī)學轉變。

特朗普政府打著“保護兒童免受醫(yī)療傷害”的旗號，將“去轉換”過度簡化，并把它當作攻擊跨性別醫(yī)療照護的政治棍棒。

就我個人經歷、我所認識的大多數跨性別者的經歷，以及大量研究所示，醫(yī)學轉變可以幫助許多人緩解性別焦慮（gender dysphoria），提升生活質量。（我如今以跨性別男性的身份過著充實的生活，同時也是一名5歲孩子的父親。）但同樣事實是：確實有一部分人在通過激素或手術改變身體之后又調轉方向。

早期研究（上世紀70年代至2000年代）顯示，成年人“去轉換”較為罕見：大約有1%至6%的人會逆轉或表達后悔。但近年來一些針對青少年的研究提示，這一比例可能已上升至5%至10%——與此同時，前往性別門診尋求照護的青少年人數也在急劇增加。

我的研究重點在于：人們?yōu)楹螘叭マD換”，跨性別醫(yī)療領域能從這些經歷中學到什么。在我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大規(guī)模、專門理解“去轉換”的研究中，我們對近一千名受訪者進行了調查，了解促成他們作出該決定的因素。我的團隊聽到了許多與 FTC 聽證會上發(fā)言者并不相去甚遠的故事。他們對治療感到失望，有時甚至是極度失望。這個事實應當促使醫(yī)療服務提供者嚴肅對待“去轉換”，進一步學習如何支持擁有這類經歷的人。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關于“去轉換”的話術卻危險地片面。我們發(fā)現，許多人“去轉換”并非出于后悔，而是因為被社會因素所迫，例如對跨性別者的負面態(tài)度——而這些態(tài)度正被特朗普政府放大。我相信，承認“去轉換”的完整復雜性——它可能伴隨矛盾、后悔、適應能力，甚至滿足感——才是走向更好照護的正途。

我們即將發(fā)表的研究發(fā)現，受訪者大致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占29%，主要因外在因素“去轉換”，例如缺乏家庭支持、遭遇歧視，或無法獲得所需治療。這個群體總體上并不后悔曾經的轉變，對已接受的治療也感到滿意。一旦外在障礙消除，他們中的大多數會重新開始轉變；一些研究者將此稱為“被中斷的性別轉變”（interrupted gender transition）。

第二類，約占20%，表示自己的性別認同發(fā)生了變化，但通常不對先前的轉變感到后悔。許多人堅信，轉變的過程使他們得以成長，即便后來在認同與性別表達上有所演進。一位先以男性化方向開始轉變的受訪者回憶，自己曾懷疑最初使用睪酮是否“做了錯誤決定”。她最終認為并非如此——這段經歷讓她能夠輔導更多酷兒與跨性別者，她也喜歡自己略微變低的嗓音?！熬托詣e轉變而言，我對目前的狀態(tài)相當滿意?！彼f。

第三類，比例與第二類相近，既提到外在因素（如歧視），也提到心理健康挑戰(zhàn)與認同變化促使其“去轉換”。他們報告了中等程度的后悔。

第四類，占33%，表示“去轉換”源于認同改變、與心理健康相關的因素以及對治療的不滿意。他們更可能對自己當初的轉變表達強烈后悔。有些人感到，自己當初并未充分獲知醫(yī)療治療的風險。正是這一群體的經歷，成為美國及海外圍繞未成年人性別肯定醫(yī)療政策辯論的核心。

有若干特征將這一群體與其他群體區(qū)分開來：他們更可能在更年輕的年齡開始治療，也更可能在意識到自身跨性別認同后更快開啟醫(yī)學轉變。90%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assigned female at birth，AFAB）。（這一點值得注意，因為研究者已觀察到，跨性別青少年人群中 AFAB 的比例正在上升。）此外，盡管我們研究中報告未成年時做過手術的受訪者不足30人，但其中超過一半屬于這一組。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些發(fā)現？

無論是我團隊的研究，還是其他關于“去轉換”的研究，都不應得出這樣的結論：決策者應當對性別肯定醫(yī)療實施“一刀切”的全面禁令；或醫(yī)療提供者應當嘗試通過所謂的“轉換療法”（conversion therapy）去改變個體的性別認同或表達。我們的研究也無法告訴大家，我們所記錄的這些經歷在更廣泛跨性別群體中究竟有多具代表性。

但作為首批在美國與加拿大對“去轉換者”進行大規(guī)模考察的研究之一，我的研究同樣并不完全契合兒少跨性別醫(yī)療的一些早期論據。幾十年來，跨性別醫(yī)學一直在一種假設下運作：性別認同自童年起便是固定的，性別肯定醫(yī)療的目標是讓人的身體與其強烈的內在性別感受保持一致。轉變被視為單行道，往往以手術為終點。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最新研究顯示，對于某些青少年，性別認同是會演變的。

當下，很多年輕人以更為靈活的方式體驗性別——他們對性別的全新理解常常令研究者（包括我）感到意外。對性別的探索與對“轉變”不那么僵硬的預期，也可能意味著：有些人在走上一條道路之后，更能感到自己有能力改變方向。二元之外的性別身份并不少見。

一些醫(yī)療提供者與跨性別者并不愿研究或討論“去轉換”。他們的擔憂隨著特朗普政府可能懲罰提供者的威脅而加劇——相關部門已向二十多名醫(yī)生與診所發(fā)出傳票。

對性別肯定醫(yī)療的限制，也讓許多人被迫停止或逆轉其期望的轉變，造成了我研究中所指的那種“非自愿的去轉換”。再加上包括禁止跨性別者服役在內的一系列舉措，政府所展現的并不只是對兒少醫(yī)療或“后悔”問題的關切，而是對跨性別與非二元群體更為全面的否定。

現實是：許多人通過轉變得到了幫助，享受并慶祝作為跨性別者的生活（以及其中平凡的日常）。但也有人感到失望。歷史上從未以如今這樣的規(guī)模開具過相關性別醫(yī)療，更何況社會對性別多樣性的抵制聲浪正在升高——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些人的生活無疑變得更好，而另一些人則因這些治療變得更為艱難。

健康研究者的職責，是產出能夠指導臨床、最大化患者受益、最小化傷害、并促進健康與福祉的知識。我與其他 LGBTQ 研究者已為此作出承諾——即便面對特朗普政府冷酷的言辭與危險的政策，我們亦然如此。

—— 基農·R·麥金農（Kinnon R. MacKinnon），約克大學助理教授，研究跨性別醫(yī)療與 LGBTQ 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