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美國洛杉磯的醫(yī)院里出現(xiàn)了一群奇怪的病人。

這些年輕的男同性戀者突然患上了罕見的卡氏肺囊蟲肺炎，要知道這種病通常只會出現(xiàn)在免疫系統(tǒng)極度虛弱的人身上。

但這些人身強體壯，既沒有器官移植史，也沒患癌癥，卻莫名其妙地免疫力崩潰了。

6月5日，美國疾控中心首次公開報告了這種神秘綜合征，標志著人類與艾滋病這個世紀殺手的戰(zhàn)爭正式打響。

一個加拿大空乘的"花花公子"生活

基坦·杜加，1953年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個普通家庭。這個長相英俊的小伙子從小就夢想著到處旅行，1974年他如愿成為了加拿大航空的空乘人員。

這份工作讓他頻繁往返于哈利法克斯、多倫多、蒙特利爾等北美大城市，也給了他一個相當"豐富多彩"的私生活。

作為一個活躍的同性戀者，杜加完全擁抱了70年代北美的性解放運動。那是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石墻事件剛剛過去不久，同性戀群體開始爭取更多的社會認同和權利。

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同性戀酒吧、浴場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為這個群體提供了相對安全的社交空間。杜加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度過了他的青春年華。

他后來估算，從1972年開始到確診為止，他大概有超過2500名性伴侶。這個數(shù)字聽起來確實驚人，但在那個年代的某些社交圈子里，這種生活方式并不算特別罕見，而且當時人們對性傳播疾病的認知還很有限。

1980年5月，杜加發(fā)現(xiàn)自己身上長出了紫黑色的斑塊。去醫(yī)院一查，醫(yī)生告訴他這是卡波西肉瘤，一種極其罕見的癌癥。這種癌癥通常只出現(xiàn)在免疫系統(tǒng)嚴重受損的老年人身上，但杜加當時才27歲，身體一向很好。

為了尋求更好的治療，他來到了紐約，沒想到這個決定讓他卷入了醫(yī)學史上最大的爭議之一。

病毒是怎么來的？從非洲到全世界

要搞清楚杜加到底是不是"罪魁禍首"，我們得先弄明白艾滋病病毒到底從哪兒來的。經(jīng)過幾十年的科學研究，答案基本清楚了：HIV病毒起源于非洲的黑猩猩身上的SIV病毒（猴免疫缺陷病毒）。

最主流的理論是"獵人傳播論"。20世紀初，喀麥隆等非洲地區(qū)的獵人在捕獵黑猩猩時，可能通過傷口接觸了動物的血液或體液，病毒就這樣跨越了物種界限。

還有一種說法是，在殖民時期惡劣的勞動營條件下，人們?yōu)榱松娌坏貌猾C食黑猩猩，加上營養(yǎng)不良導致免疫力下降，為病毒變異創(chuàng)造了條件。一些傳統(tǒng)的成人儀式和醫(yī)學習俗中使用黑猩猩血液，也增加了暴露風險。

科學家們通過基因分析發(fā)現(xiàn)，HIV病毒最早可能在20世紀初就已經(jīng)在人類中存在了，只是當時感染人數(shù)很少，傳播范圍有限。真正的轉折點出現(xiàn)在20世紀中后期。

隨著交通越來越便利，人口流動加速，病毒開始從非洲傳播到世界各地。特別是從非洲到加勒比海地區(qū)，再到北美的移民路線，成了病毒傳播的重要通道。

歐美的性解放運動、同性戀社區(qū)的活躍社交，以及靜脈注射毒品者共用針具，都為病毒的傳播提供了絕佳條件。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個無聲的殺手已經(jīng)在北美悄悄傳播了好幾年，只是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

從配合調查到被釘上恥辱柱

1982年，美國疾控中心開始追蹤艾滋病的傳播鏈，杜加因為復雜的性接觸史成為了重點調查對象。

讓人意外的是，他非常配合，主動提供了72名性伴侶的詳細名單。調查人員順藤摸瓜，發(fā)現(xiàn)這些人中很多都確診了艾滋病，而且他們又傳染給了更多的人。

就在這時，一個致命的誤會發(fā)生了。疾控中心給杜加貼上了"Patient O"的標簽，意思是"加州外病例"（Outside California）。但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這個"O"被人誤讀成了數(shù)字"0"，杜加就這樣變成了傳說中的"零號病人"。

80年代初的美國社會，對艾滋病充滿了恐懼和無知。這種疾病最初被稱為"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暗示它只影響同性戀群體。加上當時保守的社會風氣，許多人把艾滋病看作是對"不道德行為"的天譴。在這種氛圍下，尋找一個具體的"罪魁禍首"成了公眾的迫切需求。

媒體嗅到了血腥味。1987年，記者蘭迪·希爾茨在《世紀的哭泣》這本書中，把杜加描繪成了一個知道自己有傳染性卻依然到處傳播病毒的惡魔。書中說杜加在確診后還繼續(xù)頻繁出入同性戀場所，甚至對性伴侶說"你也會得這種病"。媒體進一步渲染，把他塑造成了"反社會的傳播者"，一個明知故犯的罪人。

在那個談艾色變的年代，公眾需要一個替罪羊來承載他們的恐懼和憤怒。杜加就這樣成了眾矢之的，不僅要承受病痛的折磨，還要忍受全社會的指責和歧視。

杜加的名字成了邪惡的代名詞，連帶著整個同性戀群體都遭受了更嚴重的偏見。這種污名化不僅傷害了杜加本人，也嚴重阻礙了艾滋病的防控工作，因為許多高危人群因為害怕歧視而不敢接受檢測和治療。

科學還他清白，但教訓深刻

2016年，《自然》雜志發(fā)表了一項重磅研究，科學家們通過分析1970年代保存下來的血樣，重建了HIV病毒在美國的傳播歷史。研究團隊使用了先進的基因測序技術，分析了數(shù)千份歷史樣本，終于揭開了艾滋病在美國傳播的真相。

結果令人震驚：HIV病毒早在1970年就已經(jīng)從加勒比海地區(qū)傳入了美國紐約，比杜加確診整整早了10年！

基因分析顯示，杜加體內的病毒株只是一個普通的變種，根本不是什么"源頭"。他只不過是這場疫情中的一個普通受害者，卻因為職業(yè)特點（經(jīng)常旅行）和生活方式（性伴侶眾多）成了完美的替罪羊。

這個發(fā)現(xiàn)為杜加洗刷了冤屈，但代價已經(jīng)無法挽回。杜加在1984年就因艾滋病并發(fā)癥去世了，帶著"超級傳播者"的惡名離開了這個世界。而這場誤會背后，反映的是80年代人們對艾滋病認知的局限，以及社會對邊緣群體的深層偏見。

如今，艾滋病防控已經(jīng)取得了巨大進步。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讓艾滋病從絕癥變成了可控制的慢性病，暴露前預防藥物的普及大大降低了感染風險。但杜加的悲劇提醒我們，科學的缺失和社會的偏見結合起來，會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

今天，艾滋病依然是全球公共衛(wèi)生的重大挑戰(zhàn)。截至2022年，全球約有3840萬艾滋病感染者，每年仍有63萬人死于相關疾病。

在疫情面前，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真正的敵人是病毒，不是感染者。只有摒棄偏見，基于科學事實，團結一致對抗疾病，我們才能真正戰(zhàn)勝這些看不見的敵人，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